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克峰，李 帅，2

（1.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300071；2.重庆文理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重庆402160）

一、《独醒杂志》一则关于岳飞笔记之辨析

宋人笔记小说《独醒杂志》里有一则关于岳飞的笔记：

“岳公飞微时，尝于长安道上遇一相者曰‘舒翁’，飞时贫甚，翁熟视之曰：‘子异日当贵显，总重兵，然死非其命。’飞曰：‘何谓也？’翁曰：‘第识之，子，猪精也，猪硕大而必受害，子贵显则睥睨者众矣。’飞，靖、炎间起偏裨为大将，位至三孤，竟为谗邪所害”[1]92。

这一则笔记，颇让人心生疑窦。在我们的文化里，猪不是一个吉祥与高贵的物种——不仅不吉祥不高贵，甚至还很龌龊，很蠢笨。作为例证，“笨得像猪一样”，“蠢得像猪一样”，或者“蠢猪”“笨猪”之类说法，至今还被我们广泛使用。而诗情画意里，也鲜有以猪为题材的。而且，被宰割是其必然的命运。

军纪严明，爱民如子，百战百胜，战功卓著，文韬武略兼具，三十几岁即已位极人臣的岳飞，何以在同时代人的笔记小说里会有这样一种“岳飞是猪精”的说法？我们推断，要么岳飞果真是猪相，要么该笔记作者为秦桧同党，有意轻慢岳飞。笔者费了很大周折去考证岳飞的相貌是不是像猪，也果真查到了约与岳飞同时期的著名画家刘松年画的《中兴四将图》。刘松年是宫廷画家，为宫廷服务，他所画的岳飞的相貌，个子不高（推测1.7米左右），面容白皙，大头，小眼，燕颔虎颈，膀阔腰圆，一派儒将风范。这个相貌，应该是和岳飞最接近的相貌，或者说，岳飞就长这个样子。如果不是有上述笔记先入为主，笔者相信十个人看了这幅岳飞像，有十个人不会联想到猪相。即便有上述先入为主的印象，也会认为把岳飞说成猪相，殊为勉强。有论者说“眼小头大腰圆肚子鼓”是猪相，可当我们仔细观察各种猪的时候，会发现猪的眼睛并不能算小。况且，1.7米左右的身高，在今天也算中等身材，算不上矮个子，相者舒翁见到岳飞下此断语的时候，笔记中明确说是“微时”，也即尚未发达的时候。推算一下，应该是在岳飞23岁第三次投军之前，正当青春之时，更可能是在第一次投军前。凭常识判断，这时的岳飞肚子圆不到哪里去。猪相之说，可以休矣。

史书记载，岳飞冤死，震惊朝野，全国充斥着对朝廷的愤懑、对秦桧等的詈骂和对岳飞的同情。而从这则笔记作者的叙述中，我们看不到这种应该有的愤懑与同情，我们看到的是岳飞命该如此。那么这则笔记小说的作者是否秦桧同党呢？查考相关资料，《独醒杂志》的作者曾敏行，生于1118年，卒于1175年。岳飞1142年蒙冤去世时，他24岁，已成年；秦桧1155年去世时，他37岁，正值壮年。曾敏行是吉州庐陵吉水（今属江西）人，字达臣，号独醒道人等，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曾光庭，曾任右文林郎、零陵知县等。曾敏行从小聪明颖慧，才思敏捷，出口成章，但在他20岁那年，却因病致残。按照当时成例，不能应科举。没有了科举的羁绊，曾敏行得以凭自己的志趣博览群书，于朝廷典章、稗官杂记、书法、绘画、建筑以及阴阳五行等，皆有所涉猎。他与当时名士胡铨、杨万里、谢谔相友善。杨万里说他是“少刻意于问学，慨然有志于当世，非素隐者也。”[1]序他为人坦荡，慷慨好义，南宋四大诗人之一的尤袤称他是“以文学行义，有声江西”。

曾敏行生活的时代，正是宋朝历史中权奸误国、异族入侵的动乱苦难时期。他目睹了由北宋衰败到南宋偏安偷生的种种丑行，也看到了爱国军民的反抗斗争。他漫游期间，凡所见闻皆笔于册，并以笔记体的形式记录下来，积存了大量笔记资料。1185年，他的儿子曾三聘将其生前留存下来的笔记加以整理，编成历史轶事典故笔记《独醒杂志》，共10卷255条。该笔记由杨万里作序，周必大、谢锷和尤袤等人题《跋》。杨万里在序中说：“盖人物之淑慝，议论之予夺，事功之成败，其载之无谀笔也。下至谑浪之语，细琐之汇，可喜可笑，可骇可悲，咸在焉。”[1]序此书后来收入《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四库全书》称它是“书中多记两宋轶闻，可补史传之阙，间及杂事，亦足广见闻”[1]附录。清代鲍廷博称赞该书是“词简而言赅，识高而论卓。”

曾敏行去世后，当时名士樊仁远作《浮云居士曾公行状》，胡铨作《浮云居士曾达臣哀词》，杨万里先后作《曾达臣挽词》二首、《丁酉初春和张钦夫榕溪阁五言曾达臣挽词》等诗。诗人赵蕃因与曾敏行交情深厚，曾作《挽曾达臣》，诗曰：“丘壑岂遗物，市朝宁污尘。士当明大节，天下弃斯民。玉笥游仙梦，浮云阅世身。襄阳独耆旧，他国顾无人。”高度赞扬了曾敏行的道德文章。

上述曾敏行的相关史料，与我们阅读《独醒杂志》所得的印象是一致的。曾敏行秉持儒家道统，臧否人物，褒贬时事，实可谓得春秋笔法。

岳飞死后20年，冤屈得以昭雪。又五年，曾敏行去世。而前此15年的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秦桧去世。换句话说，曾敏行在世的时候，既经历了秦桧的死亡，也看到了岳飞的平反。他既不是秦桧的同党，也没有同情秦桧的理由。《独醒杂志》成书于淳熙十二年（1185年）。编辑者曾敏行的儿子没有觉得这则笔记会有损岳飞形象，作序的杨万里，题跋的周必大、谢锷和尤袤等当时诸多名士也不觉有异。这可真是其可怪也欤？

二、岳飞“猪精”转世说法探因

岳飞既非猪相，曾敏行又不大可能谄媚秦桧，那这则笔记小说中关于岳飞猪精转世的说法，就只能到儒家的中庸哲学和佛教因果论里去寻找答案了。

宋代是儒学中兴的时代。宋朝初年，出现了张载、程颢、程颐这样杰出的儒学学者。一方面，他们接续了儒家的道统，一方面又发展出“得君行道”这样的新天地。而其中庸的世界观，被广泛接受。

“中庸”是以“中”为至道、以“中”为美的哲学理念，它的基本含义是“执其两端而允中”。通常人们把“不偏不倚”“适度适合”视为“中”。如果把这个“中”转化为生活智慧，则其核心是讲究“恰如其分”。传统文化认为，人处在与周围世界动态平衡的宇宙中，个体的行为会对外部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因此在采取行动、决断时，个体要具有“中庸”意识，充分考虑到会对整体的和谐及平衡带来何种影响。如何做到“中庸”？儒家对君主或弟子门生的一些建议、忠告或许可以启发我们。如：“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2]1073“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2]1153“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胆猛戾，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3］“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2]505“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2]1370或者用《尚书·皋陶谟》里的话来讲，则是要做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4]。

用这种“中庸”观念审视岳飞，会发现史书中的岳飞与传说中的完满的岳飞在形象上有较大差异。作为武将的岳飞，作战果敢、勇猛，敢作敢为，胆识过人。这大概也是武将的一般特点。但将这种特点带到战场之外，则未必就是优点，尤其是在处理与最高统治者的皇帝的关系时如果也表现出这种性格的话，就很容易被最高统治者认为是受到了冒犯。而这样的例子，以笔者有限的视野，竟然找到了三个。

第一个例子是岳飞越职言事。宋高宗因没有子嗣而过继了两个儿子，但却迟迟不肯从里面挑选一个立为皇储。一个偶然的机会，岳飞见到了其中的赵瑗（即宋孝宗），觉得他一表人才，“中兴基本，其在是乎？”[5]1034于是面见高宗，请求高宗立为太子。而皇储的废立，是朝廷大事。历朝历代，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都忌讳皇室子弟私下结交手握重兵的武将朝臣。岳飞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他在上奏之前，也不会不考虑这样做的后果。但他依旧不避嫌疑，不计后果，直抒胸臆，以为这样做，乃是尽忠于朝廷。高宗大为不满，斥责他：“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与也。”[6]后人评价此事时也说：“嗟夫！鹏为大将，而越职及此，取死宜哉！”[7]

第二个例子，是绍兴七年(1137年)二月，岳飞奉诏入朝觐见高宗。一日，高宗把岳飞召至“寝阁”，向岳飞授命说：“中兴之事，朕一以委卿。”准备将刘光世所部交给岳飞统率。岳飞异常激动。在南宋中兴四将中，岳家军最有战斗力，但人数最少。刘光世的军队更是两倍于岳家军。岳飞认为有了刘光世的军队，三年即可收复失地。他随即写了《乞出师札子》给皇帝，陈述了自己恢复中原的规划，而且提出要“迎还太上皇帝、宁德皇后梓宫，奉邀天眷以归故国。使宗庙再安，百姓同欢，陛下高枕无北顾之忧”。但后来高宗置“前议”于不顾，下诏给飞说：“淮西合军颇有曲折。”岳飞非常失望，遂上了一道乞罢军职的札子，不等批复，在宋金局势非常紧迫的情况下，愤而离职。皇帝派专人召他回京，一番安抚后，对他发出了严厉警告：“太祖所谓犯吾法者，惟有剑耳。”[8]

第三个例子是绍兴十一年（1141年），金再次攻击南宋，但兵力少于宋军。南宋朝廷决定诸军合围打败金军，但后因岳飞抗命，未及时出兵并赶到指定地点，从而使南宋朝廷失去最好的一次收复中原的机会。这次抗命，成为秦桧等上疏弹劾岳飞“谋反”的主要罪状。

由以上三个例子可以看出，岳飞的性格中有一种桀骜不驯的成分。这样的性格特点，不仅容易打破君臣之间、同僚之间既有的和谐平衡关系，且往往还会制造与加剧矛盾，并招致皇帝、同僚的不满和攻击。在大敌当前、朝廷急需用人之际，最高统治者或许还可以忍受这种部属的桀骜不驯，但一旦情况变得缓和，在所有的文化中，没有哪个统治者会喜欢这样的部下；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没有哪个统治者会容忍这样的部下。

那么，此时的岳飞应该如何呢？手握重兵，誉满天下，遭受猜忌、嫉妒，本是人之常情。所谓“皎皎者易污”，所谓“堤出于岸，木秀于林”，所谓“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等等。他也许应该如后世的曾国藩那样，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皇帝面前战战兢兢汗不敢出才是，应该韬光养晦才是。或者如后世的李鸿章，弄个贪腐的把柄给朝廷，以换取朝廷的放心使用才是。但如果岳飞真的这样了，那么他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冲天豪气，就将不复存在，他的百战百胜的盖世奇功，也将无从建立。

因此，尽管岳飞自认为，后人也认为他对皇帝、对宋室忠心耿耿，战功卓著，短短十余年征战，即位极人臣，但因为这种性格、性情，而不能见容于南宋最高统治者，正是中庸文化传统下的宿命。中庸之道，与其说是圣人的创造，毋宁说是圣人对既往经验的总结与归纳。笔记里舒翁断言他“猪硕大，子贵显则睥睨者众矣”的背后所反映的，也许就是这种世界观与方法论。

三、岳飞由“猪精”转世到“猿精”转世变化释因

转世，本是佛教用语。玄奘以后，佛教影响遍及中土。因果论虽然不是佛教所独有，但的确是因佛教的广泛流传而广为人知。有宋一代，佛教盛行。

忠昭日月，精忠报国且战功卓著的岳飞，正值盛年而屈死在风波亭，市井百姓当然不会知道朝廷的曲曲折折，他们必然会找到一个可以让自己满意的与自己的理解力相匹配的解释，为自己的不满意或者愤懑找一个宣泄的出口。而猪精大约就是这样的一个产物。

但无论如何，岳飞都不该是“猪精”转世。

在岳飞故事的传承与创造过程中，笔者相信一定有像笔者这样不满意这种解释的人在。于是我们发现了这则笔记的另一个版本。在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中，故事中的猪精变成了“猿精”[9]。

有人以为，这是抄写者抄写《独醒杂志》的笔误。而笔者以为，这大概是有意抄错的。之所以说不是笔误，一是因为猪这个字，从字形到读音都和猿差距甚大。二是猪在这则笔记中出现了两次，如果是笔误，两处都抄错，都抄成猿，这种可能性不大。所以笔者推断，乃是抄写者有意为之。

而为什么是猿？

首先，猿的重视亲情的情感特征与岳飞至孝相一致。

《世说新语·黜免》载：“桓公入蜀，至三峡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缘岸哀号，行百余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绝。破视其腹中，肠皆寸寸断。公闻之怒，命黜其人。”[10]猿因为母子亲情的割舍而哀号至于肠断，符合儒家重人伦的情感特征。而岳飞克尽事亲之道，是一名大孝子。岳珂追述祖父岳飞时曾说：“先臣天性至孝”[5]737。岳珂《鄂国金佗稡编续编》记载他平日戎马控惚之际仍尽力亲自侍奉母亲日常起居的点点滴滴。“先臣虽身服王事，军旅应酬无虚刻，尝以昏莫窃暇至亲所，尝药进饵衣服器用，视燥湿寒暖之节。语欬、行履未尝有声。”母亲去世后，“水浆不入口者三日，每恸如初，毁瘠几灭性。自与臣云跣足扶榇归葬，不避涂潦蒸暑。”[5]737甚至不惜违背军法，擅离职守。字里行间一个符合儒家至孝价值观的孝子形象跃然纸上。

其次，猿啼悲伤的情感基调容易让人联想到岳飞的悲剧结局。

猿啼是中国古代诗歌最经典的意象之一。屈原的《九歌》是最早用猿啼来表达忧愁感情的作品：“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东晋陶渊明也曾在《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诗里写下“郁郁荒山里,猿声闲且哀”。郭茂倩《乐府诗集》“杂歌谣辞”中收录《巴东三峡歌二首》，其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巴东三峡猿鸣悲，猿鸣三声泪沾衣。”后来《水经注·江水》也引用了这个记录，并将“猿啼”的悲伤意象进一步经典化：“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11]

到唐代，猿啼意象在频繁使用中其悲伤的感情基调愈发稳固。人们在遇到挫折时往往借该意象表达失意与忧伤，落寞与怅恨。例如陈子昂《晚次乐乡县》：“如何此时恨，噭噭夜猿鸣。”刘长卿的《重送裴郎中贬吉州》：“猿啼客散暮江头，人自伤心水自流。同作逐臣君更远，青山万里一孤舟。”刘禹锡《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孟郊《巫山曲》：“目极魂断望不见，猿啼三声泪滴衣。”王昌龄的《送魏二》：“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此类诗文甚多，不胜枚举。

以“猿啼”意象表达哀思的文学传统逐渐固定下来，该意象悲伤的感情基调令后人自然会联想到岳飞的悲剧结局。岳飞“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的政治立场与不懈努力以及为人刚正、宁折不弯的性格特点让以高宗、秦桧为代表的投降派大为不满。而最终，在朱仙镇节节胜利的境况下被十二道金牌召回，并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在风波亭。总览其一生，岳飞竭忠尽智事君，尽心尽力报国，却落得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死于非命的悲剧性结局，让人扼腕叹息。也因此，朝野上下，即在当时就出现了大量追悼、怀念、咏叹他的文学作品。比如胡铨的《吊岳飞诗》：“匹马吴江谁著鞭，惟公攘臂独争先。张皇貔貅三千士，搘拄乾坤十六年。堪悯临淄功未就，不知钟室事何缘。石头城下听舆论，万姓颦眉亦可怜。”南宋王英孙《岳武穆王墓》：“埋骨西湖土一丘，残阳荒草几经愁。中原望断因公死，北客犹能说旧愁。”可以说，岳飞的悲剧命运唤起了人民的极大同情。他悲剧色彩的命运和人民对他的伤悼、怀念与“猿啼”意象散发的悲伤感情基调具有一致性。

再次，猿臂意象与岳飞善射也有相似性。

猿因臂长而善攀缘的特征，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如《尔雅》：“猱猿善援。”《山海经》晋郭璞注：“今猿似猕猴而大，臂脚长，便捷，色有黑有黄，其鸣声哀。”清郝懿行笺疏：“猿，俗字也。《说文》云：‘蝯，善援，禺属。’……《艺文类聚》九十五卷引郭氏《赞》云：‘白蝯肆巧，由基抚弓。应眄而号，神有先中。数如循环，其妙无穷。’”[12]后来人们由猿臂长的特点而生发出善射的审美联想，认为人有此相者则以善射名。例如《淮南子》：“羿左臂修而善射”［13］《史记》记汉李广猿臂善射：“广为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14]《三国志》写太史慈：“慈长七尺七寸，美须髯。猿臂善射，弦不虚发。”[15]《新五代史》写李存孝：“猿臂善射，身被重铠，槖弓坐矟，手舞铁挝，出入阵中。”[16]由此可见，在很多作品里“猿臂”特征是善射的标配。

而岳飞，乃是一个精通射箭的高手。《宋史·岳飞传》记载：“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学射于周同，尽其术，能左右射。”[17]11375也就是说，岳飞不到二十岁，已经可以靠臂力拉开大约三百斤的强弓，使用大约九百斤（1宋斤约合今1市斤2两，1宋石约合今110市斤）的腰弩。《宋史》中还明确记录了岳飞用弓箭作武器打败敌人的记录：“三年，贼王善、曹成、孔彦舟等合众五十万，薄南薰门。飞所部仅八百，众惧不敌，飞曰：‘吾为诸君破之。’左挟弓，右运矛，横冲其阵，贼乱，大败之。”[17]11377南宋刘过《六州歌头·题岳鄂王庙》赞叹岳飞：“年少起河朔，弓两石，剑三尺，定襄汉，开虢洛，洗洞庭。”可知岳飞善射，当属无疑。

最后，猿的“君子之性”也与岳飞的君子人格相契合。

对于猿生活习性的观察与记录可以追溯到屈原的《涉江》：“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猿狖之所居。”《艺文类聚》引《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军皆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18]这大概是赋予猿“君子之性”的开端。此后猿与“君子之性”即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唐代吴筠《玄猿赋》结合猿山居的生活习性和清洁的饮食习惯，将对其“君子之性”的认识推向一个新的高峰：“春咀其英，秋食其实。不范稼穑，深栖远处，犹有君子之性，异乎狙猱之伦。”[19]

可以说，“猿”意象的“君子之性”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里，也体现在文人养猿的日常爱好中。最初，“猿”是贵族阶级才能养的宠物，后来因为他居于山林的习性往往让人产生高洁傲岸人格的联想，逐渐获得文人雅士的喜爱。于是很多清尚风雅、有君子之致的文人、隐者喜欢将“养猿”纳入日常生活中。如《全唐诗话》记李约：“雅度简远，有山林之致。在润州得古铁一片,击之清越。又养一猿名山公。月夜泛江，登金山，鼓琴猿必啸和。”至明张岱《夜航船》也有养猿的记载：“宋王仁裕畜一猿，号野宾。”[21]猿的品质高洁、旨趣淡远的意象渐趋形成，“君子之性”的象征色彩日渐浓郁。

儒家是君子之学，追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用“修己安人”“安百姓”这样的君子标准来衡量岳飞，会发现岳飞算得上一名君子。他治军纪律严明，爱民如子，“卒有取民麻一缕以束刍者，诘其所自得，立斩之。”[5]758他临危不惧，选贤任能而能礼贤下士，赏罚分明且不贪功，不争功。最难得的，作为一名军事统帅，他廉洁奉公。《鄂国金佗稡编续编》记载：“卒之日，虽王会极力搜刮，家无余资。秦桧犹疑之，谓所藏不止是，兴大狱数年，尽捕家吏，逮治有死者，而卒不得锱铢。”[5]757

所有上述品质，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都属于美德。

概言之，猿意象本身承载的重视血缘亲情、悲伤愁思、善射、君子之性等文化意蕴与岳飞的性格、精神、气质、军事特长等的多方面契合之处，使得以“猿精”解释岳飞之死，显然要比“猪精”让人接受起来更容易一些。

而最后的结论是，在既往的叙事中，对于岳飞这样的人物，我们总不愿意接受他的不好的结局，不忍心或者不甘心岳飞就这样死了。把岳飞的死解释成猪精或猿精转世，这不是为岳飞的灵魂安排一个出口，而是为我们自己的灵魂安排一个出口。就像我们清明时节去祭奠先人，不是满足祖先的需要而是满足我们自己的情感需要一样。我们在这样的一种安排中，长吁一口气，觉得圆满了，就这样了。

能诗能文工书法的岳飞，可谓文武兼备，智勇双全。这样一个人，他怎么可能会选择与朝廷对抗，而自取杀身之祸呢？所以他的死亡，在当时以及后世引起了巨大的同情不是偶然的。今天的我们必然不相信“猪精”“猿精”转世这样的说辞，我们也不相信明清时代岳飞成道升仙的神话，或接受金翅鸟转世的传说。但是，从这些神话传说当中，我们却完全可以理解这些神话传说的制造者的用心：按照儒家传统的标准，岳飞是一个忠孝双全的近乎完美的人物。这样一个人物如果他这样死了，死后又悄无声息，那么，活着的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让岳飞成为“猪精”“猿精”的故事，正是民意的一种曲折的表达。这些表达在我们今天看来貌似荒诞，但这却正是政治不昌明、言论不自由的时代人们塑造或参与塑造历史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