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治强

一、概述

“生业”一词，较早出现在西汉晁错的《守边劝农疏》，文曰：“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徙其魁帅于它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后汉书·循吏传·仇览》：“（仇览） 选为蒲亭长，劝人生业，为制科令，至于果菜为限，鸡豕有数。”“生业”有产业、资财和从事某种产业的多重语义， 本文中指人赖以生存的职业，包括渔业、狩猎、采集和农业等。

生业经济，有学者称经济生业，“指的是在特定环境中，人们以何种手段来进行生产、分配与交换，以获得生存资源”[1]。“广义的生业经济，指人类资源生产的不同手段和谋生方式，例如采集、狩猎、渔业、畜牧、农业等社会生产活动，涉及人类的衣食住行等诸多方面。 ”[2]6史前生业经济的研究离不开古聚落出土的丰富文化遗存，包括动植物遗存和生产工具等。 史前生业考古是获取珍贵资料的重要手段，也是当前考古界十分重视的重点研究的内容。 生业经济是史前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先民生业方式、经济模式、地区差异和社会文明进化程度的集中反映。

二、两地文化生业遗存的发现与意义

裴李岗文化，是我国黄河中游地区的早期新石器文化。 1977 年，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发现以后，又在新郑沙窝李、新密、登封等多地发现了此类型的古文物点160 多处。 这类遗址多分布在山前洪积扇区或浅山区的河旁阶地上，有着共同的文化面貌。 裴李岗文化距今9000—7000 年，处于以原始农业、手工业为主， 以家畜饲养和渔猎业为辅的母系氏族社会。 裴李岗文化的分布范围，以新郑为中心，东至河南东部，西至河南西部，南至大别山，北至太行山，它与同时期的河北磁山文化和陕西老官台文化相比，处于领先地位。

裴李岗文化居民住着单间、双开间、三开间或四开间的方形或圆形茅屋，均是半地穴式。 男人们耕田、打猎、捕鱼；女人们加工粮食、饲养畜禽，还带着孩子在家里用鼎之类的陶器在灶上做饭，用陶纺轮和骨针等制作苎麻一类的衣服。 当时人们居住的房子面积小，房基内发现有圆形烧火面或箕形灶塘。有公共墓地，墓穴排列有序，流行单人葬。 男性和女性葬俗有所不同。 出土有陶碗、钵、双耳壶、圈足壶、三足壶、三足钵、深腹罐、鼎、盘、盆、勺；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石斧和石镰，石器以磨制为主，少量打制石器，典型器类有带足石磨盘、带齿石镰和双弧刃石铲。 裴李岗文化的发现和认识， 为史前农业、 陶器文化、手工业生产、建筑、文字、音乐、家畜饲养史等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文物资料。从聚落内建筑布局、墓葬习俗、农业生产和陶器的形制、纹饰来看，裴李岗文化后期发展演化为仰韶文化后冈类型，裴李岗文化与河北的磁山文化关系较为密切。

裴李岗文化的发现填补了我国仰韶文化以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段历史空白。

后李文化，绝对年代为距今9000—7300年。 同一文化的古遗址50 多处，科学发掘的遗址有14 处之多， 它是黄河下游山东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 房址有椭圆形和圆形， 半地穴和浅穴式结构，多见柱洞，地面建筑少见。 门向东和东偏南，面积一般在5～10 平方米。有壕沟，流行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穴排列整齐。 陶器有泥质和夹砂陶，陶色呈黄褐色，手制。 器物有釜形鼎、红顶钵、三足钵、小口双耳罐、三足罐、碗、器盖、支座等，多素面，后李遗址内发现有陶窑，陶器就地烧造。 石器有打制和磨制两种。 打制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盘状器等，磨制石器有斧、铲、刀、镰、磨盘、磨棒等。何德亮通过对后李文化遗存中孢粉、 动物、硅酸体的鉴定分析， 发现了禾本科植物花粉，形态近似现代的谷子（粟）。 他依据提取的自然环境信息，判断后李时期先民可能学会农业栽培， 食物来源主要靠谷物种植，辅以狩猎和捕鱼[3]。经鉴定，前埠下遗址动物遗骸有丽蚌、青鱼、草鱼、鸡、狗、家猪、野猪、鹿、水牛等。 前埠下一带为大河入海处的森林—草甸环境，野生动植物资源比现在丰富得多，年平均气温可能比现在高出4℃～5℃，大致与福建一带的气候类似。 后李文化小荆山遗址发现了717 件动物遗骸， 有家猪、家犬，还有狼、狐等野兽和雉、蚌类。 从家猪遗骨看，属于较原始类型或半驯化类型。 山东大学靳桂云认为，后李文化的先民已过上了定居的生活，生业经济模式具有由采集渔猎向稳定的农业经济发展转变的特点。 后李文化先民的食物获取方式是多样的， 有捕捞、狩猎、采集，还有初级的食物生产活动，可能出现了人工栽培水稻和粟（黍）[4]。 在后李文化的山东长清月庄和章丘西河遗址发现了稻作遗存。 多处稻作遗存的出现正在改变以往学术界认为的全新世以来长江流域是野生稻的分布范围，也正在动摇稻作起源和最初发展于长江流域， 距今7000 年左右才传到黄河流域的观点。 后李文化稻作遗存的发现，打破了学界的思维定式，将以全新的视角和全面的考量，重新认识全新世东亚地区稻属植物资源利用、稻的初期栽培以及稻作农业起源问题。

三、中国粟和稻作农业的出现与研究回顾

中国是世界上粟的起源地、栽培粟最早的国家之一。 原始社会粟的驯化种植来之不易。 原始先民在长期的采集过程中发现植物的果实， 种子落地又重新发芽生长的规律，逐步学会了农作物的栽培种植， 改变了采集、狩猎索取性食物模式，在经济活动中更具主动性和创新性。 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要在人类的干涉之下发生基因和表型特征突变，达到驯化的程度，进而提高产量，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比如小麦和水稻的驯化需要1000 年至2000 年的时间才能具有显著的驯化特征[5]。 1987 年，考古人员在河北南庄头遗址发现了陶器、石磨盘、石磨棒，家畜猪及狗的骨骼，植物种子。 卫斯据石磨盘、石磨棒，家畜饲养和农作物之间的关系认定中国北方农业在1 万年前已经发生[6]。 山西吉县的旧石器晚期的柿子滩遗址，距今2 万至1 万年间，遗址出土的2 个石磨盘和2 个石磨棒的微痕分析和淀粉粒分析结果表明，柿子滩居民是 “最后的采集狩猎者之一，他们采集野生植物并最终驯化了粟”[2]22-23。

黄河上游地区的陕西宝鸡关桃园遗址，出土了许多用牛或鹿的肩胛骨制成的骨耜。这些骨耜都埋在灰坑里，形状大同小异。 与骨耜一起出土的还有石斧、石碾盘、刮削器、骨铲、骨锥等生产工具。 骨耜的发现说明在距今7000 多年的我国西北旱作农业区域内出现了与长江流域河姆渡文化相似的耜耕农业，在当时已经是先进的农耕方式。

学界比较赞同粟是狗尾草驯化来的，北方人称这种作物为谷子、小米，它耐旱喜温，春种秋收，在干旱土壤中亦能正常生长，产量高。 新中国成立后，在12 个省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墓葬中发现不少粟的痕迹[7]，有学者统计目前考古发现有60 处左右粟的遗存[8]。粟作遗存分布区域遍及整个黄河流域。 1931年，在山西荆村瓦渣斜遗址出土的“粟稷和高粱的遗存”，年代在公元前5000—前4000年，属仰韶文化类型[9]。 1934 年，在陕西宝鸡斗鸡台戴家沟史前遗址中，在一瓦鬲中发现谷子粒[9]。1954 年，西安半坡遗址出土一些陶罐和窖穴，里面遗留有谷类遗存，有的保存较好，经检测为粟。 此外，还发现了芥菜或白菜的种子[10]。 在黄河中游的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发现了新石器早期晚段的粟作物遗存。 磁山文化遗址自1976 年发掘以来， 发现了大量的黍和粟的文化遗存，“吕厚远等人测定了磁山遗址六个窖穴中的相关遗存，发现了粟的植硅体，数量比黍少许多”[11]。 从年代上看，东北地区的内蒙古赤峰兴隆沟和中原地区的磁山、裴李岗发现了我国最早的粟遗存。 在我国原始社会，粟的种植年代跨度大，空间分布广泛，从最初的萌芽和形成，到逐步扩大种植规模，优化种子质量， 再到原始社会后期大面积耕种，走过了一条漫长的发展进化之路。 李根蟠等认为：“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的粟作农业处于由山地农业向低地农业的过渡时期，起源于山地，河南的嵩山地区有可能就是原始农业的发源地。 ”[12]世界上的印度和埃及，种植粟的历史也十分久远，经过生物学家测定后认为， 粟最早驯化和栽培于我国的黄河流域。吴梓林认为：“从中国多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墓葬出土古粟的地点分布情况看，有河北、山西、河南、陕西、甘肃、青海、新疆、江苏、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都出土有古粟。 这些遗址和墓葬都出现在中温带、暖温带和亚热带的地域内，尤以暖温带分布最多。 西起新疆哈密，东到山东胶县，南至河南淅川，北达黑龙江宁安，在这大约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都有粟的踪迹。 中国广大北方地区早在7300 年前，已经开始种粟，到距今五六千年时期，已广泛种植了。 ”[7]

粟作物的成功种植，大大丰富了新石器时代先民的食物来源，吕厚远利用植硅体和淀粉粒分析方法，证明了世界上第一碗面条是用粟类作物加工来的[11]。

稻作起源，严文明依据水稻首先在其野生祖本分布范围的边缘被栽培的事实，提出了“边缘起源论”[13]。 他认为栽培稻最早发生在长江流域偏南的地方，位于这个区域的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稻作遗存，时间约在公元前一万二三千年。 目前，考古界较为认同长江中下游地区是稻作农业起源的中心。 学术界对稻作农业起源的动力机制提出了“竞争宴享”“环境压力”“共同进化理论”等观点[2]2。

四、裴李岗、后李文化生业经济的内容与特点

1.裴李岗文化生业经济

生产工具：裴李岗文化时期的遗址出土了比较多的农业生产工具， 如有肩石铲、骨耜、两端舌形刃石铲、椭圆形石斧、齿刃石镰、四足或无足椭圆状石磨盘、圆柱形石磨棒等。 在郑州南阳寨、郏县水泉等遗址发现加工谷物的工具石磨盘、石磨棒，在新郑裴李岗、舞阳贾湖等多处遗址发现翻耕土地的石斧和石铲，在新郑裴李岗、新郑沙窝李等遗址出土了农业收割工具齿刃石镰。 贾湖遗址还出土了骨镞和骨镖，有人对这些工具进行了分期和统计分析， 认为贾湖遗址在前一、二期以狩猎、捕捞为主，种植为辅，在三期时农业种植取得快速发展，超过了狩猎和捕捞，成为人们食物的主要来源。

动物遗存：在舞阳贾湖遗址的废弃窖穴和房基内，发现有众多的动物骨骼，种类有家猪、野猪、狗、梅花鹿、四不像鹿、小麂、獐、貉、紫貂、狗獾、野兔、象、天鹅、环颈雉、丹顶鹤、青鱼、草鱼、鲤鱼、扬子鳄、龟、鳖、蚌、螺、蚬、羊、黄牛、野兔、野猫等。 班村遗址：猪占到全部动物个体数量的59%，可提供肉食量的71.96%， 而以鹿类为主的野生动物数量仅占41%，显示家猪已经成为肉食的主要来源[2]180-182。 瓦窑嘴遗址：猪、狗、牛、羊、鹿、兔、鼠、鸡、鸟、蚌、螺、鱼。 水泉遗址：猪、鹿、麂。沙窝李遗址：猪、鹿。莪沟北岗遗址：猫类、鹿类。 中山寨遗址：猪、鹿、楔蚌、榧螺。

植物遗存： 粟作物遗存在坞罗西坡、新郑沙窝李遗址和许昌丁庄等遗址有发现，新郑沙窝李遗址粟的炭化颗粒密集，分布面积为0.8～1.5 平方米。对1000 粒淀粉粒取样测定后，可知新郑裴李岗遗址，橡子占比46.3%，小麦族占比24.3%， 粟或黍或薏苡属占比12.1%，根茎粒占比0.4%[5]。在贾湖遗址内发现红烧土块上有10 枚保存较好的稻壳印痕，经测定，为栽培水稻[14]。 舞阳贾湖遗址发现有未带壳斗的栎的半炭化果核。 经孢粉鉴定，知道贾湖遗址内木本植物有栎属、胡桃属、粟属、柳属、枫香属、山毛榉属等常绿阔叶树种，松属、铁杉属等常绿针叶树种，草本灌林蒿属、莲属、茜草科、水鳖等，蕨类、石松属、水龙骨科、水蕨属、环形藻类，还有野生大豆，禾本科植物种子马唐属、稗属杂草、葡萄属植物种子、构树、苘麻等。 在坞罗西坡遗址浮选出2 粒粟和1 粒黍，在唐户遗址发现黍和稻的植硅体[5]。 橡子在八里岗遗址、石固遗址、水泉遗址、莪沟北岗、裴李岗、贾湖都有发现，在植物遗存中占比最高。 此外，还有胡桃科、酸枣和梅子遗存。贾湖类型位于淮河流域， 这里气候热多雨，气温比现在高出2～3℃， 降雨量高出200～300mm，适宜水稻种植和生长。 贾湖先民种植水稻的历史比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早出1000 多年。 裴李岗类型位于黄河流域，属暖温带气候中的大陆东端，气候特点是冬春缺水干旱，夏季雨水增多，粟的生长习性是耐旱，属春播秋收，一年一茬，适合在黄河流域的自然气候下播种。

生业经济特点：裴李岗时期的先民种植作物不局限于粟，还有黍、小麦族、薏苡属之类。唐户遗址出现了黍、稻混作模式。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位于淮河支流沙颍河流域，气候温暖，雨水充沛，较早地种植了水稻。 裴李岗文化先民制作了翻土播种工具石铲， 碾谷工具石磨盘和石磨棒，开垦工具石斧，收割工具石镰，还有渔猎和纺织工具等。 石铲发现最多，其次是石磨盘、石磨棒和石镰，石斧、石锄、石刀、石矛也有少量发现。 石器材质有较硬的石灰岩或砂岩， 石灰岩用于制作石铲、石斧和石镰， 而石磨盘和石磨棒多用砂岩。说明先人已能区分石头的性能并因材而制。他们对生产工具的形制和使用方便性特别讲究。 石磨盘和石磨棒成套出现，配套使用。石磨盘多带有四个足，呈头宽尾窄的细腰椭圆形， 石磨棒的长度都会大于石磨盘的宽度。 石镰刃部打成了锯齿状，以增加摩擦力。石斧、石铲刃部宽而上部窄，这样便于嵌在木柄卯眼内。 “裴李岗文化的工具品类满足了当时农业生产的需要，个别类型可能处于耜耕农业阶段。”[5]裴李岗农业生产工具数量多，渔猎工具相对较少；“加工粮食工具的比重是加工肉食工具的9 倍左右”[15]。 枣、核桃、麻栎等炭化果核的存在，说明农业经济不是唯一的食物来源， 采集是必要的补充。这时期家猪饲养是裴李岗先民主要的肉食来源。

裴李岗时期的墓葬已初具制度化，有公共的墓葬区，与生活区是分开的。 随葬品有固定的位置和数量的讲究，说明人们已经对死亡和埋葬有了新的认识。 墓葬随葬工具组合很有特点，男性墓随葬生产工具而不随葬粮食加工工具， 而女性墓随葬粮食研磨工具。 随葬品的不同反映了男女从事劳动种类有别。 有人根据女性墓葬中比男性墓葬多出一件三足钵，判断当时社会处于母系氏族的繁荣阶段，女性受到敬重。 男人负责干农活、打猎和制陶；女人生孩子、加工粮食和在家做饭。

贾湖遗址周围可猎取的野生动物种类繁多，有水生、陆生和飞鸟等，捕食最多的是鱼类和哺乳类。 猪、狗已经驯养，有的墓葬随葬猪下颌骨，狗一般用于祭祀。 裴李岗时代的古人常狩猎、渔猎补充和改善饮食，鱼和鹿类吃得较多。[16]

裴李岗文化圈内各地人们获得肉类的食物途径不同， 家畜和野生比例也不相同。“有人认为牛和羊也已经被驯化， 但根据考古材料可知，饲养的牛、羊都是在青铜时代遗址才发现的。 ”[5]

2.后李文化生业经济

生产工具：后李文化中发现的石器有石斧、锤、研磨器、石刀、石磨盘、石磨棒、石凿、石镰、支座、锛、球。骨角蚌器多为凿、匕、锥、镖、刀、镰等。 石磨盘中以无足磨盘居多。 磨棒的石料来自当地， 较多的磨盘双面使用，以减少磨盘的损耗，延长使用寿命，足见磨盘加工制作难度大，来之不易。 王强认为月庄遗址的工具套并不完整，完整的工具套应该包括从事农业耕种、收割和加工的全部工具[17]14，如遗址中明显缺少铲、犁、刀、镰等工具，骨角质地的也没有。 月庄遗址石磨盘和石磨棒出土数量最多，共出土90 件，占全部石制品的66.6%，其中磨盘50 件，无足磨盘37 件，有足磨盘13 件，均为石英砂岩制品。石磨棒以石英砂岩为主， 也有少量的花岗岩、闪长石等。 月庄早期的人们使用的大多是无足磨盘， 后来觉得有足磨盘性能优越，就大量制作有足磨盘，但总体来说，有足磨盘也明显少于无足磨盘，而在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中无足磨盘也占有一定的比例。 从磨盘发展的历程来看， 早期的磨盘是无足的，下川遗址和南庄头遗址出土的磨盘都是无足的。

动物遗存：月庄遗址发现有陆生哺乳动物、爬行类和淡水鱼类。 陆生动物有麋鹿、斑鹿、猫科、狗、牛、猪、小型鹿等，禽类有雉科，爬行类有鳖和龟，淡水鱼类有草鱼、鲤鱼和青鱼等。 哺乳类动物中野猪、牛和斑鹿比较多。 鱼类骨骼中大多数啮齿比较大。 小荆山遗址出土动物骨骸品种有五大类，分别是软体动物、鱼类、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 软体动物包括圆顶珠蚌、珠蚌、扭蚌、剑状毛蚌、楔蚌、丽蚌、篮蚬。 鱼类有青鱼和草鱼。 爬行类有鳖。 飞禽有雉。 哺乳动物有鹿、羊、牛、马、野猪、家猪、狼、家犬、狐、貉。淡水软体动物类比较多见，可见先民食用较多。 鱼类也是居民主要的捕捞对象。 发现的十多个家猪的下颌骨较长，牙齿十分粗大，野性特征明显，属于向家猪过渡的半驯化或比较原始类型。 宋艳波对后李文化动物遗存研究后认为“家猪还具有明显的野生性状”[18]。 胡耀武等学者利用C、N 同位素， 得出后李文化中野猪利用数量要多于家猪[19]。 经鉴定，前埠下遗址动物遗骸有丽蚌、篮蚬、青鱼、草鱼、鲇鱼、鳖、鸡、中华鼢鼠、狗、狐、貉、狗獾、家猪、野猪、梅花鹿、水牛、虎、猫、獐等。 章丘西河遗址动物遗存：牛、麋鹿、斑鹿、小型鹿、猪、小型犬科、鸟等。 宋艳波认为：“西河遗址的猪可能已经被驯化了， 尚处在驯化的初期，在所有的猪遗骸中所占比例较小。 从哺乳动物的肉食量分析，野生动物为主，约占60%以上。 ”[20]历城张马屯遗址发现的动物遗存有斑鹿、狗、狗獾、龟、貉、狐、麋鹿、鸟、牛、小鹿、猪、鱼、剑状矛蚌、丽蚌、圆顶珠蚌、矛蚌、小型犬科等。 宋艳波认为张马屯遗址的猪也可能属于驯化的早期家养动物。

植物遗存：后李遗址发现有谷子（粟），张马屯遗址种植有黍和粟。 在后李文化的山东长清月庄和章丘西河遗址发现了稻作遗存。 后李文化月庄遗址浮选出26 粒炭化稻，绝对年代为公元前6060—前5750 年。 陈雪香等学者认为“月庄水稻很可能是人类栽培的产物”[21]。 西河遗址的第三次发掘中也发现了炭化稻。 靳桂云认为“后李文化稻作可能是栽培，后李文化处于低水平食物生产阶段”[22]。

后李遗址的孢粉分析结果显示，草本植物占比高达76.3%～91.1%。 种类有蒿、乔本科、藜科、蓼、莎草、香蒲。 木本植物占比居次，主要以针叶松居多，其次为阔叶植物桦、栎榆和胡桃。 蕨类植物孢粉最少，有卷柏、水龙骨科。 后李遗址的植被具有明显的草原特征，草本植物丰茂。 气候环境温和稍干中掺杂着暖湿，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这一时期气候暖湿，可能比现在高2～3℃。前埠下遗址一带为大河入海处的森林—草甸环境，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可能比现在高4～5℃，相当于今天福建一带的气候，先民在这里从事渔猎和农耕生活。 小荆山遗址的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气温要比现在高4～5℃。

生业经济特点：后李文化遗址大多分布在冲积平原上，周围水资源丰富，还有丰富的丽蚌等淡水水产品。 后李文化的气温比现在高出4～5℃，大抵相当于今天的长江流域。后李文化遗址的面积4 万～6 万平方米。 在小荆山遗址发现有房屋、灰坑、墓葬和壕沟，房子出现有序排列。 西河遗址房子也是有序排列，房址皆是单间半地穴式。 后李遗址发现有灰坑、灰沟、房址、墓葬和竖穴式陶窑。已经科学发掘的文物资料显示，后李文化先民过上了定居生活，有环壕围绕聚落，聚落内有规划有序的房屋、储藏室、陶窑和墓葬，有的房屋内有加工食物的灶。 有学者根据房屋的建筑格局，认为后李文化时期的婚姻生活状态是公房制走婚生活，属于母系氏族的一个分支，人口在20～40 人[23]。 张学海认为西河遗址中的大房子是核心家庭的居住地，小房子可能用于储存或婚姻生活[24]。 魏俊认为后李文化的墓葬同排之间具有更密切的关系[25]。

后李文化的使用工具有石器、 骨器、陶器。 陶器主要是生活用器，用于盛储、炊煮和盛食。 石器和骨器用于获取食物，比如狩猎、捕捞和植物栽培。 石器有石斧，可能用于砍伐树木，开垦荒地。 石凿和石锛用于木料加工，石镰用于植物的收割。 石磨盘分有足和无足两类，无足居多。 石磨盘和石磨棒用来研磨植物果实的种子，如谷子、水稻、黍和栎果，铲少见，镞用于狩猎，鱼镖用于捕捞，锥和针用来缝制衣服。 有学者对月庄遗址的石磨盘、 石磨棒进行了微痕和淀粉粒分析后，认为它们既用来加工野生坚果，又用来加工谷物类作物[17]33。 吴文婉认为张马屯和西河遗址的居民以丰富的野生植物为主的植物性食物结构， 栽培植物在人类食谱中占比50%以下，未能超过野生植物[2]285。 后李文化居民拥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并广泛利用，狗也是人类驯养的对象之一，野生动物为后李文化居民提供了60%以上的肉食来源。

五、两地生业经济构成的异同与联系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两地自然环境和生业模式具有较大的相似性，这应该与两地文化地域相近，纬度类同，气候温暖湿润，同处在黄河流域的中下游有密切关联。

裴李岗文化与后李文化居民过上了定居生活，居住在半地穴式茅屋内，开始了早期的农耕经济，种植粟和水稻，使用磨制石器收割和加工粮食或野生果实，石质生产工具都以石斧、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组合形式出现。 它们都有氏族公共墓地，死后葬入规划好的家族墓地，墓穴有序排列。 两地文化社会形态属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 采集渔猎、旱作农业、家畜饲养、稻作等生业经济形式并存。 袁靖认为后李、裴李岗、磁山、兴隆洼等不同地区家猪的饲养行为都是独立起源的[26]。 黄其煦说“以粟为代表的作物群反映的农耕类型是黄河流域从采集经济向农耕经济的过渡过程中的形式”[27]。

两地文化由于先民主体、历史和自然环境的因素影响，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裴李岗文化发现有野生大豆，禾本科植物种子马唐属、稗属杂草、葡萄属植物种子、酸枣、梅子、橡子、核桃遗存，这在后李文化中少见或未见。 动物遗存中，家猪在两地文化中已经出现，裴李岗文化中出现了大象、丹顶鹤、扬子鳄等，在后李文化中还没有发现。 而后李文化中发现的斑鹿、狼、老虎、狐、麋鹿在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少见或不见。 裴李岗文化中的石磨盘多见带足，出现了有肩石铲、骨耜，而后李文化的石磨盘很少带足，未有发现骨耜和石铲，石支脚在裴李岗文化中未发现。

后李文化中无足石磨盘较多，王强认为“无足石磨盘受到了裴李岗文化有足磨盘文化的影响”[17]38，两地文化居民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长期且充分的交流互动关系。 邵望平、高广仁认为后李文化的来源除本地因素外，可能还受到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的东迁影响[2]58。 韩建业说裴李岗文化晚期，向东扩张迁徙，渗透到黄河下游地区[28]。裴李岗文化的东迁影响了后李人的生产生活，带来的炊煮器鼎、生产工具石铲以及房屋建筑风格都与后李文化迥然不同。 裴李岗文化地处黄河中游的平原地区，具有强大的核心作用，将黄河流域文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