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锋

(南京大学 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23)

一、 描述论意义理论的严格性危机

克里普克提出著名的模态论证以反驳作为意义理论的描述论，后者认为名字无非是一个或一簇摹状词的缩写。描述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及塞尔等人各持有不同版本的描述论。克里普克将意义的描述论概括为以下6个论题：

(1)对应于每个名字或指示表达式“X”，都有一簇性质，即使得A相信“X是”的一簇性质。

(2)A相信这些性质中的某个或某几个联合起来挑选出某个唯一的对象。

(4)如果表决没有产生唯一的对象，“X”就无所指。

(6)(在说话者的个人言语中)陈述“如果X存在，那么X拥有中的大多数”表达一个必然真理[1]64-65。

在他看来，前面5个论题构成所谓确定指称的描述论，论题(6)则通过引入必然模态，表明在将一簇性质同“X”相关联的说话者那里，陈述句“如果X存在，那么X拥有中的大多数”在语义上具有必然为真的模态地位，连同其余5个论题形成给出意义的描述论(1)“陈述”(statement)一词在当代哲学文献中具有歧义，有时指陈述句，有时指作为言语行动的陈述行为，还有时指陈述的内容，即作为命题态度对象的命题。在《命名与必然性》一书中，克里普克笼统地使用该词，造成诸多相关论题晦涩难解。鉴于此，本文除了直接引介克里普克论题，都将尽可能彰显具体在哪一用法上使用该词。。根据语境原则，语词的意义体现在对其出现的语句意义所做的贡献，前5个论题不必与出现“X”语句的意义有任何关系，因为人们完全可以不将那簇性质视作“X”意义的一部分，而只是用它来确定“X”的指称[1]65。唯独论题(6)刻画了由出现“X”语句的意义决定的语义值特征。因此，“X”的意义表现在论题(6)上，批评描述论的意义理论一定会围绕它展开。既然模态概念在论题(6)里扮演着核心角色，那么克里普克以它为突破口反驳描述论的意义理论，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下面，我们来看他的模态论证MA：

MA1 名字“X”(例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是严格指示词。 前提

MA3 说话者A个人言语中将名字“X”同义于相关联的限定摹状词“ιx(x)”。 假设

MA6 (在说话者A的个人言语中)陈述“如果X存在，那么X拥有中的大多数”表达一个必然真理。 由MA3、MA5使用同义代入得到

MA9 说话者A个人言语中未将名字“X”同义于相关联的限定摹状词“ιx(x)”。 MA3、MA6、MA8使用归谬法

这个论证最为重要的依据是严格指示词与偶然指示词的区分，即两个前提MA1、MA2所表明的：名字是严格指示词，而通常的限定摹状词是偶然指示词。正是由于名字“X”与限定摹状词“ιx(x)”在指称上的逻辑差异，出现陈述句“X不是ιx(x)”为真的语义可能性，即MA7断言的内容，进而推断出陈述句“如果X存在，那么X拥有中的大多数”不表达一个必然真理，即MA8。模态论证的第二个关键性论据是“分析衍推必然”原则：一个分析真的语句必定也是必然真。克里普克在《命名与必然性》一书中明确地表明了这个原则，声称：“不管怎样，我们就将以下当作一项规定，即在某种意义上，一个分析陈述是根据其意义为真，并且根据其意义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为真。于是，分析为真的东西就将既是必然的，又是先验的(那是一种规定)。”[1]39由于限定摹状词“ιx(x)”包含描述性内容，从而出现陈述句“如果ιx(x)存在，那么ιx(x)拥有中的大多数”的分析性特征，即MA4；继而根据“分析衍推必然”原则，得出该语句表达一个必然真理，即MA5。如果按照该论证的假设MA3，将名字“X”同义于限定摹状词“ιx(x)”，则陈述句“如果X存在，那么X拥有中的大多数”语义上的模态地位将由不必然性(偶然性)变为必然性。我们知道，语句的真值特征随附于它的意义，真值特征的改变意味着语句意义的变化。因此，以限定摹状词“ιx(x)”置换陈述句“如果X存在，那么X拥有中的大多数”里的名字“X”，造成句子真值特征即语义模态地位的改变，实源于语句意义的变化。既然引发语句意义的变化，词项“ιx(x)”为整个句子意义所做的贡献必定不同于词项“X”所做的贡献。按照语境原则，这两个词项的意义因而也是不同的。据此，模态论证方可以归谬假设，推论名字“X”不同义于限定摹状词“ιx(x)”，即结论MA9。

不可否认，日常语言中大量的专名如克里普克所言是严格指示词，尽管也有一些反例，如他本人提到过的“开膛手杰克”[1]79，达米特(Michael Dummett)列举的“圣安”[2]112，埃文斯(Gareth Evans)提出的“茱莉斯”[3]181等。面对如此众多作为严格指示词的名字，一味地否认事实，继续捍卫名字是缩写的普通限定摹状词一说，不仅是描述论意义理论的一种鸵鸟策略，而且颇失公允。

二、 描述论意义理论的严格化摹状词新路径

既然克里普克主要是基于严格指示词和偶然指示词的区分，构造模态论证以反驳描述论的意义理论，那么，若与名字相关联的有些限定摹状词表征必然属性的唯一承载者，即它们是严格指示词，说话者选择它们作为名字的同义词，似乎就可以免遭模态论证的责难，描述论的意义理论也可以这种新的形式复活。塞尔是这一描述论新路径的提议者，该提议得到弗兰克·杰克逊(Frank Jackson)的回应与捍卫，并在其二维语义论中得以实践[4]201-218。具体地说，塞尔提出严格化摹状词策略以应对克里普克模态论证的挑战：

……任何限定摹状词根本上可以通过索引至现实世界而处理为严格指示词。经过简单的指令，我可以决定按照以下方式使用表达式“双透镜的发明者”：它指称发明了双透镜的那个现实的人，并继续在任何可能世界指称那个人，甚至在他没有发明双透镜的可能世界也是如此。限定摹状词的这种用法将总是采取宽辖域，或者在专名的情况下，某种意义上是无辖域的。[5]258

按照塞尔的提议，一个普通限定摹状词将被转变为现实化严格摹状词，以与一个名字相关联，例如，模态论证中涉及的限定摹状词“ιx(x)”将通过增加现实算子@，变为严格化摹状词“ιx@(x)”，从而与名字“X”关联。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一策略如何抵御来自模态论证的攻击。用现实化摹状词“ιx@(x)”置换模态论证MA中所有限定摹状词“ιx(x)”，克里普克主义者很容易就获得模态论证MA的一个变体MA′：

MA′1 名字“X”(例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是严格指示词。 前提

MA′3 说话者A个人言语中将名字“X”同义于相关联的限定摹状词“ιx@(x)”。 假设

MA′6 (在说话者A的个人言语中)陈述“如果X存在，那么X拥有@中的大多数”表达一个必然真理。 由MA′3、MA′5使用同义代入得到

MA′9 说话者A个人言语中未将名字“X”同义于相关联的限定摹状词“ιx@(x)”。 MA′3、MA′6、MA′8使用归谬法

不过，这个模态论证变体太弱，描述论者可以轻易地加以抵御。首先，如果添加现实算子后的摹状词具有严格指示特征，那么模态论证变体MA′的第二个前提MA′2就是假的。具体说来，塞尔认为与名字“本杰明·富兰克林”相关的限定摹状词将不再是偶然指示词“双透镜的发明者”，而是添加“现实”限定内容后的严格化摹状词“双透镜的现实发明者”。一个单称词项是严格指示词，当且仅当它在任一可能世界都指称同一对象，无论所指是否存在，或者说它的指称是在可能世界迟钝的，可能世界的变化不会引起所指的改变[1]77-78。例如，名字“本杰明·富兰克林”是严格指示词，总是指称本杰明·富兰克林本人，即使在他没有发明双透镜的情形下也是如此。相反，按照这个标准，限定摹状词“双透镜的发明者”不是严格指示词：现实世界里本杰明·富兰克林发明了双透镜，它的所指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在某些反事实可能世界里，牛顿发明了双透镜，它的指称就变为牛顿。正因为严格指示特征上的差异，才出现模态论证MA的主要论据MA7。但在塞尔看来，经现实算子限定后的摹状词“双透镜的现实发明者”却脱胎换骨，不再指称所在可能世界中任何满足“……发明双透镜”这一条件的人，而是由于“现实”一词的索引性，将这个条件的满足返回至现实世界，即说出“双透镜的现实发明者”这个单称词项的语境世界。在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中双透镜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发明的，因此无论在哪一个可能世界，摹状词“双透镜的现实发明者”指的都是同一个体——本杰明·富兰克林，从而是一个严格指示词，就像名字“本杰明·富兰克林”一样。既然摹状词“双透镜的现实发明者”和名字“本杰明·富兰克林”都严格地指示本杰明·富兰克林，即在任一世界都指称同一个人，那么，陈述“本杰明·富兰克林是双透镜的现实发明者”所表达的命题就是一个(形而上学)必然真理，因而其矛盾陈述“本杰明·富兰克林不是双透镜的现实发明者”便不再表达一个(形而上学)可能真理[6-7]，从而可推知：陈述“如果本杰明·富兰克林存在，那么本杰明·富兰克林是双透镜的现实发明者”也表达一个必然真理(2)严格地说，必然真理是指表征形而上学必然性的一类真值载体。一个命题包含一种真值呈现方式，或者说表征事态，如果我们承认事态、事实等的形而上学地位的话。如果作为从可能世界到真值的函项，真值呈现方式的取值恒常地为真，换言之，命题表征的事态是一种必然性，即它的实现是必然的，那么这一命题就必然为真，是一个必然真理。相反，因为所表达的命题内容是必然真理，一个句子也可以间接地、引申地成为必然真理。事态隶属形而上学范畴，命题因而具有强烈的形而上学意味：由于被表征者的必然性、偶然性或现实性，一个命题从而具有必然真、偶然真或现实真等真势模态属性。句子或陈述并不直接与外部实在关联，而是通过所表达的命题内容(如果有的话)与外部实在间接相关，主要为语义学所关注。类似地，国内也曾有学者就指称在语义学、形而上学维度的不同定位展开讨论。在笔者看来，语义学和形而上学并非两个各自为政、“老死不相往来”的领域，即使在语言哲学初创时代，弗雷格也赋予“意义”鲜明的形而上学特色，最近四十年来，自从直接指称理论者引发了语义外在论浪潮，形而上学实体更是被视作决定了语义内容，甚而径直被纳入语句所表达的思想内容之中，二者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更一般地说，由于现实化摹状词“ιx@(x)”与名字“X”严格地指示了同一对象，当用严格化摹状词“ιx@(x)”置换模态论证MA中的所有限定摹状词“ιx(x)”时，MA′2就不再成立，相应地也不会出现MA′7乃至MA′8那样的情形，陈述“如果X存在，那么X拥有@中的大多数”表达的是一个必然真理。

三、 索引词解读下的现实化摹状词分析利器

(一) 模态论证变体MA″

但是，以上重塑的模态论证变体MA′，并非克里普克主义者反击严格化摹状词策略可能采取的唯一甚至最主要的形式，他们完全可以继续针对原限定摹状词“ιx(x)”，展示陈述句“X是(x)”和“ιx@(x)是(x)”模态地位上的差异，批评将名字的意义等同于严格化摹状词的做法。换言之，模态论证可以采取以下更为有力的变体形式MA″：

MA″1 名字“X”(例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是严格指示词。 前提

MA″3 说话者A个人言语中将名字“X”同义于相关联的限定摹状词“ιx@(x)”。 假设

MA″6 (在说话者A的个人言语中)陈述“如果X存在，那么X拥有中的大多数”表达一个必然真理。 由MA″3、MA″5使用同义代入得到

MA″9 说话者A个人言语中未将名字“X”同义于相关联的限定摹状词“ιx@(x)”。 MA″3、MA″6、MA″8使用归谬法

MA″7、MA″8分别与模态论证MA里的MA7、MA8所表述内容完全相同，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成立。因此，模态论证变体MA″是否构成严格化摹状词策略的有效反驳，将主要取决于MA″8的矛盾陈述是否在现实化摹状词假设下成立，即MA″6能否由MA″3逻辑地演绎得出。MA″3是假设名字“X”同义于现实化摹状词“ιx@(x)”，任何语境中后者的出现都可以用前者置换，却不至于引起陈述或命题语义特征的改变。在克里普克主义者看来，“ιx@(x)是(x)”是一个分析语句[8]418-421，它的描述理论等价表述“如果ιx@(x)存在，那么ιx@(x)拥有中的大多数”也理所当然地继承了这一语义特征，由此MA″4获得证成(3)直接指称理论者司各特·索姆斯(Scott Soames)曾设计出一个令人费解的怪异论证，以说明诸如句子“如果尺子s在时间t存在，那么尺子s在时间t的长度是尺子s在时间t的现实长度”所表达命题在认识论上的先验性，其不足之处主要是不区分乃至混淆认识论层面的特征意义与形而上学层面的内容意义，甚而出现将先验性概念与可能世界状态相对立的怪诞观念。限于本文主题，不在这里详细讨论他的先验性论证。。如果MA″4获得证成，那么克里普克主义者进而可以依据“分析衍推必然”原则，推知陈述“如果ιx@(x)存在，那么ιx@(x)拥有中的大多数”表达一个必然真理，即MA″5。再根据假设MA″3，以名字“X”置换陈述句“如果ιx@(x)存在，那么ιx@(x)拥有中的大多数”中两个现实化摹状词“ιx@(x)”，所得到的新陈述“如果X存在，那么X拥有中的大多数”仍然表达一个必然真理，也即推论得到MA″6——恰与MA″8相矛盾！

(二) 分析性之分析

面对模态论证变体MA″的攻击，严格化摹状词策略可以有两条回应路径。其一，质疑MA″4，否认陈述句“如果ιx@(x)存在，那么ιx@(x)拥有中的大多数”的分析真理性。其二，质疑“分析衍推必然”原则，论证陈述句“如果ιx@(x)存在，那么ιx@(x)拥有中的大多数”的分析性不能保证它的必然性。我们先来看看严格化摹状词理论者可能怎样反驳MA″4。既然克里普克主义者将陈述句“如果ιx@(x)存在，那么ιx@(x)拥有中的大多数”的分析真理性归于分析句“ιx@(x)是(x)”，后者的分析性自然成为严格化摹状词理论捍卫者关注的焦点。某些严格化摹状词理论者可能会基于“ιx@(x)”是严格指示词，推断它总是指称现实世界中唯一满足条件“(x)”的那个对象，设为X(即名字“X”所严格指示的对象)。由于现实算子@发挥着“在现实世界中”的副词性限定作用，不管外部世界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该摹状词都将返回作为众多可能世界中已经实现了的、特殊的那一个，挑选出业已满足条件(x)的那个唯一对象即X作为其所指。由此，他们可以继续论证，当外部世界发生改变，以致满足条件(x)的对象不再是X，或者根本没有对象满足(x)，就会使得“ιx@(x)是(x)”为假。可见，语句“ιx@(x)是(x)”的真还依赖于外部世界，不是仅凭借意义就可以确定下来。由于分析真理一般被界定为根据意义即可确定为真，于是在这些严格化摹状词理论者的眼中，“ιx@(x)是(x)”也就不是分析性的。

但这样的质疑是没有根据或误导人的。分析性源于句子真的确定方式，即仅根据意义就可以确定为真，因此“意义”这个语言哲学核心概念在分析性判定上便扮演着关键角色。按照弗雷格的经典区分，“如今自然会想到与一个符号(名字、词组和字母)相联系的、除了这个符号所指的东西，后者可称作该符号的指称，还有我想要称为该符号意义的东西，其中包含呈现的方式”[9]57。意义是确定表达式指称的方式，即表达式所表达的呈现方式。比如，珠穆朗玛峰之所以是单称词项“世界最高山峰”的指称，是因为在外部世界中它满足这个词项所表达的意义，以较其他任何山峰都更高的山峰方式呈现。在弗雷格看来，句子也是一类单称词项，它的所指是真值，意义则是包含真值条件的思想：满足了，句子就为真；否则，就为假。例如，句子“有些天鹅是黑色的”的指称或外延为真，是因为它所表达的意义或思想——存在着黑色的天鹅——在外部世界得到满足或实现。意义面向指称或外延，是实现指称的方式，表达式的所指总是由这种呈现方式是否被满足所决定。因此，一个句子是否分析地真，不但要看它所表达的呈现方式(意义)是否得到满足，还要进一步地看是否一概地得到满足，即它的满足是否与语言之外的事实或外部世界有关。句子“有些天鹅是黑色的”虽然为真，但它所表达的呈现方式——存在着黑色的天鹅——并不能确保自身一概地得到满足：在一些只有白天鹅的反事实情形下，这个条件得不到满足，句子就会是假的。因此，这个句子并非仅凭意义即可确定为真，它的真还依赖于语言之外的事实，它不是分析地真，而是一个综合句。相反，另一句子“单身汉都是未婚的”所表达的呈现方式——只要是未婚的男人，就是未婚的——无一例外地总会实现，无论外部世界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既然它设定的条件自身就能保证一概地得到满足，仅凭意义即可确定它的真，那么它就是一个分析语句。

但并非所有表达式都有指称或外延，有些表达式的意义是不完整的，提供的呈现方式原则上尚不够充分，难以实现。比如人称代词“我”“你”“他”，由其衍生的包含物主代词的摹状词“我的妻子”“你的父亲”，指示代词“这”“那”，时间副词“现在”“今天”“昨天”，地点副词“这里”“那里”等，都不指称任何确定的个人、对象、时间或地点，它们的意义所设定的指称呈现方式不能独立地实现。只有在使用中经过确定语境的补充，这些索引性词项才能够获得相对完整的意义，进而有所指称。比如，按照《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9版)的定义，第一人称代词“我”的意义是“说话者或写作者的自指”，但这个意义是残缺的，脱离它的使用语境，该意义设立的对象呈现方式“说话者或写作者的自指”无从实现，也就无法确定这个代词在外部世界的所指。因此，要拥有完整的、足以确立指称的意义，“我”必定要求被使用，在使用语境的帮助下才能形成完整的对象呈现方式，最终确定满足这一呈现方式的所指。当克里普克说出句子“我是哲学家”时，第一人称代词“我”在这个语境中的意义就是说出“我是哲学家”这句话的人，所指就是满足这个条件的人：克里普克。换言之，这类索引性表达式只有在具体的使用殊型中，才拥有完整的意义乃至满足意义的指称。孤立、抽象的索引性表达式普型只有残缺的意义，外部世界中没有也不可能有它们的所指，也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我们说这些表达式普型没有指称或外延。

既然孤立的索引性表达式普型没有足以确定指称的完整意义，那么包含它们的句子因此只有残缺的意义，也就谈不上所设定的呈现方式或条件在外部世界实现与否，换言之，没有真假可言。例如，包含“我”的句子普型“我是哲学家”没有设定完整的真值条件，自然也就谈不上满足与否，尚不是合格的真值载体。只有在某个特定的使用(如说话、写作等)语境下，它的某个殊型才成为真值的载体。在克里普克说出“我是哲学家”的某个当前语境下，这句话表达一个完整的真值条件或呈现方式，即克里普克是哲学家；在郭德纲说出这句话的又一当前语境下，它表达另一个真值条件或呈现方式，即郭德纲是哲学家。在我们生活世界的当前状况下，前者得以满足，因而这个句子殊型表达一个真理；后者未实现，这个句子殊型是一句谎言。于是，索引性语句普型的分析性、综合性归属便成为一道棘手的难题。

不过，既然索引性语句殊型是货真价实的真值载体，这类句子普型的分析性就可迂回地理解为：无论外部世界状况可能会如何，其任何使用殊型表达的真值条件都一概得到满足。换言之，任何使用殊型都必然为真。任何句子的使用总是在一定语境下发生，语境通常包括言语行为施动者即说话者，以及听话者、时间和地点等要素，而语境又总是从属于一定的世界，因此当一个索引性语句被说出或写出时，它所表达的完整呈现方式在自身出现的世界状况中是否实现便确定了，它也立即会在所处世界状况中获得确定真值。前例中，克里普克在我们生活世界的某个当前语境说出“我是哲学家”，该殊型即刻在那一语境世界状况获得一个真值——真，但这并不表明它必然为真。我们知道，索引性句子的普型和殊型在是否具有指称上的差异，是有无给出完整真值呈现方式的直接后果。可见，真假皆源于意义，决定句子真值的内部因素是作为真值条件的完整意义。索引性句子之所以能表达一个完整的真值呈现方式，是因为将语境要素纳入句子原有不完整的特征意义，二者共同构成该句子殊型所表达的完整内容意义，语境要素成为其内容意义的实物部分。因此，当我们论及一个句子殊型可能为假、必然为真或偶然为真等真势模态属性时，是指在维持决定其外延的内部因素即所表达的真值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它在可能出现于其中的所有世界状况的取值情况。换句话说，我们将索引性句子殊型的同一性标准设定为附加相同语境要素的同一个索引性句子普型的使用，就可以讨论它的真势模态。

就克里普克在某个当前语境说出的“我是哲学家”殊型而言，只要能够保证它所表达的真值条件(克里普克是哲学家)不变，即此处唯一的语境要素——言语行为施动者是克里普克，句子普型“我是哲学家”的任何使用所形成的殊型就都与刚提及的殊型是同一的，这些殊型会出现的任何世界状况也都是那一殊型可能出现的世界状况。这样，那一殊型必然为真，就不难理解在保持确定其真值条件的“内部”要素——使用句子普型“我是哲学家”的人是克里普克——恒定的前提下，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外部世界状况，所表述的句子都为真。按照这个真值条件同一标准，那一殊型就不是必然为真，因为若是在克里普克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反事实情形语境下，甚至在1955年克里普克读中学的某个现实语境下，他说出同样这一句话，所表达的同一个呈现方式并没有在各自世界状况中实现，该殊型也就在它可能会出现的这两个世界状况中变为假的。很显然，按照我们给出的分析性定义，这个反例也足以表明，“我是哲学家”不是一个分析真的句子：不同的人在同一世界状况中，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世界状况中讲这句话，都不能确保所表达的真值呈现方式在话语隶属的世界状况中实现，从而成为一个真句子殊型。

相反，“我在说话或写作”，无论由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和什么情形下说出来或写出来，所表达的真值呈现方式在语言及言语活动内皆可实现，外部世界状况的变化不会影响其实现，实际上于外部世界无所言说，因此是一个分析真的句子。很多人可能会不认同它的分析真理性，提出一些看似颇有力的反驳意见。他们虽然认同无论由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和什么情形下表述出来，这句话在其出现的世界状况中都为真，但会辩称在由使用语境确定的“我”之所指保持沉默的可能世界状况中，这是一句假话，因此它远非分析地为真。比如，克里普克在某一语境中说出“我在说话或写作”时，“我”在语境中所指确定为克里普克，这句话所表达的真值呈现方式——克里普克在说话或写作——在那一语境世界状况中平凡地得以实现，但在克里普克保持沉默的另一个世界状况中未能实现，它因此就可能会是一句假话，从而不是分析地真。

虽然已经澄清，由于存在着克里普克作为房地产开发商表述“我是哲学家”的反事实情形语境，该句子殊型不是必然为真，但我们也需要明确这样的反驳与克里普克表述的殊型“我是哲学家”不可能出现的那些情形或世界状况没有任何干系。例如，在克里普克不存在的世界，或者更极端地，会使用语言的智慧生物不存在的世界，“我是哲学家”这句话不会被克里普克说出，或者根本就不会被任何人说出。因此，由克里普克说出的句子殊型“我在说话或写作”必然为真是可以捍卫的。它表达的命题或呈现方式——克里普克在说话或写作——在其可能会出现的任一情形中都得以实现。因为按照设定，在这些情形中句子的说出者或写出者都是克里普克，他自然就在说话或写作。由此，该句子殊型在其可能会出现的任一世界状况都为真，也即必然为真。按照同样的逻辑，反对者提出的克里普克保持沉默的可能世界状况，并不构成对该句子殊型“必然为真”真势模态的反驳，它甚至不在这样的可能世界状况中出现，后者不属于它获得赋值的可能情形之列，与它的真势模态自然也就不相干。

如果说这一“反例”可能世界状况与模态有什么相关的话，它实际上表明的是单称命题[10]483“克里普克在说话或写作”的不必然性模态，即并非在所有可能世界状况都实现。而命题不是句子或其殊型，它是句子或其殊型所表达的呈现方式，属于形而上学层面。因此，这个“反例”可能世界状况只是说明单称命题“克里普克在说话或写作”形而上学模态意义上的不必然性，而非原句子殊型“我在说话或写作”不必然为真的真势模态性。即使我们认可命题也是真值载体，它也只能作为单称命题“克里普克在说话或写作”必然为真的真势模态性之“反例”。假如非要追究到句子层面，并且视“克里普克”为直接指称词项[10]483，我们只能说这一“反例”可能世界状况至多表明句子普型“克里普克在说话或写作”不必然为真的真势模态性，或者非分析性，而不能作为反驳原句子殊型“我在说话或写作”必然为真的论据，它与后者的真势模态性无关。

既然由克里普克说出的句子殊型“我在说话或写作”必然为真，而克里普克是任意挑选的言语行为施动者语境要素，那么，这个唯一影响句子“我在说话或写作”所表达命题的语境要素无论由谁扮演，产生的句子殊型就都是必然为真的。由此，不难理解作为普型的句子“我在说话或写作”在这个含义上必然为真，或者更准确地说，由于其并非真值载体，这个句子普型是分析性的。

与人称代词“我”“你”及指示代词“这”“那”等一样，“现实的”“现实地”“现实世界”以及现实算子“@”等“现实”词族语词也是索引性表达式，它们不具有独立于语境的、足以确定指称的内容意义。以词组“现实世界”为例，日常的模态逻辑或形而上学教学一般都认为它严格地指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但这是有前提的：正如不能孤立、绝对地说第一人称代词“我”在任何可能世界都指示某同一个人，我们也不能孤立、绝对地说“现实世界”在任何可能世界都指称我们所居住的那个世界，它不是对语境迟钝的、我们栖息的世界的专有名字；恰因为我们在特定的语境中说出语词、语句，做出陈述、断言等言语行为，“现实世界”才特指我们所生活的、作为语境要素的那个世界，当下话语的发生决定或派生出“现实世界”的严格性。恰如大卫·刘易斯(David Lewis)所述，其他可能世界里的居民说出“现实世界”一词时，他们用这个词指示了包含该语境的、他们栖居的世界[11]92-93。在这个意义上，“现实”词族属于索引词，它们将内容意义或指称严格地索引或限定至当前话语语境，是语境敏感的。如同不能孤立地说“我”指称了任何人，我们也不能孤立地谈论索引性表达式“现实世界”指称了哪个世界，只有在使用它的话语语境下才能够确定所指。“一旦人们处于可能世界语义学语境下，‘现实的’就表示语境世界。”[12]569

据此，当现实算子“@”作“在现实世界中”副词式(地点状语)解读时，摹状词“ιx@(x)”的严格指示性依赖特定话语语境，只有在特定话语语境才能确定其所指，进而确定它严格指示的对象，它没有脱离语境的绝对指称。比如，作为索引性表达式，“双透镜的现实发明者”孤立地什么也不指称，它不具有“现实世界”作地名理解时的那种含义：“在现实世界中发明双透镜的那个人”。只有当我们说出这个词组的时候，它才指示我们这个世界中发明双透镜的那个人，即本杰明·富兰克林，并且在任何反事实情形下都严格地指称了他。指示词的索引性实际表明其语义、认知上的非恒常性，新近的研究更是在严格指示词中区分出恒常严格指示词与非恒常严格指示词[13]234。在这个意义上，形如“ιx@(x)”的现实化摹状词实际上仅是非恒常严格指示词，因为随着语境的变化，它们会严格指示不同对象，例如在我们生活的现实语境下说出来，“双透镜的现实发明者”严格指示本杰明·富兰克林，而在某些反事实的语境下说出来，它完全可以严格指示牛顿，即在认知上它可以严格指示牛顿；而像“最小的质数”则属于恒常严格指示词，它在任何语境下都严格指示2这个自然数，即在认知上它不可能不严格指示2。

一般而言，由于索引词缺乏独立于使用语境的、足以确定指称的内容意义，包含索引词的句子孤立地看也就不具有决定一个确定真值的完整内容意义，前文列举的“我在说话或写作”“我是哲学家”等语句自身都因为缺乏完整的内容意义，尚不是合格的真值载体。与此相反，即使未使用，不包含索引词的语句一般也有完整的内容意义，从而自身即是合格的真值载体，例如句子“单身汉都是未婚的”和“水在常温常压下是气体”都具有完整的意义，无须借助话语语境就可在一个世界状况中获得确定真值：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中，前者表达一个真理，后者则是一个谬误。换言之，这两句话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任何语境下说出来，都分别是某一个确定真值的载体，它们是语境迟钝的。按照卡普兰(David Kaplan)的提议，我们可以将表达式自身的意义即特征视作一个函项：其主目是语境，函项值是内容。表达式“单身汉”“教师”“粉红色的”以及“有的哲学教师是单身汉”都具有恒常的特征，无论主目代入哪一语境，它们的函项值都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在任何语境下说出来，它们都表达一样的、给定外部世界状况即足以确定外延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这样的表达式是语境迟钝的，它们所表达的内容与语境无关，具有相对独立自足的完整意义。所谓完整意义，是指给定外部世界状况就可以决定一个确定的外延。比如，我们说名词“教师”具有相对完整的意义，是因为不需要语境的帮助它就可以在一给定外部世界状况中决定一类对象，这些对象以教书育人为业。既然这些语境迟钝的表达式具有独立于语境的、相对完整的内容意义，它们的特征也就是内容。相反，包含索引词的表达式是语境敏感的，不具有独立于语境、足以确定外延的内容意义，因此，作为其自身意义的特征绝不是内容，只能是各使用语境下所表达的内容共享的意义部分；索引性表达式的特征仅是不完整的内容，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

由于原限定摹状词“双透镜的发明者”是语境迟钝的，拥有完整的内容意义，言语行为施动者、时间、地点及语境世界等因素都不影响其所表达内容，因此，现实化摹状词“双透镜的现实发明者”中唯一具有不完整特征意义的组分是作“在现实世界中”副词式解读的索引词“现实”，能够决定“双透镜的现实发明者”殊型所表达内容的，只有使用发生的语境世界，决定该殊型同一性的也只有语境世界，言语行为施动者、时间、地点等因素均可剔除出语境要素：只要使用该表达式的语境世界确定了，无论这一言语行为由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于什么地点实施，它要表达的内容就都可以最终确定，它的(严格)指称也就可以最终确定为那个语境世界中限定摹状词“双透镜的发明者”普型之所指。

同样的道理，由于句子“双透镜的现实发明者是双透镜的发明者”仅由现实化摹状词“双透镜的现实发明者”与限定摹状词“双透镜的发明者”两个实质性成分组成，“双透镜的发明者”拥有完整的内容意义，“双透镜的现实发明者”是一个索引性表达式，它要表达的内容只依赖其使用发生的语境世界，因此，整个句子也是一个索引性表达式，能够决定该句子殊型同一性的只有语境世界。具体地说，只要给定在某一可能世界里使用句子“双透镜的现实发明者是双透镜的发明者”，无论由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于什么地点实施这一言语行为，所表达的内容即命题都是同一的，在我们生活的世界，它表达的内容都是：语境迟钝的限定摹状词“双透镜的发明者”在这个世界的所指(本杰明·富兰克林)发明了双透镜。由我们生活的语境世界确定的这个句子殊型，在它可能会出现的任何世界状况中都为真。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它不可能出现在不同于我们生活世界的其他世界，否则将会破坏其同一性。其次，在它唯一可能出现的这个世界的任一状况中，该句子殊型都平凡地为真：本杰明·富兰克林之所以成为该句子殊型实际所表达的内容或所指，恰因为他在这个语境世界中满足语境迟钝的限定摹状词“双透镜的发明者”所表达对象的呈现方式，这样一来，该句子殊型事实上所表达的真值呈现方式——本杰明·富兰克林发明双透镜——在它可能会出现的我们生活世界的任一状况中都得以实现，也就再平凡不过。因此，这一句子殊型在它可能会出现的任一世界状况中都为真，也即必然为真。

由于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作为语境世界任意选取的，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句子普型“双透镜的现实发明者是双透镜的发明者”在其他可能世界的使用所形成的各殊型；既然无论唯一影响该句子表达内容的语境世界因素是什么，产生的句子殊型无一例外都必然为真，按照前文给出的“分析性”定义，该句子普型就是分析性的。类似地，也有论者指出“……鉴于它的现实约定意义，‘行星的现实数目是行星的数目’原本就不可以为假”[14]62。

因此，既然现实化摹状词“双透镜的现实发明者”和限定摹状词“双透镜的发明者”是为分析模态论证变体MA″分别作为“ιx@(x)”和“ιx(x)”的典型代入例证而选取，句子普型“双透镜的现实发明者是双透镜的发明者”的分析性也就足以一般性地表明形如“ιx@(x)是ιx(x)”以及与它具有完全相同特征意义的“ιx@(x)是(x)”句子普型之分析真理性。继而，形如“如果ιx@(x)存在，那么ιx@(x)拥有中的大多数”句子普型的分析性也得以说明，即MA″4得到证成。

(三) 分析性衍推必然性吗？

既然MA″4得到证成，MA″5将成为严格化摹状词路径破解模态论证的焦点。要判定“分析衍推必然”原则的有效性，首先需要明确分析性和必然性这两个专门用语。如前文论述已隐含的，分析性一般是指句子普型的属性，即无论所处外部世界状况如何，仅凭自身的意义便可确定为真，简言之，在它可能出现的一切世界状况中都为真。一般来说，不包含索引词的句子具有完整的内容意义，它所表达的完整真值呈现方式在一个世界状况中是否实现相应地都会有一个确定的函项值，而作为抽象的共相，它又存在于任何可能世界中，从而也能由此在那里获得一个确定的真值，因此，就内容不依赖使用语境的句子而言，它的分析性其实就表现为在任一世界状况中都为真。但是，包含索引词、指示代词的句子只具有不完整的特征意义，未能表达一个完整的真值呈现方式，这样，尽管这类句子普型也可以抽象地存在于任何可能世界，但它们还不是合格的真值承载者，便不能径直说它们的分析性也是指任一世界状况中的真。虽然以共相形态出现的索引性句子普型没有真假可言，但它的另一种出现方式却可以获得确定真值：当在具体语境下使用时，经过特定语境要素的补充，原本不完整的特征意义被扩充为完整的内容意义，甚至表达一个完整的真值呈现方式；该真值呈现方式在句子使用的世界状况有一个关涉实现与否的确定函项值，所形成的句子殊型也因此在出现的那个世界状况获得一个确定的真值。从真值这个外延视角看来，能够影响一个句子真假的内部因素是它所表达的真值呈现方式，即作为真值条件的内容意义。因此，如果同一个句子普型的两次(可能)使用表达相同的真值条件内容意义，那么可以便利地认为它们是同一个句子殊型的两次(可能)出现。为此，我们引入一个建立于句子普型同一和真值条件同一基础上的准句子普型同一性观念：句子殊型的同一性。一个句子殊型既可以实际地出现于某一世界状况，也完全可能出现于其他世界状况，只要能够确保它的句子普型和真值条件的同一。这样，虽然一个索引性句子普型在任一世界状况的真令人费解，但是另一个观念却可以因此很自然地建立起来：它的殊型仅凭其内容意义为真。一个索引性句子殊型仅凭其内容意义为真，当且仅当它在可能会出现的任一世界状况中都为真。由此，很容易过渡到索引性句子普型分析性的一个新理解：它的每一个殊型都仅凭其内容意义为真，即它的每一个殊型都在各自可能会出现的任一世界状况中为真。

必然性则隶属形而上学范畴，是指作为完整内容意义的对象或真值呈现方式一概地为同一对象满足，或一概地得以实现。比如，单称指示词“3的平方”所表达的对象呈现方式——两个3的乘积——总是唯一地为自然数9所满足，因此是严格(必然)指示词。而“太阳系大行星的数目”所表达的对象呈现方式——太阳系大行星的个数——并不总是为某个唯一的自然数所满足，因此是偶然指示词。专名“本杰明·富兰克林”严格指示富兰克林其人，甚至在卡普兰看来它的内容就是对象本身，自然也是一个必然指示词。再如，“单身汉都是未婚的”与“长庚星是启明星”都是必然为真的语句，或者用克里普克式的话来说都表达必然真理，它们各自表达的真值呈现方式具有必然性，在任一世界状况中都得以实现，前者是其表达式分析性的一个副产品，后者则是任何个体都与其自身同一这一形而上学原则的一个实例(4)句子“长庚星是启明星”的分析性/综合性语义定位是直接指称理论面临的一个难题。根据直接指称理论，单称指示词“长庚星”和“启明星”的内容意义就是金星本身，于是这个句子的主词和宾词的意义相同，它的语义地位就和“长庚星是长庚星”一样，都是分析性的。既然都是分析性的，它们的内容意义也就都是先验可知的。但弗雷格早已表明，两个句子的认知价值完全不同，“长庚星是长庚星”的内容是先验可知的，而“长庚星是启明星”是通过大量天文观察得到的一个重要发现，因而是后验获知的。如果不能解决这一弗雷格谜题，直接指称理论者将同其对手一样不能自圆其说。严格化摹状词进路一方面可以从特征意义角度成功说明该句子普型语义上的综合性，进而推断其实际使用殊型的真理性在认识论上的后验获知模式；另一方面又可以根据其中包含的两个作为现实化摹状词的名字(即“长庚星”和“启明星”)殊型的指称严格性，有效维持该句子实际使用殊型所表达命题的必然真理地位，即形而上学必然性。限于本文议题，这里不展开讨论，将另文探讨。。

一个句子的分析性与它所表达完整内容意义即命题的必然性或必然真理性属于不同层面的概念：分析性关注句子的语义特性，属于语义学范畴；必然性则关注真值呈现方式的本体论特性，属于形而上学范畴。就拥有完整内容意义的句子普型而言，它的分析性与其表达内容(命题)的必然性实际表述同一个现象，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不可分离。一个句子普型表达完整的内容意义，它就可以根据其内容意义所设定的真值呈现方式是否在外部世界状况中得以实现，从而在任一世界状况中获得一个确定的真值；这样的句子普型分析地为真，仅凭内容意义即可确定为真，就意味着无论身处怎样的世界状况，它一概为真，即其内容(命题)所设定的呈现方式一概得以实现。而一个句子普型所表达命题的必然性或必然真理性，恰指设定的真值呈现方式在任一世界状况中都得以实现。比如，句子“单身汉都是未婚的”之分析性，意味着它所表达的真值呈现方式——凡是未婚的男人都未婚——在任一世界状况中都得以实现，而这恰是它所表达的命题“凡是未婚的男人都未婚”之必然性或必然真理性断言的。由此可见，就可以表达完整真值呈现方式的句子普型而言，它的分析性及其所表达命题的必然性或必然真理性实质上是一回事。这类情形下，“分析衍推必然”原则也就显而易见：由陈述句“单身汉都是未婚的”是分析地为真，可推论其所陈述命题“凡是未婚的男人都未婚”是形而上学必然的或必然为真。

但有些句子只有在使用语境中才能获得完整的内容意义，即使它们自身是分析性的，也不能确保它们在使用中所表达命题的必然性。例如，句子普型“我在说话或写作”是分析性的，表达相同命题的殊型一概地都为真，但它自身没有表达任何作为完整内容意义的命题，因此也就无从谈及它的必然性或必然真理性。只有当它为某个特定的人使用时，才拥有完整的内容意义，也才出现所表达命题是否必然为真等形而上学模态问题。换言之，由句子普型“我在说话或写作”的分析性，我们只能引申地考察它的某一具体使用所形成的殊型是否表达一个形而上学必然命题，或克里普克所谓的必然真理。很显然，句子普型“我在说话或写作”的分析性并不衍推它的任一殊型所表达命题之必然性：当克里普克使用这个句子，实施陈述性言语行动时，这一殊型所表达的命题(也即陈述内容)是“克里普克在说话或写作”，在克里普克保持沉默的世界状态中该命题并未实现，因此不具有形而上学必然性，或者说不是必然真理。“分析衍推必然”原则之所以在这里失效，是因为分析性侧重于关注句子仅凭意义为真的语义特性，当索引性句子凭借不完整的特征意义为真，转变为表达相同命题的殊型都各自仅凭完整的内容意义为真时，各殊型使用中作为补充不完整特征意义的相关语境要素将直接被纳入决定完整内容意义的实质性“内部”因素，考察该句子的一个殊型是否仅凭内容意义为真，主要是看它所表达的命题是否在使用该句子的、包含这些实质性语境要素的世界状况中实现，这样的世界状况集只是所有世界状况组成集合的一个子集；而必然性关注的则是命题所设定的真值呈现方式在不加区分的任一世界状况中都一概实现，即命题本身的形而上学特性，考察命题必然性或必然真理性要面对的是所有世界状况组成的集合。由此，在一个世界状况子集中一概地实现当然不衍推在所有世界状况的集合中实现。

回到模态论证变体MA″中的具体案例。的确，索引性句子“ιx@(x)是(x)”乃至“如果ιx@(x)存在，那么ιx@(x)拥有中的大多数”是分析性的，但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使用它们所表达的命题并不具有形而上学必然性，或者说不是必然真理。当人们使用索引性指示词“ιx@(x)”时，它的殊型便拥有由其所在的可能世界这一语境要素决定并补充形成的完整内容意义，进而在各可能世界确定唯一满足所表达的呈现方式的所指。那么，这样的指称是否严格呢？或者说，各可能世界中满足“ιx@(x)”这一殊型内容所表征的呈现方式的对象是否同一？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它所表达的呈现方式的满足者可以进一步分析为语境世界中“ιx(x)”所表达的呈现方式的满足者，由于“ιx(x)”的限定摹状词逻辑地位，它在语境世界中的满足者一定是唯一的，从而无论在任何可能世界，“ιx@(x)”这一殊型所表达的呈现方式的满足者都是语境世界中限定摹状词“ιx(x)”的那个唯一所指，即索引性指示词“ιx@(x)”殊型是严格指示词。在模态论证中，现实化摹状词“ιx@(x)”是设定为与名字“X”相关联的，因此它在我们生活的世界的使用严格指称了X。既如此，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使用索引性句子“ιx@(x)是(x)”所表达的真值呈现方式实际等价于“X是(x)”。由于(x)是偶然属性，对象X并不一定总以(x)满足者的方式出现，既然这样的呈现方式并不在所有的世界状况中都实现，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使用形成的索引性句子“ιx@(x)是(x)”殊型所表达的命题也就不具有形而上学必然性。例如，在我们生活的世界做出陈述“双透镜的现实发明者是双透镜的发明者”，这种情形下所包含的现实化摹状词“双透镜的现实发明者”殊型严格地指称了这个世界的双透镜发明者即本杰明·富兰克林，因而，这个句子殊型实际表达的命题等价于“本杰明·富兰克林是双透镜的发明者”。但“双透镜的发明者”仅是富兰克林的一个偶有呈现方式，他完全可以由于忙于其他工作而没能发明双透镜，从而未以双透镜的发明者之身份为世人所知，因此命题“本杰明·富兰克林是双透镜的发明者”不具有形而上学必然性，与它等价的、在现实世界做出的陈述“双透镜的现实发明者是双透镜的发明者”所表达命题自然也就不是形而上学必然的。基于相同的原因，人们在现实世界做出的陈述“如果ιx@(x)存在，那么ιx@(x)拥有中的大多数”所表达的命题也不具有形而上学必然性，即MA″5不成立。

由此，我们不但驳斥了从MA″4推进到MA″5所依据的“分析衍推必然”原则的普遍有效性，而且具体论证了MA″5不成立的原因。既然MA″5不再成立，它的同义代入变体MA″6也就不再成立。MA″6与模态论证所仰仗的主要论据MA″8是一对矛盾，当矛盾被化解后，也就意味着模态论证变体MA″的归谬法宣告破产。

经过以上分析论证，从成功应对模态论证的视角看来，严格化摹状词策略是一条颇有前景的描述论进路，以索引性的现实化摹状词置换名字既可以维持原语句所表达命题之形而上学模态地位，又不改变置换后语句分析性方面的语义属性，维护了其先验可知的认识论特质，并将分析性和必然性概念分别明确地归属于语义学和形而上学两个不同范畴，通过辨析二者内涵上的差异，切断它们外延上的一般性逻辑联系，从而破除“分析衍推必然”的语言哲学神话，较有效地调和了描述论和直接指称理论在语义学、形而上学两个维度的内在冲突，有力地捍卫了作为意义理论的描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