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文竞

考古学史上，一般认为沃尔塞（Jens Jacob Asmussen Worsaae）最早经过细致发掘丹麦泥炭沼泽地层而验证了其师汤姆森（Christian Jürgensen Thomsen）“三期论”的正确性（格林·丹尼尔在《考古学一百五十年》一书中的描述），但近些年彼得·罗利·康维教授（Peter Rowley-Conwy）经考证后认为这种看法可能并不完全符合史实。

“三期论”的地层学证据

1831年，汤姆森首次提出：“田野考古发掘时必须将观察遗物的出土位置及相互关系放在首位，其重要程度往往超过遗物本身的价值。”1837年底，一位名叫黑格（Hage）的学者在严格遵循汤姆森的指导建议下发掘了丹麦斯托海峡郡默恩岛的斯特奇（Stege）土墩墓。发现斯特奇土墩的底部为“巨石墓（large stone funerary chamber）”，墓主尸骨未经火烧，随葬品有琥珀器、燧石器、陶器、骨器等，不见金属器；土墩上部为“小石棺墓（small stone cist）”，人骨经火烧后葬在陶骨殖罐内，骨殖罐上放置一把青铜镊子和两把青铜小刀。据此，发掘者确定斯特奇土墩下部的巨石墓属于石器时代，上部的小石棺墓属于青铜时代。黑格的工作首次用考古地层学证据验证了汤姆森的“三期论”。不仅如此，除了对遗物进行研究外，汤姆森还根据地层关系区分出不同时代墓葬葬俗和葬式方面的差异。而真正意义上将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人类历史与地质学上北欧的泥炭沼泽“树种四叠层”（后来称之为“冰期后森林演替”）联系起来的则主要归功于丹麦生物学家乔珀托斯·史汀史翠普（Johannes Japetus Smith Steenstrup）。

泥炭沼泽“树种四叠层”

北欧等地自12世纪就已开始使用泥炭（peat）作为家用燃料，人们从大量的泥炭沼泽地（peat bogs）挖掘取炭。长久以来，一个奇怪的现象一直困扰着丹麦人—挖掘泥炭时，泥炭沼泽地层中经常会发现一些松木的碎片，而松树在丹麦并不是现生树种，为什么泥炭沼泽中会出现松树呢？为此1836年丹麦皇家科学与文学院举办了一次有奖征文活动，奖金奖励给解释这种现象最佳的学术论文作者，史汀史翠普即是这次奖金的获得者。他走访了丹麦境内许多的泥炭沼泽地，重点考察了哥本哈根北部韦兹拜克镇附近的维德内斯丹（Vidnesdam）沼泽和利勒莫斯（Lillemose）沼泽。

经过细致的考察，史汀史翠普发现泥炭沼泽中不仅存在一个松树层，还辨识出松树层并不在沼泽的最底层，之下还有白杨层，白杨层以下才是由砂砾层和砾石层构成的沼泽底部。松树层之上为橡树层，橡树层上面是桤树层，这便是著名的北欧泥炭沼泽“树种四叠层”。史汀史翠普又将历史时期至今丹麦最为常见的山毛榉树层加入其中构成“五叠层”，但是山毛榉树在泥炭沼泽中并不常见。

解释“树种四叠层”

19世纪三四十年代人们对于“冰碛”的认识尚十分有限，《地质学原理》的作者莱尔认为泥炭沼泽下的砾石层和砂砾层是由裹带有砂石和泥土的浮冰融化后慢慢沉积形成的。当时丹麦最权威的地质学家约翰·乔治·福赫默并不认同莱尔的观点，他相当程度继承了“灾变论”的思想，认为砂砾层及其上的不同地层是由多次灾难性大洪水爆发形成的。

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初，经过尼古拉斯·斯丹诺、威廉·莱布尼茨等人对岩层中生物化石的观察与研究，人们已经认识到地球历史的悠久性，至18世纪晚期，绝大多数地质学者普遍认为地球的历史远远超过《圣经》中的相关描述。然而在《物种起源》一书诞生之前，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知仍比较保守。汤姆森虽然建立了科学的“三期论”，但早年汤姆森并不排斥北欧传说和《圣经》的记载—认为北欧最早出现人类的时间不会超过公元前1600年，奥丁（Odin）在公元前后将使用青铜的技术带到北欧，2世纪左右北欧进入青铜时代，5—6世纪德意志由青铜时代过渡到铁器时代，北欧则要再晚一两个世纪才完成这个转变……

史汀史翠普经过认真的观察，在泥炭沼泽中并没有发现任何大灾难事件的迹象，他记录了大量树木倾倒的方向发现树冠通常指向泥炭沼泽的中心，这应该是树木经自然衰老、死亡有序地倒入沼泽之中形成。通过这些研究史汀史翠普接受了“均變论”思想，认为沼泽中存在一个树由多变少，直至完全被其他树种取代的自然过程。他推测丹麦现生的毛榉树存在了两三千年的时间，其他几个树种是逐渐交替出现的，每个树种从出现、扩张到消亡估计至少需要一两千年，那么泥炭沼泽的历史最保守的估计也有五六千年之久，甚至可能长达万年。尽管早在1837年，史汀史翠普就在橡树层发现了一些人工制品，但由于他的发现与传统史学观点相悖甚远，他选择了比较保守的态度，没有急于发表自己的新看法。直到1848年，基于更多的地层证据，特别是松树层中发现的树木明显是被人为砍倒和焚烧的，未被扰乱的松树层也发现了一些人工制品，他终于冲破固有的窠臼，“说服”自己相信在松树层所代表的时代已经有人类在北欧生活。

史汀史翠普对北欧地区人类历史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虽然趋于保守，但却是科学的态度，他的这些发现将北欧人类的历史与最近的地质时代联系起来，建立起初步的年代学序列，相较于同时代汤姆森的“三期论”以及斯文·尼尔森（Sven Nilsson）的生产经济论（即人类社会经历了野蛮时代、游猎时代、农业时代、复杂社会几个阶段）更具“绝对”年代色彩，将北欧的人类历史向前推进了数千年。A

后记：文中史料主要参考自Peter RowleyConwy 教授的FROM GENESIS TO PREHISTORY—The Archaeological Three Age System and its Contested Reception in Denmark，Britain，and Ireland以及Bo Gr？slund教授所著The Birth of Prehistory Chronology—Dating methods and dating systems in nineteenth-century Scandinavian archaeology。

（作者为苏州市考古研究所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