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甜甜

(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在中国古代标点符号体系中，书名号作为书篇名的标志，以其实用价值和在标点符号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得到了学者的关注。然而，由于目前尚无针对书名号的专门研究，无法呈现古代书名号的发展脉络，对特定时期书名号的考察也有待深入。鉴于此，本文在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拟从书籍史角度，将我国古代书名号分简帛、卷轴、册页三个历史时期进行系统考察。

一、简帛时期的书名号

简帛古书书名存在“单篇流传之书的书名”“统摄众篇之书的书名”与“无书名”三种情况。单篇流传的简帛古书书名主要以“篇”为单位流传，即篇名；统摄众篇的简帛古书主要以“部”(包含两篇作品以上的书籍)为单位流传，即书名。由于此期书籍形态的不稳定性，“篇”和“书”可互相转换，这就意味着篇名和书名也可互相转换[1]。因此，本部分主要围绕简帛古书中的篇名和书名梳理这一时期的书名号。简帛时期的书名号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圆点号(黑圆点号“·”和朱色圆点号“·”)

黑圆点号“·”是这一时期使用频率较高的书名号，最早出现在睡虎地秦简《秦律杂抄》中。《秦律杂抄》中多数段落末尾的律名前都使用了黑圆点号标识律名，如“游士律”“中劳律”“臧律”“公车司马猎律”“傅律”和“敦表律”都是如此[2]43-45。在一些汉代竹简中也可见到这种标识书名的黑圆点号，如银雀山汉墓竹简中的黑圆点号出现在《孙子兵法》篇名“刑”(28简背)[3]5和《论政论兵之类》篇名“五名”(1166简)、“五共”(1169简)[4]26前；武威汉简《仪礼》简甲本《士相见之礼》在第二简简背的篇名“士相见之礼”[5]229前使用黑圆点号标识；在虎溪山汉简和居延汉简等简牍文献中也都是如此。可见，这一时期黑圆点号的书名标识功用已得到了较为频繁的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陈梦家在《由实物所见汉代简册制度》中把武威汉简《仪礼》简中的黑圆点号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并指出丙本《丧服》“记”开始的大圆点是“附篇号”，甲本《服传》中的中圆点是章句号，《王杖十简》简端的小点是题目号[6]308-309。后世学者陈海洋[7]、袁晖等[8]、萧世民[9]等都认同陈梦家的说法并加以转述。但也有不同声音，如张显成认为《王杖十简》简端是大圆点，且表示强调[10]191。马先醒则认为《王杖十简》简端符号都是中圆点而非小点，还指出中圆点号用法很广，不只是陈所说的章句号，还可等同于大圆点和扁方框号充当附篇号[11]，但他并没有举出具体的实例进行论证。笔者认为出现这种分歧是由于图版模糊不清致使人们对圆点号大小的认识不同，进而对其功用的分析也有偏差。总而言之，《仪礼》简除了上述提到的甲本《士相见之礼》第二简简背的篇名“士相见之礼”前的黑圆点是书名号，其他简端黑圆点后都没有出现书名，它们只是标示文章段落章节的起始位置，属于段落号或章节号，并不是书名号，这是尤其需要注意的。

朱色圆点号“·”在这一时期则很少使用，目前仅在银雀山汉墓竹简《阴阳、时令占候之类》第十一篇《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2013号简端篇名“星”[4]112前出现，这里使用朱色圆点号标识篇名应当是为了美观醒目的需要。此外，骈宇蹇在其论著中认为这里的朱色圆点号是朱色圈句号[12]149-150，根据图版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圆圈内部都涂有朱色。因此，其认为“星”前的符号当为朱色圆点号而非朱色圈句号。

(二)黑方号“■”和黑长方号“▇”

“■”多出现在汉墓竹简帛书中。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中“二年律令”篇首简简背的篇题“二年律令”[13]7和“算数书”篇第六简简背的篇题“算数书”[13]83和“盖庐”篇末简简背的篇题“盖庐”[13]105前端都有黑方号。张显成认为它是分书号[10]186-188，也就是书名号。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乙本卷前的古佚书《经法》[14]前言每篇篇末的小标题前后各空一字的位置，下一篇的篇首前用黑方号表示，如“道法”“国次”“君正”都是如此，而且每篇是连续书写不提行的。这种书名标识方式完全异于其他书名号位于书名之前的做法，但也具有标识书名的功用，因此笔者也认为其是书名号。

“▇”是由于黑方号书写的不规整所造成的这样一种近于长方形的式样。银雀山汉墓竹简《守令守法等十三篇》[3]75-93各篇的标题上方都有这种符号。由于这种书名标识符号的不规整性，学者对它的称谓也不尽相同：萧世民称它为“墨钉”[9]，张显成称之为“长方墨块”[10]185，骈宇蹇称之为“黑方块”[12]147，程鹏万则直接描述为“将标题上方的空白处涂黑”[15]200。根据其形体演变特征，这里我们称之为“黑长方号”。

(三)黑三角号“▲”

“▲”主要见于武威汉简和敦煌汉简中。武威汉简《仪礼》简甲本《燕礼》[5]239首简的简端标题“燕礼”前标有黑三角号；敦煌汉简982号[16]91和1222号[16]109简牍残缺，字体有些漫漶不清，但仍可辨认出982号标题“太尉洁令”和1222号标题“日书”前都有黑三角号标识。管锡华认为这种黑三角号“▲”是居延汉简中空心三角号“△”的变体[17]。从形体演变看，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只是它们的功用不同，“△”在居延汉简中常用于句末表示停顿，而武威汉简和敦煌汉简中的“▲”则用来标识题名。

(四)黑圈句号“○”

“○”主要出现在武威汉简《仪礼》简的甲乙本《服传》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陈梦家[6]308、马先醒[11]、陈海洋[7]、袁晖等[8]78等学者都认为《仪礼》简甲乙本《服传》中用在“记”之前的符号是扁方框号“▭”，作为附篇号，用以代替今本“记”字，且位于简端。程鹏万对该论断进行了反驳，他把甲乙本《服传》其他简端处的空心圆点(即黑圈句号)与“记”文前端的符号进行比较后认为，两者图像上的差别不大，用在甲乙本《服传》“记”文开始的符号是空心圆点而非扁方框[15]198-199。对此，笔者经过仔细观察和分析图版后发现，陈氏所谓的扁方框号只是由于墨迹漫漶和符号部分残缺使得黑圈句号看起来形似方形而造成的一种视觉上的误导。因此，甲乙本《服传》应是以黑圈句号作为“记”文的起始符号。

(五)墨横“━”和竖墨线“┃”

这两种符号由程鹏万[15]200提出，虽不多见，但都是标题标识符。“━”见于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小标题，谭步云将其称之为“横划”，认为是黑方号的草率写法[18]。“┃”见于永元器物簿中[19]，张显成称为“粗竖线”，认为是黑方号、黑长方号和黑圆点号的行草化[10]188。鉴于这一时期标点符号书写的随意性和不规范性，笔者认为对墨横和竖墨线的这种推测是合理的。

上述就是简帛时期的书名号。这五大类书名号不单单只标识书名，它们同时身兼多任，如以上所有的书名号同时都可用作句读号；圆点号、黑方号、黑三角号、黑圈句号等都可以用于段落、章节之首，表示文章的层次；黑圆点号可以表示强调、总结和计数；黑方号和黑长方号多用于简端的说明语之上等，即所谓的“一符多用”。同时符号的书写也不规范，如谭步云认为黑方号是方块号的变体、圈句号是圆点号的简省、墨横是黑方号的草率写法[18]；张显成认为竖墨线是黑方号、黑长方号和黑圆点号的行草化等[10]188。总之，这些符号在展现我国秦汉时期标点用法丰富性的同时，也暴露出早期书名号形式的随意性和使用的不规范性。同时，圆点号和黑圈句号在卷轴和册页时期都继续用来标识书名，其他符号也有了新的发展演变。可见，这一时期的书名号具有先导性意义，是后世书名号的滥觞。

二、卷轴时期的书名号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和周边地区发现了约五万卷古代写本印本文书，被称为“敦煌遗书”或“敦煌写本”。这些卷子的年代大概在公元4世纪到公元11世纪。这些文书中许多书名前都使用了标识符，为后人研究卷轴时期的书名号提供了直接的实物资料。

简帛时期的书名号，如圆点号、黑圈句号在这一时期仍然使用，此不赘述。下面列举这一时期主要使用的书名号。

(一)勾识号“┓”和粗竖线号“︱”

(二)空三角号、旗帜状号和树状号

三者都是位于标题前一二字上方或右上方的标识符。P.2094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首题“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24]139和P.3819号《赞功德文第二》的标题“赞功德文第二”[25]175首字上方都有的标识符“Δ”。李正宇认为“Δ”置于标题首字之上，作用在于使标题醒目[26]。旗帜状号和树状号是标记于篇名前一二字右上侧的标识符。上博48号《十二时普劝四依教修行》《每月十斋》《开元皇帝劝十斋赞》《九想观一卷》《上皇劝善断肉文》《白侍郎十二时行孝文》等篇[27]33-44的篇题前都有旗帜状号“”。P.2104号背面《修多经中菩萨十地观方便观相法门》的篇题“修多经中菩萨十地观方便观相法门”[24]242、P.3835号《佛说观经》的篇题“不空绢索神咒心经”[25]297、P.3861号《金刚二十八戒》和《散食法》的篇题[28]2-4、上博48号《佛说地藏菩萨经》《佛说阎罗王受记令四众逆修生七斋往生净土经》《佛说大威德炽盛光如来吉祥陀罗尼经》和《摩利支天经》写卷的首尾题[27]21-25上都有树状号“”。张涌泉根据形体特征认为旗帜状书名号大概是由空三角号“Δ”和竖线“”合成的，树状号是旗帜状号进一步繁化的结果[23]。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合理的，不过这种较为繁杂的符号的形成当是为了醒目和美观的需要。

(三)花瓣号和莲花号

二者都是花饰成的题名标识符。P.2247号《瑜伽师地论释决择分分门记卷第三》首行标题“瑜伽师地论摄决择分分门记卷第三”[29]41前端有花瓣号“”①；P.3819号《禳灾文第三》的首行标题“禳灾文第三”[25]176前端有莲花号“”。标题前使用这两种符号显然是为了凸显标题，使标题醒目、美观。李正宇在《敦煌古代的标点符号》[26]中也提到了这两种符号，不过其所绘制的图形和实物图有些差异。因此，为避免误解，这里根据符号形态采用语言描述和截图展示相结合的形式更直观地呈现这两种符号的样式。

(四)方框号、圆钩号和花状圆钩号

这三种书名号主要出现在P.2012背面《定四等重轻兼辩声韵不和无字可切门》[30]135-138中。在篇名“两字同一韵凭切定端的例”“声韵不和切字不得例”和“辩宫商徵羽角例”等前用的是方框号“□”；在“四等重轻例”篇下的小标题“上声”“去声”和“入声”前用的是圆钩号“”；在标题“定四等重轻兼辩声韵不和无字可切门”和篇名“四等重轻例”及其篇下的小标题“平声”前用的是花状圆钩号“”。方框号当由黑方号简化而来，而对于圆钩号和花状圆钩号，袁晖、管锡华、岳方遂认为圆钩号是钩识号或三角号的变体，花状圆钩号则是由圆钩号进一步花饰而来[8]97。

(五)顿形号“、”

张涌泉在《敦煌写本标点符号研究》中提到了甘博1号古写本卷子《法句经》中标记于品名“泥恒品法句经第三十九”之上的墨书顿形符号“、”，并推测“、”大约是“·”形符号简率的写法[23]。这是顿形符号作为书名号在敦煌写卷中的首次发现。

这一时期的书名号形式较为多样，且多为简帛时期的标点符号发展演化而来，如勾识号、粗竖线号、空三角号和方框号，显示了书名号的传承性。书名号也渐趋呈现出装饰性，如旗帜号、树状号、花瓣号和花状圆钩号，这体现了写卷抄写者的闲情雅致和高超的笔功。但这一时期的书名号还很不稳定，有时同一个写卷中会出现两种式样的书名号，而且一符多用的情况仍然存在，如圆点号、圈句号、勾识号、粗竖线号、空三角号等，都可以用于段落之首标识每段的起始位置；勾识号可用作绝止号、界隔号和勘验号；圆点号和圈句号还可用作句读号和勘验号等。总之，卷轴时期的书名号还未定型，仍处于探索发展阶段。

三、册页时期的书名号

册页时期是我国古代盛行册页装的宋元明清时期。圆点号、圈句号在这一时期仍然使用，此不赘述。双短横号、双短竖号、单短竖号、围号、阴文号、圆括号、六角括号、二横双括复合号和扁方框号是此期新出现的书名号形式。现介绍如下。

(一)双短横号“┃┃”、双短竖号“║”和单短竖号“︱”

“┃┃”即两个横线一起标识书篇名，书篇名位于两个横线的中间，如元刊本《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卷五的曲牌名“阅金经”“四块玉”“寄中草”等[31]的左右两边都用双短横号标识。“║”是书篇名位于两竖线的右侧，如清代传钞本《永乐大典》卷18765～18771“命”的诸卷中篇名“同人”[32]右侧用双短竖号标识。此外，还在这些“命”卷中发现了篇名“男命”“女命”[3]的右侧用单短竖号“︱”标识，可以理解为双短竖号的简省形式。

(二)围号“▭”“”“”和阴文号“”“”

围号常用于书篇名，相当于书名号。它有许多形式，如长围号“”、长方框号“▭”、八角方围号“”和双八角方围号“”等，如宋刻本《嘉佑集》卷一中的篇名“几策”[33]用的是长围号；南宋金履祥《尚书表注》卷一《尧典》和《舜典》中篇名“尧典”和“舜典”[34]143-148用的是长方框号；明坊刻本《善本戏剧丛刊》中《尧天乐·荆钗记·官亭遇雪》的曲牌“风入松”用的是八角方围号[35]93-96、《玉谷新簧·破窑记·刘千金破窑得捷》的曲牌“谒金门”和“二犯傍妆台”[36]162-163则用的是双八角方围号；清传钞本《永乐大典》“命”卷中的两个书名“前定易数”[32]分别用的是长围号和八角方围号；清代的《康熙字典》《佩文韵府》等典籍也使用过八角方围号标识书名。由是可知，这些作为书名标识符的不同形式的围号在此期的刻本、钞本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阴文号是围号的变体，是在围号内部涂墨而成的符号，也常用作书名号。它有长方黑实阴文号“”和圆头长黑实阴文号“”两种类型，有时典籍中的阴文号四角处方圆区分不明显，就一律以阴文号称之。阴文号用作书名号的情况主要有三种：一是用在戏曲的曲牌中，如元刊本《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卷一邓玉宾《叨叨令·道情》的曲牌“道情”[31]用阴文号标识；明嘉靖刊本《雍熙乐府》的曲牌“喜迁莺”“后庭花”“出队地”“刮地风”“古水仙子”等[37]用圆头长黑实阴文号表示。二是用于组诗题中，如高丽仿元刊本《皇元风雅后集》卷六组诗题“中雪题咏”和“十台怀古”[38]皆用阴文号表示。三是用于注疏中所引的各家书名，如宋本《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所引的“淮南子”和书中他处多次出现的古本“傅奕”“韩非”“开元御注”等[39]都用圆头长黑实阴文号标识。阴文号的使用，虽然在书写和雕刻中较为繁难，但使得书名更为醒目，能更好地发挥其标识书篇名的功用。

(三)圆括号“()”和六角括号“〔〕”

圆括号“()”主要用于戏曲的曲牌名中。如元刊本《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卷五的“醉太平”[31]和明坊刻本《善本戏曲丛刊》中的《乐府红珊·投笔记·邓玉娘桑林激夫》的曲牌“锁南枝”[40]205-216等都是用圆括号标识。清代出现的六角括号“〔〕”大概是圆括号“()”的进一步规范化，且书名标识功用显著，如清传钞本《永乐大典》“命”卷中的书名“鬼谷分定经”[32]和振绮堂刊《樊榭山房集外曲卷·卷上》第一折的曲牌名“老生扮许迈引仙童上”“仙吕引子”“仙吕过曲”[41]及毛奇龄《春秋属辞比事记》卷一中属于“属辞比事”的相当于小标题的主题词语，如“改元”“即位”“生子”“朝聘”等[32]都使用了六角括号。同时，六角括号也广泛应用在清刻的注释著作和工具书中，如阮刻《十三经注疏》，一改原刻本中多用阴文号表示“疏”字的做法，全都改为了六角括号[43]。徐世荣在《标点符号讲话》里提到了一种“引书号”，认为清刻本附有注释的书，引用书籍有的会加上括弧或方框以清眉目[44]16，根据其后的例子可知这个括弧就是六角括号。总之，由圆括号发展而来的六角括号因其便于书写、雕刻和美观大方的优势在清代戏曲、丛书、类书和其他工具书中广泛地用于标识书名。此外，宋元明时期用来标识人名、地名、书名的双短竖号和单短竖号，在这一时期专门标识人名地名，不再标识书名，书名由六角括号表示，这些都凸显了六角括号在朝着符号功用专门化的方向前行，是书名号发展史中的一个进步。

(四)扁方框号和二横双括复合号

此外，朱色书名和留空的形式也可标识书名。如明嘉靖钞本《永乐大典》中的书名是用朱色钞出的，仿钞本《永乐大典》也经常在书名和正文之间空出一两个字的位置以区分它们之间的层次。这种用朱色钞出书名和在书名与正文间留空的方式使得书名醒目，易于辨认，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标识书名的作用。

本时期的书名号和简帛、册页时期相比，种类又有增加，符号的装饰性和创新性更为明显。八角方围号、双八角方围号、阴文号和二横双括复合号使得书篇名、曲牌名、诗题名等更为美观醒目，增加视觉美感。但是“一符多用”的情况仍然存在，如圈句号用于戏曲的出名、句读、评点、序号和条例等；围号和圆括号可用于戏曲的角色、作科等；阴文号用于注释、校勘、引用等。同时，这个时期的书名号承递性明显，圆点号和圈句号承袭前代，单竖号是双短竖号的简省形式，阴文号是围号的变体，六角括号是圆括号的规范形式，二横双括复合号是双短横号和双大括号的复合构成。此外，这个时期的书名号也显示出了初步的分工，如六角括号在清代典籍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代替了宋元明时期标识书名的双短竖号和单短竖号，书名号功用专门化的趋势明显。但从总体看，一符多用、一号多符和强大的承继性情况仍然突出，这一时期的书名号仍拘囿于旧式标点符号的槽穴，还未完全定型。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书名号的典型特征是形式众多、使用不规范、一符多用和强大的承继性。所有这些都桎梏了旧式书名号的健康持久发展，书名号亟需改进和定型。到了近现代，即新式标点符号时期，书名号在经历了一段混乱期后，人们从美观、大方、独特性等方面考虑，最终选择了尖角号“《》〈〉”作为书名号的标准形式，并在1951年颁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中正式确认。1990年修订版的《标点符号用法》进一步确认“《》〈〉”为书名号的正式写法。至此，书名号最终完成了从旧式标点符号到新式标点符号的转变和定型。但不管怎样，旧式书名号是新式书名号的源头活水，为我国新式书名号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本文所引英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文献的图像资料，均来自国际敦煌项目网站“国际敦煌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网站(http://idp.bl.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