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人与事时，经常会看到许多著名考古学家都有过一个学术梦想——“由物及人”，即试图通过考古发现的“物质”遗存去实现研究“人”的目的。张光直先生说过，他当年之所以会报考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目的就是要去研究“人之所以为人”；20世纪50年代，在考古学教育做得最好的北京大学，师生们就发起过考古学如何“由物及人”的激烈讨论；俞伟超、张忠培先生等多次谈及“透物见人”的理念。近年，在二里头文化是不是夏文化的争论中，当涉及“二里头文化”与它的创造者是谁这个问题时，其核心其实还是考古学如何做到“由物及人”，正如苏联考古学家A.R·勃留索夫所说，“考古学文化与族的共同体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最尖锐的、最值得争论的问题”。

考古学研究的物质遗存确实都与“人”有关，包括人的起源、进化及人的种群分化；人所创造的文化及其关系演变；人的婚姻、家庭、社会关系；考古学文化与族的共同体；人的经济、政治活动；人的精神世界的成长；前国家时代与国家时代人的角色和行为之变化；人与“文明”的本质及其悖论；人与自然资源开发及人地关系等。近年，人的遗传、人的疾病与健康、人的食物与营养、人的技术与创造等问题也成为考古学家的着力方向。也可以认为，考古学的“由物及人”研究是考古学最有魅力也是最有学术价值的领域。

历史时期考古由于能够得到历史文献及碑刻、墓志等资料的支持，“物”与“人”的一般关系相对容易得到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