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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都临安的形象构建及文学生成:以汪元量诗歌为中心*

2020-12-23周剑之

人文杂志 2020年12期
关键词:湖山临安中华书局

周剑之

内容提要临安作为“故都”的形象,是在宋亡以后的文学作品中日渐建构起来的。其中,汪元量的创作尤具代表性。对故都的熟稔,令汪元量将临安风景与人事作为重要书写内容。他在降元、旅北与归南三重时空中描绘出流动变化的临安图景,交错着故乡、故宫与故国的复杂情感脉络,并展现出见证、追认与深省的理性思索,塑造着文学中的临安印象与故都记忆。对汪元量的考察,有助于理解故都文学形象的生成机制,拓展都城文学及都城文化的观照视野。

关键词汪元量故都临安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20)12-0065-07

故都文学是都城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故都”,特指昔日之国都。“故都”一词包含着丰富的张力。被称为“故都”的城市,曾作为一国的都城而存在,却最终失去了作为都城的地位。故都文学的创作者,是经历了朝代更迭与亡国之悲、目睹了国都转变为故都之过程的文人。他们对故都充满认同感与归属感,对故都地位的丧失抱持着沉痛感与无力感。他们的追忆、叹息与反思,交织成故都的独特面貌。故都文学中,一个个城市作为“故都”的形象才得以形成,并积淀为都城文化的历史底蕴。因此,关注易代之际的文学、考察故都形象的构建方式与生成过程,是深入都城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本文尝试探讨的是,作为故都的临安,其文学形象如何生成、又具有怎样的面貌与内蕴。在宋亡以前的文学中,临安并不是作为故都的形象出现的。南宋灭亡后,临安成为故都,其形象有了明显的转变。这是具有转折性的、值得关注的节点。故都临安形象的塑造,诗歌领域的贡献尤多,最值得重视的是诗人汪元量。汪元量如何塑造了后人眼中作为故都的临安?对这一问题的考察,将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故都文学形象及其生成机制的理解。

一、州郡、行在与故都:杭州文学形象的变迁

城市形象的生成,建立在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建筑景观、人文风貌等诸多因素之上。都城是城市中尤为特殊的一种,它拥有一国中心的压倒性地位,拥有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加持。因此,作为都城的杭州自然与作为一般城市的杭州不同;而中心地位与国家权力消逝之后的“故都”临安,其形象当然又与都城临安有所不同。

杭州,古称钱塘,南宋称临安。杭州首先是一座风景优美、富庶繁华的东南城市。白居易于长庆二年(822)任杭州刺史,浚治西湖,留下众多佳作。“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忆江南》),即是对江南及钱塘的美好回忆。钱塘在五代时期曾为吴越国都。然时间较短,且吴越最终臣服于宋,故宋人不以“故都”目之。杭州依然是“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①的州郡形象。欧阳修为梅挚作《有美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都城文化与古代文学及相关文献研究”(18ZDA237)

① 宋仁宗赐梅挚知杭州诗,见《乾道临安志》卷3,《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72页。

堂记》云:“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40,中华书局,2001年,第585页。柳永的《望海潮》称“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柳永著,薛瑞生校注:《乐章集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第322页。潘阆的《酒泉子》云“不是人寰是天上。万家掩映翠微间”,潘阆:《酒泉子·其一》,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第5页。也都注目于杭州的美景与繁华。

到了南宋,临安虽号称行在所,但实质上是都城。与此相应,文学中的临安形象有了鲜明的帝都风采,不再是一般州郡的样貌。杨泽民的《风流子·咏钱塘》“帝居丽、金屋对昭阳。有风月九衢,凤皇双阙,万年芳树,千雉宫墙”“盈望虎貔分列,鸳鹭成行”,⑦⑧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第3000、3463、3189页。正是都城宫禁之生动写照。在往来于临安的诗人笔下,一面是“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江南风韵,另一面则夹杂着“谁令骑马客京华”寓居都城的无奈意味(陆游《临安春雨初霁》)。作为都城的临安,既是令人向往的荣华之地,又隐藏中原未复、偏安一隅的无奈,在文学家笔下变换出各种样貌,涂抹着复杂的文化底色。

作为临安代表性景点的西湖,其形象也存在这样一番变迁轨迹。刘将孙的《湖山隐处记》有精彩概括:

西湖在三百年前特隐者之所盘旋,自坡公筑堤种柳,遂为游赏处。自过江,京都宫阙,遂成富贵窟。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633,第20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21页。

从白居易笔下“绿杨阴里白沙堤”的优美,到北宋林逋“暗香浮动月黄昏”的隐逸、苏轼“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迷人,再到南宋“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题临安邸》)的醉生梦死,西湖经历了“隐居所”“游赏处”“富贵窟”的形象变迁,继而又走向宋亡以后的“烟云莽苍”。这时候的西湖,“虽舫嬉如故,而感慨系之”,《湖山隐处记》,《全元文》第20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21页。湖山依旧,却物是人非。

宋亡后的临安,不再拥有都城的地位,成了“故都”。临安的“故都”形象,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被建构起来。在词的领域,有不少描写临安风景、融入故都追忆的作品,如张炎《高阳台·西湖春感》写宋亡后的西湖“万绿西泠,一抹荒烟”,抒写“怕见飞花,怕听啼鹃”的哀怨;⑦又如刘辰翁《江城子·西湖感怀》“谁识两峰相对语,天惨慘,水茫茫”,⑧以山水的凄楚传递亡国的悲伤。在散文领域,有周密的《武林旧事》、吴自牧的《梦粱录》等笔记著作,追记临安往事,借昔日繁华来寄托亡国之思。

不过,词中的故都书写虽寄寓深厚,但偏于幽隐;笔记侧重对昔日都城的再现,但略于对故都的直接摹写。相较之下,仍以诗歌对临安“故都”形象的塑造最为有力。

作为文学形象的一种,故都形象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它需要通过多维度的书写来完成塑造。丰满的故都形象,应拥有真切可感且丰富多样的图景呈现,通过各式各样图景的拼接组合,构成其形象的外在样貌。与此同时,它还应拥有细腻委婉且动人心弦的思想情志,穿透于各式各样的图景之间,由内而外传递出故都的精神底蕴。两方面紧密结合,方能生成独具魅力的故都形象。诗歌本就有着书写时事的“诗史”传统,从杜甫对安史之乱的“毕陈于诗,推见至隐”,孟棨:《本事诗》,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2006年,第15页。到两宋之际陈与義、吕本中等诗人对宋室南渡的纪实,为宋代诗人提示了书写乱离的可贵经验。而抒情言志又是诗歌的典型特征,尤其宜于倾吐内心的感慨与伤痛。两方面结合,遂令诗歌中的故都临安形象呼之欲出,既真切可感又满溢深情。

在诗歌领域中,值得重视的诗人是汪元量。这位生长于钱塘、出入于宫禁、见证了南宋覆亡的诗人,以其阅尽人世兴亡的眼光、饱蘸历史风云的笔墨,于诗歌中映现出一帧帧鲜活的临安图景,深刻影响了临安故都形象的文学生成。关于汪元量诗歌,此前已有不少研究从遗民情怀、诗史特质、诗歌体式等方面做出考察,但以临安为切入点、深入思考汪元量诗歌书写与故都形象塑造之关系者,尚不多见。如方坚铭、宋晶晶的《汪元量的西湖因缘与诗词中的“西湖”印象》(《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探讨了西湖在汪元量诗词中包含的家国记忆与遗民情怀,魏素素的《元代西湖诗词文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工业大学,2019年)亦谈及汪元量,均以西湖为切入点,而非临安。下文将由此出发,细析汪元量的临安书写,探究其对故都形象生成的影响。

二、降元、旅北与归南:临安书写的三重时空

在宋亡之际的诗人中,汪元量笔下的临安图景是最为丰富多样的。这与他曲折的生平经历有关。身为钱塘人,汪元量自出生就与临安息息相关。青年时入宫给事,学习书史,以琴侍奉谢太后、王昭仪,汪元量生平经历,参孔凡礼:《增订湖山类稿》附录二《汪元量事迹纪年》,中华书局,1984年。可说是深入都城的中心。当临安城破,宋室投降,汪元量随三宫北行,目睹了南宋覆亡的全过程。此后,汪元量又飘然南归,最终隐居西湖。与临安的独特关联,令汪元量时时凝望这座城市,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中,摹画出各不相同的临安图景。

宋室降元,是汪元量临安书写的第一重时空。这一时空中的临安图景,是满城风雨的苍茫。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正月十八日,元军占领临安,驻扎于皋亭山。随后宋室签署降书,以看似和平的方式结束了一国统治。这是改变家国命运的大事。恭帝不再是一国之主,临安也不再是一国之都。行走于临安城中的汪元量,目睹着风景的变换,感受着朝代更迭的无奈。“钱塘江上雨初干,风入端门阵阵酸”(《北师驻皋亭山》),“城南城北草芊芊,满地干戈已惘然”(《吴山晓望》),③⑤⑦汪元量著,孔凡礼辑校:《增订湖山类稿》,中华书局,1984年,第7、9,10,13,66~67页。临安城的一切都仿佛为风雨席卷,风里充满腥膻,雨势让人压抑,充满异族入侵的沉重绝望。《同毛敏仲出湖上由万松岭过浙江亭》云:

钱唐门外看新晴,舞蝶游蜂没一星。

风挟断云横北巘,烟随飞雨度南屏。

苏堤柳树照波绿,吴苑麦苗连地青。

邂逅寻诗过岭去,鼓鞞声震浙江亭。③

与友人行至西湖,经由万松岭到浙江亭,这本是过去游湖赏景的好路线,南屏烟雨、苏堤绿柳,也都是西湖最美的风景。然而熟悉的地点,不再是熟悉的感觉。震天动地的鼓鞞声,展示着元军的气势,震慑着都人的内心。再度来到宫廷,同样感受着物是人非的震撼。过去充满“绿云鬟”“紫鸾笙”的芙蓉阁,如今是“遗钿碎珥狼藉堆玉案”“金莲宝炬错落悬珠楹”。《兵后登大内芙蓉阁宫人梳洗处》,《增订湖山类稿》,中华书局,1984年,第12页。与美人一同消逝的,更有一国的君王。《废苑见牡丹黄色者》:“西园兵后草茫茫,亭北犹存御爱黄。晴日暖风生百媚,不知作意为谁香。”⑤宫苑内的牡丹不知人事变换,依旧盛开。曾为君王喜爱的黄色,如今只能在风中独自摇曳,无人欣赏。在这一时空中,临安风景褪去了光润的色泽,浸染上荒凉气息。“越水荒荒白,吴山了了青”,“陵庙成焦土,宫墙没野蒿”,分别见《杭州杂诗和林石田》其九,其十二,《增订湖山类稿》,中华书局,1984年,第20、21页。萧条的景象,混杂着鼙鼓的震响,这是一座绝望之城。

汪元量临安书写的第二重时空,是随南宋君臣北上、逗留北方的十余年间。这一期间,汪元量虽远离临安,但无时无刻不在记挂临安。故都风景时时牵扯他的思绪,如镜花水月一般,美好却虚无。到北地之后,体会到南北风景的差异,眼前所见往往成为勾起临安记忆的线索。《登蓟门用家则堂韵》:

蓟门高处小凝眸,雨后林峦翠欲流。

车笠自来还自去,笳箫如怨复如愁。

珍珠络臂夸燕舞,纱帽蒙头笑楚囚。

忽忆旧家行乐地,春风花柳十三楼。⑦

身在大都,登上蓟门,雨后山林翠色怡人,然而幽怨的鸣笳、燕地的歌舞,无不在撩拨诗人的记忆,于是临安旧梦霎时飞上心头,模糊了眼前所见。十三楼是西湖边上著名的十三座楼阁,也是承载着无数临安旧事的地方。苏轼在杭州时,“多治事于此”,周淙:《乾道临安志》卷2,第53页。有词《南歌子》云:“山与歌眉敛,波同醉眼流。游人都上十三楼。不羡竹西歌吹、古扬州。”苏轼著,王宗堂、邹同庆编年校注:《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第613页。赵抃亦有诗曰:“舣棹湖亭又访山,寺楼登赏十三间。”赵抃:《九日湖上登高寄前人二首·其二》,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6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232页。郭祥正《和杨公济钱塘西湖百题》其八专咏“十三间楼”:“危楼插湖脚,绀碧十三间。”郭祥正著,孔凡礼点校:《郭祥正集》,黄山书社,2014年,第408页。十三楼不但萃集着秀丽优美的西湖花柳,而且汇聚着临安特有的风流人物与风雅精神。

这一时期的临安图景,带上了浓厚的怀旧滤镜,有着如梦一般的朦胧之美,同时也有着梦醒后的寂寥伤感。南与北在汪元量笔下形成鲜明对立,北边是现实,南边是美梦。作于抵燕之后的《越州歌》二十首,多次回想昔日都城的繁盛。最末一首云:“昔梦吴山列御筵,三千宫女烛金莲。而今莫说梦中梦,梦里吴山只自怜。”“昔”字有异文。《增订湖山类稿》作“苦”。结合此诗第三句“而今”,“昔”字似乎更切合语境。故此处取《全宋诗》版,见《全宋诗》第70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4033页。象征着临安的吴山,已是梦中之物。昔日之梦更好比梦中旧梦。梦中旧梦的繁华,不过平添梦外的无限凄凉罢了。

汪元量临安书写的第三重时空,是重回临安。至元二十五年(1288),汪元量数度上书元世祖,终于得以黄冠身份南归。至元三十一年,于西湖边丰乐桥外筑小楼五间,作为归隐之地。阅尽沧桑的汪元量,仔细地审视着临安,敏锐捕捉眼前风景与昔日风景的细微差异。《浙江亭和徐雪江》云:“荒草断烟新驿路,夕阳古木旧江山。”④⑧汪元量著,孔凡礼辑校:《增订湖山类稿》,中华书局,1984年,第119、119、80页。据《淳祐临安志》,浙江亭在钱塘旧治南,《淳祐临安志》卷7《城府》,清嘉庆宛委别藏本。这是昔日重要的登临处所。如今看来,却充满寂寞颓废滋味,草没颓墙,云锁黄昏,“新驿路”与“旧江山”的对比中透露出兴亡聚散的无奈。《钱唐》最能体现此期汪元量笔下的临安样貌:

踯躅吞声泪暗倾,杖藜徐步浙江行。

青芜古路人烟绝,绿树新墟鬼火明。

事去玉环沉异域,愁来金碗出佳城。

十年草木都糜烂,留得南枝照浅清。④

离开故都已超过十年,再次来到钱塘江边,眼见人烟稀少,鬼火荧荧。第五句追忆宫人被迫北上、死于异域之事,第六句由坟冢出土的金碗,感喟由盛转衰的巨变。“十年草木都糜烂”的沉痛中,仅剩“南枝照浅清”的一丝安慰。阅尽沧桑让汪元量获得了看似超脱的姿态,然而超脱的背后依然有物是人非的无限心酸。如果说旅北时期临安书写滤镜带着一点柔化的梦幻效果,那么南归后的临安图景则有着锐化的鲜明与清晰,刺激着昔日旧伤隐隐作痛。

降元、旅北与归南,三段经历,对应着汪元量的三种身份、三种心境,也造就了临安图景的三种风貌。这使汪元量笔下的临安图景,具有其他诗人难以企及的连贯性和全面性。这一幅幅图景的相互衔接与前后映照,将故都临安的形象变迁过程,铺写成了流动的长卷。

三、故乡、故宫与故国:临安书写的情感脉络

临安对于汪元量而言具有多重意义。临安是汪元量的故乡,又是故宫所在之地,更是故国南宋的象征。各种要素相互错综,令汪元量笔下的临安书写拥有尤其丰富的情感脉络。

思乡之情,是汪元量书写临安的第一条情感脉络。对于汪元量而言,临安首先是他的故乡。临安的遭际是故乡的遭际,这里有他从小到大熟悉的风景,当这些风景因巨大的冲击而发生改变,那种失落、痛心的感觉往往最为直接。思乡的情绪在旅北的时空中有着极为浓烈的表现。离家乡越远,思念也越深,“万里羁孤夜忆家,边城吹角更吹笳”,《湖州歌·其八十九》,第56页。“乡梦渐生灯影外,客愁多在雨声中”。《邳州》,《增订湖山类稿》,中华书局,1984年,第33页。西湖成为思念汇聚的一个着眼点:“抛却故家风雨外,夜来归梦绕西湖。”《湖州歌·其三十》,《增订湖山类稿》,中华书局,1984年,第42页。《忆湖上》把对西湖的想念挥洒得淋漓尽致:“我忆西湖断桥路,雨色晴光自朝暮。……日夜思家归不得,偶然醉归文姬侧。”⑧断桥风雨、孤山梅花,正是滞留北方的汪元量日夜挂心之处,也是他渴望回归却又不得回归之处。他时时自问:“何日西湖曲,红船上下游?”《筠溪王奉御寄诗次韵呈厓松卢奉御》,《增订湖山类稿》,中华书局,1984年,第68页。哪怕是在南归以后,远赴湘蜀之时,依然惦念不已:“忽忆西湖梅与柳,梦随云水度西湖”。《唐律寄呈父凤山提举》其七,《增订湖山类稿》,中华书局,1984年,第131页。这一情感脉络,为汪元量笔下的临安染上浓烈的乡思,在故都形象中融入了家的温度。

追念故宫,是汪元量临安书写的又一条情感脉络。对于汪元量而言,故宫是曾经的“职场”。他从青年时代开始给事宫禁,对宫中场所与人事有着他人难以企及的熟知。他的许多念想、感怀,正基于他所熟悉的这些故宫人事。首先是场所。皇家宫苑在短短时间内经历了由繁盛到荒凉的巨大转变,“台边西子去,宫里北人过”“黑潦迷行路,黃埃入禁门”,《杭州杂诗和林石田》其十,其十七,《增订湖山类稿》,中华书局,1984年,第20、22页。作为直接的目击者,汪元量的感受远比旁人来得更为强烈,他的书写也有着超越旁人的震撼感。与场所相关的,是其间发生的人事。慈元殿书写堪称典型。据《武林旧事》卷四“故都宫殿”所记,这是谢太后的居所。周密:《武林旧事》卷4,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0页。宋未降时,汪元量时时出入其中,写下不少作品。如《慈元殿赐牡丹》云“九重羯鼓声动地,万年枝上回春意”“焚香再拜睹国色,雨露沾濡知帝力”,②⑥⑩汪元量著,孔凡礼辑校:《增订湖山类稿》,中华书局,1984年,第4、10、181~182、13~16页。虽难免美饰之辞,亦可见一时宫廷盛事。然南宋降元,却让慈元殿变成屈辱之地。《感慈元殿事》“翠华扶辇出彤庭,密炬星繁天未明”“绿波淼淼浮三殿,紫禁沉沉断六更”,②是幼君、太后在元军重重围困之下投降的情景。慈元殿再不是汪元量荣耀的处所,而变成他心头的一道伤,曾经有多少欢会,如今便有多少悲叹。与故宫相关的,还有宫中的故人。谢太后、王昭仪以及众多宫人,都曾与汪元量同处宫廷之内,又都被迫北上。汪元量笔下的故宫,是她们从前的居所。“三十六宫随辇去,不堪回首望吴云”,“锦帆后夜烟江上,手抱琵琶忆故宫”,“宫娥抱膝船窗坐,红泪千行湿绣衣”分别见《越州歌·其二》《湖州歌·其五》《湖州歌·其十六》,《增订湖山类稿》,中华书局,1984年,第59、37、39页。……汪元量对宫廷人事的关怀与书写,充满同情,也深化了对故宫的追念之情感。

故国哀思,是汪元量临安书写的第三条情感脉络。临安是故国的象征。与所有经历了这一场巨变的作者一样,汪元量对临安的书写充满悲怆。但汪元量的故国哀思有其独特性。他曾在元朝侍奉谢太后等前朝皇族,又最终选择归隐临安;既有别于侍奉新朝的士人,也有别于纯粹的遗民。亡国的沉痛,是最基础也最重要的情感维度,与故乡之思、故宫之叹纵横交织,共同组成汪元量临安书写的基调。无论是降元时空中眼看着“烽火来千里,狼烟度六桥”《杭州杂诗和林石田·其六》,《增订湖山类稿》,中华书局,1984年,第19页。却无可奈何的悲痛,还是旅北时空中“事去空流东汴水,愁来不见西湖月”《满江红·和王昭仪韵》,《增订湖山类稿》,中华书局,1984年,第173页。的慨叹,又或是南归后“湖上悲风舞白杨”、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感伤,都贯穿着对故国的恋恋深情。故国之思,令汪元量笔下的临安物象染上了幽怨的心绪。南归后汪元量曾与西湖社友共赋千叶红梅。据《暗香》词序所言,“乃旧内有此种”“兵后流落人间”。面对此花,汪元量不觉“泫然承脸”。⑥“偏把红膏染质,都点缀、枝头如血”,梅花的红,是鲜血的颜色,让“江南倦客”肝肠寸断,不忍面对。一株西湖边上的千叶红梅,隐然牵连着心底的家国情愁。

故乡、故宫与故国,这三重意义,令汪元量笔下的临安拥有了三种情感向度。三种情感交织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极大地充实了故都形象的内蕴。同样经历了亡国之悲的刘将孙,颇为敏感地捕捉到了汪元量内心的复杂情感。他为汪元量撰写的《湖山隐处记》说:

(西湖)在他时为隐处,得乎?若昔遭逢隆盛,尚方加赉;贵公名宰,分地题颜,亦岂意为今日隐处哉!水之今昔不见其改,云之来去邈不可留。……若水云之隐也,则阅其常也,如水之无味;玩其变也,如云之无心。澹与泊相遭,而晦与明不异。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633,第20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22页。

如果不是因为临安由都城变成了“故都”,西湖也不可能成为现在这样的隐居之所。西湖之水依然如故,西湖之云来去自如,汪元量之所以能隐居于此,是因为他经历了太多的无常世事,最终脱化为淡泊无为之心。这份淡泊的本质,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无欲无求,而是无可消解的无限怅惘。

四、见证、追认与深省:临安书写的理性思索

汪元量的作品,由于载录了宋亡之际诸多时事,向来有“诗史”之称。如李珏云:“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李珏:《书汪水云诗后》,《增订湖山类稿》,中华书局,1984年,第188页。钱谦益亦云:“记国亡北徙之事,周详恻怆,可谓诗史。”钱谦益:《书汪水云集后》,《增订湖山类稿》,中华书局,1984年,第189页。纪录时事、暗寓兴亡,这是汪元量与历来“诗史”的共同之处。不过汪元量“诗史”亦有其独具特色的一面,即以临安为重要场所,对此间发生的诸多人事进行见证、追认与深省,如同在名为“临安”的舞台上搬演一幕又一幕短剧,并在短剧中隐含作者的种种思考。这种书写方式,在记录史实的同时,极为鲜明地凸显了作为舞台的临安本身。而贯穿其中的思考,又折射着作者对“故都”身份的接受过程,从理性的层面参与着故都形象的塑造。

见证,是汪元量临安书写的第一重理性维度。在这一书写形式中,汪元量冷静的态度值得特别关注。他不是一味地陈述屈辱和伤痛,而是作为一位见证者,记下在临安上演的一幕幕的场景,无声披露着历史的复杂面貌。

《醉歌》十首⑩最能看出这一特质。这组诗歌作于德祐二年二三月间,正是宋室初降的时期。《其一》《其二》写襄阳城破、元军逼近,《其三》“淮襄州郡尽归降,鞞鼓喧天入古杭”写元军入城,《其四》“太后传宣许降国,伯颜丞相到帘前”写被逼投降,《其五》“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佥名谢道清”写签署降书的场景。从《其一》到《其五》,眼见国权一步步丧失,可以说是极尽沉痛了。然而作为见证者的汪元量,并未止步于此。他再度走向临安城中,看到宋室的投降与元军的政策,让临安城维持了相对的安定:《其六》“北客南人成买卖,京师依旧使铜钱”,《其七》“丞相伯颜犹有语,学中要拣秀才人”,都显示了这一历史巨变中相对平和的一面。当然,这种平和只是相对而言。《其七》“北师要讨撒花银,官府行移逼市民”可见元军的掠夺。《其十》:“伯颜丞相吕将军,收了江南不杀人。昨日太皇请茶饭,满朝朱紫尽降臣。”前两句是元军宽容、江南安定的情境,后两句从表面上看是对前两句的顺承:皇宫中依然和睦,前朝大臣依然穿红衣紫,这正是“收了江南不杀人”的明证。然而“降臣”二字极为扎眼:看上去的和平其实是苟且偷生的投降换来的。肯定,亦是最大的否定。汪元量以看似冷静的笔墨书写都城临安发生的一切,不刻意回避,不过分丑化,故其书写给人以一种强烈的在场感。他擅长将两种具有落差的情境并置到一处,表面的平和与背后的掠夺共同发生在都城之內,足见临安承载的历史复杂性。见证眼光的背后,流动着细密的理性思绪。

追认,是汪元量临安书写的又一理性维度。这一书写方式依然是以临安的具体地点为依托的。以具体的地点为契机,过往的记忆得以一一唤醒,曾经有过的风景、曾经上演的人事,一幕幕出现在眼前心头。追认是对旧事旧人的再度体认,同时也是对人事变迁的深刻体会。这一思考维度,尤其鲜明地彰显着历史的不可逆转。在故地重游的诗作中,追认的立场出现得最频繁。《旧内曲水池》是南归之后的作品:

锦沟引水入觞池,两两金船上下驰。

春季夫人扶辇疾,玉堂学士带花迟。

当时行乐虽然秘,此日遗踪自可悲。

回首支郎新栋宇,浮屠千尺白差差。④汪元量著,孔凡礼辑校:《增订湖山类稿》,中华书局,1984年,第126、5页。

周密《武林旧事》卷四《故都宫殿》载:“高宗雅爱湖山之胜,恐数跸烦民,乃于宫内凿大池,引水注之,以象西湖冷泉;叠石为山,作飞来峰,因取坡诗‘赖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名之。”周密:《武林旧事》卷4,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5页。汪元量所写曲水池,虽然未必是此水池,但营建之费心、修筑之精雅当别无二致。这里曾有过众多宫廷盛事,金杯盛酒,曲水流觞。华美的妃嫔,簪花的侍臣,沉醉于优美的风景与欢愉的享乐中。再度来到此地,汪元量回想起自己亲历的过往,恍惚之间,又将过往回忆与眼前现实叠加在一起。昔日宫殿已被高低参差的寺庙取代,曲水流觞的热闹也褪色为寥落孤寂。在对过往的追认中,诗人再次确认了都城身份的丧失,并尝试说服自己接受由都城到故都的心理转换。

汪元量临安书写的第三重理性维度,是深省。这是对宋朝覆亡原因的深刻思索。临安城内的处所与风景,在唤醒过往记忆与无限惆怅的同时,也唤醒了批判与反思。

贾似道的祸国殃民,是汪元量心中拔不掉的刺。宋降后,经过贾似道居所,汪元量感怀无限,写下《贾魏公府》三首。《其一》云:

葛岭当年宰相家,游人不敢此行过。

柳阴夹道莺成市,花影压阑蜂闹衙。

六载襄阳围已解,三更鲁港事如何。

栋梁今日皆焦土,新有园丁种火麻。《贾魏公府·其一》,《增订湖山类稿》,中华书局,1984年,第16页。

葛岭在西湖北侧,葛岭之下即贾似道的平章府。汪元量还记得这里曾经的景象:柳阴夹道,花影压阑,充满奢靡气息。然而眼前的平章府,栋梁已化作焦土,繁华已消失殆尽。一盛一衰,犹如天壤。导致这一切的,正是贾似道本人。诗歌五六两句提及的襄阳城破、鲁港兵败,是具有关键意义的两件大事。南宋末年,襄阳抗击元军,坚守多年。然而作为一朝宰相的贾似道却无所作为。早在宋室降元以前,汪元量就以《贾魏公雪中下湖》批判贾似道的荒淫无道:“冻木号风雪满天,平章犹放下湖船。兽炉金帐羔儿美,不念襄阳已六年。”④在西湖享乐的贾似道,只顾自己的舒坦,全然不顾襄阳围城中奋力抗战的军民。最终襄阳城破,元军趁势南下。鲁港兵败更直接导致了临安的失守。德祐元年,贾似道在艰难的形势下率兵出征,至鲁港(在今安徽芜湖西南),与元军交锋,不战而遁,逃往扬州,宋军大溃。贾似道的所作所为,不仅导致了个人的灾难,更导致了千万宋朝子民的灾难。这位宰相的府邸,在昔日游赏之时,是“三千卫士立阶除”的庄重威严,如今却是“檐外竹梅森似束,邻翁时剪作烧柴”的荒凉。分别见《贾魏公府·其三》《贾魏公府·其二》,《增订湖山类稿》,中华书局,1984年,第17、16页。诗歌书写葛岭盛衰,实乃沉痛的批判。

贾似道对南宋覆亡固然有直接影响,但绝不是唯一的原因。汪元量笔下关于皇族西湖享乐的书写,透露了另一方向的批判。《越州歌》二十首,最后几首主要是对昔日君臣游赏盛况的回忆。“翠围红阵知多少,半揭珠帘看驾来”(《其十六》),君王沉醉美景,亲临西湖,盛大的场面,惹得游人纷纷围观;“醉里君王宣乐部,隔花教唱采莲歌”(《其十八》),③汪元量著,孔凡礼辑校:《增订湖山類稿》,中华书局,1984年,第62、156页。这固然是令人神往的美好回忆,然而南宋的覆亡正是在翠围红阵与采莲歌声中慢慢酝酿而成。汪元量晚年隐居西湖边上,也并未忘记西湖这个“销金窝”内发生过的前朝遗事。其《西湖旧梦》十首亦反复书写当年西湖上的盛大宴乐。《其六》云:“月香水影逋梅白,雨色晴光坡柳青。一个销金锅子里,舞裙歌扇不曾停。”③林逋的梅香,东坡的柳色,为西湖增添无限诗情,却也刺激了享乐的无限欲念。作为都城临安的地标性景点,西湖宴乐展现的,不单是君王的贪图享受、不思恢复,更是一整个南宋朝偏安江南的群体状态。汪元量的反思与批判,并不属于激烈的类型。他很少直接指明朝廷的过错,这或许与他曾侍奉宫廷有关。但他以临安为背景所描画的场面,无不深蕴强烈的省思。

理性的思索,为汪元量笔下的临安注入了历史的厚重。他见证着这里发生的人事,追认着这里曾经有过的繁华,更思考着聚散兴亡的规律。而临安转变为“故都”的过程、转变为“故都”后的现实以及转变为“故都”的原因,则沿着理性的脉理,化作故都形象的内在筋骨。

五、汪元量与“故都临安”的文学生成

在对汪元量的临安书写进行细致分析后,我们可以大致理解“故都临安”这一文学形象的构建方式与生成过程。为了更清晰地说明这一点,不妨把“故都临安”当做一个人物来看待:丰满的人物形象,首先应拥有鲜明的外貌特征,其次有细腻的情感表现,复次是深邃的理性思考。三者有机结合,方能造就有血有肉的人物。故都形象的生成亦复如此。汪元量的临安书写,在这三方面都有突出贡献。临安书写贯穿于他曲折的一生,他在降元、旅北与归南的不同时空中,描画出各具特色且前后映照的临安图景,成功描画出故都临安的外在形貌及其流动变迁的鲜活过程;临安对于汪元量具有故乡、故宫与故国的多重意义,令其笔下的临安书写交错着丰富的情感脉络;以临安为舞台,汪元量见证、追认并深省这里发生的一切,以理性的筋骨支撑起故都形象的历史厚度。

汪元量的临安书写在元初有着颇为广泛的回响,这也印证了他的独特贡献。众多名士为他题写诗卷,不少诗作延续了它对临安的眷恋深情及书写临安的表达方式。最有代表性是西湖棹歌的写作。汪元量隐居西湖,自作棹歌,且邀友人唱和,“船轩回环,刻诸名士棹歌十数”(《湖山隐处记》)。刘将孙有《汪水云复索西湖一曲棹歌如诸公例十首走笔成此》。孔凡礼认为,刘将孙此作当在汪元量所刻“诸名士棹歌”之列;汪元量《西湖旧梦》十首,亦当为棹歌。见《增订湖山类稿》附录二《汪元量事迹纪年》,第289页。刘师复、罗志仁、胡斗南等各有《题汪水云诗卷》七绝十首,写法均与汪元量《西湖旧梦》相近。西湖景点成为他们书写的重点:刘将孙诗有“断桥桥边初弦月,大佛头里一点灯”“净慈寺前僧三五,涌金门外船几双”;刘师复诗云“别港莺娇恰恰啼,苏公堤过赵公堤”“草草杯盘随处饮,西泠桥入断桥归”;罗志仁诗云“灵隐泠泉图画开,奇峰西竺远飞来”“丰乐华楼已劫灰,涌金春色未尘埃”分别见刘将孙的《汪水云复索西湖一曲棹歌如诸公例十首走笔成此》、刘师复的《题汪水云诗卷》、罗志仁的《题王水云诗卷》,《增订湖山类稿》,中华书局,1984年,第225~226、212、213页。……这一处处景致,是汪元量系心之处,更是宋遗民难忘之处,在以汪元量为代表的诗人笔下,以满怀追忆与怅恨的笔触,参与着故都临安的形象塑造。

故都形象的生成,固然要以城市自身特色为基础,也离不开改朝换代的历史更替,然而文学最能赋予故都形象以鲜活的血肉和饱满的精神。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象,故都形象建立在作者多维观照与精细书写的基础上。而故都形象在生成以后,又深度参与着都城文化的建构,塑造着后人眼中的都城印象。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魏策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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