刘皓昱

（四川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成都610000）

哈贝马斯作为近代批判思想的重要代表，他本人的思想既有肯定科学作用的一方面，也有否定科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在20世纪西方批判思想及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哈贝马斯在继承法兰克福学派、韦伯等人的思想基础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的生产力，并且成为统治合法性基础，即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

一、社会的非政治化以及政治的科学化

科技作为一种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直到近世才得到大多数人认可。很多人认为，正是因为有了科学技术，人类社会才能够发展到现代。殊不知无论是在古希腊时期还是中世纪时期，科学技术都非社会的主流。可以说，科学思潮和反科学思潮在人类数千年历史里一直都存在，反科学思潮甚至比科学思潮出现得要更早，科学作为一种“双刃剑”的功能也一直都存在。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否定探索自然知识的渊源，质疑和反对自然知识的历史，最早的如普罗米修斯盗火被惩罚的神话，此后有泰勒斯被嘲笑仰望星空，苏格拉底哲学从自然世界转向人世间，以及怀疑主义者对逻辑学和自然学的否定等等。中世纪后，主要表现为宗教和科学、信仰和理性的冲突和矛盾，如《圣经》中伊甸园、巴别塔事件的象征意义。

进入近现代以后再次兴起了一股反科学的思潮。20世纪初，西方兴起了一股对科学技术进行批判的反科学思潮，其主要表现为非理性主义、神秘主义。他们共同开始批判科学技术并形成了一定的思潮，夸大科学的负面作用。此后，法兰克福学派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综合反科学思潮对科学与技术进行了重点反思。如霍克海默不仅批判了工具理性，否定对人的价值忽视，并且指出了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联系。他认为：“所有掩盖以对立面为基础的社会真实本质的人的行为方式，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1]中译本序：3马尔库塞指出科技和意识形态是具有统一性的：都具有强烈的工具性和奴役性，并发挥着相应的作用，他的《单向度的人》详细地论述了科技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发展过程。而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正是在和马尔库塞对话的基础上，综合了前人如马克思、韦伯、特拉西等的众多观点而产生的。

（一）群众、公众社会的非政治化

早在霍克海默时，他就已经提出：“所有掩盖着以对立面为基础的社会真实本质的人的行为方式，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他之后的马尔库塞则强调科技和意识形态的统一在于科技本身具有了工具性和奴役性的特点。而哈贝马斯反对马尔库塞的主要观点在于，他认为当时科技所起的作用，已经和传统的意识形态不同。

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在政治上的表现主要是为技术革命服务、排除实践问题，它是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在人民群众方面的表现主要是使广大人民群众非政治化，即把人局限在一定范围。伴随着国家干预经济等方式的出现，统治者开始把政治方面的实践问题转换成科学技术问题，使得科学技术同时具备了意识形态的作用。跟传统的意识形态相比，它已经不具备压抑和奴役人的传统意识形态特征。然而，在马尔库塞看来，传统意识形态具有欺骗、歪曲等作用，而科技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却仍然具有压抑作用。哈贝马斯则认为不仅不存在剥削和压迫功能，而且压抑功能也被取消了。

当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出现时，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一种导向的变化，即由政治实践问题导向转向技术问题导向。这也导致了整个社会的非政治化：非政治化的群众、非政治化的公众社会，以及群众的非政治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群众的非政治化。而群众的非政治化表现在：由于国家政府部门把重心放在了保障政治经济体制的运行上，其根本目的便从实现具体的实践转为处理科学技术问题。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提出很多预防措施来解决技术问题，进而真正的实践问题被无视或者被技术问题遮蔽了。因为解决专业的技术问题与人民群众的民主讨论并无一定关系，甚至天然地排斥人民群众的民主讨论，因为群众的讨论甚至会动摇统治阶层的任务目标。哈贝马斯提出的国家干预要求人民群众非政治化，由于国家干预行为不涉及人民群众的真正实际问题，公共领域如社会舆论等也便失去了政治作用。然而社会组织及其制度、结构等本身是一系列实践问题，而不仅仅是一种技术问题。

由于科学技术的重心更关注的是工具选择，主要是处理人与自然的问题；而政治实践问题重点在于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人民群众非政治化的主要表现为将人与社会的实践关系问题简单转换成人与自然的工具选择导向。由此导致重视自然技术领域而忽视政治实践领域，科技在一定程度上便取代了意识形态的功能。哈贝马斯认为自然技术导向和政治实践导向的本质区别在于：“技术问题着眼于在既定的目的（价值和准则）的情况下手段的目的的理性的组织，以及在不同的手段之间的理性选择。相反，实践问题着眼于规范，特别是行为规范的接受或拒绝（我们可以据理支持或反对行为规范的公认的要求）。”[2]

这种新型的政治形式过于夸大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忽视了政治实践的价值理性，而使得人民群众最终走向非政治化。在政治生活中，公众逐渐被科学技术遮蔽失去作用，舆论被技术问题掩盖逐渐失效，人民群众将不会积极参与政治。政治问题最终被转化为技术问题，而政治的科学化使得政治决策由统治阶级转向技术专家。当一切问题不经过人民群众，而直接都转向技术专家的时候，人民群众所涉及的政治实践问题被科学技术问题所遮蔽，被非政治化了。科学技术在政治生活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因此它在行使意识形态功能的同时便也具有了意识形态性质，而科学技术问题便最终取代了政治实践问题，国家政治的统治实践转变为单纯对科学技术问题的处理，这也是科学技术问题在政治生活中凸显统治性的过程，同时也导致了非政治化的公众社会和非政治化的群众。对于公众社会的非政治化，在《公众社会的结构变化》中，哈贝马斯认为公众社会的重要职能是宣传职能，新闻传媒系统是公众社会中最要紧的组织。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新闻传媒系统是公众的代言人，其功能主要代表公众的理性，进行批判的解读。随着商业发展，进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以后，新闻传媒成为特权阶层的代言人，在受控制的公众社会中，新闻传媒不再制造舆论，而仅仅是渲染一种欢呼赞同的舆论气氛。公众被取消了参与政治实践、进行协商讨论的权力和机会。

（二）政治的科学化

哈贝马斯说：“政治科学化今天还没有成为事实，但无论如何是一种发展趋势。”[1]97由于“二战”以后，现代国家开始按照科学建议进行运转，即由原来的行政管理活动管理国家的方式，转变为依靠技术和战略规律管理国家的方式，进入了韦伯所说的“合理化”进程，即科学技术在维护政治统治、操纵意识形态的过程。而这种合理化过程是通过科学技术的合理化，来实现政治的合理化。韦伯认为，只有在官僚、军队的总参谋部、领袖人物合理分工的情况下，方能实现“政治科学化”。在这个基础上，哈贝马斯提出了这几种组合的相关模式：决定论、技术统治论、实用主义等。

对于决定论和技术统治论模式，哈贝马斯指出决定论会过渡到技术统治论的模式，即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产生，尤其是随着系统研究的出现，他认为政治实际上会变成这样一种情况：“政治家依附于专家，专家的科学知识通过政治家来实现真正的决断。”[1]97在哈贝马斯看来，国家或政治统治不再是仅仅代表统治者利益的机器，哈贝马斯认为这样最终会出现这样一个国家现象：“一般来说是合理的行政管理机构。”[1]99另一方面，技术决定论的观点也存在缺陷：夸大了技术的内在强制性、社会利益的自发性，技术和实践的问题中不尊重合理的连续性。因此实际又回到了决定论。

然而决定论并不充分，他提出：“用决定论把价值问题和生活问题同实际问题分开，在任何情况下似乎总是抽象的。”[1]101而且决定论和民主的关系并不紧密，它本身不会实行公众讨论的形式，决定论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把民主当做对领袖的喝彩过程。技术统治论的统治模式，则使得民主的意志失去了相应的对象，因为科学劳动取代了人的政治意志。

实用主义模式则消解了专家和政治家领域的分别，“这种批判关系更换不仅使依靠意识形态进行的统治失去了不可靠的合法性基础，而且在整体上[使其]接受以科学为指导的讨论，从而[使这种统治]产生实质性变化”[1]102。而这种模式也和民主相关。此外，哈贝马斯还认为，对于政治的科学性来说，科学同社会舆论有建设性的关系。科学与政治之间的转化，最终要涉及公众舆论。

晚期资本主义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得哈贝马斯认为将来会出现一种政治科学化的现象。在此他讨论了决定论模式、技术统治模式、实用主义模式三种政治科学化的模式，并分析了三者模式的利弊。其中科学和政治的关系实际上是实践问题和技术问题的转换，双方在实践和科学之间进行，以求达到一个合理的目标。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由于科学技术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理论，政治通过科学的合法化进而确立了政治的合法化。

二、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统治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出现了一种技术科学化的趋势。即由政府部门牵头形成一种集合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综合运用的体系，科学技术和国家绑在了一起，推进了军事、经济等领域的发展，哈贝马斯称这种现象为科学技术成为首要和第一方面的生产力。由于时代和条件的改变，哈贝马斯提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需要做一定程度的修订，为此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独立的变数”：即科学技术可以独立的创造价值，且只有科学技术是价值、财富的源泉。哈贝马斯强调科技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

此外，科学技术成为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而劳动力价值实际上是从手工劳动者转变为了脑力劳动者，主要是通过科学技术的更新换代来获得剩余价值，而不仅仅是直接的劳动方式，其中科学技术的作用甚至成为了唯一的作用。哈贝马斯在说法上虽有夸大科学技术的嫌疑，但这种说法也体现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特殊地位。

哈贝马斯认为科学和技术是有所区别的，其区别在于两者的侧重点不同，即脑和手的区别，然而资本主义社会后两者统一了起来。科学技术不仅仅是生产力，它也开始起着意识形态的功能，即科技作为意识形态的属性，哈贝马斯并非是第一个对此进行论述的人，舍尔斯基《技术文明中的人》、埃鲁尔《工艺社会》、盖伦《论文化的结晶》等都进行过论述。他们普遍认为，社会的发展是由科学技术的发展逻辑来决定的，甚至政治统治必须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这也导致解决实际问题的民主决策过程消失，被经过公众投票选举的行政领导人所取代。哈贝马斯认为：“技术统治论的命题作为隐形意识形态，甚至可以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中，并且可以使合法化的力量得到发展。”[1]63表明科技变为了隐形的意识形态，成为资本主义统治合法化的根本保障，科技造成人们在交往活动中失去自我认知，失去符号概念，以自然科学的模式进行交往，即自我理解被自我物化所取代。

由于科技具有了意识形态统治功能，马克思传统理论中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等概念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社会。哈贝马斯认为，技术专家统治论具有“较少的意识形态性”的特点，具有透明性，不具有欺骗性，不会使得计划实施走样。当时技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相比旧的意识形态，更加无孔不入，具有不可抗拒性。技术统治掩盖了具体的、实际的问题，“不仅为既定阶级的局部统治利益作辩护，并且站在另一个阶级一边，压制局部的解放的需求，而且损害人类要求解放的利益本身”[1]69。作为新的统治意识形态，科学技术和旧的意识形态的区别在于，它把辩护的标准非政治化，和一起生活的组织分离，和相互作用的规则分离，和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联系在一起。对于技术统治论对道德的压抑主要指的是，技术统治论并非和某个道德决裂，而是对生活范畴本身道德的压抑。

哈贝马斯认为，技术理性主导并影响着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科学技术一体化、研究和产业一体化的进行，科学技术在社会中地位越来越突出，最终成为衡量国家发展的重要标志。科技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带来了生产力发展和物质极大丰富，满足人们物质需要同时，也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维护统治的机器，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原本的阶级本质。哈贝马斯说：“当今的社会里，科学技术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并且由于国家掌握着科学技术进步的本身，所以科学技术便成了资本主义统治合法性的基础。”［1］68故哈贝马斯认为现代工业化国家已经由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来决定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技术成为一切的关键。

哈贝马斯进一步提出了技术统治论，除了辨析科学和技术的不同内涵外，他指出，科技不仅是第一位的生产力，而且具有意识形态功能。这种强调科技的工具理性，即韦伯所说的“手段——目的的合理化”，强调效率和目标导向。这种工具理性的普及导致其他相互理解的行动消失，公共事务领域成为技术专家用工具理性解决问题的场地，最终导致人民群众的非政治化。

伴随着国家干预以及科技作为意识功能的出现，科学技术使得人类完成了对自然的掌控。当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时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控制和压抑。由于科技的迅猛发展，公共决策逐渐摆脱了人民大众的讨论。科学技术在公众生活中执行意识形态功能，保证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行，维护社会关系的发展，并且发展“合法性力量”。这种意识形态的统治更加隐形，更具有操纵性、辩护性、危害性，当科学技术被当作意识形态时，它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管控方式。由于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公平交换”的基础消失，国家干预的出现导致实践问题导向转变为技术问题导向，这种改变不仅维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而且压抑了人们真正的实践需求和活动。

三、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的特征

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的主要目的是保证现实社会的运行，维护社会关系的发展。

（一）意识形态属性淡化

哈贝马斯提出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某种程度上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等思想，虽然他们在不同的时期所运用的概念含义并不完全相同。在这些概念中，哈贝马斯甄选出了他认为最合适的一个意识形态概念的含义，即《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虚假意识”的含义。

哈贝马斯反对列宁等人所运用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观念上层建筑的含义，他认为“虚假意识”的含义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真正含义，因为其本身具有否定意义和批判意义以及革命性。作为一种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它本身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哈贝马斯认为唯有资本主义国家将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方式；其次，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会不断的美化现存的环境和秩序，把它作为理想的环境进行描绘；再次，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将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美化为全社会共同利益；最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将统治理念和统治阶层分离，并把统治理念描绘为管理整个社会的最高力量。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哈贝马斯提出的科技作为新的意识形态，在物质上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需求，也使得群众的批判意识和反抗意识日益被遮蔽，甚至在政治上表现为政治的科学化，即政治实践的消解。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直接通过自身制定社会和大众的需求，它比传统意识形态更直接更透明更少的虚假和欺骗，同时它的辐射范围更广泛。一方面，科技作为意识形态确实丰富了人们的生物质生活。另一方面，科技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使得人民群众不关注政治和社会实践，然后资本主义又通过补偿分配缓解矛盾，通过科技的合理化进而论证了统治的合理化。

（二）较强的辩护性和隐蔽性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技给生活带来变革的同时，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使人民大众失去了参与政治实践的兴趣，科技剥夺了人们参与公共领域的自由，即人民群众的非政治化。主要表现在科技意识形态理论具有较强的辩护性和隐蔽性，然而其根本目的仍然和旧的意识形态一致：“所起的作用是阻碍把社会基础作为思维和反思的对象。先前，社会暴力是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之间关系的基础。如今，基础是由预先就赋予维护制度的任务的下述结构性条件所提供的：资本利用的私有形式以及分配可以确保群众忠诚的社会补偿的政治形式。”[3]

科技本身要处理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于科技作为一种统治的意识形态，使得人们的工作重心从人与人的政治实践，转向了人与自然的技术关系问题，而技术专家统治论又导致人们强调技术的作用而非政治实践问题。伴随着对政治实践等现实问题的遮蔽，科技作为一种统治的意识形态不断地为统治阶级进行辩护，而对其他阶级群体的实际需求进行抑制，最终波及到了人类自身的解放。

科技作为意识形态的属性被普遍接受后，大众盲目遵从统治阶级的政治秩序，为现行的政治统治辩护。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不像旧意识形态那样描绘美好的“幻想”来行使其功能，而是通过直接的方式消解人民大众的批判和反思能力，它的辩护功能较之旧意识形态更加有力，更加不可抗拒，也更符合时代的发展。

（三）操纵性和普遍性

由于科技飞速发展，物质财富急剧增加，人们满足于丰富的物质资料和产品，这样就使得大众的反抗意识和批判精神日益消失。而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发展，科学技术已影响到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方面面，科技作为统治性的意识形态对人的影响和控制也越来越广泛。因为科技作为统治性的意识形态天然地具有为统治阶级辩护的功能。

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国家，渗透到了整个社会的诸多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由于科技意识形态本身所具有的隐蔽性、操纵性、普遍性和辩护性等特征相互结合，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深入。如同哈贝马斯所说，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后，用其自身强大的力量渗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领域，甚至进入政治领域影响、干预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系统，导致人民群众参与和讨论公共舆论的政治问题最终转变为技术问题。

资本主义国家以科技的合法性来论证国家治理的合法性，遮蔽了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并缓和了统治危机。科学技术为统治阶级的统治进行辩护，同时科技进步创造的物质财富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大众在物质利益面前消解了批判意识、反抗意识，所以遵从和维护现有的政治秩序。

除以上特点外，科学技术作为统治性的新意识形态思想还有很多其他特点，如非暴力性、非政治化等特点。非暴力性主要是指和传统的意识形态相比，新的意识形态摆脱了斗争、镇压等激烈的暴力冲突。非政治化指的是新的意识形态不仅仅再局限于政治方面，开始以多种形式来发挥作用。

四、结语

哈贝马斯在继承和发展前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前辈的批判理论基础之上，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状况入手，提出了科技是第一位的生产力的论断。他进一步分析科学技术如何发展成为意识形态，并区分这种意识形态和旧意识形态的差别。其思想表现为群众的非政治化、政治的科学化、技术统治论三种形式，进而指出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具有较少的意识形态性、较强的辩护性和隐蔽性、操纵性和普遍性的特征，起着维护统治和压抑人性的功能，使剩余价值学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发生了变化，最终阐发了自己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思想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