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学远

摘要：从“98抗洪”、2003年非典到汶川地震，突发公共事件不断促使电视创新传受方式，拓展媒体功能，满足受众面对事件的信息渴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电视更在此基础上借助公信力和网络数字技术，全面拓宽媒体边际，直接介入现实生活，在采制节目、防灾防疫、便利百姓居家生活和维护经济社会运行中发挥作用。文章针对历年突发公共事件尤其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期电视媒体的表现，做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结合“媒介即人的延伸”理论，分析了电视在历次突发公共事件中功能定位的演化及发展方向、类型特点。

关鍵词：电视 功能  突发公共事件  感官触觉  人的延伸

2020年初，新冠肺炎肆虐，迫使众多电视媒体采用非实体接触的“云录制”方式采制节目，甚至以“云”直播介入现实生活。疫情之下的传统电视媒体出现了逆势发展，电视的功能在拓宽，媒体融合在加速。这一切的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电视的功能发生了哪些改变？呈现出怎样的发展趋势？

疫期电视逆势增长

毫无疑问，新冠肺炎疫情和抗疫动态使电视重新热起来，据中广视索福瑞（CSM）2020年2月20日至21日的1501人在线问卷调查，疫情期间传统媒体迎来观众量的暴增，其中72.6%的观众更多地“看电视”，是比例最高的传统媒体。[1]该机构的收视调查数据呼应了这一点，59城市开机率自春节一路走高，每天人均收视时间超过3小时，与过去半年相比涨幅达66.7%，观众规模上升了16.6%。[2]

不仅如此，由电视主办的新媒体平台和账号也表现突出。据索福瑞V+Scope融合媒体数据，2020年1月到3月初，“央视新闻”微博粉丝增加1090万，单条最大互动量达694万;仅疫情开始的1月，上海台短视频品牌“看看新闻Knews”在今日头条、腾讯视频等9大平台发布的4.1万条新闻就产生近18.4亿的传播量;北京台融媒体品牌“时间视频”发布量超过5800条，江苏台融媒体品牌“荔枝新闻”发布量约7400条，分别贡献了4.3亿+和1.7亿+的流量。[3]

亮眼的表现固然和疫情这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关，人们不得不宅在家里，有了更多接触新闻媒体的时间，而疫情本身的新闻价值毋庸置疑，它和全社会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然而，电视的这种在传统媒体中一枝独秀，多屏共进，跨越发展的势头，还是值得细究。

历年突发公共事件与电视媒体的“人的延伸”

从构成新闻价值的五要素，即“及时”“接近”“显著”“重大”“趣味”[4]判断，突发公共事件至少占据了“及时”“接近”“重大”三条，从而能够迅速引发人们的应激反应，并唤起社会资源的大聚集，这其中包括公众注意力的聚集。尤其事件发生之初，出于本能的危机和防护意识，“大众对信息渴求会不断增加”，希望从媒体上获得详尽全面的事件信息，以及相关指导和帮助。这时，“媒体对信息及时、充分、有效的传播，增加公共危机的透明性”，能够“消除事件的不确定性”，“缓解大众的不安情绪”。[5]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媒体无疑要充当起受众的耳目，代替受众去危机现场观看、倾听，乃至做出更多更准确的分析评判。

这正符合了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的观点：媒介即人的延伸。按照这个理论，我们的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是凭借各种媒介而得以延伸的;电力技术发展以后，借助光速传播的媒介，时间差异和空间差异不复存在，我们可以从技术上模拟意识，进入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6]事实上，从“98抗洪”到非典抗疫，到汶川地震，以至于新冠肺炎疫情，电视媒体清晰地描画出了其在突发公共事件催迫下拓展边界、提升功能的轨迹。总的方向是从耳目、意识、情感乃至手足等各个方面做“人的延伸”，帮助社会公众全方位应对事件，从而获得媒体的自身发展。

“98抗洪”报道是在前一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抗灾救灾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适时报道灾情和抗灾救灾工作”“公开报道灾情要实事求是”之后，在我国灾害报道史上的一次重要突破，即走出灾害新闻“泛政治化”的长期禁锢，开始全面、详实地记录灾情。这其中电视的表现十分卓异，以中央电视台为首的各级电视媒体倾力投入，对洪灾和抗灾做了全景式报道。国内观众首次从电视上看到决堤的洪水冲倒房屋、群众惊慌奔逃、解放军战士驾驶冲锋舟解救小江珊、武警官兵在惊涛骇浪中手挽手封堵决口等大片般震撼的场景，领略到了洪灾的可怕、灾民的艰苦和人民子弟兵的英勇，激发起应对灾情的危机感、同情心以及对救灾战士的感恩与敬佩。

2003年非典报道除了直击突发公共事件现场，电视开始与观众互动，如浙江卫视《新闻观察》向某隔离社区的家庭发起DV视频征稿活动，有居民用家用DV摄像机记录自己和邻居的隔离生活，后被剪辑成新闻专题播出。[7]电视不仅延伸了观众的耳目，也借助观众的参与，延伸了自己的耳目。同时，时空连线、双视窗、网络支持及观众热线等手段大量融合到报道中，让媒体和观众的触觉进一步打破时空局限，多点多线地延伸，全面把握各地的疫情和抗疫信息。[8]

5年后的汶川地震报道，电视更打破常规，全国各级频道仅7天就直播了1397小时灾情和抗灾节目，观众规模达10亿，创下史无前例的直播记录。[9]声画兼具的长时间直播极大地延伸了观众的感官触觉，让人们时时刻刻如临现场，耳闻目睹房塌山崩满目疮痍的灾难场景，与事件同步见证救援官兵和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发掘幸存者抢救生命的过程……数字卫星传输系统DSNG使央视等电视媒体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开展这种直播报道，并向观众提供灾区地形地貌变化等的地理信息;三角翼、滑翔机从空中俯拍震后画面，向观众提供了更加立体的视觉信息。[10]尤其央视《抗震救灾，众志成城》在着力反映各界齐心救援的同时，不回避人们面对灾难自然流露的私人化感情，悲伤、坚强、喜悦、幽默杂糅，丰富而传神。比如小伙子郑广明脱下衬衣盖在被抬出废墟的女友身上，光着膀子逗她开心;逃生的小伙伴回来陪伴被倒塌教室掩埋的同学;压在废墟里的男孩薛枭和救援的消防官兵约定出来要喝冰冻可乐等。这些闪烁人性之光的报道引发无数共鸣，是对观众内心情感的延伸。

当然，汶川地震发生的2008年，网络媒体的功能已经显现，传统媒体在报道地震灾情、与受众互动、监督赈灾行为、发起热门话题讨论等方面开始与网络媒体结合。突发公共事件促使以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不断创新报道方式，改进传受形态，增强传播功能，而这一切的动力来自于受众面对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焦渴。当媒体接近或满足这一需求时，媒体就成了受众感官的延伸，即“媒介即讯息”，而不是可以脱离介质存在的“内容”。在这里媒介聚集起受众关注的眼光、听力、情绪、意识等，形成“整体的模式感”“形式和功能的统一体”，从而超越自我地感受世界。[11]

新冠肺炎疫期电视功能的新拓展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更加突出地印证了“媒介即讯息”。电视媒体除了大体量深入报道疫情和抗疫，更借助公信力和新媒体技术，全面拓展媒体边际，延伸人的感官触觉，乃至在防疫要求下直接介入现实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新了媒体的含义。

首先，最突出的表现之一是创新采访和制作方式，大量采用线上非接触的“云录制”“云配音”“云连线”等手段采制节目。如湖南卫视《声临其境》疫情期间推出特别节目“声临千万家”，主持人在演播室通过“云连线”和明星嘉宾隔屏相聚，邀请网民给作品“云配音”，并与嘉宾联动，共同完成节目。这些嘉宾和观众都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家中，并没有亲临演播室，但在网络数字技术帮助下，达成了丰富多样的隔空表演和拟真现场。山东综艺频道《当红不让》通过“云连线”，不仅录制爆款短视频，还让主持人和网络平台主播、短视频达人、评委同框互动，点评节目，畅谈创作经历和亲身故事。采录、传受同步进行，电视大屏和网络终端高度融合。这些全新的采制方式使电视人与采编设备都得到跨越空间距离的延伸，不用面对面，不用共聚一个演播室，“云”技术帮助电视人轻松完成此前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才能完成的采制任务。

其次，借助新媒体技术，电视前所未有地加强了实用性，与观众普遍深入地互动，大大延伸了观众的感官触觉。在这里，电视已不单单停留在全面深入报道新闻事实，让观众耳闻目睹疫情的层面上了。如北京卫视《向前一步》还联动12345市民热线，反映蔬菜涨价、小区防控、外地返京人员安全、复工企业员工安全等市民强烈关注的问题，如同市民监督防疫工作的眼和表达诉求的嘴。更具突破性的是央视频APP端对武汉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建造过程的“慢直播”，以及无数电视媒体网络端的疫情地图查询。前者全天不间断呈现施工现场的实时画面，引来上亿网民在线“云监工”，以至于那里的每辆施工车都被网民取了外号，都有自己的粉丝群，俨然他们都身在现场，和施工车朝夕相处结为好友。“慢直播”将人们的耳目连同情感延伸到事件现场，培养起如此深度的传受互动，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接近了人与物的直接交流。后者首先发起于财新网，受众可以在新媒体端通过地图定位，查询离自己最近的定点医院位置和各地确诊病例的变化数据。受此启发，众多电视媒体的网络端开启了地图实时查询疫情的服务，如手机江西台就推出了《实时更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江西实时疫情地图》，受众点击进去或者保持手机在线，就可以获得周边小区确诊病例的数字和相关防疫提醒。这样的传受互动能让全民随时随地参与，且高度贴合个体需求。它让人们变得耳聪目明，对周围的疫情了如指掌，仿佛一个无所不知的“超人”，恰如麦克卢汉指出的，借助“日益接近意识的技术延伸”，“人可以越来越多地把自己转换成其他的超越自我的形态”。 [12]

第三，疫情期间，电视媒体直接介入现实生活，成为机关、学校甚至疾控部门的延伸。疫情隔阻了很多实体接触，网络在线交流成了当务之急，电视媒体借助可靠的技术保障和信息的权威性，频频担当大任。在防疫方面，各级电视频道大量播出指导观众防控疫情的知识，从洗手、戴口罩、居家消毒到乘坐公交、购物、旅行、返岗等无所不包，这些节目或是以中国疾控中心的名义发布，或由当地卫生机构主导拍摄。江西广播电视台参与制作了超过两百条这样的节目，每天在每个频道滚动播出;北京卫视《养生堂》大小屏联动，把从官方微信中征集到的观众最关心的防疫问题提交给权威专家解答。媒体在这里不仅担当防疫宣传角色，而且紧急架起卫生部门、疾控专家和观众之间的桥梁，成为卫生疾控部门的某种延伸。

而电视媒体“云直播”相关新闻发布会，更直接延伸政府部门的耳目喉舌。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第十二场新闻发布会就是这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现场只有发布人，没有记者，湖北广播电视台“长江云”通过中国广电提供的5G信号，连通了发布者和媒体记者，信号同时向全网直播。和传统的宣传报道不同，这种“云直播”直接为新闻发布者和提问者在线交流服务，即成为新闻发布会得以举行的实用工具。

此外，由电视媒体打造的各种“云课堂”“云平台”努力切合疫情期间观众居家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实际需求，成为人们各种触觉的延伸。如“无锡电视”“晋江电视台”等电视媒体公众号推出“口罩线上预约”服务，市民可以通过它在线预约购买紧缺的口罩等防疫物质;上海新闻综合频道《课外有课》大小屏互动，每天设置作业题，学生可通过其APP上传作业视频，与主持人连线，从而宅家也能保持学习状态并参与有益身心的趣味活动;中国教育电视台第四频道通过直播卫星，向全国用户传授课程学习资源，为网络信号弱和没有有线电视的偏远贫困地区学生搭建起疫期“空中课堂”;江西广电“赣云”融媒体平台《停课不停学！手机江西台〈云课堂〉频道》为中小学师生“云上课”服务，在手机江西台单平台收获1.26亿次点击，效果不输教育部门自办的网络平台。這些直接介入实际生活的举措，大大改变了电视传受模式和功能定位，使电视增添了服务观众日常生活的功用，犹如碗筷、刀叉等用具，疫期宅家不可或缺。

最后，电视借助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人才技术与平台优势，在维持正常商业活动、促进市场流通等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媒体由此成为特殊时期商业触觉甚至经济血脉的延伸。和上文单纯充当实用工具有所不同，媒体成了更主动的合作者、推动力，并有望创造出新的经营模式。细分起来，这种模式有三种：其一，单纯帮忙或商家主导型，即媒体提供采编人员和技术手段，为商家服务，项目内容及流程都是商家主导。如江苏城市频道和房产开发商合作，为南京一个楼盘的揭幕举行线上发布会。主持人和置业顾问在虚拟的样板间介绍户型的特点，观众足不出户便可网上看房;外景主持人通过连线，带领观众“云参观”，并呈现项目剪彩全过程。其二，策划组织型，即媒体不仅提供人员支持，还凭借自身的专业能力，参与营销策划，并召集各方组织实施。如江西广播电视台和江西省扶贫办、阿里巴巴集团发起“百县千品”公益助农行动，主播和该省数十位市县领导在“淘直播”专属直播间为当地农产品“吆喝”促销。该台新闻频道从发起、策划、组织到实施全程参与该行动，是重要的主导方，活动效果得以凸显，在线观看人数达2690万人次，销售额749万元，受益贫困群众43000多人。其三，独立操作型，即媒体自己搭建平台，独立完成营销全过程。如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的快乐购，疫情期间增加社群直播、淘live直播和手机直播，从进货、接单到配送，全程独立运营，多渠道触达市场和用户。一系列“云操作”达到“不见面也能服务好”的效果，消拒退同比下降30%，相关社群人数上升了30%，加快从电视购物向“媒体电商”转型。[13]无论哪一种类型，电视都因疫期人们的“非接触”需要和对商业物流、经济血脉的延伸，突破了既往的媒体定位，承担起更多的维护经济社会运行的责任，由此获得了新的增长。

总结

突发公共事件一次次促进电视媒体手段和功能的演变，其方向是不断延伸人的感官触觉，包括电视采编者、受访者、观众乃至政府机构、卫生疾控部门、学校、商家等各行各业，成为人们全面了解客观事实的耳目、完成节目采制的工具、参与传受互动的通道、防灾防疫的智库、维持日常生活作息的帮手和促进经济社会基本运行的力量。这就从根本上解开了“融媒体”的含义，即超越媒体“内容”和介质的局限，从人的需要出发，利用各种技术手段，延伸人的感官触觉，使人们能够借助媒介消除时空差异，获得全面的信息以及个人的安全、便利、畅达，而这恰恰在更高层面上还原了最初最原始也最可靠的人际交往，即你我无论相隔多远，都犹如血肉相见，历历在目。这是媒体的最高目标。

而另一方面，这样的人际化拟态交流无疑必须以介质的可靠性和高效率为前提。电视因长期积累的公信力、专业性、组织背书等，以及历年突发公共事件报道所积淀的丰富经验，其介质的可靠性肯定胜过其他自媒体与非传统媒体的网络平台。对此，2020年新冠肺炎疫期受众已经用实际行动做出了判断，中广视索福瑞（CSM）在线问卷调查显示，疫情期间，62.4%的用户表示更加信任传统媒体网站/客户端，其次是电视媒体（53.7%）;六成用户将“更多关注传统媒体在网络上发布的内容”或“发起的直播”。[14]

电视媒体如果以此为基础和契机，未来进一步提升传播效率，紧跟技术潮流，围绕人的需要和“人的延伸”拓展媒体的功能边际，必定会在接近或达成人际化传播的目标上不断迈进。疫情期间的逆势增长已然为电视打开了通往广阔天地的大门。（作者单位：江西广播电视台）栏目责编：乐禾

注释：

[1][14]中广视索福瑞媒介研究CSM.疫情期间用户媒介消费及使用预期调查报告[EB/OL].http：//www.csm.com.cn/Content/2020/02-25/1015314370.html.

[2][3]包凌君，杨金姝，张琼子，周晓芳.战“疫”路遥 融合助力——电视、新媒体融合传播战疫情[EB/OL].人民网.传媒http：//media.people.com.cn/n1/2020/0313/c14677-31630002.html.

[4]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新闻传播学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3.

[5]张敏.喧嚣与沉寂：突发公共事件媒体呈现——对人民网（2010年-2017年）的分析[D].济南：山东大学，2019.

[6]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4.

[7]祝云光.电视媒体能够承受DV之轻——从非典时期的“新闻自己拍”看现代传播理念的变化[J].新闻实践，2003（06）.

[8]张建敏.防治非典电视报道特色评析[J].电视研究，2003（09）.

[9]朱文韬.汶川地震电视直播报道的启示[J].活力，2014（06）.

[10]赵明亮.从汶川地震报道看电视新闻采访中多种技术手段的应用[J].科技信息，2009（36）.

[11]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8，24.

[12]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77.

[13]晓琳.从电视购物到花式直播：快乐购的“媒体电商”策略[EB/OL].https：//xueqiu.com/3026946894/141874710pag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