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雷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价值问题关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以及人之为人的终极意义，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而这些也正是哲学探讨的核心内容。因此，哲学从广义而言是一种价值哲学，旨在探讨人的价值选择、价值诉求、价值取向、价值创造等理论问题。“在价值哲学看来，哲学应该为人类生活提供安身立命之所， 应该为解决所处时代人类生活的根本难题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1]马克思主义立足于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关注人的现实生存状况和精神困境，致力于为人的自由和解放寻求有效路径，凸显出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生命的价值关怀和价值眷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说到底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价值观教育，因而有必要阐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意蕴，凸显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价值魅力。

一、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异化”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聚焦“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深刻分析了人的现实生存境遇，充分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人”的“价值异化”问题，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弊端进行了系统的诊断、无情的批判。

(一)立足于“现实的人”

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与现实无涉的抽象思辨和空洞说教，而是始终将理论批判与实际生活紧密联系，注重“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以此来观照人的实际的感性活动和精神状况，探讨、谋划人的价值和意义、幸福和尊严。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人”既不是黑格尔所说的“自我意识”，也不是费尔巴哈所说的“感性直观”，而是有着吃穿住行等基本物质需求的尘世之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他们所考察的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2]这也就意味着，“人”不是思辨哲学家想象的、虚构的人，不是抽象的、脱离历史的人，而是具体的、历史的人。不同于旧哲学仅仅停留于“解释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定位在于“改变世界”。而“改变世界”不只是关涉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等宏观层面，还指向改善无产阶级的日常生活状况等微观层面。正如列斐伏尔所说，马克思主义的目标就是“从日常生活的最小方面，从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之处，改造生活。”[3]而改造生活的题中之义就在于以实践的方式能动地改造“人”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把人的世界、人的关系以及人的独立性和个性还给人自身。

(二)资本逻辑与“异化劳动”

资本主义社会，也即马克思所说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在这种资本逻辑支配一切的社会形态中，人陷入“全面异化”和“自我沦丧”之中，具体表现为普遍的贫困和精神的沉沦。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工人在日常劳作中感受到的是无尽的痛苦和不幸。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得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4]“异化劳动”带给工人的只有赤贫、野蛮、无知、痴呆和道德堕落，必然造成价值观念的“异化”。在这个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虚幻共同体”中，贪得无厌、唯利是图的资本家统治、剥削、压迫着为基本生存苦苦挣扎的无产者，通过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人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工具和手段，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成了非人化的存在，自由、平等、尊严、个性等价值诉求被羞辱和践踏。与物的世界的增殖相对的是人的世界的贬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只剩下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交往关系沦为物与物的关系，商品拜物教、货币至上主义、利己主义、消费主义成了现代社会的日常意识。正如雅斯贝尔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中指出的那样：“本质的人性降格为通常的人性，降格为化作功能化的肉体存在的生命力，降格为凡庸琐屑的享乐。”[5]工具理性严重地挤压和取代价值理性，人们重占有而轻生存，“心为物役”，把对物质财富的占有简单地等同于美好生活。由此导致的结果便是，日常生活充斥着无限膨胀的物欲和纯粹的金钱关系。作为“此在”的人遭受着工业社会的驯化和操纵，自主性和个人意志被剥夺，变成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

(三)价值虚无主义

资本主义社会“价值异化”最典型的形式是“价值虚无主义”，尼采称其为“不祥的来客”，它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以神、理念所表征的崇高价值褫夺和消解了人作为价值主体的自由和尊严。”[6]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精神症候，“价值虚无主义”体现为：否弃现实的生命及其历史超越性；将一切“虚无化”，认为世界不存在安身立命的终极意义和确定的价值准则，找不到坚实的可靠的价值立足点，怎么样都行；人的内在精神处于无家可归的迷失状态，不知何去何从。马克思将“价值虚无主义”产生的根源归于资本逻辑的负面效应。由于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注定了资本永远的骚动不宁和无休止的变动，也使得“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7]在无所不能的资本面前，传统的最高价值和伦理规范被废黜，资本取代上帝成为“新神”。这位浑身充满着迷惑性和诱惑性的“新神”变成评判一切事物有无价值的尺度和现实世界的主宰力量，以“物化了的社会关系权力”无孔不入地渗透进吃穿住行用等日常生活领域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等非日常生活领域。资本以支配各种生产要素的方式支配人，人们对它毕恭毕敬，顶礼膜拜，资本信誓旦旦地保证着现代人的自由和独立性，诱导和驱使现实的人争相追逐利益最大化。在创造、毁灭、再创造、再毁灭的恶性循环中，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塑造成相互对立的“敌我”关系，造成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人自身的危机。当劳动力成为可出卖的、明码标价的商品，通过“雇佣关系”变成资本的附属物，人也随之丧失发展自我的主体性。“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8]，这也就意味着，只要人还在遭受着资本的“抽象统治”和“实质奴役”，他就无法获得真正的解放。因为经济解放为人的解放提供必要的社会物质基础，没有这个基础，解放只能是一种空谈。只有消灭私有制，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人才能拥有真正人的生存条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深入地批判资本逻辑对价值秩序和价值标准的颠倒，强调正是货币“把个性变成它们的对立物，赋予个性以与它们的特性相矛盾的特性”[9]。在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中，货币把一切事物都普遍地混淆和替换了，“它把坚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把德行变成恶行，把恶行变成德行，把奴隶变成主人，把主人变成奴隶，把愚蠢变成明智，把明智变成愚蠢”[10]，美丑不分，善恶不辨，道德败坏，人类社会的价值底线就这样被没有情感没有良心的货币无情地击溃。评价一件事物“好坏”的依据变成了它能够在市场上卖出多少价钱，就连真、善、美、人格也变成可计算的了；存在的意义被简单地换算成市场价值，人的逻辑服从资本逻辑，物与物、人与物的关系取代人与人的关系，人成了“没有价值的东西”。由此，崇高、神圣、深刻、理想这些人之为人最本源的价值支撑就这样被金钱这种“外在的异己力量”所嘲弄和消解，一切的价值评判失去了真实的依据；人成了片面而贫乏的“现成存在物”，丧失自由自觉的生存本性，缺乏深度和丰富性，深陷“价值异化”的泥潭而无力自救。

二、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深刻洞察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人”的“价值异化”问题，提出必须要将“人”从各种不合理的束缚与压迫中解放出来，使“人”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未来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1]。这是马克思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诉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价值理想。自由全面发展是相对于片面畸形发展、不自由不充分发展而言的，它既满足了人的多方面的需求，又合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达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内在统一。从自由发展与全面发展的关系而言，自由发展是全面发展的前提，全面发展是自由发展的归宿。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

(一)自由发展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既是共产主义最重要的社会形态特征，也是共产主义的基本价值形态。自由发展意味着人的发展摆脱非人化的制约与强迫，从自己的意愿和需要出发，根据自省的才能、兴趣、爱好进行自我发展，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要获得自由发展：一是，人要有“自由之身”，也即人能自由地支配自身，成为自身的主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工人为了谋生不得不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进行强制性的劳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出工人悲惨的现实生活境况，“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当做劳动的动物，当做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12]。在“异化劳动”中，工人感受到的只有否定、不幸、不自在、不舒畅、无聊、厌倦和永无止境的苦役；劳动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成了工人沉重的负担，“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13]。但工人出于维持基本生存、家庭生活和延续后代的需要，只能继续忍受“异化劳动”强加给他们的锁链；工人虽然有法律上所谓的“人身自由”，却不得不依附于资本家，遭受资本家的压榨、剥削和欺凌。因而，工人实际上是“不自由”的，更不必说自由发展了。二是，人的发展是在时间中进行的，人的自由发展需要充足的自由时间。自由时间意味着人从谋生时间里解脱出来，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尽情地施展才能，释放感性生命力，从事积极的、富有创造性的、符合人的本质需要的活动。在马克思那里，“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14]，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的发展牺牲在必要劳动时间中。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从社会学的角度深入地考察工人的工作日。工人平均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以上，“资本家力图不增加劳动人员而使自己的机器开动12小时或15小时，为此他们每天都想出新招，这就使工人不得不有时抓住这一点零碎时间，有时抓住那一点零碎时间把饭吞下去”[15]。为了攫取绝对剩余价值，资本家费尽心思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过度劳动导致工人的体力和智力严重衰退，人们基本上把时间都消耗在迫于生计的物质资料生产以及吃饭、睡觉等生理活动，而无暇从事受教育、科学、艺术、交往等精神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 三是，人的自由发展只有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才能得到真正地实现。马克思认为，个人不是与世隔绝的，离群索居的原子式个人，而是一种“类存在物”。不同于费尔巴哈把“类”理解为“内在的、无声的、 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16]，马克思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出发理解“类”，明确指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17]。作为“类存在物”，人在自我发展过程中需要正确处理好个人与整体、利己与利他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个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才可能有个人自由。正如《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经典表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8]，这就意味着，既强调个人是发展的主体和目的，凸显个人的独特性和个性；又强调个人的发展不是以牺牲他人的发展为前提，而是为他人的发展创造条件，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平等、互助的发展氛围。

(二)全面发展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的。人的全面发展意味着人摆脱外在的各种阻碍人发展的限制性条件，摆脱血缘的、地域的、阶级的、民族的狭隘界限，积极广泛地参与各个方面、不同领域、多个层次的社会交往，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自由发展的机会、创造的劳动产品等，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从而成为完整的人。全面发展表征了马克思主义对未来人的“应有的”发展状态的价值设定，具有终极价值的意义。全面发展指向全方位、多层次的发展，包括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人的活动的全面发展、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具体讲：一是，人的需要主要包括衣食住行等物质需要和对真善美追求的精神需要。物质需要是生命最基本的需要，是其他需要的基础，而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精神层面的愉悦和创造，追寻人生在世的精神家园。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意味着物质生活的丰富与充实和精神生活的自由与超越。二是，人的活动的全面发展意味着人不再受旧式分工和狭隘职业的束缚，而是根据自己的生存、发展、享受等合理需要开展丰富多样的实践活动，全面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描述的生动图景：“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19]人在实践活动中展示着自己的能力，人的活动的全面发展也即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就是说人在体力和智力、自然力和社会力、潜力和现实能力等方面都得到充分的发展，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得到全面拓展。三是，人的社会关系意味着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各种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指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20]人是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人在实践活动中总是与他人进行形式多样的交往，包括交流信息、交换资源、传达情感、表达思想。从这个意义来说，个人的发展程度取决于他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也就是人的社会交往的普遍性和丰富性，即扩大交往范围，深化交往内涵。最后，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绝不能忽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全面发展的作用。自然是人赖以生存的物质家园，人是自然的产物，不能脱离自然而存在，人与自然是休戚相关的生命共同体。只有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友好相处，才能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基本的也是必要的自然环境基础，才能达到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 ”[21]的理想境界。

三、实践的价值维度

马克思主义把整个人类历史理解为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进行改造和确证的历史，而人的社会的实践活动与价值内涵、价值尺度、价值取向、价值创造是辩证统一的。

(一)价值：实践活动中的关系范畴

马克思主义把实践作为人的本源性生存方式和人类世界得以存在的根据，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2]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对象性活动，彰显着生命的自我创造能力。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在探索和改造现实世界的过程中，将自身的需要、目的、理想等对象化为客体之中。而价值就存在于主客之间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关系中，表征着客体的存在及其属性是否能够满足主体需要、是否有利于主体生存和发展的特殊关系。而对实践的不同理解产生不同的价值观念，由此产生了关涉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有益与无益的价值认知、价值评价、价值选择、价值目标、价值追求、价值创造等基本问题。价值既不是独立于主客体之外的实体范畴，也不是附着于主客体身上的属性范畴，而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范畴。这种关系实质是感性生命从事感性活动的实践关系。因而，价值绝不是抽象的理论思辨，而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和再生的，由人的实践活动的内容和性质所决定，实践活动的样态决定着价值的内涵。马克思主义从“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出发，探究感性的、活生生的人的价值创造问题，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的价值取向，因此，价值问题实质是人的问题。研究价值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为了确认人在现实世界的地位，阐明人之为人的定位、本质和意义，也就是说，“人既是价值存在的主体，一切价值的存在都是以人的存在为前提的；同时，人又是价值的最高体现，一切价值存在中最高的价值是人的价值”[23]。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价值等同于交换价值，“资本”的价值和“物”的价值严重遮蔽和消解了“人”的价值，致使“人”成为一种消极的、被动的、附属性的存在。马克思主义明确指出，人不是神灵或观念的产物，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自由自觉的存在物，能够根据自己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发挥人的本质力量，能动地改造现实世界，改变社会关系，不断超越具体的、历史的局限，抵达理想的自由王国，从而进行自我肯定、自我确证和自我实现。价值源于人的有目的的需要，一切价值现象都带有“属人性”。只有在实践活动中，“自在之物”才能转化成“为我之物”，而改变“物”的自在形式的活动也内在地表现和确证着人的本质力量的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历史实践过程就是价值世界的生产过程。

(二)价值的实践性和实践的价值性

人的物质生产实践、社会政治实践、科学文化实践总是体现着人的需要、意志、愿望、理想，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在马克思主义那里，集中表现为对人的生存境遇和未来发展的价值关怀。马克思之所以系统地考察资本主义运行规律，揭示和批判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弊端，其最终目的在于为人的自由和解放寻找一条行之有效的解决路径。那就是：立足实践、勇于实践、融入实践。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书斋里的学问，不是脱离现实的空想，不是仅仅停留在概念式的道德批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4]这也就意味着，只有通过现实的实践活动，才能真正改变无产阶级政治上的无权状态、经济上的贫困状态、价值观上的异化状态。基于此，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实践”是有目的、有价值指向的实践。而马克思主义也由此彰显出价值的实践性和实践的价值性，达到价值理想和社会实践的有机统一。

(三)实践的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

一方面，从价值哲学的角度而言，作为价值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其实也是价值创造活动。进行价值创造需要遵循基于价值主体的内在尺度和基于价值客体的外在尺度。从价值主体来说，“人类作为改造世界的实践主体，其全部活动的指向与价值，在于使世界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把世界变成对人类来说是真善美相统一的世界”[25]。马克思主义强调，要从主体方面理解对象、现实和感性，明确指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26]这种“为我关系”凸显了人的主体地位。感性世界不是如费尔巴哈理解的直接生成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人类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人也不是像动物那样本能地适应外部世界，而是能够通过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把“自在的世界”变为“属人的世界”，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把共产主义的价值理想作为人与世界关系合理化的价值指向，提出只有通过价值主体也即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才能使人类得到真正的解放。另一方面，从价值客体来说，客体是价值创造的物质承担者。没有客体及其属性，价值创造无疑是空谈。而客体是否具有以及具有怎样的价值，并不是由人随意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作为客体的物是否具有以及具有怎样的特性。也就是说，人们在实践活动中要遵循客观规律，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而不是仅凭主观臆想，任意妄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就在于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深入地分析资本主义运行机制及结构性矛盾的基础上，从而正确地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