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有着丰富的近代地方史资源。基于“纲要”课教学内容在设置上的不足及当前本科生的基本特征，将重庆地方史资源融入本科生“纲要”课教学十分必要。而由于重庆地方史资源丰富而多样，且随着近年来重庆地方史研究水平的提升和研究成果的丰富，使得将重庆地方史资源融入本科生“纲要”课教学成为可能，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中國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是高等学校四年制本科生四门必修思想理论政治课之一，于2007年春季正式开设。在已经过去的十几个年头里，关于如何切实提升“纲要”课程的教学实效性，以实现该课程的教学目标，进而达到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学者和奋战在教学一线的教师们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探索和实践，总结了大量的经验，发表了诸多论著。

笔者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和“地方史”或“乡土历史”为关键词在知网中进行检索，发现自2008年至2018年的十来年时间里，共有百余篇各地思政课教师探讨地方史与“纲要”如何融合的论文。其中，部分文章从总体上探讨地方史资源融入“纲要”课教学的必要性、可行性及融入的原则和手段，比较偏重于理论上的分析与阐述。绝大多数论文则是结合其所在地的地方史学资源，选取当地地方史资源中与“纲要”课基本内容相契合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案例，详细介绍所选取个案的情况及其包含在“纲要”课哪个基本内容版块，具体阐述将该内容融入“纲要”课课堂教学的手段和方法，总结实施效果及意义，提出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尝试提供应对方案。

这些进行个案研究的论文所涉及的地域包括：东北（如黑龙江）、东部沿海（如上海、浙江）、华南（如广东、海南）、中部（如河南、湖南）和西南（如贵州、云南）等区域，为我们展现了相当可观的各地近现代地方史资源中与“纲要”课程相契合的教学内容，也反映了各地“纲要”课教师切实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文件精神以及致力于提升课堂教学效果的干劲和决心。从内容上来说，已有研究普遍认可将地方史资源融入“纲要”课教学对于提升教学效果的积极作用，并总结提出了穿插式、案例式、专题式、研讨式、社会实践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地将地方史资源融入“纲要”课的教学方法。

总体来讲，有研究已取得不错的成绩，尤其是结合各地实际进行的个案研究，向我们展示了丰富的、可补充“纲要”课教学的资源和方法。但可惜的是，在现有研究中，还没有专门的文章对重庆近现代地方史资源与“纲要”课教学的融合进行过探讨。因此，笔者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结合自身教学实际，以重庆近现代地方史资源融入“纲要”课为例，进一步探讨其可能性及融入路径，以期推进“纲要”课教学的时效性。

重庆地方史资源融入“纲要”课教学的必要性

目前，“纲要”课使用的教材是由教育部统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国统一教材，其涵盖的时间段起于1840年，止于当下，时间跨度长达一百多年。而当前“纲要”课的教学学时仅为48学时。因此，要在课时量偏少的情况下讲深、讲透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实属不易。同时，大学期间所讲授的“纲要”课程，虽然是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但它又是一门以历史教学为载体、具有鲜明历史学科特性的课程，因此在课堂上，教师不可避免地以中国近现代基本历史为基础进行授课。

在编写“纲要”课教材的时候，编写专家就已经注意到，“在校大学生在中学阶段已系统地学过中国近现代历史，对有关的历史事实、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已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华东师大的宋进教授将“纲要”教材内容与中学历史教材内容进行了专门的比较，也认为“中学历史已基本涵盖了中国近代史中的主要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等”。也即是说，虽然教材编写组在编写“纲要”教材时，已力图避免与中学教材的简单重复，但是，仅用20余万字的篇幅，容纳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并要使其“纲”和“要”的特色鲜明，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也正是因为这一鲜明的特色，使得“纲要”课的教材不能不以近现代重要事件和人物为主，也就不可避免地与中学历史教材内容存在较多的重复，这也造成学生对课程内容缺乏新鲜感，学习的兴奋点和主动性很难被激活。

从学生群体特征来看，当前大学生是真正意义上互联网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作为在物质条件已经极大丰富、互联网资讯较为发达，价值观日益多元化的大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如果不采用适宜的方式和途径，很难使他们理解战争与革命作为时代主题的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时代主题不同，决定了社会制度的优劣对比、意识形态的争斗较量，乃至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都发生了较大改变，再加之中学对历史知识的掌握多是从书本到书本的应试教育灌输，考过即忘，使得学生从内心深处很难对中国近现代中华民族所遭受的苦难、前人在救国道路上的迷茫和彷徨感同身受。

概而论之，由于当前的教材体系编排上的缺陷，以及大学生群体特征的变化，从而迫切需要“纲要”课改变教学体系，以适应新形势的发生。早在2008年，中宣部、教育部在教社科5号文件中就明确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以教材为基本遵循，在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上下功夫，真正做到融会贯通、熟练驾驭、精辟讲解。”在包括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课件、教材、教学实践、教学评价与反馈等教学体系诸要素中，教学内容是其中重要的环节。近年来，许多教师致力于丰富和改进“纲要”课教学内容，以求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其中，将地方历史资源融入教学内容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一种被经常采用的方式。

重庆地方史资源融入“纲要”课教学的可能性

从具体的教学实践来看，地方史资源融入“纲要”课教学易产生如下问题：1、史实过于琐碎，不具代表性或典型性，偏离教学目标;2、为“融入”而融入，导致衔接生硬;3、增加了授课内容，影响教学进度;4、地方史研究水平有限，不能为其融入“纲要”课教学提供足够的学术研究支撑。上述问题又是互相关联的：正是由于史实过于琐碎不具代表性，在使用时就容易导致为“融入”而融入，从而造成增加授课内容、影响教学进度，却没有完成既有的思政教育目标。而以上问题，在笔者的教学实践中都有得到解决的可能性。

重庆是中国近代通商口岸之一，更是战时陪都，它的历史与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紧紧相连。尤其是进入近代以来，重庆被融入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成为一座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中国城市。近代中国许多重大史事发生于此，这就为教师选取地方史素材融入教学提供了相当大的选择余地。特别是那些发生在重庆的、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史事，本身即是教学内容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在选择重庆地方史素材時，大可剔除仅仅具有地方影响力的史实，而挑选那些具有代表性和全局影响力的史实，纳入“纲要”课教学。要从众多地方史资源中精挑细选出恰当的素材运用于“纲要”课教学，首先要摸清重庆地方史的“家底”，即是现有研究状况及相关成果，从而准确把握重庆地方史与中国近现代史的关系，进而有助于在教学中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合理的抉择取舍。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学界对重庆地方史的研究已经做过诸多研究工作，出版了上千部著作，发表了上万篇文章，完成了一批国家和省部级重要课题。可以说，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重庆地方史研究体系，研究领域日益扩大并向纵深发展。通史研究有突破性进展，专史研究不断深入，城市史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断代史研究尤其是抗日战争史研究成果丰硕，人物研究取得重要成果。这就为“纲要”课教学提供了较为坚实的资料和学术支撑。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出版《巴渝文库》为抓手，学界整理出版了一大批史料。如重庆地方史资料组编辑的《重庆地方史资料丛刊》、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的《重庆文史资料选辑》、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辑的《重庆党史资料丛书》等。此外，在基础研究和专题研究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重庆通史》《近代重庆城市史》《重庆抗战史》《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包括大事记、红岩精神研究和党的建设、统一战线、群众工作、文化工作、军事工作等七卷）、《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简史》等是这一时期代表性著作。此外，对一些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如邹容、杨闇公、卢作孚等人的研究也取得了诸多成果，如《邹容文集》《卢作孚文集》《杨闇公纪念集》相继出版。

重庆是战时陪都，自2009年正式启动“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以来，对于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南方局、重庆大轰炸、抗战大后方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工业等，学界也进行了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成果迭出。在文献搜集整理方面，《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100卷）也将陆续出版面世。随着对外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抗战大后方海外档案资料的搜集工作也开始启动实施。以如此浩瀚的重庆地方史研究成果作为后盾，完全足以支撑起地方史资源在“纲要”课教学中的合理运用，从而提升教学的学术含量，增强教学效果，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可信度和吸引力。

此外，重庆还有大量的遗址、纪念馆、博物馆、展览馆、名人故居等，可以作为“纲要”实践教学的资源。重庆近代长江上游重要通商口岸城市及战时陪都，留存了众多近代列强在华侵略的遗址遗迹，以及诸多近代著名人物也曾在此活动。如抗战遗址纪念馆、中共中央南方局旧址、重庆谈判旧址、各国领事馆、法国水师营、各大洋行遗址等等。抗战时期，重庆更是云集了当时中国最主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界名人，由此留存了大量名人故居。这些历史遗址遗迹，是“纲要”实践教学最充沛和理想的资源，对其加以合理的利用，势必会加深学生对于近代中国国史国情最直观的感受。

总而言之，近代重庆丰富的地方史资源及现有的研究水平，足以支撑教师们将其运用于“纲要”课教学。只要配合以合理的教学手段和方法，可以避免前文所提及的二者融合时容易出现的问题，从而达成教学目标。

重庆地方史资源融入“纲要”课教学的路径及实践

近代地方史资源丰富且多样，要将其有效地融入“纲要”课程教学中，需要讲究一定的方法和途径，才能保证在不冲淡现有教学主题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丰富教学内容，提升教学实效。依据各自的教学实践，各地的学者和思政课教师们提出了多种多样的教学方式和途径。总的来说，老师们都同意应该从课堂内外两方面入手，多种方法和途径交替使用。在课堂内，穿插式教学、专题式教学、案例式教学、讨论式教学和“请入”式教学（请当地有关专家、学者、“英雄”人物或其亲属到学校甚至走进课堂）等，是较多被各地思政课教师们采用的方式;在课堂之外的实践教学中，有的学校或教师组织学生参观历史遗迹、博物馆、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及开展社会历史调查等以进行体验式教学。为了更好地实现“纲要”课教学目标，笔者所在的重庆工商大学在如何切实提升思政课实效性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和改革，取得了一系列成绩。

在课堂内，教师积极将重庆近代地方史素材引入课堂，有选择性地穿插到教材相关章节的讲授中，即穿插式教学。例如，在讲授第一章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时，穿插讲解重庆在近代被迫开埠的历史;在第三章则穿插讲解早期革命者杨闇公的事迹;在第四章，结合近年所发现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原始档案，讲解早期共产主义在重庆的诞生及发展。

重庆作为战时陪都，在抗战及战后的一段时间内，一直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许多这一时期影响国内外甚至世界局势的事件，都发生于此。在第六章的教学中，笔者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的活动为案例，深入讲解党在抗战时期在国统区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作的努力。在第七章中，则以重庆谈判为案例，详细讲解中共战后为争取和平民主的努力，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而抛弃了国民党？

为了提高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笔者在课堂教学中增加了一项教学内容作为平时成绩考核项目，也即是每学期确定几个主题，将学生分组，每组根据自己择定的主题，去调研重庆市内或自己家乡与所选主题相关的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并在课堂上进行PPT汇报展示。以此引导学生主动参与课堂，关注本土历史，将家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理论课堂之外，重庆工商大学的实践教学在近年来通过积极探索，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经过严密论证和设计，适当压缩了五门思政课的理论教学学时，将每门课余下的学时化零为整，辟设一门新的总共44学时的单独课程——思想政治实践课。这门课程主要在课下由同学独立完成，辅以在线平台教学和三次课堂总结教学，其包括六个相对独立的实践环节：“体认自信”、“真情传递”、“品味经典”、“激荡理性”、“明晰意见”和“感悟使命”。其中，在“感悟使命”环节，即融入了地方历史资源，要求学生实地访问重庆地方历史遗址遗迹和访谈相关人物，尤其是红色文化遗址遗迹，以此加深学生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直观感受。

在这一环节，设置了灵活多变的实践形式供学生选择，包括：1、参观本地博物馆、纪念馆或红色旅游景点等;2、结合主题进行人物的采访;3、结合主题进行艺术创作（话剧、舞蹈或纪录片等均可）。教师事先已在线上教学平台为学生提供了部分近代重庆地方历史遗址遗迹的分布及路线信息，当然，也鼓励学生自主发掘与访问与主题相关的历史资源。同时，教师也需要对学生准备的采访主题、提纲及艺术创作的稿件等进行把关指导。

根据学生选择的实践形式的不同，学生最终提交的实践作业也有所区分。选择第一种形式的学生须提交参观照片及不少于500字的参观访问体会;选择第二种形式的学生则要求提交被访者的联系方式及不少于500字的访谈记录;选择第三种形式的学生则提供相应的音频、视频或其他成果。

通过在实践课中融入地方史资源，学生们纷纷表示，这种教学方式比单纯的理论课教学更加生动活泼，学生的参与度也较高，不仅增强了对自己家乡历史的了解，同时，对于国史国情和“四个选择”也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而学生的参观、走访和调研，所提交的形式多样的作品以及在课堂上的汇报展示，又强化和加深了对地方历史资源的弘扬和传播，甚至可以产生一定的社会反响。

重庆地方史资源融入“纲要”课教学需注意的问题

在将重庆地方史资源融入理论和实践教学的课程中，笔者与所在学院的同仁们一起积极探索，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也暴露了一些不足，存在需要我们进一步注意或改进之处。

1、在选取和使用融入“纲要”课教学的地方史素材时容易出现偏差。重庆作为战时陪都，所留存的抗战历史文化遗迹相当丰富，且近年关于抗战大后方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这一方面为教师在选择素材时留下了较大的空间，但另一方面也容易产生素材取舍和使用不当的问题。例如，如果在第六章的教学时过多选择和使用退居重庆的国民政府抗战的案例，则易削弱学生对于中共在抗战中作用和地位的重视。同样地，在实践教学中也不宜过多设计参观访问国民党抗战遗址遗迹，否则，也容易给学生造成认知上的偏差。

2、从学生在课堂的展示汇报以及在实践教学中提交的参观访问报告可以看出，大多数学生选择或发掘的近代重庆各类遗址遗迹主要位于重庆市内或市区周边：如红岩联线（包括白公馆、渣滓洞等）、解放碑、重庆大轰炸遗址、蒋介石黄山官邸、聂荣臻纪念馆、杨尚昆故居等著名景区和景点，对于很多位于农村地区或者尚未被开发的遗址遗迹则缺乏了解。这种状况的出现，诚然与当下旅游业的发展及景点宣传力度较大有关，但也反映出学生对自己家乡的历史，以及对本土历史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中所处的地位缺乏深入的了解。实际上，以第五章“革命新道路”为例，中国共产党所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农村地区和和少数民族聚居区也一定留存着众多的中共革命时期的遗址遗迹，甚或英雄故事等地方史素材资源，如能将其逐渐予以挖掘，并融入“纲要课”教学，势必能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但这也是需要更多人参与，并需要更多时间积累才能渐显成效的一项庞大工程。

3、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将地方史资源融入“纲要课”教学的过程中，无论是理论教学还是实践教学，都需要严格守住政治底线。在运用地方史资源阐释中国近现代基本问题、基本理论时，教师必须怀有高度的责任感、严格守住政治底线，不能掺杂过多的个人“乡情”，以免影响对于史实的解读和判断。在授课过程中，结论的得出必须遵循党的重要历史决议、历次党代会和中央全会会议精神，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旗帜鲜明地帮助学生厘清历史上的大是大非问题，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爱国主义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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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振宇 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重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