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继华

(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 校刊部，安徽 合肥 230059 )

清人陈康祺的 《郎潜纪闻》专记清一代之事，内容大致可分为五类: 一记清代显赫官僚、文苑学人之事；二记宦海官场之事；三记社会情况；四记典章制度；五记清帝隆治及一些奇闻趣事[1]。 涉及内容广泛，材料较多，是一部丰富的史料笔记。 其来源有征引他集，也有作者记叙评议，不乏出新者。 惜相关文献对陈康祺的生平事迹及 《郎潜纪闻》等著述记载过于零乱分散，缺乏系统。 笔者由检索知，陈康祺与 《郎潜纪闻》的相关资料较为齐备，对清代历史、 社会及人文研究颇具文献价值，故展开考察整理，以供研究者参考。

一、 陈康祺生平考

陈康祺 (1840—1890)，清代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字钧堂，号槃园居士，生于道光二十年(1840)，咸丰七年(1857)中秀才，同治六年(1867)举浙江乡试中举人，同治十年(1871)成为进士，官至刑部员外郎[2]279。 任江阴县知县后辞官居家苏州，有别墅 “洀园”，藏书颇丰，师法钱大昕、 俞正燮[3]。 博学多识，尤熟悉清代掌故，笔录见闻，积稿经整理后，著有 《郎潜纪闻》为世所知。

其父陈鉴，“贡生，候选同知”，据 《浙江历代藏书家名录》中记载陈鉴 “数万卷书储于诒砚堂”；其弟陈清瑞，亦藏书数万卷，藏书处名 “旧雨草堂”，陈康祺以此处名著文集[4]。 百度、 维基百科称陈康祺为 “陈鉴长子”，对此研究者有不同意见: 据顾廷龙主编 《清代朱卷集成》第33 册收有陈康祺同治十年(1871)辛未科会试朱卷记载:

谱名守鸿，字钧堂，号颐中，别号兰思。 行二又行六。 道光庚戌年十月初八日吉时生。 浙江宁波府鄞县。 咨部优行廪膳生。 民籍。 刑部学习员外郎、 安徽司行走、 坐办奉天司事，加五级、纪录二次。[5]

陈康祺的宗族辈分属于鄞县陈氏的 “守”字辈，而且 “守” 字辈取名的另一字有 “氵”旁。 朱卷中记载其胞兄名寿祥、 弟清瑞的谱名是榜名，可确认 “康祺” 也是榜名，因 《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写给皇帝的履历用的也是它。似乎是为应举、 做官另取了个吉祥的名字。 从寿祥谱名守瀚、 字履伯和陈康祺朱卷说自己行二来看，陈康祺非陈鉴长子，而是次子。

陈康祺家学渊源颇深，其于光绪六年(1880)在 《郎潜纪闻》序言中称: “余家守藏书，性嗜杂览……”，犹见他既有良好读书的环境，又嗜学为务，年少时，就曾受遇于当时的学政。 《郎潜纪闻》卷十六 “刘文清勖焦循改习经学” 自云: “康祺年十七为秀才，长沙周侍郎亦于众中谬加褒赏，谓他日当以文章名，赠以书籍笺笔，及京师佩用之物。 越二年，京江张文贞公继公视学，岁科九试，每出入场屋，必召至案前，谆谆以名世寿世相勖。 今年将四十，羁绁冷官，学问无成，修名不立，以视孝廉五经纷纶，著述盈笥，不负文清之知遇者，辟诸草木，区以别矣。 回首师门，惭惶无地。”[6]

一个自负有才且受时人青睐的年轻人，为什么会在后来的仕途中蹉跎，仅仅以 “江阴知县”结束官场生涯，据武跃引自 《清德宗实录》卷二百十五，查原文如下:

谕内阁。 曾国荃奏、 特参庸劣不职各员一摺。 江苏江阴县知县陈康祺操守平常，嗜好甚重，巧于趋避，物议沸腾。 金匮县知县…补用知县…安徽定远县知县…江西宜春县知县…广丰县知县…。 均着即行革职……[7]

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荃的参奏究竟是否属实，无从考论，但陈康祺的政治生涯是在此时终结了。 据鄞县迎风桥陈氏家族成员的朱卷记载，陈康祺以 “江阴县知县” 结束了官职生涯，时间在光绪十二年(1886)秋之前。

但是世间得失难界定，正因官场上的失意，才使得陈康祺有更多闲暇时间，经年思考、 撰写、 整理笔记，成就 《郎潜纪闻》，如果没有这部笔记，也许他只是清代不为人知的庸碌官吏。

二、 陈康祺作品考

1. 《郎潜纪闻》版本、 编刊考

《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自初刻本问世以来，屡经翻刻，存世量较大，因其史料价值的缘故，不断被人引用，流传也广。 今人皆知 《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 为一书，其实此书名仅为初笔卷名(14 卷)；二笔另有名 《燕下乡脞录》，共 16 卷；三笔名 《壬癸藏札记》，12 卷；四笔名 《判牍余沈》，11 卷；此书一至四笔共计53 卷。

据陈康祺在光绪丙戌秋其卷前自序，《郎潜纪闻》初笔光绪庚辰刊于琴川，二笔 《燕下乡脞录》辛巳刊于暨阳，三笔 《壬癸藏札记》癸未刊于吴门，而四笔 《判牍余沈》则未刊行[2]280。 《郎潜纪闻》四笔，是在前三笔刊行后四年，光绪十一年(1885)成书的，是作者乙亥、丙子(光绪元、 二年)两年的日记。 当时陈康祺被任主稿奉天司，公务余暇，暝写晨钞，积而成帙。 据其子陈麟蔚的校后题识，说是写定的样本。 根据这些情况，可以肯定四笔在当时确未刊刻行世。 四笔的原稿本是否存世? 今藏于何处?已不可考。 目前发现的唯一钞本，未署何人何时所抄，根据纸张墨迹来看，抄写的时间约在清末，另据其中间眉批，当是抄后依原稿本校过的，但是否就是陈麟蔚在题识中所说样本的手校本，尚不可定。

1984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题为 《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的点校本(晋石点校)，作为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的一种。 出版时不知尚有《四笔》存世，未能收入。 后经发现四笔抄本，将它作为前三笔的续编，由褚家伟、 张文玲点校整理，1990 年出版[8]。 “四笔” 与前三笔相仿，内容多辑录清代纪闻、 掌故、 佚事及风土人情等。

2. 陈康祺的其他著述考

民国 《鄞县通志·文献志》中关于陈康祺的著述有如下记载: 著有 《郎潜纪闻》四十二卷、 《虞东文告》二卷，诗文稿殁后散失，无有存者。 但是，陈康祺的著述并不止于此，也并非“殁后散失，无有存者”。

据笔者在国家图书馆网站上检索作者，现存世的除《郎潜纪闻》四笔外，还有以下著录: 《虞东文告》(刻本 1 册)；《篷霜轮雪集》1 卷(清光绪五年刻本)；《陈氏先型录》2 卷(清光绪五年刻本)；《先型录》(旧雨草堂刻本)；《旧雨草堂文集》抄本；《旧雨草堂时文》(清同治九年宁郡蒋文照刻本)；《会试朱卷》；《乡谚证古》4 卷(铅印本 1 册)；《双湖翘秀集》(刻本 4 册)[9]。

由此想来，当年修编 《鄞县通志》时，值兵荒马乱之际，资料收集、 采访困难，故有:“陈康祺诗文稿殁后散失，无有存者” 之说。 以目前陈康祺的著述存世情况看，基本完备，虽有散失，数量也不大。

三、 《郎潜纪闻》的文献价值

《郎潜纪闻》记叙了清代政治、 经济、 文苑、 典制、 社会习俗等方面的史事，其最显著特点为补正史之不足。 虽多引自其他文集与笔记，甚至有西方书刊所记，但涉阅之广、 便于省览。笔者归纳其文献价值有下面几点。

1. 文史皆入，具有文化价值

《郎潜纪闻》从清初期开始直至中后期的史事及人物，描尽世间百态。 尤其是清初以来的著名人物事迹，如顾炎武、 全祖望、 王士桢、 朱筠、 李光地、 蒋士铨、 洪亮吉、 林则徐、 曾国藩等，皆有所记。 而声名略逊者，更多补益，虽多引自他书，但集中一处，检读方便。 如卷八中引顾亭林 《广师篇》，记其与当代十位学者的才华和特长衡量，谦虚自勉 “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锡阐。 读书为己，探赜洞微，吾不如杨雪臣……数公皆经术湛精，文章淹贯，尚乐集思广益，谦自下如此……” 陈康祺按其事感叹 “今乡里晚学，粗识径涂，便谓朋辈中莫可与语，志高气溢，宜其画矣”[6]。 以英才对比当时存在的文人相轻现象，并对自以为傲之辈的加以斥责。

记 《四库全书》编纂一事，卷一记加载了朱筠的创意被当政者首肯，又在卷三记四库馆典藏图书及校勘等事:

乾隆癸巳，开四库馆，即于翰林院署藏书，分三处，凡内府秘书发出到院，为一处；院中旧藏 《永乐大典》，内有摘抄成卷，汇编成部之书，为焉得虎子；各省采进民间藏书，为一处……是时江浙书贾，亦奔凑辇下，邮书海内，遍征善本。 书坊以五柳居、 文粹堂为最(原注: 右见《复初斋诗注》。 余在京时，五柳、 文粹已歇业。 厂肆中旧书稍多者，惟宝名斋、 宝森堂二家)[10]。

2. 涉论时事之广，具有历史价值

此书所涉时间上起清初，下迄同治光绪。 特点是对清前期大案如鳌拜、 噶礼、 年羹尧、 隆科多至中期和绅贪赃纳贿数目之详尽，免去读者搜寻之烦。 如记和绅抄家时，“家内银两衣饰等物数逾千万”，“夹墙藏赤金26 000 余两，私库赤金6 000 余两，地窖埋银百余万”，综记完备[6]。

二笔 《燕下乡脞录》的史事多见于他书，如卷一记太平军起事、 卷二记江南大营清军文武之死事、 卷四记鸦片战争时关天培之死、 卷七记英军入长江等。 四笔 《判牍余沈》卷三记录道光庚子至壬寅，英人入侵，江南提督陈化成在吴淞口英勇抗英，将英军的狡猾、 陈化成的忠勇、牛鉴的畏怯都描述得淋漓尽致、 详细真实。 卷六中潘柽章修 《明史记》可以透视清初知识分子的动向和志趣，如顾炎武、 李逊之、 陈济生、 吴炎等大家都积极参与潘氏修书；而在亡明气节上有所缺陷钱谦益由明入清，其声誉受损，但钱谦益淹练掌故，书卷博洽，古文造诣，几乎无人訾议，对修书一事也表达了 “绛云楼余烬尚在，当悉以相付。 遂连舟载其书籍归” 的诚肯之情[11]。 上述可补清代官家缺少的史料证明。

3. 记官场宦海之事，评论具有思想价值

四笔记录了清代权臣曾国藩、 左宗棠、 李鸿章三人间的明争暗斗、 相互倾轧等。 较多的篇幅是陈康祺对贪官污吏、 佞臣奸臣的抨击；对刚正廉洁的官吏，如对四廉吏之一的邵嗣尧、 革新除陋的陈文敬、 吏治精勤的百文敏，都多加赞扬。

卷七中记载乾隆间河工穷奢极欲，也暴露出封建者搜括民脂，放肆挥霍的真实情景，针对这种，陈康祺提出尖锐批评，“冗滥浮冒，上下相蒙，饮食起居，穷奢极欲”。 对于英人入侵后，当政者和官吏的现实情状，发出 “政权不属，军令旁挠，卒以偾事。 呜呼! 是谁之罪欤?” 的呼声[6]。 对官场中种种弊端，达官权贵骄奢淫逸的批判中，可以真实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情感。

当然陈康祺的一些时论也为后人诟病，如对康熙乾隆的赞颂；对八旗子弟从入关来，至太平之役的歌颂；卷九中记录山西河南大旱，两宫太后跪拜祈福，多阿谀之词，表现出作者的思想与时代局限性，此处不作过多评价。

四、 结语

笔记这种自汉魏开创，直至清时极盛的文体，原不为人所重视。 但社会历史不是以空洞抽象来剖析和臆测推论的，在正史不足、 不详、 有偏的情形下，正因有清代 “好读书者” 如王士桢、 彭邦鼎、 继昌、 陈康祺等人的具体入微，笔耕不辍，以更多的史源来再现其本真面貌，让他们的史料笔记值得更多的研究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