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异质性、目的地收入水平与汇率不完全传递
2020-12-21王秀玲陈俊州邹宗森
南京财经大学学报 2020年4期
王秀玲,陈俊州,邹宗森
(1.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2.曲阜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日照 276826)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对外贸易收支一直处于顺差状态,人民币汇率是否被低估成为各界关注和议论的焦点。1994年1月1日,我国首次进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废除“双轨制”,确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基本政策框架。2005年7月21日,第二次汇率制度改革后人民币一次性升值2.1%,政策框架中补充了“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内容。此后人民币一路升值至2015年。2015年8月11日,我国启动人民币汇率制度第三次改革(“8·11”汇改),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被打破,开始双向浮动。2005年7月到2016年12月,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升值幅度为18.9%,名义有效汇率累计升值30.6%,但是同期我国贸易收支不平衡程度却在不断增加。2016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为5099.6亿美元,相比于2005年增长了400.5%。我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并没有因为人民币的升值而得到缓和,也没有因为汇改后人民币的贬值而明显加剧,这与经典的汇率调节贸易收支理论不符。
汇率弹性理论和J曲线效应都假定汇率是完全传递的,通过调整汇率可以改变产品的国际相对价格,进而影响国际贸易差额,因而一国能够借助汇率工具调节国际收支状况。这意味着,如果人民币汇率变动是完全传递的,那么人民币升值可以有效减少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然而人民币升值期间却伴随着中国贸易顺差的扩大,这显然是传统的汇率调节理论所不能解释的,宏观层面称之为“汇率调节之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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