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林杰

在改朝换代间，关学的学术形态几经变易，传承对象也不仅限于张载之学。但由张载塑造的关学学风在后世传播过程中却绵延不绝，成为不同时期关学所共有的精神品质和学术风格。

在历史长河中，特定学派及其学者的存在往往是短暂的，而关学学派宗师的著作和学说却是源远流长，难以断绝。

关学自北宋张载开宗立派，至晚清刘古愚等人，历经八百余年。张载作为关学历史上的一面大旗，以其巨大的精神感染力以及独特的学说和学风，一直以各种方式对明、清关学乃至宋元明清理学各派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其突出特征表现为“道学”与“政术”不二的政治主张，“以礼为教”的社会教化使命，“学贵有用”的经世致用取向。

宋代关学学派的建立与消亡

北宋初、中期的文教政策，作为“以儒立国”政策的具体化，直接促成了几次大的兴学立教运动。咸平四年（1001年），宋真宗下诏，在向州、县官学颁赐“九经”的同时，将“九经”同样颁发给民间聚徒讲学的书院，意味着民间教育和私家讲学的合法化。庆历四年（1044年），宋仁宗诏令诸路州、府、军、监立学，促使全国各地兴办学校的盛况空前。由王安石开创的新学、张载开创的关学、二程开创的伊洛学派（洛学）、三苏开创的蜀学都于此时兴起。

熙宁年间（1068-1077年），张载思想渐趋成熟，北宋关学学派也达兴盛之况。

史料有载，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御史中丞吕公著曾向朝廷举荐张载说：“张载学有本原，四方之学者皆宗之。”与此类似，程颐也描述过张载居乡讲学，学者远道而至的盛况：“（张载）所居之乡，学者不远千里而至，愿一识其面，一闻其言，以为楷模。”

张载逝世后（1077年），他的部分弟子投奔到河南程颢、程颐门下，北宋关学作为一个独立学派逐渐解体，融入洛学。出现这一现象不足为怪：张载与二程本来就有亲戚关系，而且张载生前与二程之间的学术交往甚多，因而在张门弟子看来，本师的学说与二程的学说并没有严格的区分，更何况张、程之学毕竟都属于理学阵营。

明代关学学者冯从吾在其《关学编》中，第一次为张载门人立传，但所立仅为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苏昞、范育等五人。全祖望在补修《宋元学案》时，多方勾稽史料，“为关学补亡”，编为《吕范诸儒学案》。在该卷《学案》中，除三吕、范育、苏昞五人之外，又分别为游师雄、种师道、潘拯、李复、田腴、邵清、张舜民、薛昌朝八人立传，合计十三人。

十三人中有一部分活动空间主要在朝政上。游师雄、种师道是北宋名将，功业卓著。而吕大忠、范育、张舜民、李复，虽然发挥了张载“道学”与“政术”不二的政治主张，但受精力的限制，加之著作大多散佚，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影响十分有限。

治学型的张载门人则以吕大临（1040-1093年）最为重要。他是张载所有弟子中，最精于学问、著述最多，学术成就最高、在理学史上的影响最大的一位。

张载去世后，吕大临从学于二程，不仅在关学传承中地位显赫，在洛学传承中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史载，吕大临治学“通六经，尤邃于礼”，可见其学术规模之宏阔精深。他所著的《论中书》《中庸解》，篇幅虽短，但却是重要的理学文献，对两宋的理学发展意义重大。

在理学初创阶段，能够同时兼顾理学和礼学的学者以张载最为突出。而吕大临则沿着张载的学术方向，进一步把理学贯通到礼学之中，这是对理学的一大贡献。吕大临的为学特点在于特别注重对六经的研习和对礼制的施行，尤其反对空谈，这显然受到张载的影响。但与张载思想相比，吕大临思想在理学史上的贡献则在于进一步发展了道学的修养工夫论和礼学理论。

另一位有很大影响的关学门人是吕大钧（1031-1082年）。他与张载同年登进士第，先后任秦州右司理参军、光禄寺丞，最后官至王宫教授，曾在伐西夏期间担当鄜延转运司从事，病卒于任上。吕大钧曾在蓝田推行礼教，敦化风俗，讲习井田兵制，致力于实践之学，所著《吕氏乡约》《乡仪》等对关中风气影响很大。张载评价说：“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程颐说：“和叔任道担当，其风力甚劲。”

有著作流传，并且曾在关中讲学延续了关学馀脉的是长安李复（1052-1128年）。李复继承了张载之学的博大气象，兴趣广泛，对天文、律历、治道、文章等多所涉猎，然不空谈性命，更不崇信佛老，堪称一代醇儒。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到张载穷理达道、通经重礼、崇尚气节的学风对李复学术的巨大影响。从李复的《潏水集》中的确可以看到他对张载之学的继承，只是这一继承并没有完全沿理学的发展方向前进，而是以汉唐易学以来的宇宙生成论和因时而变的治道论等内容，表现出有异于理学本体宇宙论的特点。

就关学传承的意义而言，如果说吕大临主要发展了关学学派的礼学理论，那么李复主要发展了关学学派的易学理论;吕大临更重视教化成德，李复则更重视自得体验。这表明，张载去世之后，不仅门人的去向发生变化，而且学术路径也发生了变化。

完颜乱后，北宋灭亡，北方经济、文化惨遭破坏。南宋时，张载虽因“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同程朱一同进入孔届，但作为一个学派的关学，却“百年不闻学统”，史不见载。

明代关学的多元面向

北宋之后，关学学派虽然不复存在，关中地区却始终保持着继承张载思想的高度自觉，于是地域理学意义上的关学代之而起。时至明代，关学发展呈现出多元、变异的特色，并形成了严格的学派。关学不仅在关中地区重新崛起，并且再次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

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三原学派以承继“横渠之学”为治学取向，名播关中。

三原学派一方面不再以朱子學为宗，而是通过体认、重新诠释《易》，回归张载思想;另一方面，进一步吸收当时流行的王阳明心学，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传统朱子学的束缚与宗朱的学术倾向，甚至采用名物训诂等方法对程朱理学进行反思和批评，成为既不同于朱子学，也不同于心学的学派。同时，三原学派保持了关学躬行礼教、崇尚气节的学风，尤其是一些学者主张思想上回归张载，并对张载著作进行诠释。因此，三原学派也被称为“关学别派”。

三原学派主要成员有王恕、王承裕、马理、杨爵、韩邦奇等，其中以马理（1474-1556年）最为著名。

马理执礼如张载，学问则是程朱一脉，一时学者视之为“今之横渠”。《周易赞义》是马理晚年所著的重要哲学著作，该著立足于《周易》文本的阐发，融汇张载关学与朱熹理学、阳明心学，提出了“太虚即天”、“易即造化”和“天理之心”等观点并加以论证，丰富了明代关学本体论的理论内容。而在礼学思想上，马理也接续了张载关于礼来源于天道的看法，贞定礼的本质，力求为礼的现实教化寻找到坚实的形上依据。同时马理还提出“类族辨物”的制礼原则，强调“以礼修身”、“以礼淑世”，推动了明代礼学思想的发展。此外，马理继承了张载关学崇实尚朴的学风，一方面对传统儒家思想中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加以吸收，对张载关学中的实学学风加以继承;另一方面，针对存在于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时弊，他提出了相应对策和解决方案。马理的实学思想不仅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而且丰富了明清实学思潮的内涵，在明清实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和价值。马理晚年归隐讲学于商山书院，远近学者接蹱来学，影响颇大，甚至名闻国外。

略晚于三原学派的是传播到关中的“河东学派”，也称“关陇之学”。该学派不乏对张载、周敦颐，乃至王阳明、湛若水等人的哲学思想加以吸收，但其学术基本秉承程朱理学，其论述紧密围绕理学中理、气、性、格物、穷理、慎独等重要的哲学范畴展开，具有较强的哲学思辨性。

将河东学派的影响推至全国，并且开启了明代关学的勃兴之势的是吕柟。

吕柟（1479-1542年）是天下名士，曾高中状元，并任经筵讲官，给皇帝讲解经史，人称泾野先生。他的理学思想以程朱为宗，强调格物穷理、知先行后;又从学于湛甘泉，还继承了张载读经重礼、躬行实践的学风。

吕柟将孔孟儒家的仁学与宋代理学家的“万物一体”之仁结合起来，开创了一条“以天为学”、“以仁为学”的学问之路。他继承了张载以“天”为核心概念的主张，并强调要把“天”下贯到人生，作为学者志学的目标。这就是吕柟的“学仁学天”说。他明确指出为学只有“学仁学天”，才能“无有不足”，才能体会到宋明理学家所津津乐道的“孔颜之乐”。而“以仁为学”，便是对先秦儒学和北宋理学关于“仁”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在吕柟看来，“仁”不仅是人的本质，而且也是为学、为政的基础。仁是“万物一体”，其本质是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使天下之物各遂其生。与仁相通，必须实践“变化气质”工夫。

吕柟也是明代关学学者读经重礼的代表，对《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他认为“五经”所言的“道”是就人事而言的，其中尤以《礼》最切于日用，而《易》则言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道理。吕柟指出，《易》讲天地变化、卦爻变化，其实是要人从中看出“一贯”之理来。在吕柟看来，“六经”都是尽时务之书，只是由于读经者不能真正理解，才会被人讥笑为不懂时务的腐儒。因此，“经书是平天下粱肉，未有舍经而能致治者”。

明代初期，程朱理学是正统，关学虽有自己的发展脉洛，但也深受朱学的影响。明代中晚期，王阳明心学盛行天下，王学末流的弊端也掀起思想巨涛。这一时期的关学，又是从革除朱王思想弊端出发的。其中明末冯从吾是明代关学的集大成者，人称“关西夫子”。

冯从吾（1557-1627年）一生用心于圣贤学问，以讲学为职志，以中兴关学为己任。他创建关中书院并出任山长，体现出自觉的学术担当和强烈的现实关怀。他主动回应朱学和王学，在笃信良知之学的同时，援引朱子学的“主敬”工夫，对王学取长补短，吸收甘泉学派的会通精神，继承张载关学的学脉学风，广采各家之长，提出“善性”“善心”学说。

冯从吾编撰的《关学编》在关学史上意义非凡。它建构了关学传承的道脉系谱，使关学在晚明成为自张载创立以降绵延发展的地域学术传统。如此不仅使张载之学与关中理学传统紧密联系起来，而且也鲜明地彰显了关学的独特精神风貌。

总体来看，明代关学的发展，呈现出较明显的特色。早期的三原学派以多元、变异为主要特征，崇尚博取兼收，挺立主体意识。较后“关陇之学”受朱子理学的影响，促成明代关学勃兴之势。晚明冯从吾则推进明代关学的总成，开启清代以来新的学风。

清代关学的转型发展

明清更迭之际，众多的思想家在感叹“天崩地坼”、“神州陆沉”的同时，认真反思明亡的惨痛教训。无论是一直被明王朝推崇的程朱理学，还是自明中期以来逐渐兴盛的阳明心学，都成为反思的对象。在这一时期，关学学者对社会变迁的感受与认识、对宋明理学的辨析与取舍，都直接影响到关学学风的转向。而引领关学学风转向的杰出代表，便是清初著名思想家李颙。

李颙（1627-1705年）号二曲，以“坚苦力学，无师而成”著称，被时人认为是“海内真儒，关中正脉”。

李颙思想的根基是陆王之学，具有强烈的心学义趣。其实，与崇尚程朱黜贬陆王的时风不同，二曲通过梳理儒学史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形成了以陆王为主，兼摄程朱的学术特色。在李颙著述中，言及“本体”处甚多，其中对“人生本原”（灵原）的揭示最为典型。他认为，灵原乃是人人先天具有的至善本性（本体），也是天地万物得以存在的根据，当然也是学者所要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而在工夫修养方面，李颙提出“悔过自新”说。“悔过”，包括思过与改过两个方面，“自新”是恢复人人所具有的灵原本性。二者都是通过摒除遮蔽，呈现灵原本体的工夫。

在总结宋明理学的基础上，李颙阐述了“明體适用”说。他认为，明道存心之道德与经世宰物之经济二者对于人来说，均是日用所需，一日不可无。前者之体与后者之用，相得益彰，便是真体真用;而一味关注道德而忽略经济则是“有体无用”，或一味关注经济而忽略道德则是“有用无体”，各沦为一偏，非全儒所为。二曲所谓全儒、真儒，当具备“明体适用”、“全体大用”的修为与实践。换句话说，道德修养与经世致用的实践应当具有一致性，内圣与外王应当融为一体。

无论是“悔过自新”还是“明体适用”，都体现了李颙对关学注重践履的禀承。“明体适用”说更是大大拓展了躬行的领域，赋予其更切实广泛的内容，突破了理学贱视形下之器及实际事务的限制，把学者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各门具体科学及专门技术领域，这也是同时代诸儒所忽视的。

李颙把经世思潮与理学心性守身之学结合起来，是关学在清以来的新表现。自此之后，关学的内容更丰富了，更切近于社會现实，其特征也更显著。也是通过李颙的努力，在清代汉学特盛的时期，关学却把宋学薪火不绝地延续下来，形成了一种理学与经世之学相结合的特殊形态。

李颙门下最重要的弟子王心敬（1658-1738年），是一位在经学和理学诸领域皆有很大造诣的学者，也在振兴关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心敬以“明亲止善”作为论学宗旨，既是他受明中叶以来学者普遍重视《大学》这一学风的影响所致，也是他在深刻领会儒家经典的基础上所做出的理性选择。他从《大学》“明亲止善”之旨出发，主张真知力行，是对关学“学贵以有用”传统的继承。正是在“学贵以有用”这一学风的感染下，王心敬的经世致用主张，除选举、讲学与教育外，还广泛涉及农业、兵法、水利、筹边、积贮、荒政等诸多方面。王心敬还继承了张载“性大心小”的心性理论。他批评了程朱后学把“居敬穷理”功夫归总为“小心”二字，并深刻地揭示了这种所谓“小心”功夫仅仅着眼于“心”，不懂得“性是心之本体，心是性之大用”。这里所依据的恰恰是张载“性大心小”的理论。此外，“以躬行礼教为本”的关学学风也为王心敬所重视。他认为，人人都可教而化之，对于上智之人可体道以行，中人以下不可体道者，则必须循礼以行。当然，王心敬用以教人的“礼”，并不是空洞死板的教条，也不是繁文褥节的形式，而是赋有实际内容，发自人内心的一套礼仪规范。这样，遵礼而行也就成了王心敬所倡导的道德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启关学近代转型的人物是刘古愚（1843-1903年）。刘古愚，名光蕡，是近代著名的爱国教育家、思想家和陕西维新变法领袖。作为关中的近世大儒，他以“守身经世”为学术取向，康有为赞其为“耆硕大儒”，梁启超称他为“关学后镇”。作为教育家，刘古愚留心西洋学术、政治，积极从事新式教育，传播西学，被誉为西北近代文明的播火者。

刘古愚对理学的守身之道非常重视，曾不止一次告诫学生：“宋儒守身之学，汝不可不讲。”在刘古愚的一生中，一直把理学视为伦理道德操守的理论，并深入钻研，立志为“圣贤之为”，尊圣贤之理。刘古愚在强调守身之学的同时，也特别重视经世之学。他反对那种荆扉反锁，隔绝世事，空谈性命的做法。在他看来，所谓经世之学就是研究如何治世、如何使民众和国家富强的学问，包括古今的政治思想理论和方法，以及中国与西洋诸国的科学及各种实用技术。刘古愚始终认为，守身和经世二者是相资并重的，不可偏废。他强调：“守身与经世是一贯事，非两对事。不守身不能经世，能经世方能守身。”

刘古愚所生活的时代，许多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怀抱救亡图存的志向，面对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以及西方的以强凌弱，于是开始反思，谋求变更旧制成法，主张发展农、工、商业，提倡学习西学。刘古愚就是这一维新思潮的积极倡导者之一。对于经济发展，刘古愚主张变革，提倡西艺;在政治观念上，他反对专制，倡导民本。

年近花甲的刘古愚，并没有像康梁那样直接参与维新变法，但他所培养的一批学生却成为维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正是刘古愚的这些学生，为他传递康梁维新运动的消息，并把东南的新风气带入三秦大地。据统计，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在康、梁于北京发起的“公车上书”运动中，参加签字的有1300人，其中陕西籍57人，大部分是刘古愚的学生。他的学生李岳瑞，在光绪帝与康有为之间充当信使，他还把慈禧拟捕康有为的消息以光绪密旨传达给了康有为，使康、梁能够及时脱离虎口。

与早期维新派相比，刘古愚有自己的特点。早期维新派，大都由洋务运动营垒中分化而来，多生长于东南沿海那些在近代中国得风气之先的地方，而且多有留洋经历，对于西方的富强以及富强之缘由有切身的体验和感受。而刘古愚仅在光绪元年（1875年）去过一次北京，此后便终身活动在相对封闭落后的陕甘地区，他的思想的形成，更多地依托于其深谙的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这也是关中学者的共同思想特征。

同样作为维新运动的倡导者，刘古愚与康有为、梁启超也有很大的不同。康有为、梁启超在当时都很年轻，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而此时的刘古愚已经53岁，与他们相比，在政治上要保守一些。尽管刘古愚对官场种种泄沓之气、腐败情形有深刻的体会和了解，但他始终回避政治，尽量避免直接触及政治问题，而把注意力始终集中在教育以及农、工、商等具体事务之上，展现出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另一条实践路径。

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关中学者，刘古愚对于关学传统特别重视。他不仅重视整理关学著作，扩大关学影响，而且，还通过传承关学思想和关学精神，最终促使关学向近代转型。

（本文根据陕西师范大学林乐昌教授、宝鸡文理学院张波教授等学者的相关论著整理而成，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