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剑

(南京大学 学报编辑部，江苏 南京 210093)

高校学术期刊是在中国现代学术和大学诞生初期问世的，从一开始就与高等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为现代学术和高等教育在中国生根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20世纪50年代重建的高校学术期刊(学报)虽然多是综合性的，但对院系调整后的大学以及新创办大学的形象塑造也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在刚结束十年浩劫百废待兴的70年代后期，复刊和新办的高校学术期刊及学报则对高等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如果以1906年《东吴月报》创刊作为中国高校学术期刊诞生标志，那么，一直以来，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始终都是围绕所在学校中心工作来运作的，而且似乎一直都颇为得心应手。

然而，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情况却发生了一些变化，使得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编辑们生出了一份有可能边缘化的失落感，而在此之前，尽管高校学术期刊编辑在与学者的关系和自身的身份定位上一直存在某种焦虑，但很少有过如此忧心。那么，这些年来，到底是什么变化导致了这样的心理落差？略数一下，大致有五：一是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在迎来空前大扩容不久，学界对学报的批评之声就从渐渐响起发展到了几乎不绝于耳；二是学术国际化和学术期刊国际化潮流的兴起；三是量化评价取代同行评议成为学术评价的主角；四是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对传统出版的巨大冲击；五是市场化导向的学术期刊体制改革。在短短的十多年内，在前所未有的五大变化夹击之下，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虽然做出了种种努力，但仍不免疲态尽显，边缘化似乎成了难以遏制的趋势。在选择怎样的发展进路问题上，虽多有讨论，且不乏实操，却难成共识。直到2015年“双一流”建设启动，当高校期刊人再欲积极参与这新一轮的高校中心工作之时，却蓦然发现，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对学术期刊竟然只字不提，困境之中，失望之余，除了面对边缘化的无可奈何之外，甚至平添了一份能否生存下去的危机感。

上述时代变化大多并非专门针对学术期刊，为何独独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陷入如今的困境？对此，高校期刊人有过许多反思和讨论，却鲜见从高等教育与学术期刊关系的角度加以分析的。其实，高校学术期刊和学报与高等教育是切割不开的，前者走出的每一步，特别是在每个重要历史关头的抉择，都与后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厘清这一关系的历史线索，不仅有助于我们寻找今天问题的根源，而且有助于我们选择未来发展的道路。本文就此作一尝试，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外延式发展模式下的高等教育与高校学术期刊

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困境的显现是近二十年的事，但在笔者看来，危机的根源早就种下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单位取代了学术共同体成为学术期刊的主办者，如此体制下的期刊围绕本校的中心工作来运作似乎没什么错，但学校的中心工作有着长远目标与眼前利益、本校利益与高等教育整体发展之间的张力，这就使得学术期刊围绕学校中心工作与遵循学术期刊规律之间难免产生紧张，结果往往是遵循规律为中心工作让步，每一次让步，也许会为学术期刊带来一些局部的和眼前的利益，却也种下了一颗颗日后危机的种子。这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与高等教育的同步发展中表现得尤为充分。在“双一流”建设启动后高校学术期刊之所以会处在一种尴尬的边缘地位，正是这些积累了几十年的种子结出的果实。

我们先来看高等教育发展的情况。学界普遍认为，长期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外延式发展模式一直占据着中国高等教育主导地位，此后，内涵式发展才逐渐取代了外延式发展而成为主流模式。这样的看法不无道理。

“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一般有两种。一是外延扩大式，主要通过追求数量，扩大外延，如增加招生数、在校生数、新建学校数的方式达到发展的目标。一是内涵发展式，主要通过结构调整、内部挖潜和质量、效益的提高达到发展的目标。”[1]当然，外延式与内涵式不过是两种各有侧重的发展模式，本身并无所谓对错，只有何时选择何种模式以及如何选择模式的问题。但是，既然有侧重，就可能有忽略，当投入的资源向某一模式倾斜时，另一模式就会被排挤和削弱；当一种模式处于压倒性优势时，另一种模式也许就被完全地忽略了。具体到高等教育发展模式选择时，就会体现出规模与质量的紧张。尽管决策部门在制定高校发展规划时会注意两者的平衡，总不会忘记强调注重内涵发展即内在质量提升之重要和必要，毕竟内在质量是不可替代和忽视的，但在国家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外延式发展就会自然而然地占据更主要和优先的地位。这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公众随着物质生活富足而日益提升的对更高和更好教育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国家在一些特定时期对高等教育提出的特定要求，比如为了缓解较高的就业压力时。从这两方面来说，提升高等教育入学率都是见效最快的办法，要提升入学率，就得扩展规模，硬件的拓展不能含糊，故而首选外延式发展路径也就成为必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经济发展走上了快速路，综合国力的增长为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当改革的成果积累到20世纪90年代时，高等教育开始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向，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规模的迅速扩大。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九十年代，高等教育要适应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积极探索发展的新路子，使规模有较大发展，结构更加合理，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2]90年代后期，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加，高等教育外延式发展的步子明显提速。1998年12月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对入学率的提升提出了明确指令：“高等教育入学率由1997年的9.1%(新口径)，提高到2000年的11%左右。”[3]1999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则进一步提出：“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到2010年，我国同龄人口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要从现在的百分之九提高到百分之十五左右。”[4]从9%到15%，增幅达到了67%，即使剔除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有所减少的因素，这个增长比例仍然是惊人的。可见，在世纪之交，外延式发展实际上已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流模式。在这样的情形下，提升内在品质当然只能让位于规模扩张，与高校规模的急剧扩张相对应的必然是原有品质的不断稀释，高等教育整体质量在短时间内的下降也就难以避免了。

从以上描述不难看到，外延式发展确实占据了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的主流，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也应看到，不同类型的高校外延式发展的方式和结果并不完全相同，特别是国家重点高校与一般高校呈现出了很大的不同。这一点，稍后再作讨论。

我们再来看高校学术期刊的发展情况。改革开放以来，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其实也是沿着外延式发展模式一路走过来的。经过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恢复，进入80年代后，高校学术期刊面临着一个如何选择结构、布局和发展模式的问题。有两个因素直接影响了这个选择的基本走向：一是于这一时间确立的高校学术期刊体制实际上把期刊与主办单位(而不是学科和学术共同体)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尽管这样做并不符合学术期刊发展规律，却为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与本校的关系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二是正因为如此，高等教育的外延式发展给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的数量扩张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和理由。一方面，体制规定期刊只能由单位来主办，造成了主办单位往往出于自身眼前的紧迫需要，来定位所办期刊的宗旨、性质和结构；另一方面，不管是刚创立的新校还是拓展了规模的老校，都急于宣传自己的新形象，于是，对各学科都能有所展示的综合性学报就成为首选。更为关键的是，作为主管部门的教育部实际上并未从整个高等教育层面来考虑和设计与学科体系配套的专业化、体系化高校学术期刊集群建设，而把一校文理各一综合刊确定为高校学术期刊发展的基本方向。综合性学报作为高等院校“标配”的理念就是在这一时期逐步确立的，学报乃展示高校形象的“窗口”及本校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园地”的定性更是为各界普遍接受。故而在这一时期，原本没有学报的高校和新建的高校都在积极申请学报刊号。如果说在外延式发展过程中，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也形成了自己的理念，那么，这个理念就是“窗口说”和“园地说”。在这一理念之下，高校学报作为学术交流平台的属性逐渐被展示窗口的属性所覆盖，展示本校学术成果和形象成为创办学报的主要功能性目的。

就这样，经过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后期的互动，高校学术期刊与高等教育建立了比以往更加紧密的关系。这一时期，正是高等教育和高校学术期刊走向繁荣的起步阶段，殊为可惜的是，因过于强调服务于各校眼前需要而失去了立足于高等教育的全局来规划和设计高校学术期刊体系的最好时机。定型于这一时期的“窗口”和“园地”理念、一校一综合学报的布局和日后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全、散、小、弱”格局的形成之间，有着明显的因果关系，昭示着高等教育与高校学术期刊关系的扭曲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基本形成，此后更是逐渐固化了。

尽管各校都在积极筹办学报，但自80年代后期开始，高校学术期刊刊号的审批权已由教育部收归新闻出版署，在陆续批准了部分学报刊号后，至迟在90年代，新闻出版署就意识到高校综合性学报并不符合学术期刊发展规律，遂于1998年发布专文，试图通过另立刊号系列，使学报归入内部资料，从而将其从正式期刊行列中剔除出去。因为内部资料不必限制数量，所以有大量内部出版和新办学报在这一两年内获批。但是，新闻出版署不久即发现另立刊号系列的做法有违国际通行的行业准则，不得不半途而废，学报不仅因此得以留在了正式刊物的行列，而且大量新办学报作为正式刊物的身份也就此确立。(1)详情请参见朱剑：《自缚与破茧：40年来高校学报体制的演变——以人文社科学报为中心》，《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于是，在世纪之交，高校学报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扩容，学报的数量急剧上升，至2001年，仅社科学报就达到了创纪录的1 130余种，加上理工科学报，高校学报的总量超过了2 000种，终于完成了“一校一刊”(一所高校拥有一文一理各一种综合性学报)的基本布局。可见，以数量扩张为特征的高校学报外延式发展正是借了同时期高等教育外延式发展的东风和新闻出版署的一次技术失误而有惊无险地完成了。

但是，高校学报的急速扩容毕竟是有违学术期刊发展规律的，其扩张也没有像高等教育外延式发展那样至少经历了约十年的时间的步步拓展，而是利用偶然的机会，几乎是在1999—2000年这一两年时间内完成的。因此，对原有资源稀释的程度远远超过了高等教育外延式发展，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学报理论的不完善和体系化规划的缺失，规模的大肆扩张使综合性学报所固有的问题——学科拼盘式的综合性同构造成的与学科体系脱节、稿源内向性的单一展示功能造成的公共平台属性丢失、学报布局的分散和结构趋同造成的期刊体系缺失、编辑职业化造成的与学术共同体疏离，等等，不仅没有任何改观，而且因数量的激增更加清晰地呈现于世人面前，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声誉的急剧下降。进入新世纪不久，学术界对高校学报的批评之声可谓此起彼伏，高校学报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由此可见，高等教育的外延式发展为高校学术期刊的规模扩张创造了有利条件，而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一校一刊”模式的普及，也为主办学校对外形象展示做出了贡献，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就此基本成型。但是，无论是高等教育还是高校学术期刊，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新世纪初压倒性的外延式发展后，都陷入了一定的困境：前者主要体现在学术资源快速稀释后出现的质量下滑，而后者的问题虽然也与外延式扩张直接相关，但并不仅限于学术资源的稀释，更为突出的结构和布局的不合理使存在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到新世纪初，如何走出单纯外延式发展造成的困境，成为高等教育和高校学术期刊面临的共同问题。

二、转向内涵式发展的高等教育与高校学术期刊

高等教育压倒性的外延式发展的后遗症在新世纪初就开始显现了。尽管时至2004年仍有人认为“未来一个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旋律仍然是规模扩张”[5]，但对外延式发展的反思已经开始。“我国高等教育大幅度扩招以来，急剧快速发展使得高等教育规模超出了我国高等教育生态系统承载力范围而破坏了系统原有的生态平衡，在宏观上出现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与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失衡、规模扩张与教育质量的失衡、东西部高等教育生态区域发展失衡和高等教育发展结构性失衡等问题。”[6]所以，“我国高等教育在基本实现大众化之后，需要实施发展模式的转换，由以外延式发展为主转向以内涵式发展为主，从关注硬指标的显性增长转向致力于软实力的内在提升”[7]。“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不断选择发展方式的历史，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总是面临着走内涵式发展道路还是走外延式发展道路的问题。”[8]“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提出，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种要求，是在高等教育领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现。”[9]由此，内涵式发展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的主旋律。可见，“内涵式发展”重回主流与业界对世纪之交高等教育引人注目的外延式发展的反思是分不开的。之所以转向内涵式发展，原因就在于外延式发展已基本满足了规模的需要却遗留了种种问题，需要通过内涵式发展来予以弥补。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世纪90年代选择外延式为主的发展模式，并不等于无视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性。如前所述，之所以会出现外延式占据主流发展模式的情况，既是因应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世界潮流，也是因为有必须满足的客观需求。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在规划规模拓展的同时，仍明确指出：“高等教育的发展，要坚持走内涵发展为主的道路，努力提高办学效益。”[2]可见，此时顶层决策者仍然希望能够外延与内涵并重。即使在外延式发展已占据主导模式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不同类型的高校规模拓展的方式也是不尽相同的。如果说一般高校的外延发展以圈地、盖楼、扩大招生规模为主，那么，国家重点大学除了这些运作之外，还通过合并具有优质资源的高校来实现规模拓展，只有极少数重点大学没有经历并校。通过并校，像清华、北大、浙大、复旦等重点大学原有资源不仅没有因为规模拓展而明显稀释，相反，综合实力得到了快速增强。虽然不是所有重点大学的并校都很成功，但其中的多数在渡过了艰难的磨合期后，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从顶层设计的方案来看，更为重要的举措是国家对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投入巨额增长，最为典型的是这一时期启动的多个重点大学建设的国家工程。1995年，国务院批准启动“211工程”，这是一个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的国家层面的建设工程。1998年，教育部制订《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除了对大学扩招提出规模化发展要求以外，仍然强调“加强高校科研工作”“提高高等学校的知识创新能力”，而“创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目标在这个行动计划中就提出来了。[3]1998年5月4日，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宣告：“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10]1999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985工程”正式启动建设，这是中国政府为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而实施的高等教育建设工程。同年，教育部还出台了《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该计划提出的总体目标是：“从1999年开始到2001年分三年滚动评审确定100个左右具有国家级水平的重点研究基地进入建设计划……到2005年，使每个重点研究基地的整体科研水平和参与重大决策的能力居于国内领先地位，再经过几年的建设力争在国际学术界享有较高声誉。”[11]这是一个专门针对人文社会科学而启动的重点学科建设计划。

因此，对于近三十年来高等教育的发展，我们既要看到有两种发展模式即外延式和内涵式的转换承续，还要看到同时还有两条分别展开的主线，一条是一般高校承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任务寻求新的定位，另一条是重点大学向世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进军。当进入新世纪高等教育发展由外延为主转向内涵为主后，一般高校的中心工作放在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而重点大学则加快了建设研究型大学的步伐。作为重点大学建设这条主线继续推进的重要举措，国家于2012年正式启动了“2011计划”，这是“以‘国家急需、世界一流’为根本出发点，以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创新能力提升为核心任务”[12]的新的国家工程。由此不难看到，2015年启动的“双一流”建设，正是沿着研究型大学建设的这条主线，接续了“211工程”“985工程”和“2011计划”的又一个国家工程。(2)2019年11月28日，教育部官网发布声明，已将“211工程”和“985工程”等重点建设项目统筹为“双一流”建设，这也说明了“双一流”建设对“211工程”和“985工程”的承续性。“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也明确指出：“多年来，通过实施‘211工程’、‘985工程’以及‘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特色重点学科项目’等重点建设，一批重点高校和重点学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带动了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3]从这条主线来看，高校的“双一流”建设本质上就是国家战略下精品工程的延续，入围的仍是以“985工程”入选学校为主的少数重点大学，这些学校固然要弥补规模扩张的遗留问题，但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建设使中国从高等教育大国跨入国际领先的高等教育强国行列，与国际上著名的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一较高下。要说“双一流”建设与此前的几个国家工程有何不同，大概就在于把“211工程”启动时的一个未来方向和“985工程”启动时的一个具体设想——“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列为了“双一流”建设必须实现的明确目标，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变化，特别是学术评价的变化，对高校学术期刊的影响可谓至大至深。

如果说高等教育转向内涵式发展只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发展道路的选择和重新确认，一旦选定，就可以按新的方向走下去，那么，高校学术期刊在重新选择发展道路时碰到的却不仅是路径选择这样单纯的问题。与高等教育不同，高校学术期刊陷入困境的根源并不单单是20世纪90年代的外延式发展，外延式发展只是将原有的问题放大了，而这些问题至少可以追溯到80年代甚至更远。与高等教育相比的另外一个不同是，高校学术期刊的发展并不存在两条主线，而只有数量扩张这一条主线。学术期刊的发展只是与高校数量的增加相配套(一校一刊)，而与研究型大学和国家层面的学科体系建设并没有直接关系，相继启动的“211工程”“985工程”“2011计划”和“双一流”建设都没有从学术期刊体系建设出发对中国高校或入选大学的学术期刊有所规划。

当然，作为行政和业务主管部门的新闻出版署和教育部并不是没有试图通过对高校学术期刊予以改革，特别是补上没有体系化的高校学术期刊集群这样的短板，以重建高等教育与高校学术期刊的关系，使被扭曲的关系纠正过来。这个时间节点不会晚于20世纪90年代末。(3)尽管高校学报大扩容是在此后，但那主要是技术失误造成的，并非新闻出版署和教育部主动为之。当然，两部委的官员也明白解决高校学术期刊问题并非像高等教育主要是外延式与内涵式模式转换那样简单，要重建两者的关系，关键就在于与学科发展配套的学术期刊体系化重建，必然要面对刊号的重新配置问题。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今天回过头看，其难度之大，远远超出了包括决策者在内当时所有人的想象。1998年新闻出版署之所以要将高校学报另立刊号系列，就是想把高校学术期刊中问题最大的综合性学报全部剔出学术期刊行列，为高校学术期刊体系的重建腾出空间(刊号)，尽管实际效果适得其反。1999年教育部启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时也曾设想每个研究基地都要“力争举办一份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11]。对此，独掌刊号审批权、刚由新闻出版署升格的新闻出版总署表示支持：“经商教育部，决定对高校学报进行一次集中调整。调整的原则是：减少一般院校学报数量，扶持和鼓励重点院校、重点学科创立高学术水平的品牌期刊。”[14]显然，总署的支持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减少一般院校学报数量”。但是，无论是总署还是教育部都无法让还沉浸在刚获刊号欣喜中的一般院校将刊号再还回去。可见，高校学术期刊体系重建，即使有想法，也难以付诸实施。

在严格控制刊号总量这一不可变更的前提之下，当通过削减现有学报腾出刊号的做法行不通后，只能另找出路。2003年，教育部启动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设想就像建设重点大学一样，通过对现有高校学术期刊重点扶持，用几年时间建设一批高校一流学术期刊，以此来带动高校学术期刊的整体改进。这个设想看似很好，有了“一校一刊”的普及发展的主线后，再补上重点建设一批高质量期刊这一条主线，即使不能立竿见影地重建高等教育与高校学术期刊的关系，也有望追随高等教育发展的步伐了。“名刊工程”的出台，正值高等教育从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向之时，而“名刊工程”也明确昭示了在完成“一校一刊”的布局后，高校学术期刊的发展不再以规模为目标，而转向追求内在质量的提升，“内涵式发展”这一口号也正是在“名刊工程”动员时提出，并逐渐被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编辑们所熟知和接受。

就这样，与高等教育转向内涵式发展模式的同时，高校学术期刊似乎也随着“名刊工程”的启动转向了内涵式发展模式，两者看上去很是协调，甚至有望纠正长期以来被扭曲的高等教育与高校学术期刊关系，逐步实现两者关系的重建。但是，“名刊工程”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一个深深的矛盾之中：不创办专业新刊，就建立不了新的期刊体系，现有格局也就打不破；但不打破现有格局，专业新刊就无从创办，新的期刊体系更是无从建立。如此悖论之下，能够实施的只有一个不涉及体系和格局仅局限于一社一刊范围内的“内涵式发展”，首批入选“名刊工程”建设的是清一色的综合性学报，似已为“名刊工程”建设和由此来重建高等教育与高校学术期刊的关系埋下了难以令人乐观的伏笔。在这样的“内涵式发展”持续了十年后，高校学术期刊和高等教育一起迎来了“双一流”建设的启动。

三、“双一流”建设中的高等教育与高校学术期刊

2015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双一流”建设的《总体方案》，明确了总体目标和分阶段推进的具体目标，规划“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13]。为此，《总体方案》从师资、人才、科研、传承、成果等五个方面明确了“双一流”建设的任务。然而，《总体方案》对成果发表和传播平台却只字不提，更没有提及高校学术期刊和学报。是“双一流”建设不需要学术期刊这一平台吗？显然不是，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当为“双一流”建设重要的标志性成果之一，要展示出来并传播于世根本离不开学术期刊这一发表平台。或者，是《总体方案》的设计者出于疏忽，遗忘了学术期刊的作用和意义？当然更不是了，因为除了展示和传播以外，对“双一流”建设的评价也离不开学术期刊。

那么，原因何在？这要从“双一流”本身说起。“双一流”是对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的简称，其实，不管是一流大学还是一流学科，都不是科学意义上的严谨概念，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明确定义或标准，也不可能由某个经过专门授权的机构来一锤定音，但也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女孩或可以随意自封的。在笔者看来，“双一流”更多地属于一种关于最优、最强大学和学科举世公认的“共识”，既有一点模糊性，又有较多确定性，强大的科研能力和标志性的科研成果当是得到公认的起码条件。但是，科学的事特别是科研能力和成果的价值并不是普通大众能够明白并做出判断的，因此，社会各界关于“双一流”共识的达成有一个相对较长时期和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多重因素共同起作用。

其一，国际学术界的认同。“双一流”的认同过程虽然复杂，但本质上还是一个评价问题，学术共同体是理论上的学术评价最合适的主体，按说“双一流”的认定也只能由学术共同体这个权威的评价者来操作，但以某个学科联结的学术共同体的评价往往局限于本专业领域，而“双一流”的定义相对宽泛，内容也不仅仅是学术研究和学术成果，而是涉及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的方方面面，故而不同于一般某个学科学术成果的评价，且不说有多少个学术共同体愿意做这样也许有些游戏性质的评价，即使愿意，也没有哪个学术共同体有这样的能力和精力来超越本专业对全世界的大学和学科一一进行比较和评价，以推选出世界一流。但学术共同体不做不等于可以无视他们的存在，相反，不管谁来做这样的评价，当评价涉及学科和学者利益时，结果都需要得到学术界的认同，至少不是强烈的反对和抵制。

其二，评价机构的引导。“双一流”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就是一种口碑，在不是人人都懂专业学术的情况下(事实上是绝大多数人不懂，即使前沿学者，在本专业外也还是不懂)，故不可避免地会被舆论所引导。引导大众舆论的，正是评价机构这样的角色，这也是评价机构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学界和大学管理者重视(至少不敢无视)的原因所在。正是评价机构层出不穷的各种排行榜，潜移默化地影响乃至塑造了从普通民众到政府部门对顶尖到一般大学和学科的基本看法，今天公众中凡能对名列世界一流的大学津津乐道的，大多是受到了评价机构的引导。

其三，学术期刊的基础性作用。学术期刊对于学术界的立场、态度和评价机构的排行榜生产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学术期刊对于学术共同体话语权的建构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学术话语权建构中，谁拥有作为学术共同体中心乃至旗舰的学术平台，谁就具有规则制订权和评价权。如今国际一流学术期刊虽大多在出版商名下，但主编、编委和学术编辑却是清一色学界中人，主编和编委更多由知名学者担任。至少在理论上，他们必须代表学术共同体的意志来行使规则制定和对来稿评审的权力。这是学术期刊对于构建学术话语权作用的最重要体现。评价机构更是离不开学术期刊。评价机构凭什么能够做出学术共同体做不出的评价来？个中秘密就在于，评价机构的专业人员虽然大多来自文献情报学专业，对其所要排名的各学科专业来说，都是外行，但其所谓评价并不涉及内容，而只是外在数据，故而其评价产品就是各种排行榜。排行榜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则要归功于美国图书情报学专家尤金·加菲尔德对学术文献引文规律的发现。文献引用历来为学界所重视，但因分布极广数量极大，搜集分析都很不容易，加氏的贡献在于发现了80%的引文出自20%的期刊这一引文集中分散定律，并据此开辟了论文检索的全新模式——引文检索。其所创设的科学情报研究所(ISI)制作的SCI(Scientific Citation Index)之所以如今声名显赫，一是作为引文数据库的SCI大大提高了引文分析的效率，深得研究人员青睐；二是为遴选数据源期刊而开发出来的影响因子、被引频次等指标体系，使据此生产出的各种学术排行榜风行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公众对“双一流”及类似排名的认知。可见，无论是学术界的话语权，还是评价机构左右大众口碑的排行榜，离开了学术期刊这一基础，都将不复存在。

除了上述三方以外，还会有一些其他因素掺杂其间，比如大学的历史，拥有的资源，所处的地缘人文环境，所受的行政权力支持或干预，等等。最终，对什么是“双一流”，会有一些被普遍接受的基本标准；对谁是“双一流”，也会有一个大致的共识。虽然这样的标准和共识未见得就是科学的和无可置疑的，但这样的多方一致，对公众来说还是具有强烈的引导作用的，使他们感受到这类评价的大致公正，于是认同这些排名前列的大学和学科确属“世界一流”。

可见，“所谓‘双一流’，说白了，实际上就是国际大学排序中的一个等级，根本离不开量化标准”[15]。对量化评价贡献最大的学术期刊在其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与《总体方案》一一部署的师资、人才、科研、传承、成果相比，丝毫也不逊色，甚至更加重要。当然，“双一流”建设的内涵远远不止发表论文，但要获得举世公认，却也绕不过此一端，不仅如此，而且还必须在对国际学术排行榜有贡献的期刊大量发表论文。因此，《总体方案》之所以“遗忘”了学术期刊，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那是在对量化评价数据源是否在我们手中，以及我们能否通过建设而拥有量化评价数据源等问题进行判断后做出的选择，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做出判断后无奈的接受。“双一流”建设实际意味着参照系的改变，在此之前，高等教育发展评估主要是纵向比较和有限度的横向比较，或者说是在纵向比较中的横向比较，这里的横向比较，主要限定在国内高校之间发展速度与质量之比较(并不排除评估比较中引入某些国际学术指标，但比较对象则主要限于国内高校之间)。在此之后，比较的视野由国内拓展到国际，比较的对象变了，参照系自然需要随之改变，评价数据的来源也由主要是国内学术期刊变成了主要是甚至全都是国际学术期刊(包括中国拥有的少量国际学术期刊)，而中国高校学术期刊大多还没有走出国门，称不上国际，更不是顶级国际学术期刊，对量化评价的排行榜做不了贡献，故而随着“双一流”建设的启动，延续了十多年的教育部“名刊工程”终于不了了之了。

其实，就像“双一流”建设的起源至少可追溯到“211工程”甚至更早一样，参照系也不是因“双一流”建设的启动一夜之间改变的，而是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早在20世纪80年代，SCI就为国内图情界所推介，而使SCI指标在中国高校管理中登堂入室，成为评估高等教育发展和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指标体系，还有着特殊的背景。“一是国家对科研的投入步入了快速增长期，因此对评价的需求和对公正的渴望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二是国际化热潮席卷中国学术界，在SCI期刊发表文章被视为中国知识产品走向世界、让世界听到中国声音的捷径。”[16]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拜西学东渐之赐，现代学术和高等教育在百年前的中国问世后，“国际化”就是一种宿命，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们更多听到的是“与国际接轨”，而90年代之后，才逐渐为“国际化”所取代。两者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主动的引进意识与后者强烈的输出冲动。所谓输出冲动，就是要让中国学界的声音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响起，那么，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无疑是最快捷的办法。然而，诚如笔者十多年前就已指出的，选取这样的国际化“捷径”的代价是沉重的：“自然科学国际化之所以迅捷，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省略了自建有效的国际交流平台这一程序，而直接利用‘国际公认’的交流平台——SCI，为此甚至不惜以自毁平台——中国自己的学术期刊为代价。这条路对于快速增加‘国际公认’的科技论文‘GDP’来说是非常有效的，但后遗症也是明显的，不仅是……中国科技期刊的没落，更重要的是它会诱发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17]如今，这两大后遗症都已显现了，高校学术期刊的边缘化自不待言，近年来不断出现的中国学者论文遭遇国际学术期刊集中撤稿事件也可谓触目惊心。

随着SCI及其指标体系的影响越来越大，以及学术国际化热潮一浪高过一浪，进入21世纪后，以SCI指标为蓝本的量化评价已被普遍地运用于高校学术管理，与此相对应的当然是中国高校自己的学术期刊越来越乏人问津。按理说，如果参照系因国力强盛而改变是中国的必然选择，那么，参照系的观照也应该是全方位的，学科建设需要对标国际一流，学术平台建设同样要对标国际一流。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任何捷径可走，作为科学研究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术平台建设，也不会有任何真正的捷径可走，一时的快捷终将付出更大的代价，省略甚至舍去学术平台建设，最终只能是自酿的苦酒自己吞下。可以想见的是，当“双一流”建设的设计者制订《总体方案》时，就不得不吞下这杯苦酒。

这才是《总体方案》只字不提学术期刊的原因所在：国际一流学术期刊的分布并不均衡，大多属西方学术出版集团所有，中国虽然也有一些不错的学术期刊，可惜却不成体系和规模，缺门较多，“2017年中国大陆地区入选SCI期刊192种，位于学科影响力前1/4(Q1区)的期刊增加至44种。但是，2018年在SCI划分的182个学科中，中国期刊有73个学科缺席”[18]，仅此远不能满足“双一流”建设的需要。更为要害的问题是，中国缺乏能与西方出版大鳄抗衡的国际学术出版集团和专业化、规模化、体系化的学术期刊集群，而这样的国际学术期刊集群构建难度一点也不亚于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构建，因为其构建的基础条件远不如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绝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建成的。就连中国科技期刊协会副会长李军(原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报刊司司长)都提出这样的疑问：“以这样的规模和起点进军世界一流期刊，我们准备好了吗？”[18]所以，如果说“双一流”建设遗忘了高校学术期刊，那么，这种遗忘在某种意义上说，既不是疏忽，也不是无意，而是不能不暂时忘掉的。

不提归不提，但“双一流”建设一经启动，国际顶级学术平台特别是学术期刊在传播和评价方面的作用还是更加凸显了。事实也是如此，“双一流”建设启动以来，已显示出对国际学术期刊的重度依赖，高校外流的学术论文不是减少，而是更为迅速地增加了；基于SCI等指标的量化评价排行榜在高校科研资源分配和管理中的作用不是减弱，而是渗透得更深入了；大多数高校学术期刊不仅没有因为“双一流”建设的启动而“脱贫致富”由弱变强，相反，因为优秀稿源的加速流失更加羸弱了；更大的代价则是，我们不仅失去了构建中国一流学术平台宝贵的几十年时间，而且似乎也失去了对振兴高校学术期刊的信心和耐心。尽管如此，笔者仍然愿意相信，重建高等教育与高校学术期刊关系、重建高校学术期刊体系这一课，终究是会补上的。

结语：重建高等教育与高校学术期刊之关系

回顾四十年来高等教育与高校学术期刊关系的历史，不难发现，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学术传播，抑或学术评价和学术话语权构建，都离不开学术期刊这一基础。高校学术期刊与高等教育是同步发展起来的，20世纪50年代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学报体系的创建与高等教育体系重建有直接关系，此后受到各种条件限制，高校学术期刊的总体规模一直有限，主要存在于重点大学之中，但有关高校学术期刊的一些基本理念此时已具雏形。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真正迎来大发展是改革开放之后，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年代，高校学术期刊这一时期的数量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高等教育的迅速扩展。

然而，四十年来，高等教育与高校学术期刊的关系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扭曲，为本校中心工作服务压倒了对学术期刊发展规律的遵循，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的性质和作用被限定在展示本校教学科研成果的“窗口”、本校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园地”，大大限制了学术期刊作为学术共同体开放平台的基本性质和功能，从而使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显得有些另类。执着于一校一综合性学报而缺乏与学科体系配套的专业化、规模化、体系化、国际化的整体设计，是高校学术期刊规划和建设的最大败笔，直到今天仍在深深地制约着高校学术期刊的发展。

新世纪到来之前，国内学术期刊数量尚且有限，一校一刊的学术期刊布局和结构形成的高校学术期刊与高等教育的关系，矛盾并不突出，即使到新世纪初，借高等教育外延式发展的东风，高校学术期刊数量的激增最初带来的也是兴奋和激情。但是，随着一校一刊的布局在新世纪初的完成，高校学术期刊总体结构性问题逐渐显现了。当高校学术期刊也想跟随高等教育的步伐转向内涵式发展之时，却发现根本没法走上通往理想目标的路径，一校一刊的弊端已呈尾大不掉之势，纵然想通过体制改革加以解决，却也是知易行难，难觅具有操作性的良方。接踵而至的各种新事物的夹击更是雪上加霜：依仗专业和规模优势的国际学术期刊集团借力学术国际化潮流大肆进军中国，互联网技术则使已完成数字化转型的这些国际期刊如虎添翼地鲸吞蚕食中国学术传播的市场；量化评价的期刊排行榜的风行和SCI崇拜使得不能上榜的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加速边缘化；以“转企”为唯一路径和目标的期刊体制改革半途而废，高校学术期刊体制的弊端依然如旧；“双一流”建设的启动更是将高校学术期刊直接打回了原形，高等教育与高校学术期刊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了某种显性的危机。

危机的表象是高校学术期刊优质稿源的大量流失，这固然与量化评价的引导不无关系，但当来自学界的批评无法改变高校学术期刊现状时，学者们自然也会“用脚投票”“另栖高枝”。既没有清晰的学科或问题边界，又疏离了学术共同体，只为某个“单位”服务的高校学术期刊，如何形成规模和体系？如何与学科建设一一对接，如何让不同专业学者各有归依？如何助力“双一流”建设？做不到这些，高校学术期刊的边缘化又如何避免，如何遏制？更不用说与拥有规模化、体系化的国际学术期刊集群的跨国出版大鳄们竞争了。

“双一流”建设不提学术期刊，不仅是因为多数高校学术期刊实在让“双一流”建设指望不上，而且决策者似乎也没有信心在短时间内重振高校学术期刊，“双一流”紧迫的建设周期(第一阶段的建设仅有五年，在2020年就“收官”了，第二阶段也只有十年时间)，使其不得不依赖于国际学术期刊作为成果发布的主要平台。这样一来，不仅将早已存在的高等教育与高校学术期刊之间关系的多重问题更加醒目地暴露出来，而且使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高校学术期刊距离国际一流期刊到底有多远。如果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已发展到了通过较短时间的重点建设就可达到与世界一流大学或一流学科比肩的程度，那么，与中国高等教育同时起步的高校学术期刊则已落伍太多了。但是，舍弃了高校学术期刊，仅依赖掌控于国际出版大鳄手中的学术期刊真的能建成“双一流”吗？如果说，“双一流”应该是一个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强国的标配，那么，世界一流学术平台更应该是标配，因为若没有它，拿什么来保证学术话语权和“双一流”不会成为缺乏基础的空中楼阁？拿什么来保证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强国的称号能够名副其实、举世公认？

高校学术期刊之所以陷入今天的困境，直接的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对高等教育与高校学术期刊关系认识和处置的错位，只看到单一学术期刊对主办单位的宣传和展示作用，而看不到成规模和体系的专业化高校学术期刊集群对学科成长、科技进步和高等教育发展的整体作用，特别是看不到学术期刊之于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壮大及其在组织、协调甚至引领学术研究等诸多方面所起到的核心作用。当然更看不到发挥这些作用的主体并非期刊体制内的职业编辑，而是学术共同体中的前沿学者，学术期刊理应内嵌于学术共同体，而学术期刊编辑也应该是学术共同体中的一员。因此，才有了以一校一刊为特征的制约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的高校学术期刊体制。

随着“双一流”建设的推进，由于没有自己成体系的一流学术平台而过度依赖国际学术期刊的弊端已开始显现，除了优秀学术论文的大量外流这些表层问题外，深层次的问题是学术话语权始终难以构建，而过分看重量化数据，也难免舍本逐末，忘记了学术研究的初心。因此，重建高等教育与高校学术期刊的关系势在必行，而重建的核心内容就是：改革高校学术期刊体制，跳出单位制的窠臼，还学术期刊于学术共同体，构建起与学科发展相配套的专业化、规模化、体系化、国际化高校学术期刊集群。这不仅应列于高校学术期刊改革和发展的首要目标，而且也应与“双一流”建设同步推进。这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不管有多艰难，这一步终究是必须迈出的。只有迈出这一步，才有望在高等教育与高校学术期刊之间构建起良性的关系，从而得以在通往世界一流学术期刊集群和国际学术话语权之路上继续前行，而“双一流”建设能否真正成功，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强国的梦想能否早日实现，这也是不可轻视和忽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