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云

（贵州省博物馆）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是一代代中华儿女心血与智慧的结晶，而中华传统文化以多元化的形式在诸如书画、戏剧等领域彰显着民族文化的博大与精深。茶文化是我国传统民族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意义上是传统士大夫阶层审美意趣和价值观念的重要载体，因此可以说茶文化极大地丰富和扩大了传统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涵，这是基础性的命题，而地处西南边陲的贵州地区历来是我国茶文化的重要区域，大量的证据已经证明贵州地区是我国最早种植茶叶的地区之一，贵州地区曾在三叠纪地层堆积岩层中发现过茶籽化石，而在战国时期，夜郎茶市十分繁荣，而种茶、饮茶历来是当地人民日常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茶人”黄庭坚曾谪居黔州多年，其足迹涉及贵州多地，品味贵州茶叶，对茶叶的，对贵州地区的茶文化情有独钟，同时创作了大量以茶为主题的诗词作品，赋予贵州茶文化以全新的文化内涵。本文紧密围绕黄庭坚诗词中的贵州茶文化这一特定主题，结合唐宋时期士大夫的整体人文特质、贵州茶文化的历史源流两个内容，重点依托黄庭坚在贵州时创作的茶词作品，探讨和挖掘黄庭坚诗词中的贵州茶文化。

茶文化在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而唐宋时期的茶文化达到了古典时期茶文化的鼎盛时期，从一定意义上而言，茶文化中承载着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和价值理念，是唐宋文人士大夫表达感情、寄托情怀的重要途径，而唐宋时期茶文化兴盛的表现形式是多元化的，其中饮茶人数的大幅增加以及饮茶之风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形成、茶具的多元化是最为表象的特征之一，“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丝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中华书局版二十四史，旧唐书、新唐书，1997 年，第1152 页）便是具有代表性的史料，而茶道的形成则是唐宋时期茶文化兴盛的核心要素，这是需要着重审视和挖掘的内容，从宏观层面上而言，茶道是一个具有丰富内容和厚重文化内涵的概念，包括制茶、品茶及文人相应交友活动等系列环节中的诸多元素，而茶道的核心内涵是封建文人士大夫的心性修养，从这一层次上而言饮茶一定意义上仅仅充当着载体的角色，饮茶背后士人们谈论义理、挥毫笔墨才是需要重点关注的核心元素，特别是在当时宋明理学的特定时代语境下，茶文化成为了审视传统文化特质的重要窗口，其中蕴含着唐宋士人独特的精神气质，从一定意义上而言这也是苏轼、黄庭坚等北宋士大夫乐于饮茶的主要原因之一，饮茶成为这一群体表露个体性情的独特方式。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清风阁、山谷道人、山谷老人、涪翁、涪皤、黔安居士、八桂老人，世称黄山谷、黄太史，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江西诗派开山之祖。在北宋特定的时代语境下，黄庭坚的身上似乎具有传统士大夫的诸多特质，其厚重的家学渊源为个体的成长和精神特质的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注重修生养性、强调家国情怀等也在黄庭坚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在上述背景下，作为一个典型传统士大夫，黄庭坚嗜茶则成为一个合乎逻辑的命题，随之而来的是大量茶主题诗词作品的创作，特别是黄庭坚在贵州期间，面对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贵州茶文化，黄庭坚深入贵州茶叶种植、制作的各个环节，具体了解实际情况，在这个过程中创作了数量可观的主题诗词，这些诗词作品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资料，成为文明审视贵州茶文化的重要窗口，相应的主题研究成果持续涌现，《略论黄庭坚对贵州茶文化的贡献》（邵启富，农业考古，2016 年02 期）等专题文章是其中值得重视的文本资料，而依托黄庭坚茶主题诗词文本，挖掘蕴含其中的贵州茶文化，这是一个值得持续探究的研究性命题，也是当前市场经济语境下树立贵州茶文化品牌、发展贵州地方经济的必要之举。

黄庭坚是洪州分宁（金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人，而修水黄氏世代书香门第，如黄庭坚四世祖黄元吉身为举人，藏书万卷，其父黄庶，大宋进士，著名诗人、康州太守，黄氏至黄庭坚时已经历了十数代的家族辉煌，因此厚重的家族文化无形中是黄庭坚成长的重要养分。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 年），黄庭坚以秘书省校书郎被召入京师任职，而绍圣元年（1094 年）年底，黄庭坚因被章敦、蔡卞及其党羽诬告，认为黄庭坚编修《神宗实录》时“类多附会奸言”，被贬谪至巴蜀黔戎一带，前后六年，期间应该多次游览彭水县（今贵州沿河和务川一代），宋元符元年（1100年），宋徽宗起任黄庭坚为监鄂州税。而我们要考察的是黄庭坚贬谪期间在贵州地区的实际经历，重点挖掘黄庭坚创作的茶主题诗词作品，从中梳理贵州茶文化的厚重内涵。

黄庭坚一生嗜茶，青年时代对家乡的双井茶（浙江金华）情有独钟，黄庭坚一生中曾多次向苏轼等好友赠送家乡的双井茶，而黄庭坚本人尤其精通制茶之术和烹茶之道，具有相对精深的造诣，曾写有《煎茶赋》一文，详细阐述了制茶、熬茶的方法，是目前重要的主题材料，因此在贬谪至巴蜀黔戎一带时，黄庭坚对底蕴深厚的贵州茶文化高度重视，四处走访，对贵州茶叶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方面的内容学者已经进行了基础性的史料挖掘和具体阐述，如邵启富在其《略论黄庭坚对贵州茶文化的贡献》（农业考古，2016 年02 期）一文中就对黄庭坚在贵州的行径以及对贵州茶叶的认同进行了系统剖析，可以看到，一方面由于黄庭坚本人对茶叶的天然好感，谪居巴蜀黔戎一带的黄庭坚对贵州茶叶具有强烈的认知欲望，因此四处走访、遍访茶山一定是黄庭坚的重要选择，他也受到了当地知州、通判等官吏的热情接待，而在以茶会友的过程中，黄庭坚对贵州茶叶的制作工业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措施，“择去茶花及小叶，以微润布巾去白毛，略焙之乃辗辗……如雪如面乃佳”（《答泸州安抚王补之书》），这段文字详细地叙述了黄庭坚亲自制作“粗茶”的过程，黄庭坚认为贵州地区粗糙的制茶工业没有发挥出黔茶的独特品质，因此黄庭坚一定意义上在贵州等地传播了较为先进的制茶工艺，而另一方面底蕴深厚的贵州茶文化对黄庭坚等文人士大夫的吸引力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黄庭坚与贵州茶叶的相遇所产生的化学效应便是一首首的诗词作品，通过这些文本资料，我们可以看到丰富多彩的贵州茶文化。而黄庭坚对贵州茶叶的重要价值自然也体现在诗词作品层面上，黄庭坚谪至巴蜀黔戎一带时创作了大量的茶主题诗词，这些诗词作品一定意义上集中彰显了贵州茶叶的独特底蕴，起到了丰富和宣传贵州茶文化的作用，《阮郎归·黔中桃李可寻芳》是有史以来第一篇歌咏贵州茶叶的文学作品，“黔中桃李可寻芳。摘茶人自忙。月团犀腌斗圆方。研膏入焙香。青箬裹，绛纱囊。品高闻外江。酒阑传碗舞红裳。都濡春味长。”这首作品较为细腻地描绘了贵州地区茶园的生产状况和地理环境，展现了贵州茶园美轮美奂的自然生态环境，一个个忙碌工作的茶农形象跃然纸上，一定意义上也从侧面展现了贵州茶产业的勃勃生机，其中涉及到的“都濡月兔饼茶”是贵州地区历史最早的贡茶，其良好声誉享誉大江南北，这首作品整体上集中体现了贵州茶叶厚重的文化内涵，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就黄庭坚个人的文学创作而言，诸如此类的作品数量较大，这些作品一定意义上向社会展示了贵州茶叶的优良品质和厚重文化，同时也无形中赋予了贵州茶叶以新的文化内涵和发展驱动力，这是值得重视的内容。

从整体上而言，贵州茶文化的厚重与博大是吸引黄庭坚的重要因素，茶叶主题的诗词作品在黄庭坚的艺术创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茶这一元素的介入一定意义上丰富和激活了黄庭坚诗词创作的活力，而黄庭坚对贵州茶文化大量而细致的诗词描述则是颇具价值的市场宣传和文化价值积淀，两者之间是互相促进、互相成就的辩证关系，这应该是所谓的“人以茶传，茶以人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