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 毅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府在不断扩大和升级侵略战争的形势下，为了维持本国工业的发展，以战养战，曾于1943—1945年间强掳约4万名华工到日本135处就劳场所服苦役，主要从事煤矿、土木建筑、造船、铁路、港湾装卸等重体力劳动。其中就劳场所最多的是煤矿，有40多家；华工数量最多的是煤矿工人，总计有16 000多人。这一时期，由于日本煤矿事故频发，安全条件恶劣，矿方接连不断的开展突击生产，加之华工生活待遇低下，致使在2年多时间内，中国煤矿工人共死亡3 000多人， 还有数以千计的中国矿工因伤致残或身患各种严重的疾病。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深重，反抗愈强烈。在日本煤矿就劳的华工为了生存和维护做人的基本尊严，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舍生取义，对日本统治者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反抗斗争。其结果或是遭到残酷的镇压，或是迫使日方做出一定的让步。依笔者陋见，国内外学术界对掳日华工的起因、过程、伤亡等问题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尚无这一时期在日本煤矿就劳的华工反抗斗争的专门论述。本文以当事人的口述史料为主要依据，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资料，仅就这一时期被掳掠到日本煤矿就劳的华工为求生存、反压迫、争人权开展的反抗斗争进行初步的梳理和探讨，以就教于各位专家和知情人。

一、掳日煤矿华工来源

探讨二战时期被掳掠到日本煤矿就劳的华工反抗斗争情况，首先有必要介绍一下日本煤矿的主要特点和华工被掳掠到日本煤矿就劳的基本状况。日本是一个岛国，由本州、四国、九州、北海道4个大岛和近4 000个岛屿组成。就煤炭储藏而言，煤田分布极不均匀，主要集中在南部的九州岛和北部的北海道。根据日本1912—1931年对全国煤炭产量的统计，位居第一位的始终是九州岛的福冈，第二位是北海道，以下排序大致是长崎、福岛、山口、佐贺、茨城等。这些地区的煤炭产量占到日本全国总产量的99%，其中福冈占51～61%，长崎5～9%，佐贺4～8%[1]。在日本，煤矿一般称为炭矿。

从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因战争不断扩大和升级，日本国内青壮年男性大部分从军，致使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日益突出。面对此问题，日本政府最初期望在本国内部来解决。1938年4月1日，日本政府颁布的《国家总动员法》中明确提出，由政府统一调动国内的人力、物力，以保证军需物资的生产，并在日本国内推行“连根拔”的劳务动员。这一时期，日本国内的冶金、电力、交通、建材、化工和民用需要大量的煤炭作为燃料和原料。1941年8月，日本政府有关部门宣布煤炭产业进入“全国煤炭生产力扩充强调期”。在当时日本全国建立临战体制的背景下，煤炭行业实行了军事化，矿工被称为“矿业战士”。为了加强对煤炭工业的统制，日本于1941年11月成立了煤炭统制会。该统制会的直接会员单位有23家，大多为年产量超过30万吨煤炭的企业。 “除煤炭统制会的直接会员外，在日本全国约有600个小规模煤炭生产者，他们按照产煤地而成立统制组合，即每个矿山监督局管辖区内设一个组合。这种组合计有东京地方、仙台地方、大阪地方、北海道、山口、北九州、西九州7个。在煤炭统制会和各地的煤炭统制组合的控制下，日本全境内的大小煤矿的生产、劳务供应等都纳入为侵略战争服务的战时体系之中。”[2]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次日，美国正式向日本宣战。战争爆发后，日本大批青壮年应召到前线作战，国内生产的劳动力主要依靠老弱妇孺，赖以维系工矿企业正常运转的劳动力几近枯竭。国内做为工业食粮和重要军事物资及攸关民生燃料的煤炭供应出现日趋紧张的局面，而因战争不断扩大和升级造成的国内煤矿工人日益短缺的问题十分突出。在日本的一些煤矿，妇女成为井下采煤的主要劳动力。随着侵略战争的不断升级，本国的劳动力已无法满足日本各工矿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一些主管部门和工矿企业开始把补充劳动力的眼光转向国外。在此形势下，日本东条英机内阁于1942年11月27日通过了《关于华人劳务者移入日本内地案》的决议，以政府决议的形式正式启动了移入华工的事项。决议的内容主要有：移入的华工主要在煤矿、装卸、土木建筑等行业就劳，尽量使用同工种劳工和经过训练的战俘，移入事宜主要委托华北劳工协会办理，华工应为40岁以下的男性，服役期限原则上为2年等。从1943年3月到1945年3月，日本通过在华的劳工协会采取欺骗、强征等方式掳掠了4万多名华工到日本55家公司、135个作业场(事业场)就劳。据日本《外务省报告书》第3分册《就劳事情·纷争及就劳成果》介绍,135个就劳场所包括矿业69处，土建业36处，码头装卸25处，造船和制炼5处。在69处矿业中，煤矿有40多处，数量位居第一(其它还有铁矿、铜矿等)。煤矿主要集中在九州地区(18个)、北海道(24个)，其他还有大谷、鹿町、警刑等煤矿(矿业所)。

这些华工分别来自中国的河北、山东、河南、山西、浙江、上海、安徽、陕西、湖北等25个省区。其中年龄最小的11岁，最大的78岁。“据日本政府公布的资料，强行抓到日本的华工，华北地区为35 778名，华中为2 137名，东北的大连地区为1 020名。”[3]华工原来的身份主要有两类：一为在对日作战中被俘的中国军队官兵，简称战俘，日方称之为特殊工人；一为中国沦陷区的平民。另有少量的囚犯和矿工等。现分述如下：

(1)战俘。主要是1944年洛阳战役和此前山西中条山战役被俘的国民党军队官兵，还有日军1943—1944年在河北易县、雄县、定县等地“扫荡”中抓捕的八路军官兵、游击队员等。据原籍河北省丰南市稻地镇刘唐保庄的刘士礼回忆：

1944年农历后四月初四，我参加了八路军。八月初一晚上，我和孙绍志在离家60里地远的一个小庙里被日军特务俘虏。……日本人将我们押送到塘沽的一个叫“冷冻公司”的集中营。……在塘沽关押了十多天，刚过8月15没几天，我们就被押上货轮。……当时上船的一共有300人，由日本人西村领着上船。……轮船在海上走了大概10天左右，最后到达日本大阪。下船后，日本人先让我们脱光衣服洗澡消毒。之后，我们先坐火车走了几天，又换乘轮船到达北海道。从北海道坐火车最后到达三菱(公司)的美呗炭矿(即煤矿)大和寮[4]。

另据从华北劳工协会青岛办事处掳掠到日本北海道神威煤矿就劳的“特殊工人”王子安回忆：

1945年1月底2月初，日本人把我们1 000名劳工从青岛大港押上轮船。那是一艘大货轮，轮船上有两个大眼囱。船舱里一多半的空间都堆放着大块的铁矿石，中间高、两边低，像一座山似的。有的矿石上铺着草席，有的矿石上什么也没有铺。劳工们就在矿石上睡觉。船开到海上以后，听船上的一个船员说要去日本，然后大家就互相传说开了。这时，我才知道我们要被送去日本当劳工[5]。

(2)平民。被日伪抓捕到日本充当煤矿工人的人员，相当一部分是日伪统治地区的平民。据住在保定西关永宁寺街的人力车夫赵振海控诉，他正在拉车时被日军抓住，先被押进警察署，后被押到保定东关外战俘劳工集中营。15天后将他与其他战俘用绳子捆绑装上汽车拉到火车站，然后乘船到日本福冈县三井公司所属的大牟田煤矿挖煤[6]。

另据家住天津市河北区的王跃清回忆：

1943年冬天，我在天津河北区的山城峪车行做学徒。一天下午，日本人和汉奸拿着枪把一帮中国人围了起来，当时我因年龄小才十六七岁，不明真相，便凑上前看热闹，也被日本兵抓了起来。抓到一个地方待了两天后，晚上把我们押到天津塘沽的一个小渔村，……在塘沽待了十几天后，临走时给每个劳工发了一身黑色的棉衣棉裤，两个人一组绑在一起，走在冰天雪地的路上，两边有日本兵荷枪实弹地看守者。……到达了日本九州熊本县四山煤矿。……我的工作是当支架工，也就是别人打眼放炮后，我在后面支架子……[7]

田士珍原本是河北省石家庄郊区大河乡大河村的农民，当时被抓捕到日本北海道赤平町煤矿挖煤。据他回忆：

1944年阴历八月初七的早晨，我扛着铁锹去地里浇地，途中遇到日本兵抓人，于是我就被日本人抓到了石门警察局第一分所。在第一分所住了三天，审问三天，每天都审问。他们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农民。”“你是不是参加了八路军，暗地里又给八路军送信？”我说：“我不是八路军，我没有给八路军送过信。”他们见我不招供，就打我。汉奸还拽着我的衣服领子，把我们拉到楼梯上，走到一半时，把我从上面摔下来，当时我的膝盖和脚后脖子被摔伤了。最后，我被逼招供，承认了就不打了。我们村一共抓走50多人[4]452。

毛彦江原本是河北省唐山市古冶区卑家店乡毛家山村的农民，1944年被抓捕到日本北海道三井美呗炭山矿业所就劳。据他回忆：

1944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时的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突然有一天，伪军警备队和汉奸走狗们带着日军把我们村包围了，从村里抓走很多人，我也被抓了起来。他们用绳子把我们捆绑起来，然后押到了唐家庄的矿业所。在唐家庄，他们对我们进行了审问。我记得他们是这样问我的：“你是什么的干活？”我说：“老百姓。”我刚说完，他们就打我，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他们非逼着我让我说是共产党，然后才停止打我。审讯完之后，接着又把我们送到六分局。……呆了十多天后，让我们吃了一顿饱饭，吃完饭，再把我们捆绑起来，押送到古冶火车站。……火车一直开到了塘沽。……在劳工收容所里住了10天，……我们就被押上了“青津丸”号轮船，当时是日本人西村武夫领我们上的船[4]34-35。

由此可见，很多被抓捕到日本煤矿就劳的劳工原本是普通的中国平民，被抓捕时强迫他们承认是共产党员或八路军成员，其目的是为抓捕找借口。他们被屈打成招后，日方就以“特殊工人”的身份将他们押送到日本就劳，而且不必支付工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等地的工厂纷纷倒闭，大批工人失业，日本乘机前来上海骗招劳工。为了招够劳工人数，日本方面在伪上海市政府的配合下，以“清查户口”为名强行抓捕，凡没有携带日伪颁发“良民证”者皆是抓捕对象。“1942年3月28日至4月8日，日本满洲炭矿株式会社在上海招募18岁至45岁，身体强健，能耐煤矿劳动者10 000人……日本东造船株式会社在上海招募的400余名工人，多为木工等技术工人。但到日本北海道后，竟借口船厂亏本歇业，要将其中243人转往煤矿挖煤。”[8]

(3)矿工。在从中国掳掠到日本的劳工中，有一些本来就是煤矿工人。日本方面认为，抓捕这些人到日本的煤矿当劳工，可以起到技术骨干或熟练工人的作用。李贵珠原来是河北省唐山唐家庄煤矿的工人。1944年8月，他在家里被日本人抓走，经天津塘沽港被押送到日本北海道的札幌市三菱美呗炭矿大和寮煤矿，和他一同被掳掠到大和寮煤矿就劳的有294人，其中包括开滦煤矿的一些小包工头。潘景秀被抓捕到日本三菱美呗煤矿就劳前是唐家庄煤矿的井下放炮工。据统计，在被掳掠到日本的38 935名中国劳工中，唐山籍的共有2 013名，其中144名来自古冶矿区[9]。

(4)囚犯。赵云清原本是山东淄博张店保安庄的农民，因帮助亲戚办理良民证被日本宪兵队以通匪为名抓捕，先后被关押在济南、青岛的集中营和北京的监狱。因他年轻力壮，后来被北京劳工协会选中掳掠到日本福冈三井公司山野煤矿第一坑就劳[10]。

这些由曾在战场上与日军厮杀被俘的战俘、在沦陷区饱受欺凌的平民组成的华工队伍，原本就对日本侵略者充满仇恨。被掳掠到日本煤矿就劳后，每天经历的是得不到起码的温饱生活，在井下劳作时间长、强度大，伤亡事故频发。为了求生存、反欺压、争人权，反抗斗争成为华工们必然的选择。

二、掳日煤矿华工的反抗斗争

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开始，包括华工在内的中国人民就对日本的侵略行为深恶痛绝，对日本侵略者充满了仇恨心理，反抗斗争更是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由于绝大部分华工是被欺骗或强制来到日本煤矿等就劳场所服苦役，他们自身蒙受的耻辱则更容易激发反抗情绪和行为，继而引起其他华工的强烈共鸣和连锁反应。在日本煤矿，华工们的反抗斗争方式主要有：

(1)逃亡。在掳日华工开展反抗斗争的各种形式中，逃亡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形式。最早的逃亡事件发生在从中国前往日本煤矿的押送途中。在1943年4月至11月期间实行的“试验移入”华工过程中，日本厚生省于当年7月分别给日铁二濑矿业所和三井田川矿业所各分配212名、共计424名华工，结果抵达日本门司港的只有267人，中途逃亡157人，逃亡率高达37%[11]。据《在室兰强掳、强制中国人劳动的记录》记载，1944年9月6日，从上海押送到日本室兰煤炭港运株式会社的162名华工在轮船停泊青岛装卸货物时，有7名华工成功逃亡。他们分别是张德昌(35岁)、陈软陈(28岁)、陆子敏(31岁)、俞膺昌(26岁)、冯监庆(23岁)、傀振亚(22岁)、陆有限(21岁)。

来到日本煤矿后，由于不堪虐待，华工逃亡的事件经常发生。据当时在北海道三菱美呗煤矿挖煤的潘景秀回忆，他所在的煤矿“劳工们组织了两次逃跑，3小队的两个劳工想逃到苏联去。早上4点钟跑的，仅4个小时就被抓回来了。抓回来以后，让劳工们自己处理。由劳工吴东佐用饭铲子打他们的屁股，吴东佐不忍狠劲打。日本人上前夺过铲子对吴东佐就是一顿毒打，几铲子就把吴东佐打得昏死过去。第二次逃跑是由彭玉善、张华棠组织的，有50人参加，我和纪户、王金朝一块跑的。一天一夜后由于当地日本人报告当局，我们都被警察署抓回，一路上棍棒交加。回来后，把我们放在一个齐腰深的水坑里冻着，上来后浑身是冰碴子，腿脚全部冻坏，我的双腿就是这次受冻落下的终身残疾。我们被移交矿上以后，三天不给吃饭，先是用筷子和火钩子夹我们的手指，然后让我们手指尖和脚尖撑地。纪户双手双脚已经坏了无法做撑地，被日本人视为反抗，一阵皮带抽打，打个半死。”[4]16-17方启渭原来是山东青岛四方邮政局的邮差，1944年阴历四月在路上被日本兵抓捕押送到北海道大夕张煤矿就劳。到煤矿的前两个月，他看到每天都有工友死亡，于是和另外两位工友约定逃到附近森林里。据他回忆：

直到七八天以后，他们发现了我们，于是我们就被抓回去了。日本人把我们绑起来往回押送，一路上他们还当着日本老百姓的面，狠狠地打我们的脸，一边打一边还指着我们说：“这就是中国人！”[4]105

据日本方面的记载，位于北海道的川口组赤平煤矿曾发生3次华工逃亡事件。第1次逃亡的3人被抓回后全部杀害；第2次逃亡的若干人全部被抓回。第3次发生在1945年7月16日，共有8名中国矿工通过天窗逃出，很快就有5人被抓回。逃出的3人分别是刘俊华、张来荣、吕重光。吕重光在逃出40多天后被捕。另外两人躲在山洞中隐蔽，度过了2年零8个月难以想象的穴居生活，直到1948年3月才被人发现[2]280-181。

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当时在北海道明治矿业昭和矿业所就劳的刘连仁的遭遇。

刘连仁(1912—2000)，原籍山东省高密县草坡村。他被抓到北海道昭和煤矿后，每天要在井下挖煤十五六个小时，曾多次经历身边的工友被冒顶砸死的场面。每当想起死难的工友脸涨得黑紫、眼球爆出、龇牙咧嘴的场面，他就不寒而栗。半年多时间，已有数十名工友死于各种事故。1945年春节，刘连仁等华工被驱赶到火车站扫雪。“因为吃不饱，一位莒县籍陈姓难友在扫雪时捡了几颗豆粒儿，被日本监工用铁棍毒打，直到昏过去才住手。刘连仁感到如果不逃走，迟早会死在矿上”。[12]他开始伺机逃亡。1945年7月31日，刘连仁趁着看守熟睡，通过厕所的粪沟逃了出来，躲进深山老林。他躲过日本士兵的抓捕，一路向西北走去，一直走到海边，看到波涛汹涌的大海，才知道无法回到中国。随后他又回到深山老林，过起了野人般的生活。这种生活持续了13年，直到1958年1月被进山打猎的日本猎人发现并通报警察，于2月9日被日本警方抓住。在中国政府的努力和日本友好团体的帮助下，刘连仁于1958年4月15日回到已阔别14年的祖国。

和刘连仁同时被抓，一根绳子捆到北海道明治矿业所并在一个班组挖煤的陈宗福当时只有17岁。他和刘连仁等5人同时跑出去，跑散后他独身一人在山林里靠吃野菜、野果生存了下来。3年后被日本猎人发现，于1948年春节前夕回到祖国家中。

另据来自开滦煤矿的华工回忆：

中国劳工每天从早到晚忙于劳动，思乡之情与日俱增。二中队有个叫张海的劳工，有一点文化，他看到寮长办公室有一张地图，便格外留心。回来后，他告诉工友们说，北海道和东北只隔一条江，现在江都冰冻了，只要顺江过去就可以回家了。人们对张海的话信以为真，重新燃起了希望。就在1944年12月12日，大约有60多人晚上将木板房全部拆了，向后边山上跑去。跑哇跑，跑到天明，一看全傻眼了，大家发现自己住的营房就在眼前，跑了一夜却仅仅是围着山跑。日本人把张海等为首的几个人捆起来，灌凉水，又把一人多高的雪挖个大窟窿，把人放进去，拍严实，过两三分钟再将人挖出来。折腾了几天，日本人才拿了一张地图向劳工讲解，说中国离北海道要远隔几千公里，跑一个月也不会跑到中国的，而且隔海隔江，跑是跑不了的。劳工虽然不全信，但也觉得回家绝不是件容易的事[9]209。

1944年9月，日本曾通过汪伪政权上海市政府从上海、杭州、南京等地掳掠了1 500名华工到日本就劳，其中相当一部分到了煤矿。不到3个月，就发生了矿工逃亡事件。据汪伪政权外交部部长褚民谊1944年11月7日致伪行政院长汪精卫的呈文中称：

上海日华劳务协会募集赴日劳工到日后工作艰难，腹中不饱，待遇欠善，已有逃亡情事发生。……据逃亡华工鲍成龙称，由沪日华劳务协会于本年9月派到福冈采矿华工300名，其中6名因腹饿困难，待遇欠善，不得已逃出工场，经绕唐津至崎请求救济[13]。

1944年9月被日本人从上海骗招到北海道日出角田煤矿挖煤的翁黎明就劳期间受尽苦难。据他回忆,

他与6个劳工结伴出逃了，但很快他们就被全部抓住，用马车拖了回来。回来的时候他们的衣裤鞋袜是被剥光的，已经整整在风雪中瑟缩了几个小时，皮肤冻得变成了紫褐色。这6个人被拖进工房后又被丢进了热水，全身的皮肤受不了这样的刺激，疼得像刀扎一般。监工还不放过他们，用皮鞭将他们一顿猛抽，那鞭子足足有1米长，6个人当即被打得血肉模糊，其中3个人就这样被活活打死了！[14]23

另一位上海人谷生是在上海杨浦大街上闲逛时被日本人抓捕，随后押送到日本的福冈三菱胜田煤矿服苦役。据他回忆：

去日本没多久，有两位同胞不堪忍受非人的折磨，想办法逃了出去，但被日本人捉了回来，当时就把这两个人捉到中间，旁边围满了中国劳工，日本人用鞭子抽打他们，又放了两条狼狗来咬这两个逃跑的人，可怜的两个同胞就这样活活惨死在日本人的手下[14]30。

在日本煤矿选择逃亡伴随着极大的危险。且不说冲破日本警察、看守的严密监控绝非易事，即便侥幸逃出煤矿，想要回到国内几乎没有可能。更何况语言不通，生存之艰难可以想象。据从上海骗招到日本福冈县宇美町大谷炭矿就劳的戚祖淦回忆他亲眼目睹的一幕，在他们到日本那年的中秋节:

一名中国劳工因为不堪忍受这种非人生活，乘日方警卫赏月而放松戒备时逃出了中华寮，躲进了矿区边山上。当晚，班长临睡前点名时发现少了一人，报告了大队长。日方立即召集警卫和附近日本农民上山搜索。由于不熟悉环境，很快这名劳工就被农民发现，被捆绑着押回矿区。在战争期间，日本本国的人民生活也十分困苦，温饱得不到保证。矿区在周边地区发出告示，若有逃跑的劳工，抓到一个就奖励一个饭团。因此，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语言又不通，中国劳工即便是侥幸逃出去也是死路一条。

第二天一早，那个劳工被反绑双手，跪在矿区里，所有劳工都暂停下矿，列队看日方如何惩罚逃跑者。寮长旁边站着的是一个叫富冈的日本翻译，他手拿钢鞭，挥舞着朝跪在地上的劳工抽去，手起鞭落，鞭到之处顿时皮开肉绽鲜血直流。被绑的劳工无法招架，疼得满地打滚，嚎叫不止，……就这样在日本人的钢鞭下，一个鲜活的生命被残忍地鞭打致死”[14]64。

当时在北海道三菱美呗矿业所就劳的华工因不堪虐待，曾组织过一次有50多名矿工参加的逃亡。据参与这次逃亡的潘景秀回忆：

一天一夜后，由于当地日本人报告当局，我们都被警察署抓回，一路上棍棒交加。回来后，把我们放在一个齐腰深的水坑里冻着，上来后浑身是冰碴子，腿脚全部冻坏，我的双腿就是这次受冻落下的终身残疾。我们被移交矿上以后，三天不给吃饭，先是用筷子和火钩子夹我们的手指，然后让我们手指尖和脚尖撑地。纪户双手双脚已经坏了无法做撑地，被日本人视为反抗，一阵皮带抽打，打个半死。第4天，滨田让我们被抓回来的47个人下跪，说是求天皇给饭吃。……经过几天的折磨，难友们都病倒了，一小队有个小伙子病得实在不行，硬是被日本监工扯着双腿去上班，结果当天晚上回来不多时就死了[4]17。

矿工不堪受辱，想方设法逃亡，被抓捕后下场更加悲惨。据当时在北海道美呗煤矿就劳的华工赵玉强回忆：

在一天夜里，一次逃走了6个，有郓城的侯长起、李宗道等人，可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跑了3个月后，又被抓了回来。日本人为了镇压他们，给他们施以严刑，他们6个先经过拷打后，找出主谋来。然后，日本人拿来6个梯子，平放在地上，叫他们躺在梯子上，用绳子绑着他们的腿，接着再把梯子立起来，放在屋檐上，正好头向下，脚向上。日本人再用凉水向劳工嘴和鼻子浇了起来，连浇了几壶后，日本人又拿来辣椒面，放在壶里一搅，然后再浇，这时他们都被呛得口鼻出血，反复折磨了几次后，才把他们放了下来。看到这时，我们都心痛地闭起了眼睛不忍再看下去，而日本人却让我们接着惩罚他们。日本人先叫我上去，踩他们的肚子，我不忍心踩，日本人见我不使劲，就把我拉到一边，上去使劲踩，一直把他们折磨得不省人事为止。就是这样，日本人还不肯放过他们，还叫劳工们架着他们跑。那时候他们几个人的头都耷拉着，已昏死过去，跑了一圈又一圈，直到他们慢慢地苏醒过来，才不再跑。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见过这几个人[4]524-525。

在诸多逃亡矿工中，绝大部分都被抓捕回来，有极个别人成功逃亡。据原籍山东桓台县的劳工李崇山回忆，他当时在日本北海道空知郡赤平町川口组丰里出张所赤平煤矿挖煤。

我们队有很多人逃跑，但只有一个劳工逃跑成功，他叫万福来，曹州府(今菏泽市牡丹区)人，年龄比我大，也有文化，他也找了一张地图，经历了许多苦难，先从日本逃到朝鲜，又从朝鲜回到中国。1958年他到桓台来看过我们[4]439。

(2)书写标语。在北海道三井砂川矿业所，日本方面曾有如下记载：“根据身份调查，从出身地以及从作业休息时的谈话等推定，全体华劳中有半数以上是抗日共匪，在第六矿井井下事务所的旧板壁上可以散见‘打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11]700在茨木县日立矿山华工收容所的板壁上，有华工书写的“世界公敌日本”等标语。

(3)建立工会等组织。据当时汪伪政权驻日本神户总领事陈漠如1943年8月4日给汪伪政权的电报中称：“窃查关于日方招集华工服务北海道矿务事，业经世代电呈报在案。……该地矿工组织规模颇大，且甚周密，军警权力有不能深入其地，又压制劳工极其严酷，故日本苦力均不敢前往，今华工被募，前途不无堪虞之处。”[15]北海道美呗煤矿的华工在日本投降后为了争取早日回国，组织了工会，通过集体的力量与日本方面展开斗争。

(4)暴动。为了摆脱欺凌和苦难，华工暴动的事件时有发生。例如：“1943年夏，一批送往日本函馆市的华工集体暴动，他们打死了看押的日本兵，用木板搭在电网上冲了出去。”[12]

1945年6月14日，福冈县三井田川矿业所第二坑的华工因反对矿方延长工期而举行罢工。日本方面以“不做工没饭吃”为由拒不提供饭食。愤怒的华工集中起来到伙房去抢食物，被日本警察用军刀劈死数人，从而引发了华工暴动。华工用铁锹劈死了几个行凶的警察，日本方面调来上千名武装人员实施镇压。事后将10名华工以“主谋罪”抓捕，押送北海道第一华人收容所[16]。

田川矿业所第一坑的华工也举行过一次暴动。事发原因是该坑180多名华工在就劳超过2年后，拿着就劳2年期限的合同要求回国。日本方面借口海上有飞机轰炸不能回去。华工们接着要求改善伙食，日方以华工无理取闹为由加以拒绝，并殴打了华工代表。据从河北省魏县魏城镇西南温村抓捕到该矿的华工张永昌回忆：

事后，第一坑的中国人举行暴动，拿起铁锹等工具与日本人对打了起来，日本人出动了警察将中国人包围了起来，后又调动了部队，用机关枪打死了一部分中国人，然后抓起来十几个带头的，将他们押到日本的监狱里。直到日本投降后，他们才被释放出来[4]284。

华工们的反抗斗争行为，有的是突发性的，有的则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在日本福冈县宇美町大谷炭矿服苦役的华工大多来自上海。1945年8月的一天，天空上经常有美国空军的飞机掠过，他们猜测日本可能战败了，但他们仍在受日方的奴役，于是决定举行暴动，向驻扎在附近博都的美军求救。这天早上，华工们制服了2名监工，打伤了2名日本警察，砸烂了公司的门窗，与前来镇压的日本宪兵进行搏斗，冲进美国驻军的军营，说明情况，引来美军干涉，使得中国矿工得以解放[14]65-67。

类似的事情在北海道大夕张煤矿也发生过。据当事华工刘积善回忆：

日本投降后的两三天里，我们还同日本人发生了一次冲突。原因是韩国人想与中国劳工靠拢，日本人向上级作了汇报。不久，日本人集中了三四百人，把我们包围了，他们想通过制服我们，来制服韩国人。韩国人得知这个消息，很快便通知了我们。我们知道以后，就从日本老百姓家里拿来铁锹和防空用的铁钩子。面对几百名日本人的包围，大家都很齐心，一起动手，当场打死两个日本人。其他日本人看到这种情形，都赶紧撤了下去。同时，我们扣住那个叫“大久保”的日本警察，不让他回去，我们吃什么，他吃什么。然后同他讲条件，提要求，要求给劳工换新衣服，改善伙食。随后他们都一一满足了我们的要求[4]111。

(5)罢工。1945年初夏，被称为“第一华人”的1943年春第一批来到九州福冈煤矿的华工在做苦力两年后，根据合同两年期满要求回国。日方不允许，华工们愤而集体罢工，并派代表与日本矿主进行交涉，后演变成暴动，遭到日本方面调来上千名警察进行镇压。

据当时在北海道角田煤矿挖煤的凤仪萍回忆，一次日本方面在煤矿大突贯，日本监督中村好大喜功，把20多个炮眼中的炸药一次引爆，造成瓦斯爆炸，死亡11名中国矿工。为此，该矿近300名从上海抓捕来的华工愤而举行罢工，并提出下列要求：为死难矿工举行追悼会；增添衣服、棉被、水鞋；改善伙食；每周工作六天；允许矿工到附近温泉洗澡；矿工患病应及时医治；允许矿工给家人通信等。虽然日本方面答应了一些要求，但事后煤矿所在的夕张县警察局抓走了组织罢工的原新四军干事费度，给他戴上脚镣手铐，绑扎在煤矿的公告牌前示众7天，折磨致死[4]340-350。

另据从河北省藁无县抓捕到福冈县三井山野煤矿第一坑的杨中经证实，他所就劳的煤矿因日本人虐待华工，并把逃亡劳工关进监狱，华工们在八路军战俘大队长藏祝三的领导下举行了罢工。据杨中经回忆：

后来，我们真的罢工了。一个劳工不堪忍受这非人的生活，趁夜黑人静想逃跑，被带着警犬的警察在山上搜了出来，关进了监狱。队长前去要人警方不给，于是全体劳工躺着不上工，要求放人。日本人无奈，最后妥协了，把人给放了回来。队长代表劳工向矿上“ 约法三章”，以后不许随便打骂劳工，否则就全体拼命[10]224。

(6)怠工。由于华工们都是被强迫来到日本充当苦力，所以在劳动过程中消极怠工的现象十分普遍。每个华工都清楚，多生产1吨煤就是多支持日本的侵略战争。当时煤矿工人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不打勤，不打懒，专打不长眼。还有一首是：

磨洋工，磨洋工，

拉屎撒尿半点钟；

回来看看不到点，

再去蹲它半点钟。

矿工们常常借着监工到别的地方巡视或看不见时就停工休息。

(7)绝食。1944年6月，在茨城县日立矿山服苦役的华工因对用稻糠制作的食物不满，绝食3天，迫使矿方表示改善伙食。

(8)破坏机器设备。1945年6月19日，贝岛大之浦煤矿的华工胡树林在坑道内运输煤炭时，将环状信号线爆破，造成运输线上30多个实斗无法搬出，运输陷入停顿[17]。三菱矿业崎户矿业所的华工不满日本方面的欺凌和压榨，计划炸毁煤矿。

(9)报复日本工头和监工。1943年9月27日，在二濑矿业所就劳的华工为了报复虐待他们的日本工头木户君广，趁其不备向他携带的水筒内注入矿灯盒里的液体氢氧化钠。第2天，木户君广向他的上级作了汇报，日方将此作为案件报告煤矿所在地的饭冢警察署特高系。日方为此抓捕了16名中国矿工，其中7人死在监狱，5人关押1年后转移到北海道，另外4人关在监狱直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后才被释放。

原籍河北省无极县马家村的赵造川和他的父亲赵秋海同时被日本人抓捕到福冈县田川市三井采炭所第二坑就劳。因不堪日本人的打骂虐待，赵秋海在井下反抗时被日本监工猛打后关了起来，7天7夜没给吃喝。据赵造川回忆：

1945年6月的一天晚上，我父亲趁其不备，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把那个经常打骂人的监工用劈柴砸死了。监工死后第二天，就被日本人发现了，父亲就跳海逃跑，日本人就在海边用机关枪打。父亲在海里就顺水漂流，漂浮在海边的一片海藻上，漂浮了四天四夜，饿了就吃海中的海藻和水中饿树芽。后来就慢慢地爬上了岸，被岸上的日本居民给救活了[10]295。

需要指出的是，反抗日本监工是要付出代价的。屈永祥当时在三菱美呗矿业所就劳，一次，他“被监工打急了，一下子将两个日本人打倒，最后被日本人按在地上把脸往地上撞，结果撞得口鼻出血，头肿的像个柳斗”[4]16。

(10)自残。1945年2月，日本侵略者准备将数百名华工装船押送到日本北海道的札幌昭和煤矿服苦役。“到身体检查时，奇怪现象出现了，十多个本来壮壮实实的小伙子，突然成了残疾人，胳臂耷拉着，抬也抬不起，动也动不得。几个日本医生望着条条残臂‘咿咿啊啊’咕噜了老半天，也看不出什么名堂，只好摇摇头，取消了他们的‘出国资格’。接着，体检的行列里，又出现了十几个人生殖器溃烂的一塌糊涂。日本医生连声‘八嘎，八嘎’骂着把他们推出了体检行列。事后才知道，他们都是为了逃脱去日本的厄运，而残忍地自戕身体的。劳工中有一个祖传正骨术的中医，体检前他偷偷给那几个人把胳膊搞得脱了臼，很痛疼，但不红肿，就像多年残疾一样。体检完了，他又给复了位。而那几个‘花柳病患者’更是假造的，不知是谁出的主意，在体检前几天，硬是忍着剧痛，用砖头木棍之类的东西，将生殖器砸破，到体检时已经溃烂的脓血模糊，瞒过了日本医生的眼睛。”[18]

应该说，日方对于掳掠来的华工反抗斗争是有所防范的。根据日本内阁的要求，内务省在1944年先后制定实施了《对华工监督管理方针》《华工管理规则》等。《管理方针》提出，为长治久安，对华工的监督由特高警察一手管理。对华工要配备专职便衣警察进行侦察。对华工不能只委托事业场管理，要安排特高警察积极渗透。日本内务省事务官山田还特别提醒和要求相关的工矿企业：战争中移入的华工中，可能有敌国的间谍，内务省期望搞好华工的保护和养成教育。另一方面，对敌对分子的打击，要加倍努力。为长治久安，将指导监督一元化，由特高警察一手管理。

根据日本《外务省报告书》记载，当时华工因“反日阴谋”被检举的事件涉及17个事业所。为了惩戒反抗斗争的华工，日本方面在北海道地崎组设立了“第一华人收容所”。从1944年12月至1945年6月，先后有27个作业点106名华工被关押至此。其中不少是来自北海道、长野县、神奈川县、福岛县、福冈县、长崎县、福山县的中国煤矿工人，一些矿工死在收容所里。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回顾和重温70多年前发生在被掳日本煤矿就劳的华工为生存、为尊严的反抗斗争，不仅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而且可以警示当下，烛照未来。当年，掳掠华工到日本煤矿就劳的日本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军国主义国家，受害和奋起抗争的华工则处于受压迫、受迫害、饱受欺凌的地位。在日本煤矿就劳的华工生活方面没有温饱，井下劳作事故频发，还要遭受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野蛮摧残。随着战争的发展，华工们的生活待遇越来越差，劳动强度则越来越大。华工们看不到前途，生存希望渺茫，不愿坐以待毙，唯有不畏强敌，采取各种形式奋起反抗斗争，才能求得生存。为了争取生存和维护做人的基本尊严，在日本煤矿就劳的华工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舍生取义，对日本统治者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反抗斗争，在世界第二次大战史和中日关系史上书写了悲壮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