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杰祥

“古国”一词是前辈学者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史学概念，其文化内涵是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1]，这种“政治实体”戴向明先生又称之为“雏形国家”[2]，它是人类历史从原始社会步入文明时代重要的过渡阶段。 这个历史阶段早已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并提出各种名称对此加以概括。 摩尔根将其称为“部落联合”阶段，马克思称之为“部落融合”阶段，塞维斯称之为“酋邦”阶段，苏秉琦先生称之为“古国时代”，笔者认为根据中国文献记载的传统称呼，应称之为“部族”或“部族方国”阶段[3]。

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4]176，意即国家政权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 在我国具体历史条件下，从部族方国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就是夏王朝的建立。 夏王朝是我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具有中央王权性质的国家政权。 它的建立，标志着我国若干万年的原始社会至此结束，数千年的文明时代自此开始，这是我国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夏王朝所创造的夏文化主体， 就是现今学术界所称的二里头文化，其中作为王都的二里头遗址以其规模之大，文化内涵之丰富，在迄今发现的早于二里头文化的所有文化遗存中既是前所未有的，在同时期的所有二里头文化遗存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王都是国家政权的重要载体，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充分体现着我国历史上的部族方国时代至此结束，夏王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王权性质的国家政权正式出现于世间。

夏王朝具有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世袭制的、政权和族权牢固结合的、崇尚礼制的、 相对统一的中央王权的基本特征，这些基本特征在部族方国时代已经迅速滋生和发展。 根据《史记》记载，我国历史在夏王朝之前， 曾存在着黄帝至尧舜禹时代，也可称之为以黄帝为首的“五帝时代”；从考古学上说，大约相当于中原地区（指狭义的中原地区即今河南地区）仰韶文化晚期和河南龙山文化时期，应当就是我们所称的部族方国时代或五帝时代。 当时的中原地区，气候温和，土壤松软而肥沃，极适宜于人们从事农业生产。 文献记载与现有的考古资料证明，这里的人们早已从事以农业为主的生产劳动，过着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生活。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任职部族首领之时，他在经济上首先率领群众“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集解》引郑玄曰：“五种：黍、稷、菽、麦、稻也。 ”即根据季节气候的变化，种植五谷， 规划四方土地以安定群众生活。尧继任首领之时，继续“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正义》释此说：尧根据季节变化，慎重地教导群众春季种植粟谷， 夏季种植黍菽，秋季种植小麦，冬季劳动收获。 《史记·夏本纪》记载禹在治理洪水的同时，仍然“卑宫室致费于沟淢”，“令益予众庶稻， 可种卑湿”，即自己的住室修建得十分简陋，把剩余物资用来构筑灌溉庄稼的田间水渠，又令伯益向群众发放稻种，在低洼的田野里种植稻米，发展农业生产。 《论语·宪问》也说：“禹、稷耕稼，而有天下。 ”即二人亲自耕耘农田，种植庄稼，因而被广大群众拥戴为首领。 当时的人们重视农业，也被考古资料所证实。 考古工作者在中原地区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原始文化遗存中，出土的生产工具皆以农业生产工具为主，并在郑州大河村、洛阳孙旗屯、渑池仰韶村、驻马店杨庄、淅川下集等诸多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粟和稻的遗物[5]，充分说明当时的中原地区原始农业早已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

《史记·五帝本纪》云：“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 ”说明从黄帝到舜禹，都是源于同一族属，以后各自建立起自己的方国政治实体， 互相之间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从而为夏王朝及其以后的历代王朝的世袭制奠定了根基。 《五帝本纪》又云：黄帝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 帝舜时也是“众民乃定，万国为治”。 《左传·哀公七年》也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万国”言其众多之义，众多方国之中，当也存在着不同血缘关系的政治实体。 古人早已认识到“男女同姓（结婚），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的道理，故《五帝本纪》云：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女”。 《正义》：“西陵， 国名也。 ”其子“昌意娶蜀山氏女”，其后人“帝喾娶陈锋氏女”等，西陵氏等都应属于与黄帝族不同血缘关系的部族，也都建有自己的方国政治实体。 这些众多的部族方国，占据着一方土地，对内作为血缘亲族的族长，管理着同族的民众，对上则类似于后世的地方官员， 在一定程度上听从黄帝等首领的差遣，并时而聚会，共商“国事”，从而在黄帝所辖范围内形成一个政权与族权相结合的相对统一政体。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财富有了越来越多的剩余，这些剩余财富逐渐被氏族、部落和部族各级首领所占有， 于是氏族成员之间出现了贫富分化，私有制由此而产生。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贫者卑贱，富者尊贵，整个社会开始分化为贫贱、富贵家族不同的群体。 为了保护和占有更多的财富， 富贵家族采取各种措施让全社会承认这种分化的客观现实，并使之制度化， 其中一种措施就是导致礼制的产生。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任职首领之时，命“伯夷，以汝为秩宗”。 “伯夷主礼，天下咸让”。 《集解》引郑玄曰：“主次秩尊卑”也，《正义》引孔安国云：“秩，序；宗，尊也。 ”由此可知， 伯夷所主管的礼制的实质就是维护等级制度下的平和社会， 既要人们遵守客观存在的各阶层富贵、 贫贱、 有尊有卑的社会秩序， 又要让人们下对上要尊敬， 上对下要和睦，互相礼让，使社会安定存在下去。

私有制的产生，激起人们的贪欲，一些富贵家族为了维护和扩大既得利益，开始把充分民主的为全民服务的部族会务，逐渐改造成为强权机构， 并建立自己的亲兵卫队，用来对内保卫安全，对外掠夺强取。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早在黄帝时代已是“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其中“炎帝欲侵凌诸侯”，又云“而蚩尤最为暴”。 《新唐书·党项传》记载当时处于部族方国阶段的党项族也是“以姓别为部，一姓又分为小部落，大者万骑，小数千，不能相统……而拓跋氏最强……然好为盗，更相剽夺”。 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于是防卫性环壕、城堡开始产生。 《史记·封禅书》云：“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 ”《事物纪原》引《黄帝内传》云：“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阙。”《世本·作篇》云：“鲧筑城。”《初学记》引《吴越春秋》云：“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 ”《太平御览》卷一九二引《博物志》云：“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 ”考古资料证明，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中原地区确已开始出现多座城址。 中原地区的城址是在环壕聚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在裴李岗文化时期，人们已开始在自己的聚落周围挖筑壕沟，以防御水灾与野兽的侵袭， 但逐渐认识到把挖出的土堆积一旁，也可起到防御作用， 于是加工建起了围墙，同时也逐渐质变为以防御外敌侵犯为主的城堡。 到仰韶文化中晚期，考古工作者仍在河南的淅川沟湾，洛阳王湾，巩义双槐树，荥阳青台、荥阳汪沟，郑州大河村等遗址发现有环壕聚落遗存[6]44。 20 世纪90 年代，在郑州市西北的西山， 发现一座仰韶文化晚期城址，这是在中原地区迄今所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一座古城。 城址呈不规则形，南部已被破坏， 城墙坐落在挖有倒梯形的基槽之上，残长260 余米，宽3～5 米，高1.7～2.5 米，墙体采用方块版筑法层层夯打而成。 城墙外有壕沟环绕， 壕沟以内全城面积3 万余平方米。西城墙和北城墙发现有城门，门宽10 余米。北城门外侧筑有东西向护门墙，护门墙以南发现有道路通向城内。 城内西北部发现一座呈扇面形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东西长约14米，南北宽约8 米。 基址北侧有一座数百平方米的广场， 这里应是一处部族首领的住地。 城内东南部发现多座陶窑遗址，应是当时的制陶手工业作坊遗迹。 城外西郊和北郊发现有当时的墓地[7]。 20 世纪初，在淅川县龙山岗也发现一座仰韶文化晚期的城址[8]。进入河南龙山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现已发现了10 余座城址，从南而北计有淮阳平粮台、郾城郝家台、平顶山蒲城店、新郑人和寨、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和新砦、温县徐堡、博爱西金城、辉县孟庄、濮阳高城和戚城、安阳后岗和柴库等城堡遗址[6]15-16，这些城址继承了仰韶文化时期的筑城技术， 多是先挖基槽， 在奠实基槽之上层层夯筑高起的城墙。城址周围发现有同一时期的各类遗址，形成该城的中心区位。 城址多呈方形，城墙开有城门，墙外挖有城壕，壕间留有通道，便于人们出入。 城内发现有大小不同的房基、窖藏灰坑、墓葬及各类遗物等。 以登封王城岗城址为例：该城位于嵩山南麓、颍河以北，东侧有一条穿过嵩山的南北大道， 直达豫南地区。 考古工作者首先在这里发现一座面积约1 万平方米的小城， 其后又在小城周围发现一座面积约34 万平方米的大城， 两城略有早晚，但皆属于龙山文化晚期，这是中原地区迄今所发现的最大一座龙山文化城址。 城址呈长方形，其中小城建筑是先挖有倒梯形基槽，在基槽之上层层夯筑建起城墙；大城则是平地起建，即在生土之上或遇有文化层则挖去熟土之后层层夯筑建起墙体。 城外挖有城壕，只是南面和东面为自然河流颍河与五渡河水所代替。 小城内中西部发现有夯土建筑基址， 基址下面发现埋有人骨的奠基坑，显然是一处部族首领的居地。 居地周围发现有众多灰坑，有些灰坑可能是一般平民的居住房基。 城址内出土有陶器、 骨器、蚌器、玉器与残铜片等[9]，玉器、铜器应是部族首领使用的礼器。 淮阳平粮台城址是中原地区迄今所发现的一座最为规整的龙山文化城址，该城位于黄淮平原之上，面积约5 万平方米。平面呈正方形，北偏东6°，城墙首先用褐色土夯筑墙壁， 然后在墙壁外侧堆土，层层夯筑成宽厚的城墙，墙外有壕沟。 南北城墙中段开有城门，南门两侧筑有用土坯砌成的门卫房，门道路土下面埋有陶制的排水管道，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创新性设施。 城内东侧南部发现有房基， 其中F4 号房基是一座用土坯砌墙的高台建筑，应是一座部族首领的住地。该房基近旁H15 灰坑内发现有铜渣， 附近可能有冶炼制作铜器的作坊，城内东南、东北和西南部发现有陶窑，应是当时的手工业场地[10]。

城堡是凸起的防御建筑，是古代最先进的防御体系。 龙山文化时期是中原地区出现的第一次建城高潮， 虽然现已发现的10 余座城址实际上远不止这些，但已是仰韶文化时期的数倍。 城堡群的出现，反映着当时的敌对集团攻伐不已，征战连绵，整个社会形成混乱局面。 社会混乱影响着各地人们之间的互相交流，破坏着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社会各个阶层的不安。 为安定社会秩序，以黄帝为首的部族集团努力削平这些内乱。 《史记·五帝本纪》云：当时“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 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 “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又云：“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 ”从而使社会恢复到安定局面。 形势发展到舜的时期，舜对原有的部族议事会加以进一步改造，各位部落首领分工任职，统一服从舜的调遣；舜将所辖各地划为行政区域，由当地强势部族首领担任行政长官。 这些首领尽职尽责，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史记·五帝本纪》云：舜任“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伯夷主礼，上下咸让；垂主工师，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泽辟；弃主稷，百谷时茂；契主司徒，百姓亲和；龙主宾客，远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违；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 不失厥宜……舜乃豫荐禹于天，十七年而崩……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 意即分工任职的皋陶主管法律，执法公平，人民佩服；伯夷主管礼仪，各阶层互相谦让；垂主管工程，工匠们皆做出成绩；伯益主管山泽，山泽得到开发；弃主管农业，庄稼茂盛，五谷丰收；契主管教化，大众和睦相处；龙主管外事，远地方国首领皆来请服；各地行政首长也认真负责，无人违规。 其中禹的功劳最大，他负责治理洪水，安定社会，分别各地行政区划，各地向中央缴纳的赋税合情合理。 于是整个社会出现相对稳定统一，舜乃预先推荐禹继承自己的大位，各族首领对此皆衷心拥护，无有异议。 禹继承大位之后， 继续加强以自己为主的部族行政权力，《大戴礼记·五帝德》云：禹“举皋陶与益以赞其身，举干戈以征不享不庭无道之民，四海之内，舟车所至，莫不宾服”。 意即禹任命皋陶、伯益协助自己，率领军队讨伐无道无德的人们。 于是各地的人们，都来尊敬服从于禹。 再者，正如恩格斯所说：“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要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4]170-171舜、禹的时候又设立刑狱等强制机关，《新语·道基》又云：“皋陶乃立狱制罪，悬赏设罚，异是非，明好恶，检奸邪，消佚乱，民知畏法。 ”意即皋陶作为法官开始建立监狱， 惩罚罪犯；有赏有罚，以此辨别好坏是非，并检出邪恶，消除淫乱， 使广大群众都敬畏法律的威严。《史记·夏本纪》又云：皋陶“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 意即皋陶命令群众皆以禹的言行为榜样，如有违背，刑罚处治。 据此可知，舜、禹时期军队的建立、法律机构的设置以及皋陶、伯益等成群官吏的出现，完全改变了部族议事会的性质，造就了“雏形国家”的具体形态。 禹更以此为基础，根据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 开始打破传统的禅让制，让自己的儿子启继承首领大位， 秦嘉谟辑补《世本·纪》云：“禹崩，子帝启立。 ”《帝王世纪》云：禹“始纳涂山氏之女，生子启即位”。《孟子·万章上》又云：“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 朝觐颂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 曰：‘吾君之子也。’……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史记·夏本纪》又云：禹“以天下授益……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 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启在众人拥戴之下，登上王位，继承父业，开拓创新，以自己的贤明才干，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削平有扈氏叛乱，开启后世历代王朝世袭制的先河，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相对统一的中央王权性质的夏王朝国家政权，推动着我国古代社会进入新的文明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