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晓婷

(首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89)

一

长篇小说《群魔》的第九章《斯塔夫罗金的忏悔》曾一度缺失，它的回归对整部小说的重新解读乃至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具有一定影响。俄国学界对该章的关注始于20世纪初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心理现实主义论断[1]。此后，列昂尼德·格罗斯曼从体裁和修辞角度将《斯塔夫罗金的忏悔》定义为 “一次精彩的修辞实验”[2]；米哈伊尔·巴赫金也选取“忏悔”一章来论证看似独立的忏悔自白实为不同声音的激烈交锋[3]。20世纪50年代，欧洲作家对缺失章节的重新认知代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在哲学和伦理学上的突破，法国作家加缪将《群魔》改编为法文剧本并搬上舞台，《斯塔夫罗金的忏悔》一章成为剧中探讨道德问题的中心；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称这一章帮助小说达到超越传统的层面，是具有忏悔意味的心理抒情诗[4]。

我国对小说《群魔》及其第九章的译介和接受尤为曲折。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于1920年进入中国读者视野，自此，陀氏成为最受推崇的俄国经典作家之一，其热门小说如《罪与罚》高达数十个译本，频频再版。然而，这部被贴上“反动小说”标签的《群魔》1983年才在我国大陆出现第一个中译本，在最早的三个中文译本第一版即《群魔》(南江译，人民文学出版，1983年)、《鬼》(娄自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群魔》(臧仲伦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中，均未收录《斯塔夫罗金的忏悔》。30年后，《群魔》各译本分别再版，又无一例外都关注了该章：2015年版的《鬼》和2013年版的《群魔》收录了该章，重新恢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主张的章节次序。2018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20卷)》，该版虽未收录《斯塔夫罗金的忏悔》，但在原版的基础上新增《题解》一文，在《题解》的第五部分专门对斯塔夫罗金向主教吉洪忏悔的内容和发表做了交代[5]。2001年，《群魔》译者之一娄自良在《译后记》中对《斯塔夫罗金的忏悔》一章进行过介绍，这是关于该章较早的系统性说明文字。田金泉在其博士论文《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研究》中涉及对“忏悔”一章的分析以及小说文本的性问题研究。冯增义在其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论稿》中辟专章《斯塔夫罗金及其“忏悔”》阐述事件始末，并指出“被删掉的一章‘斯塔夫罗金的忏悔’是展现斯塔夫罗金的主要篇章，缺了它，主人公的性格是不完整的”[6]。

目前，我国学界对“忏悔”一章的关注多停留在介绍性和说明性文字层面，对该章在结构和思想上的中心意义，以及其中蕴含的哲学、伦理、心理学价值研究远远不够。说到《斯塔夫罗金的忏悔》对全书的重要程度，可以援引苏联评论家尤里·卡里亚金的话：“《群魔》没有这一章，就如同《卡拉玛佐夫兄弟》没有《宗教大法官》，《哈姆雷特》没有那句‘生存还是毁灭’，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缺少第四乐章，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没有中央穹顶。”[7]

二

1870年2月，身在国外(1)1867—1871年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家人侨居欧洲，《群魔》创作于德国的德累斯顿。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构思长篇小说《群魔》，1871—1872年，小说陆续在《俄罗斯通报》上发表。无论是当时的杂志，还是1873年的单行本，这部小说始终未能以完整示人——独缺第二部的第九章，即《斯塔夫罗金的忏悔》。该章涉及主人公斯塔夫罗金奸污少女的情节，《俄罗斯通报》编辑部认为这类露骨的描写与严肃的俄罗斯文学传统不相符，建议陀思妥耶夫斯基做出修改。作家本计划按照编辑部的要求做出修改，他在1872年2月4日写给外甥女索尼亚·伊万诺娃的信中记录道：

我在奔波于债主之间的时候(多数是坐在马车上)，想好了四个方案，几乎有三个星期我在苦苦思索究竟选哪一个。结果呢，四个方案全给我否定了，又想了一个新的改动计划，就是保留事情的本质，把行文改到保持童贞观的编辑部满意为止。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要向他们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他们还是不同意，那我也无能为力了……[8]

一个月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淫秽”情节进行删改，但仍未满足编辑部的要求，他在给编辑尼古拉·柳比莫夫的信中不厌其烦地解释了这一章的重要性，声称该章能够体现一个“完整的社会典型”， “这一切都将在第三部里得到进一步说明。”最终，坚持“保留本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未对内容做出实质性改动，以主编米哈伊尔·卡特科夫为首的《俄罗斯通报》编辑部还是坚持删去第九章。彼时债务缠身、急需稿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得无奈妥协。编辑部的强烈反应和作家的积极争取都颇值得我们思考。

在小说《群魔》的构思和修改阶段，《斯塔夫罗金的忏悔》一直是作者苦心经营的重要部分。《群魔》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构思过一部名为《大罪人传》的诗史性长篇小说，以堕落少年被送入扎顿斯克修道院受吉洪长老(2)该人物原型为吉洪·扎顿斯基，俗家名季莫菲·萨维利维奇·索科洛夫，曾任沃罗涅日等处主教，1796年后隐居扎顿斯克修道院。教导为主线。虽然酝酿中的《大罪人传》并未完成，但相似的人物、情节、宗教思想嫁接到小说《群魔》中，乃至“犯罪少年与圣徒”的组合都暗示了《大罪人传》与《斯塔夫罗金的忏悔》的承接关系。在小说创作过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以 “涅恰耶夫”(3)无政府主义者、秘密五人小组成员，1869年11月21日，涅恰耶夫杀害不服从领导的莫斯科农学院大学生伊万诺夫，案情败露后逃往国外，1872年引渡回国，终身流亡西伯利亚。为原型，试图将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塑造为全书主人公，但很快作家意识到“这类卑鄙的畸形怪物不值得文学描写”。经过一番探索，陀思妥耶夫斯基引入人物斯塔夫罗金，整部小说也从一部反对自由主义西欧派和现代虚无主义者的政治诽谤书，转而成为政治倾向性与悲剧色彩相结合的艺术品。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前，《群魔》第九章一直未能发表。作家去世后，其遗孀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保存该章手稿，并于1918年将手稿转存至莫斯科中央档案馆，而经由《俄罗斯导报》编辑部校订后的一版手稿保存在圣彼得堡的“普希金之家”。1922年，中央档案馆出版社在《文学和社会历史文献：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中收录此章，尘封了半个世纪之久的第九章终于得以面世。此后，评论界统一将第九章的原标题《在吉洪那里》改为《斯塔夫罗金的忏悔》，作为附录随小说出版。

在俄国文学史上，还曾发生过一段因《斯塔夫罗金的忏悔》引起的公案，这源于俄国评论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前熟友斯特拉霍夫致列夫·托尔斯泰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暗示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浴室奸污少女。陀氏遗孀极为愤慨，她撰文《答斯特拉霍夫》对诽谤进行一一驳斥，并约集众人签署《抗议书》，以示对斯特拉霍夫侮辱性言论的严正抗议，由此造成了轰动一时的“斯特拉霍夫事件”。但斯特拉霍夫的言论还是产生了误导作用。包括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在内的一些学者也倾向于认为“奸污少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实经历，他们或在文章中披露，或在讲座中调侃，成为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为暧昧的传言之一。尽管如此，绝大多数的评论家和研究者还是能够独立、客观地看待《斯塔夫罗金的忏悔》一章的艺术性。

三

宗教哲学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就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提出“结构中心说”的观点，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结构中普遍存在一个中心式人物，一切人和事都奔向这个中心人物，或者这个中心人物奔向所有的人和事[9]。《群魔》无疑十分符合这种中心式结构的特征：斯塔夫罗金是太阳、是旋风眼，一切都来源于他，又回归于他。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言，“斯塔夫罗金之谜”是《群魔》的唯一主题。而《斯塔夫罗金的忏悔》是解密斯塔夫罗金精神悲剧的关键点，是“中心的中心”。

《斯塔夫罗金的忏悔》一章位于小说的中间部分，即第二部的第八章《伊凡王子》和第三部的第一章《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被抄家》之间，陀思妥耶夫斯基本打算以此章作为第二部的结尾。全章由三个小节组成：第一节描述斯塔夫罗金与主教吉洪会面的情景；第二节为斯塔夫罗金就奸污少女罪行的自白，即所谓的“忏悔”；第三节为吉洪读完自白后与斯塔夫罗金的对话。

作为全书结构中心的第九章必不可少，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该章承前启后，它的缺失直接影响到小说情节的连贯性和细节的真实性。例如，在小说第二部第一章《夜》中首次出现主教“吉洪”的名字。仆人之子沙托夫对少爷斯塔夫罗金、这个“已经不能分辨善恶的无神论者”的建议暗示了斯塔夫罗金与吉洪的会面即将到来：

“……您听我说，您去看看吉洪吧。”

“看谁？”

“吉洪。吉洪过去是大主教，后因病退休，现在就住在市内，住在我们叶菲米耶夫的博戈罗德修道院里。”

“这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人们常去找他。您也去吧；您干嘛不去？您干吗不去呢？”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而且……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人哩。谢谢您，我会去的。”[10]

这是小说中第一次出现“吉洪”的名字。同样是在这一章，斯塔夫罗金在与基里洛夫讨论“幸福”时，曾主动发问：“假如有人饿死，假如有人欺负和凌辱了小姑娘——这好吗？”沙托夫也曾当面质问斯塔夫罗金：“您是不是引诱过孩子并让他们堕落？”主人公之间紧张的对话预示着事件高潮的来临。小说结尾，斯塔夫罗金在阁楼上自缢身亡的结局与玛特廖莎被侮辱后在贮藏室自缢相呼应。这些细节在让人惊叹于陀氏现实主义艺术手法的同时，也印证了第九章的不可或缺；第二，《斯塔夫罗金的忏悔》几乎是所有谜面的谜底，是将 “斯塔夫罗金气质”形成始源及其思想倾向和盘托出的关键。15岁之前，主人公斯塔夫罗金是一个普通的贵族少年，在经历了彼得堡高等政法学校的教育和军队服役之后，他开始了自己的沉沦之路。诱奸房东女儿玛特廖莎只是斯塔夫罗金早期众多罪行的一项，也是人物毁灭的开始。在玛特廖莎之后，斯塔夫罗金又进行了一系列荒谬的实验以“测试”自己的力量。例如，与跛足女玛利亚·列比亚德金娜结婚、故意被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利用、牵着加甘诺夫的鼻子走、咬省长耳朵、忍受沙托夫的耳光、与丽莎的恋爱、与加甘诺夫之子决斗，等等。没有根基的斯塔夫罗金“像素来一样可以希望做好事，并从中感到愉快；同时又希望干坏事，并且也感到愉快。”

“忏悔”一章的加入的确使小说在形式上更趋完美，但这远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正意图。深入到作者所言的“思想中心”，该章所蕴含的女性及性因素才是斯塔夫罗金精神悲剧的内在主题。19世纪60年代，俄国农奴制的瓦解和欧洲“新女性”概念的引入，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个人与俄国女权运动头号人物、“女虚无主义者”苏斯洛娃的交往都将作家引向对女性问题的思考。而善于制造紧张的爱欲氛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罗斯文学传统做出的重要突破。无论是《穷人》中小人物杰武什金对孤女瓦尔瓦拉富有温情的爱，还是《白夜》中“幻想者”对少女娜斯坚卡不求回报的无私之爱，抑或《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卡拉马佐夫父子对格鲁申卡赤裸裸的情欲之爱，自然本能中的情欲和性欲元素都是小说思想框架的重要支撑。被删去的《斯塔夫罗金的忏悔》一章紧紧围绕着不被严肃文学接受的“性因素”，也正是在这一章，我们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女性问题”的中心所在[11]。

如果说斯塔夫罗金是《群魔》中唯一的男主人公，那么小说是没有真正女主人公的，或者说有五个女主人公。她们分别是被斯塔夫罗金诱奸随后自缢的14岁少女玛特廖莎、跛足女玛利娅·列比亚德金娜、贵族小姐丽莎·图申娜、沙托夫之妻玛利娅·沙托娃以及斯塔夫罗金家的侍女达莎。五位女性中，除了看透斯塔夫罗金本质的达莎幸免于难，其余四人均遭斯塔夫罗金迫害致死。四位因斯塔夫罗金而死去的女性犹如四面同时逼近的镜子，在镜子破碎的刹那，斯塔夫罗金的形象也随之爆裂。斯塔夫罗金与女性的关系表现出其人格的分裂性，即精神悲剧的内因。

在《斯塔夫罗金的忏悔》之前的章节里，斯塔夫罗金的出场总带有神秘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其打造了体格俊美强健、生性沉默、自我克制的肖像，甚至有西方学者将斯塔夫罗金与耶稣“静默的荒原形象”加以对比[12]。毫无疑问，主人公的冷漠、孤独强烈地吸引住了上述五位女性，仿佛命中注定一般为斯塔夫罗金着迷。反观斯塔夫罗金对待女性的态度，无论是对跛足女列比亚德金娜的怜悯与保护，还是对达莎的无限坦诚，即便是欲对小姑娘玛特廖莎施以暴行的时候，他心中都闪现出柔情。斯塔夫罗金可以同时“爱”着数位女性，他对每位女性的“爱”又同时包含着同情与淫欲两种对立情感。令人惊叹的是，深谙人性之复杂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了同情深处的特殊情欲，这一点已鲜明地体现在斯塔夫罗金身上。可以说，在爱的对象和爱的本原上，斯塔夫罗金是极端分裂的。他对女性的“爱”是卑劣且自私的，是一种仅指向自身淫欲的情感。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言的“结构中心”，斯塔夫罗金是炙化一切的太阳，是席卷一切的旋风眼。在斯塔夫罗金那里，五位女性无一例外都是非独立、非完整的存在，她们更像是斯塔夫罗金能量的辐射，是他内心的混乱和碎片，源于他，也毁于他，因此，他无法与其中任何一个女性结合，几位女性因无法与斯塔夫罗金结合而表现出的歇斯底里和狂暴，实际上是斯塔夫罗金自身混乱的映射。值得注意的是，斯塔夫罗金这一姓氏也隐含着宗教与犯罪的极端分裂：“斯塔夫罗金”在词源学上来自希腊文 “十字架”(stavros)，同时又与象征着性器官的 “鹿角”(рог)同根，似乎这不寻常的姓氏已经暗示着斯塔夫罗金的宗教救赎以及与女性之间的性暴力关系。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处理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性暴力关系时，女性反抗意识与性别歧视主义是作家有意无意间展现出的一组鲜明矛盾。如果说五位女性最初对斯塔夫罗金的迷恋是基于“性”与“暴力”——“爱情征服”与“革命行为”的屈从，那么对斯塔夫罗金本性的揭露标志着她们反抗意识的觉醒。其中，第一个对斯塔夫罗金进行反抗的便是14岁的玛特廖莎，她生前的种种异常举动，如“站在门槛上向斯塔夫罗金举起小拳头”已具有反抗色彩，而她的死亡直接让斯塔夫罗金时刻处于恐惧的心理状态，最终走向自杀。在此，我们似乎已感受到与男性权力相抗衡的另一种力量，但实际上，作为典型斯拉夫主义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在自己的创作中表现单独作为一极的女性力量，作者仅从女性群体中抽出某些共同的、负面的共性：性、软弱、依附、歇斯底里症。女性的伦理价值和话语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是缺席的，作家对女性的关注仅停留在展示男性命运的层面。在复调性的对话中，女性的声音微弱且依附于男性，女性因素只是男性精神悲剧的内在主题、内在诱惑。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待女性问题的态度是男权式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仅能看到男性的“忏悔”和“自白”。

回归到“忏悔”文本，通篇是主人公斯塔夫罗金对个人犯罪心理的剖析与自白，主人公看似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但与其说这是真正的悔过，毋宁说是新一轮的挑战与“测试”。斯塔夫罗金将“忏悔”视为可描述、甚至可以进行修辞的客体。他抒发忏悔自白的目的并不是为取得宗教救赎，而是他作为虚无主义者向宗教权威发出的挑战，吉洪长老一眼就看出了“忏悔”的本质，称它是“有罪的人对法官的骄傲挑衅”。斯塔夫罗金拒绝接受任何人的怜悯或憎恨，他的“忏悔书”只不过是纯粹的形式主义，是再一次无聊的自我测试。如吉洪所言，“您，可怜的、无药可救的年轻人，从来也没有像现在那样临近新的一次最可怕的罪行！”犯罪主体与忏悔客体的错位，是主人公无法认清自身分裂性的必然结果，即在对女性性与暴力组合犯罪的问题上，斯塔夫罗金未能找到解决的出路，即使借助于宗教也未能寻觅到一个明确的答案，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这一切的疑问直指人性与存在的终极问题。

四

19世纪70年代，严肃的俄国文学正以其强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走向西方，“谈性色变”在当时的俄国不仅是社会现象，更是文学现象。如今，随着章节内容的披露和多元阐释的到来，《斯塔夫罗金的忏悔》这一被遗忘在茫茫荒原和汪洋大海深处的“黑匣子”终于重见天日，其神秘的光彩引得无数探险者为之倾倒，这个“黑匣子”里装着人性的秘密、时代的暗语、创作者的心路历程。

从斯塔夫罗金性格的神秘到解密，从女性反抗意识到性别歧视主义，从忏悔客体到犯罪主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黑匣子”向我们提供了人类灵魂链条上那一环缺失的答案，是他首先发现了女性声音是如何在其男性主人公的意识里制造出一种“透光孔”，巴赫金把它描述为“改变一个人自身语言的终极意义的可能性”[3]335。作为非女性主义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待女性问题是矛盾的，他一方面仅把女性视为男性精神悲剧——爱的分裂的内在因素，一方面又赋予女性揭露罪恶男权心理的力量。爱的分裂和双重性在《斯塔夫罗金的忏悔》中体现为同情和淫欲的对立、转化，完整是纯洁，淫荡即破碎。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许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矛盾，而“忏悔”亦可理解为作家对女性的忏悔，对人类“虚无主义”存在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