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制度建设的欧洲经验的逻辑、局限及与中国经验的分殊*
2020-12-23汪毅霖
人文杂志 2020年12期
汪毅霖

内容提要按照所谓的“欧洲经验”,只有借助“红皇后效应”——国家和社会的平衡——才能从狭窄的通道中生成受限的利维坦,而受限的利维坦被视为唯一可以促进“自由”的国家类型。在自由的工具性维度,一旦相信“欧洲经验”的普遍性便会导致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测。但是该预测建立在薄弱的逻辑可靠性和经验可检验性的基础上,反而暴露出“欧洲经验”的局限。在自由的目的性维度,虽然“中国经验”代表了一种国家制度建设的不同路径,但国家对社会长远和普遍利益的有效回应是“欧洲经验”和“中国经验”的共同底线。由于路径依赖,“中国经验”更强调优先强化国家能力,再以此为基础推进国家在经济及其他领域的有效回应。
关键词受限的利维坦欧洲经验自由回应
〔中图分类号〕F091.3;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20)12-0036-12
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必须坚持从国情出发”,“不能照搬照抄他国制度模式”,①故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开展关于国家制度建设的中国经验与国外经验的比较是一项重要的理论任务。由于国家治理现代化集中体现了一国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②故关于国家制度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可能会对我们有所启示。在这一领域,2005年克拉克獎得主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的研究代表了学科发展的前沿并最具学术影响力(他是1996—2015年这20年间累计被引用率最高的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及其长期合作伙伴罗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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