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楚含

摘要：微博以其高度契合互联网传播的特点掀起了新闻传播领域的革命，并在突发事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章以疫情期间所发布的微博新闻为例，研究微博新闻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影响。

关键词：新冠肺炎 微博新闻 突发公共事件

在Web2.0的背景下，微博作为用户生成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简称UGC）模式的代表，以数字化和互动性的根本特征开辟了新闻传播全新的路径与方式。在媒体融合趋势下，微博信息流的针对性、可控性和高传播效率使传统媒体纷纷将微博作为新的舆论阵地。微博的强时效性、强互动性和公共性也使其成为每个人的“信息塔”。

近几年来，微博在突发事件中的角色越发突出，促进了许多社会事件的解决。在今年疫情期间，微博成为几乎所有信息汇聚的集成枢纽和分发中心，对疫情相关信息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负面性。

微博新闻在新冠肺炎时期的正面影响

能够即时传播疫情相关信息，形成有序传播结构。微博的强时效性为受众即时了解相关信息提供了可能。疫情期间，微博相关疫情信息的发布时间均早于传统媒体，微博的公共性和信息发布的便捷性使许多事件的亲历者能够通过微博迅速发布第一手信息。微博新闻的功能设置使疫情期间各类信息形成了有序的传播结构——发布、转发与评论这三项功能分别对应新闻发布、信息扩散和公共讨论，不同媒体、意见领袖和普通用户的实名认证体系则形成了微博信息源的“权威层级”。

放大个体声量，构建公共话语空间。与传统媒体更注重宏大叙事不同，微博新闻更注重个体叙事与平民化视角。在微博公共性的加持下，微博新闻成为传递和放大个体声量的重要载体、构建公共话语空间的中流砥柱。疫情暴发初期，武汉战“疫”胶着，确诊人数每日攀升，相关医疗救治工作未进入高效有序轨道，“应收尽收”政策也尚未完全开展。在这一时期，微博成为传递和放大个体求助声音的重要渠道。在武汉“封城”初期，微博上湖北地区的用户发帖量激增，在与“武汉”相关的话题中包含了许多求助信息，微博的公共性和技术可供性使这些信息在最短的时间里实现面向大众的无差别传播，最终得以被媒体和意见领袖（微博大V）注意，由此引发了对相关收治政策的讨论。

有利于加强政府与群众的沟通，推动信息公开。瑞典学者赫尔加·萨多夫斯基（Helga Sadowski）把公共社交媒体将线上“信息流”和线下“行动流”打通，同时推动观念和实践意义上的社会变迁的效应，称为“数字—物质纠缠”。微博不仅为公众争取了一定的话语权，还提供给受众一个利益诉求与相互沟通的新平台。据微博官方资料，“肺炎患者救助超话”在疫情暴发初期就已接收超过1万条求助信息，许多求助者因在“超话”发布求助信息得到社会关注和及时的收治。微博通过自身的功能设定，打通了线上与线下救助渠道，通过舆论力量加强政府与群众的沟通，加快了相关机构对群众意见的反馈速度，在疫情严重时期为疫区民众增添了信心，也成为微博用户心中不可或缺的“情感稳压阀”。同时，微博相对迅疾、全面、透明的信息环境使用户可以在微博上获得任何“定位”与“属性”的信息，为推动信息公开奠定了基础。疫情期间，湖北医疗资源紧缺的问题使主要承担捐赠物资接收、发放的红十字会成为微博舆论关注的焦点，而湖北省红十字会物资分配不均的问题更增加了微博舆论的质疑。面对舆论高压，湖北省红十字对此说明称“会作出深刻检讨，并将对直接责任人依纪依规追责”，同时还对定向捐赠流程作出适当调整，并将接收和发放的捐款及物资在官方网站和微信上公示。

能够快速完成信息纠偏，“驱逐”虚假信息。微博中海量信息与层出不穷的新事件和微博反应迅速的特点加快了新闻的新陈代谢，因此，微博新闻可以利用这一特性迅速发布真实、准确的消息，从而达到“驱逐”虚假信息的效果。在疫情期间，大量不实信息都与医疗、健康、免疫等专业领域相关，在此过程中，微博平台中大量医疗、科普类的意见领袖对信息纠偏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同时，微博不限终端的“全开放”信息生产机制大大简化了专业人士的科普工作，微博的碎片化、即时性等特点也极大地缩短了大众对专业信息的获取时间。主流媒体的微博端也通过及时的专业信息生产和“辟谣”，以最快速度“驱逐”虚假信息，迅速进行信息纠偏。

微博新闻在新冠肺炎时期的负面影响

虚假信息传播速度过快，信息的真实性难以把控。相较传统媒体，微博新闻专业主义和把关人的缺失使用户自身很难对信息真实性进行严格把控，而部分媒体在微博中筛选新闻源时未经验证便进行报道或转载，催生了虚假信息。此外，微博信息发布的便捷性、用户的多元性和社交媒体的公共性也加速了虚假信息的产生和传播。例如，在对“李文亮医生去世时间”的报道中间，《环球时报》《新京报》等官微于2020年2月6日晚发出李文亮医生于当日晚9点30分去世的消息，但事实上在2月7日凌晨李文亮医生所在的武汉中心医院才发布消息称其于2月7日凌晨2点58分去世。《环球时报》《新京报》在微博上发布相关消息后，微博平台被迅速引爆，微博用户纷纷开始悼念李文亮医生，使微博上的不良情绪再度发酵，一些用户甚至产生极端消极情绪。

微博用户讨论疫情相关政策时产生群体极化现象。虚拟的网络世界成为部分用户放纵自我的平台，使得網络环境下个体人格与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大相径庭，难以达到哈贝马斯（Habermas）认同的公众领域对公共事务客观的表达，情绪表达更加偏激和情绪化。在网络舆论中，群体极化直接表现为网民就一个舆论热点争论不下，并出现大规模的言语攻讦和谩骂。在合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微博上出现了典型的两种对立情绪——一种是质疑体制、政府公信力的情绪，一种是反对该质疑的情绪。这些极端情绪以热评的方式影响了部分用户的情绪与判断，即“被带节奏”。例如，在媒体报道留学生回国的相关新闻后，微博上出现严重的舆论撕裂和群体极化现象，部分用户偏执极端地仇视妖魔化留学生，甚至对归国留学生进行“人肉”，这是典型的群体极化表现。

微博新闻的碎片化易使受众对新闻事实的整体了解产生偏差。由于微博新闻篇幅简短、角度单一，通常通过多条微博才能完整展现新闻事实的动态过程，微博即时性特点使一些新的新闻事件或信息割裂原有报道的连续性，使新闻事实呈现出一种断裂状态，从而影响受众对新闻事实的整体了解。疫情期间，人们对于信息的渴望比其他时候更加强烈，因此微博新闻的碎片化影响也被放大。例如，2020年1月31日晚，《人民日报》发布微博“双黄连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登上热搜第一，消息一出引发不少民众对双黄连的疯狂哄抢，但后续报道称“仅初步发现其对病毒有抑制作用，但对病人如何有效还要做大量试验”，此时哄抢双黄连的后果已经产生。《人民日报》作为影响力广泛的主流媒体，在发布信息时未对关键的专业性信息进行科学、全面的解读，虽然出发点是想借此缓解民众的恐慌情绪，却使这篇碎片化报道引发民众哄抢。因此，主流媒体不仅要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更重要的是对专业信息进行简单、直白的科普，尽可能地减少碎片化新闻造成的误读。

微博新闻的覆盖面具有局限性。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9年2月发布的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微博的网络用户规模为35 037万，其中18-30岁的用户占比最高，达到75%，而31-40岁、41岁以上的用户占比分别只有14%和5%。此外，有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微博客户端用户大学本科学历以上的占比达到66.7%，用户呈高学历化。这些数据表明，微博新闻的覆盖面大多是年轻的高知群体，对于中老年群体和文化水平较低人群的到达率和影响率偏低。在疫情防控初期，中老年人的防控意识不强，甚至排斥戴口罩，如何说服家中长辈戴上口罩、减少聚会，成为年轻人面临的难题，“怎么劝说父母戴口罩”一度成为微博上的热议话题。由此可以看出，微博新聞在中老年群体中的影响力与公信力远远低于传统媒体，具有相当的局限性。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微博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信息传播生态更突出了微博新闻在突发事件中的正负效应。在后疫情时代，如何让微博强化公共信息流通渠道和公共精神培养皿的角色，如何合理运营和监管微博新闻的发布，使其在有效而良性的社会信息生态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作者简介：湖南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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