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梦悦

(天津理工大学中环信息学院，天津 300380)

后期的利奥塔深化了他的误构理论，取消了作为话语的叙述者和语言游戏的游戏者，从彻底的语句出发论证微观叙事。这一方面是对我们前面论证的支持，另一方面，则更深地挖掘出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理论难点，也就是原子事实的设定和语言游戏的封闭性，这都构成了对利奥塔的深刻影响。利奥塔一方面面临循环论证的危机；另一方面，又必须避免虚无主义的威胁，从而最终使误构理论的把握关键回到对总体性的态度上来，开放系统在这个层面上，才回归到理论体系之中。而唯有对总体性的或贬斥或仰赖态度，才形成了对误构理论的真正支撑。

一、五种叙事：原始叙事、解放叙事、思辨叙事、效能叙事和微观叙事

利奥塔在分析的开端就强调我们的“科学知识是一种话语”[1](P1)，而他更为看重的就是话语中语言的“元素异质性”和“局部决定论”[1](P3)，具体的也就是存在于“发明家”之中的“误构”[1](P4)。进而在话语的基础上，利奥塔认为，知识的形成来自“发话者—受话者—指谓”[1](P16)的语言游戏的叙事结构，这也是全文分析展开的基础。在这样一种语言游戏之上，利奥塔将社会理解为“语言游戏的原子系统”[1](P35)，而“可观察的社会是由语言的‘招数’构成”[1](P19)。而我们一直崇尚的科学则不过是排斥一般叙事的、具有合法化证明的一种叙事而已。这里我们对利奥塔的科学观不做过多的评论，但我们也并不赞同他在这里的理解。究其原因，他在这里混淆了“作为真理标准”和“获得社会中真理承认”的内容的两种科学概念[2]，但正是在合法性这一“类超越”的概念上，利奥塔提出了总体性的宏大叙事。

知识的合法化叙事存在两大版本，即政治和哲学。政治中求助自由叙事(解放叙事)，即自由不来自国家本身而来自人民的意愿；哲学上要重建知识的统一性，其最高在于建立理性的元叙事，也就是黑格尔的逻辑学，思辨不具有直接的真理价值，其下的真实的知识都是转引自元叙事的陈述，这也就是思辨叙事。政治上的解放叙事、哲学上的思辨叙事都是元叙事下的产物，但它们在当代都没能建立起来，“不可能在元话语中整合各种语言游戏”[1](P75)，但我们的社会仍然求助于帕森斯的“性能”[1](P23)而系统的整合起来，知识是失去统一性的微观叙事，这也就出现了效能叙事和微观叙事的冲突。

而较之对外在合法性化的诉求，也就是两种宏大叙事的总体性，恰恰是效能系统的压迫要更为严重，科学的意义来自生产力的效能，“没有财富就没有技术”[1](P94)，“科学和技术的关系颠倒过来了”[1](P97)，效能决定了科学前进的方向和存在的可能性，没有资金，研究就不可能继续。在这样当代系统现实下，“数据库……是后现代人的‘自然’”[1](P108)，它甚至也“敲响了教师时代的丧钟”[1](P111)，我们的知识只能在效能之外稀求于跨学科所产生“新思想和新游戏”[1](P111)，这就是信息时代的知识现实。

除了以上四种叙事以外，我们还认为有一种叙事对于利奥塔的后现代知识理论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话语产生之初的原始叙事，也就是在“卡希瓦纳人”[1](P44)的例子中揭示的叙事方式。利奥塔认为，这是一种有主体性的自我维护和“自我合法化”的民间叙述语用学[1](P47-48)。正是这样一种有主体性而不是自我合法化在后来的论述中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关键不在于遵循旧有的游戏规则,而在于发明新的链接方式”[3]，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论述中阐明。

二、驳接的不对等性：两重断裂

利奥塔承认话语的有优先性，认为关于知识的判断一定要首先返回到话语和话语的语言游戏(利奥塔自身意义上的)，而不能首先诉诸宏大叙事的目的性。这似乎看来与维特根斯坦的生活的“日常语言”的实践优先性——“语言的诉说是一种活动……语言和活动所组成的整体称作‘语言游戏’”[4](P6-7)，也就是“语词就是行动”[5]——并无冲突。这似乎都是在诉求一种“原子事实”的基础，但接下来维特根斯坦既强调“语法的规则可以称之为‘任意的’，如果这意味着语法的目标仅仅是语言的目标”[4](P48)，又反对意义上的“私人语言”，认为意义来自游戏和使用活动，即“意义即使用”[4](P43)，对此，利奥塔就不能接受了。语法是任意的，使用和语言行为是和意义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这就意味着形成误构的元规定可以是任意的，而这样一种元规定却在必须使用上墨守成规。这恰恰与利奥塔在元规定的可接受性上，以唯有实现目的的“追求误构”[1](P139)和实现“新思想”才“可以容忍”的原则背道而驰。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是基于游戏和使用活动，追求在活动基础上的意义的“家族相似”的融通性；而利奥塔则意图在“陈述即招数”[1](P18)的断言下，追求招数本身的误构和多样性。如果维特根斯坦的前提算是前提的话，那么利奥塔的前提则直接是维特根斯坦的结论的颠倒。

这就出现了第一个在目的论上的断裂：追求误构的差异性本身并不内涵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而恰恰是一种使用活动的一致性构成了对“家族相似”的支撑，其“本质上仍然是语言原子论”[6]，并不追求“元素异质性”[1](P3)。

例2：I do agree with you, Candace, that both sides always talk about rigging.(观点)

或者也可以这样认为，利奥塔虽然区分出话语作为基质，但却将基质和规定(语法和招数)混为一谈，话语自身就带有招数，或者说话语就是招数组成的，这就再一次回到了“原始叙事”之中。可见，对误构的追求反过来要求与“同态稳定的系统”的同质性，如果我们强调还有一个“原始叙事”，并且我们的误构不仅构成与合法性诉求的区别，而且构成与“民间语用学”(原始叙事)的区别的话，这个被区分出来的“纯粹话语”实际上并不成立。在这一点上，利奥塔进一步强调“民间语用学和西方语言游戏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性”[1](P47-48)。前者自我合法化，后者非合法化；前者是知识的“传递”而后者是知识的“生产”[1](P110-111)。以招数为基础的误构首先要求与解释和维系文化的自我合法化的原始叙事区分开来，进而这种区分要求招数的对手“就是根深蒂固的语言，就是内涵”[1](P18)，误构的偶然性实际上是有“方向的”，是对固有系统的拆解和反对，对自我合法化的抛弃。

第二个基质上的断裂就在于：对于利奥塔“可观察的社会是由语言的‘招数’构成”[1](P19)，而招数本身却要经过“家族相似”的还原才能成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实践的元素”[4](P27)。

三、误构的事实性

这样两种断裂和不对等还不足以说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不对误构形成支持，我们必须在更深层次找到依据，或者可以这样理解，利奥塔对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的运用是否可以在补充和完善的意义上来理解？或者这样一种颠倒使用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前面我们已经说明，对两种宏大叙事的反对并不是因为其总体性。解放叙事在总体性上的自由和思辨叙事在总体性上的真理，并不为我们所畏惧，问题出在对于话语的不包容和对异质性的排斥导致了这两种总体性的自行消解。而总体性的排斥来自“同态稳定和系统恐怖”，来自这种恐怖下一个新的总体性的牢不可破——性能诉求。在性能诉求下，异质性的思想被更为彻底地压抑，因为一个新的标准，“财富、效能和真理之间出现了一个方程式”[1](P94)，性能标准成为拒绝异质性的依据，因为异质性思想在资源和效能上处于劣势。而利奥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要为误构找寻一个更为稳固的基础。

我们不得不在这里考虑一般性的解读，即利奥塔是通过解构元叙事来反对总体性的[7]。这样的观点并非个例，但问题是“这样一个宏大叙事并不是恒常地存在着的，近代政治的启蒙和思辨的哲学都在利奥塔之前就终结了”。而利奥塔的结论是：各种语言游戏并不统一于一个元叙事，实践主体也并不服从于科学，科学陈述只具有信息功能，当代的知识呈现为失去统一性的微观叙事。因此知识上的微观叙事实际上是作为现实的现象出现的，是具有事实性的。因此，存在样一种知识的微观叙事和效能系统的冲突，这种冲突是现实的，冲突的双方甚至误构本身都是现实的，都具有事实性。

因此，对误构的理解和对招数作为可观察社会的现象本身是相同的，换句话说，误构不是招数中的一部分，不是招数中和系统冲突的部分，而只是招数本身，是具有一些外在限定的招数：一是“不依靠精神辩证法”；二是“不依靠人类解放”；三是“共识原则不作为充分的有效性标准”；四是“永远只得到局部确定”；五是“共识被推迟”[1](P130-131)。而这样一些限定是和语用学的元规定处在同一层面上的，外在而排斥、不改变误构的性质和招数的自由产生。利奥塔将这样一种元规定下的误构解释为“按照本来面目认识语言游戏，决心承担游戏规则和结果带来的责任，这里最主要的结果就是承认规则的采用有效，也就是追求误构”[1](P139)。这就不难看出，追求误构本身只是对招数的重新定义，元规定下的招数就是对误构的追求，产生新思想。

综上，利奥塔要求一个开放系统，而这个开放系统就是对语用学元规定的坚持，就是将可观察的社会系统理解为“语言游戏”(利奥塔意义上的)下招数的存在，而这个招数在开放系统中保持自身为对误构的追求的招数。误构也就成为语用学元规定下的知识的合法化的诉求本身。

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才能避免利奥塔的异质性是如何和总体性相区分的这一难题，不然，偶然性造成的异质性和总体性的二分，并不能说明一个更开放的系统才是应然的。利奥塔所坚持的这样一种知识多元论，并不只是通过反对外在的合法化诉求的总体性这一知识的存在方式，而更主要的在于说明追求误构的方式(追求多元)就是招数本身在开放系统中的存在方式。

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我们自己都不愿承认的结论：这是一个循环论证，知识是话语，话语是招数，招数就是误构，误构就是知识。

四、开放系统还是封闭系统

前面的结论甚至可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利奥塔的知识观甚至可以说与我们的社会观察和分析毫无关系，只要我们剥离了“语言游戏”对利奥塔所谓招数的支撑。无论宏大叙事或者效能叙事是否存在，是否对异质性产生压迫和恐怖，误构永远都通过话语产生知识，这似乎也符合我们所谓伪科学、神话和传统习惯的产生方式。

这也就说明了误构的事实性是要高于对总体性的反对的。利奥塔后来对其后现代知识观的补充再次说明了这一问题：借由对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中人的主体性的批判，他完全地放弃了“游戏者—陈述者”这一主体，转而以语句为核心，将叙事进一步打碎，意图从语句直接构建知识的多元性。在后期的《歧义》中，利奥塔表明“‘语言游戏’概念中暗含着一个把语言当作工具箱的游戏者，因此重蹈了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常有的傲慢自大的覆辙……语句的呈现要先于任何意向”[8]。其实，这无疑早已经蕴含在《后现代状况》之中，关键在于陈述者还在为话语的存在提供维特根斯坦那里的使用活动的基础，招数也尚需要其偶然性的基础，而一旦开放的系统留下了通过误构说明知识多元性的空间，招数本身的人为性就变得毫无必要了。利奥塔所要抛弃的并非仅仅是“游戏者—陈述者”这一主体，而进一步是招数本身，从招数到误构的知识，保留主体性，就意味着主观的偶然性会和“语言游戏”的差异性相冲突，基于数据库和信息社会的误构的知识就不曾为主体的意志留下位置。这样一种异质性、偶然性、“宣扬冲突、多元、差异和漂浮”[9]的误构知识，实际上转换为对知识的普遍承认，将知识和信息对等起来。

这实际上也是对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的逻辑原子论困境的揭示。“语言游戏”作为维特根斯坦后期语境主义的核心，强调日常语言的自然性和家族相似的开放性，但基于私人语言的不可想象、任一语言游戏的完整自足性和语言游戏间的不可交谈性[6]，语言游戏仍然是基于词语含义的原子论构建，这和前期《逻辑哲学论》中以“原子事实”和逻辑语法为架构的，把世界理解为事态、把形式逻辑的必然性理解为世界的真理性的图像论，在基质上并无差异，而仅仅在探讨方式上由静态语言转为动态语言，并在结论中保持语言的多样性，强调最终的语义来自语言游戏的主体。此时，语义已经不是最为核心的问题了，“语言游戏”的最终结论在于对语法规则的关注。而这一点我们已经在目的论的断裂中提及了。

这就不难看出，利奥塔同样在“语言游戏”和误构理论的驳接中面临同样的困难。这样一个“原子事实”的确立是理论得以建构的核心，是这样一种“原子事实—形式逻辑”“语词含义—语法规则”的建构关系的核心，后者得以论证的关键都在于前者的设定。语言游戏本身是语词含义的封闭系统。

这对于利奥塔则是误构之于开放系统。误构是利奥塔一贯坚持的知识形式，而知识堆叠的最终目的在于不断产生“新思想”的开放系统的诞生，这个“新思想”又同样是误构的知识，开放系统本身只是误构不断衍生的封闭系统。简单地说，这个开放系统自身是不会存在的，误构最终会消除系统性，回到纯然“误构”的、纯粹信息的、绝对话语的状态。最终，利奥塔所倡导的微观叙事甚至不能建构起信息和新联系之间的差异，误构的开放系统所强调误构的事实的优先性，在排除了对总体性的恐惧之后堕入虚无，使自身也没有脱离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的封闭系统的命运。

利奥塔在开端处不断强调对总体性、宏大叙事的反对，而最彻底的无系统和总体性的话语的总合又甚至无从说明误构之“误”，成为知识相对主义的封闭系统。因此不难看出，利奥塔的最终建构并不停留在误构的事实性之中，而必须走向开放系统，正是强调客观的系统的“冷酷无情”[1](P133)，在对误构的开放系统中，只有在“没有可以专业和评价一切语言的普遍元语言……阻止了与系统的同化，最终也组织了恐怖”[1](P136)这一点上重新引入系统的事实性，理论才能成立。因此这个系统不仅是事实的系统，还是必然的系统。这个开放系统无论如何开放，都不可能在既说明误构又保持绝对开放的前提下存在，它必然是冷酷无情的同化的恐怖。

五、结语

事实上，我们在这里可以最后梳理一下我们对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对利奥塔的误构理论不构成支撑的证明。利奥塔是在宏大叙事的破产之后，强调效能叙事对导致两种宏大叙事——解放叙事和思辨叙事——破产的异质性思想的压迫，从而要求一种开放的系统，以支持对不断产生“新思想”的招数的合法化，应该是误构的合法化，这样一种招数不服从任何外在的目的性和超越性的意旨，其作为知识的存在就在于这样一种误构。所以，误构只是一种合法化的证明，招数是始终存在的，只是缺少了开放系统，那就只是话语，有了误构的合法化，就成为绝对的知识。

从而这样一种误构可以借由语用学，不仅摆脱对总体性的反对，而且摆脱对话语陈述的主体性的依赖，而直接成为知识。或者这个知识已经不需要更换名字，不过还是那个话语罢了。知识的多元主义沦为相对主义。而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并非“语言游戏”的支撑的不足，而是误构的事实性在先性导致的。语言游戏所提供的差异性是由游戏的主体性和语词的确定含义提供的，而这一切都源于日常语言，而利奥塔的话语就再难找到这样一个自然基础了。丧失了普遍的差异性，招数和话语会很快破坏所能构成的系统，从而落入不可理解和虚无。利奥塔不得不召回相对的和受限的总体性，从而强调“小叙事”或微观叙事，而不能仅仅是强调话语和招数本身。虽然共识是不可能彻底达成的，但一定也是“局部的、相对的和不连续的”[1](P134)。这样一种对总体性的态度，从排斥到抛弃，从召回到批判(受限的)，保持了对其逃避和暧昧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既保留了不彻底性，也保留了批判的意义。利奥塔的这样一种逻辑进路本身是由对待总体性的态度决定的，而不是来自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的内部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