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旭昕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从小康思想发展史的角度观察，“小康”经历了一个从立足私域的民生理想和政治策略，向社会主义视域下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漫长转型。在其社会基础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的转型中，“小康”的理念和战略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展现出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强烈张力。作为“小康”理想的最新样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凝结了千年以来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图景的欣然向往、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规律呈现、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传承以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开启了时代发展的新篇章。

一、历史样态：从“小康”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生成之前，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小康”理念向现代转型的样态变换。在“小康”意义的建构与再生产历程中，“小康”所承载的功能和意蕴，经历了从立足私域的民生理想和政治策略，向社会主义视域下现代化发展战略的转型。这些变化也奠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调和框架。

（一）“小康”的出场：从“天下为家”到“升平世”

“小康”的概念，从诞生之始就带有深切的政治和民生关怀。《诗经·大雅·民劳》中早有提及“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1](p443)，就是要劝诫君主满足底层民众对于小康社会的期待，才能达到社会稳定的效果。“小康”在这里指代的是一种免除劳累困顿、安定舒适的生活愿景，是农耕文明情境中底层民众最普遍的向往。“小康”在《礼记·礼运》中有了更为具象的描述：“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足谓小康。”[2](p771)在孔子的描绘中，“小康”是“大同社会”的次级社会形态。其中，礼义是社会行为准则，天下为家、王权至上、等级分明是秩序基准，政治清明、安和有序、人民富足是主要特征，民安民生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政治追求，这一理念在之后的百家争鸣中激荡出更多的意蕴。但究其本质，传统的“小康”观念，是古圣先贤在“氏族社会”向“分工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以土地私有制为经济背景，构想出来的“天下为家”的社会形态和治国策略。限于当时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它所寄望的是要过渡到以原始社会为模板的社会形态中，本质上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和历史倒退论的表现。

而伴随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小康”的内涵生发出另一种阐释。其中，以康有为对“小康”的阐释最为经典。康有为打破了长期流行的循环论和倒退论的历史观，融合公羊学说的“三世”说、儒家文明的社会形态构想及近代进化论的思想，重新阐释了“三世递演”的发展规律。他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按照“据乱世”“升平世”到“太平世”的顺序依次进化、不断向前的过程，相应在制度形态上也经历了一个从“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的过程。按照康有为的观点，彼时的中国正处于“据乱世”的位置，迫切需要向“升平世”的小康阶段进阶，亟待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为最终实现“太平世”的大同社会奠定基础。与古代的“小康”观念相同的是，康有为也把“小康”视作一种过渡形态，其努力方向和最终归宿都是“大同社会”。不同的是，康有为的阐释所遵循的是一个线性向前的逻辑，实际上是知识分子在近代工业社会的剧烈转型中，对国家发展何去何从的探索性思考。不过他的“小康”蓝图，试图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为模板，却要求在社会生活中继续保有典章制度、封建文化，违背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协调的原理，在政治实践中最终还是走向了破产。

从“天下为家”到“升平世”，“小康”的具体内涵在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中，限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整体上还流于一种脱离实际的空想。但其承载着底层民众对于理想社会状态的美好幻想，代表着古圣先贤的政治智慧和中国文化强有力的传统，由此筑就了小康理念的原初意义。此后，寄寓其上的“理想社会生活图景”“人民富足安康的价值追求”“渐进式的战略思维”等核心意涵，在“小康”的认识史中延续了下来。

（二）“小康”战略的接力赓续：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从概念史的角度考察，传统的“小康”构想，主要是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提出来的。但当它进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视野中，更多承担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功能。其意义指向和价值基准，也伴随现代化阶段性任务的新变化而不断变迁。

“小康”概念，最早是以“四个现代化最低目标”的定位，出现在党的公开文献中的。在邓小平的设想中，“小康”有两重基本意涵：其一，在质上，它是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其二，在量上，它所代表的是“还不富裕，但日子好过”“社会存在的问题能比较顺利地解决”的生活水平。对应的具体标准在实地调研和科学算账中，经由最初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后续调整为更符合实际情况的“800 美元”。1982年之前的“小康”理念，主要还是以“小康水平”“小康状态”这样具体可测的经济指标得到呈现。1982 年之后，经济发展上的达标不再是“小康”的唯一追求，侧重关照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感受和经济社会整体的“小康生活”“小康社会”意义逐渐显露。起初，邓小平关于“小康社会”的描述，主要指向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收入分配合理”“赤贫现象消灭”“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 万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美元”这几个关键现象。不过到1983年，邓小平巡访苏浙沪之后，他对“小康生活”现实图景的想象，已经形成了切实可行的“六条标准”①这“六条标准”，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24-25.。在从经济指标到社会蓝图的内涵变迁中，“小康”的战略构图渐趋清晰完整，并在1987 年正式被纳入“三步走”战略规划，成为其中的重要环节。党的十三大报告和十三届七中全会报告，相继从量与质的规定性层面，明确了20 世纪末所要实现“小康水平”的标准。至此，“总体小康”的战略构想已经得到了宏观的完整表达。总的来说，“总体小康”的原初设计，最终目标是要在20 世纪末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为更高层级的现代化发展阶段奠定基础。

20 世纪末，“总体小康”的目标基本完成。作为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表征，“总体小康”所要满足的还只是民生结构中托底型和基本型的需求；作为向实现现代化过渡的重要发展战略，“小康”仍然需要肩负起更为艰巨的时代任务。有鉴于此，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这也意味着“小康社会”建设的阶段、内涵及标准，发生了从达标性要求向优质性要求的转变。21 世纪以来，我国的现代化坐标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转变。党的十六大报告从经济、民主、科教、文化、社会、人民生活等维度，定义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总要求，昭示了“小康”诉求从单向度向全面性的转变。党的十七大报告从“增强发展协调性”“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文化建设”“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建设生态文明”等方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至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理念渐臻成熟。

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是其间最为突出的变化。从经济上的单一指标，到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人的发展等方面的全面开花，“小康”在完成战略接力的同时，其战略意蕴也伴随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观念的深化，有了更为多维的拓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就获得了出场的必然性。

（三）小康战略的新时代转换：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社会主义现代化视域下的小康战略安排，是一个循序渐进、接力向前的过程。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小康社会”的建设已经完成了“爬坡过坎”的积累阶段，下一阶段的中心任务已经转换为“补缺查漏”“提质增效”的“抓重点”“强弱项”“补短板”阶段。

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及“五位一体”总布局，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个方面，对其进行充实和完善，要求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3](p13-14)的新要求。其中，对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该阶段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标准上有一个重大变化，即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020年在2000 年基础上翻两番”的指标，转换为“到2020 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个指标的变化，也彰显了从“国富”到“民强”的理念转换。

新时代以来对“小康”的探索，并未止步于此。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六中全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渐次成型，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战略依托的同时，也延展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意涵。“五大新发展理念”的提出，为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刺指明了发展思路、方向和着力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国民素质、生态环境、制度建设等维度，提出了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契合的更为崭新、具体、切实的奋斗目标和检验标准。党的十九大报告宣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的到来，要求在此阶段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4](p22)。2019 年4 月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习近平总结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性成就、短板及下一步安排，要求“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5]，在脱贫攻坚、环境污染、民生工作、社保兜底等领域继续发力，攻坚克难，跑好“最后一公里”。鉴于2020 年开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强烈冲击及挑战，他以强烈的风险意识、严格的底线标准、恳切的民生关怀，提出要扎实推进“六稳六保”工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后一公里”提供理念指引。

至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念及战略安排臻于完善。作为“传统小康”观念向现代转型的最新载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在继承“富民安民”的一贯传统之外，也适应时代任务变化，不再执着于“总量”和“速度”维度的“小康水平”，转而讲求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由此迸发出崭新的理念意涵。

二、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涵新解

作为一种发展战略，“小康战略”承载着其特定时代的战略任务。“小康”理念的变迁，也是时代任务在顶层设计层面的自觉反映。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为指引，以“打好三大攻坚战”为着眼点，从“农村小康”“农民小康”“绿色小康”“健康小康”“安全小康”等五个主要方面，实现了理念的更新与充实。

（一）乡村为重：以农业农村现代化理念的更新，重构“农村小康”的内涵

“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6](p16)我国长期以来城乡经济社会结构的非对称发展，造成城乡差距的日益拉大，严重制约了全面小康事业的协调持续推进。“农村小康”现已成为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短板。新时代以来，党中央着意破除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和乡村发展的不充分，创造性提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理念及“乡村振兴”的发展战略，丰富了“农村小康”的内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以“农村现代化”的命题，重构“农村小康”的战略目标。从“三农”问题的历史变迁来看，工业化逻辑主导下对农村现代化问题的探索，集中在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装备改造传统农业，其最终结果是传统小农生产方式及农民身份的消失与终结。尽管我国历史上已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尝试，但是农村现代化的地位，一度是摆在农业现代化之后的。就内容和追求来看，本质上还是经济现代化领域的产业现代化。受此观念影响，以往农村在小康图谱中的设计，主要是依靠城镇化率和农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走向小康，农村作为小康社会结构的主体性和特殊价值被忽略。有鉴于此，新时代以来“农村小康”的构建，带有强烈的战略关怀和问题意识。对于农村发展长期滞后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农村现代化”的命题，将其与农业现代化一起确立为“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以推进产业、生态、文化、治理及生活等领域的现代化，构建起农村的全面小康崭新图景。在农村现代化的全景式框架内，党中央着力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阶段进展与“农村小康”的同频共振。

二是以“城乡融合”，重塑“农村小康”图景内的城乡关系。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分工的状况，主导着城乡关系的变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尚不充分的情况下，城乡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7](p147-148)。但随着生产力发展和人类交往的普遍化，城乡之间必然会走向互动融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乡关系，经历了一个二元分立—互动发展—统筹发展的过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党中央顺应生产力发展规律和城乡发展规律，首次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实现了城乡关系从“统筹”到“融合”的理念重塑，破解了对“乡村主义”的田园牧歌式想象和对“城市主义”的图腾式崇拜，着意加快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建成惠及全体人民的全面小康社会。新时代以来，党中央秉承着乡村本位的发展理念，改变了以往将乡村融入甚至淹没在城镇化中的方法，以更为符合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及更为本土化的现代化思维，实现了“农村小康”的理念更新。

（二）脱贫为底：以脱贫任务为底线，重释“农民小康”的内涵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看贫困老乡能不能脱贫。”[8](p12)“小康”社会，关注的是全部人口生存状态的整体提升。在通往全面小康的征程中，绝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已经得到提高。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构建“农民小康”的关键，就是如何保证剩下七千多万贫困农民也能如期实现小康。新时代以来，党中央把消除绝对贫困，作为底线性任务和标志性指标，拓展了“农民小康”的内涵，具体体现为：

一是以“消除绝对贫困”作为底线任务，重释“农民小康”的富民理念。摆脱贫困、富民安民，是小康的原初意义和固有内涵。不断降低贫困率，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要求和应有之义。因而反贫困在小康从理念到战略的转型过程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在我国的现代化实践中，贫困是制约农民迈向小康的第一道门槛，减贫自然成为实现“农民小康”的内在要求。但鉴于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和农民贫困人口体量的庞大，直到新时代以来，消除贫困才正式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性任务提出。新时代以来的“农民小康”构建，以“脱贫攻坚战”为战略先导，“实施了大量非科层技术理性的举措，打破了已有行政和技术规范的制约，使得解决社会公平正义的政治议程超越了行政技术的理性程序”[9]，积极推进新时代贫困治理与“农民小康”目标的同频共振，实现了“农民小康”理念的重塑。

二是以“两不愁、三保障”作为基本要求，重规“农民小康”的基础标准。“富民”作为小康社会自始而终的价值追求，在小康的指标设计中一直都有体现。从“总体小康”阶段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指标，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指标，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的消除贫困指标的变迁，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认识深化的结果，也是“富民”使命的接力与赓续。新时代以来，党中央融合“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要求，除贯彻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的扶贫标准，及将“两不愁，三保障”作为基本要求，力争于2020 年实现两个“确保”的脱贫目标外，也更为客观辩证地指出要处理好“整体目标与个体目标”“绝对标准与相对标准”“定量分析与定性判断”的关系，有意杜绝“农民小康”构建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数字脱贫”和“指标脱贫”问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没有水分、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富民工程提供了正确导向。

（三）绿色为要：回应生态文明新要求，重解“绿色小康”的内涵

“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很关键。”[10](p8)我国历史上长期依靠牺牲环境资源来换取物质财富的增长方式，在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环境承受力脆弱、生态系统退化的全球性生态危机面前已经难以为继。“生态环境特别是大气、水、土壤污染严重，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11](p390)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破解环境短板为导向，积极构筑“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以推动形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目标，重新书写了“绿色小康”的内涵。主要表现为：

一是以“生态文明”战略的新布局，丰富了“绿色小康”的战略意蕴。虽然中国共产党关于环境保护的意识萌芽很早，但直到党的十六大报告，改善环境才真正融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绿色小康”的理念正式形成。其后，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并将“生态文明”理念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更新了“绿色小康”的理念载体。进入到新时代，“经过三十多年快速发展积累下来的环境问题进入了高强度频发阶段”[10](p23)。生态环境，已经成为掣肘小康社会建设的重大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阻滞小康社会发展和优化进阶的瓶颈。因此，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总布局的高度，确立起“美丽中国”的目标，超越了西方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议题式思考，延展了“绿色小康”的战略意涵。党的十九大报告改变了既往生态治理观念中“只发展、不治理”“先污染，再治理”“强污染，弱治理”的机械对立观点，再次申明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对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和对“主客二分”生态治理观的突破，拓宽了“绿色小康”的理念意蕴。

二是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新理念，重塑了“绿色小康”图景内的人与自然关系。马克思曾深刻揭露，资本逻辑对效用至上的追求及对经济理性的放纵，致使自然逐渐沦为“人的对象”和“有用物”的物化形式，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由敬畏和崇拜逐渐走向征服与奴役。西方现代化的理念扩散和过程中的成本转嫁，一度引发全球范围内人与自然的紧张对立。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基于对先发现代化经验和教训的汲取和反思，经历了一个从“向自然界作斗争”到“环境保护是一项基本国策”再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基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要求，积极回应生态文明发展的新特点，着力克服西方现代化的负外部性问题，重新打造“绿色小康”。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进而提出“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超越了天人对立的传统自然观及形而上学的机械自然观，重塑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实现了对工业文明内在缺陷的有效规避，更新丰富了“绿色小康”的内涵。

（四）健康为基：适应卫健工作新变化，重阐“健康小康”的内涵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12](p147)生命健康是民生的第一需要，是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石和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适应卫生健康工作发展的新变化，引入健康作为关键的评价指标，创造性提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新理念，重新阐释了“健康小康”的内涵。这种创新，具体表现在：

一是引入健康作为关键指标，重新定义“健康小康”的标准。对人民健康的维护，是我们党自成立以来的一贯追求。自党的十四大报告在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中引入健康指标以来，健康因素在小康构建中的权重日渐增长，“健康小康”的理念日趋丰富。进入新时代，我国卫生健康工作之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性价值日趋凸显。个体健康素养的提升，会对其他个体的发展产生外溢性，继而带动群体、行业、社会乃至国家的联动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价值追求和坚实保障。而人民的健康状况，也直接关系着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败。2015年底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中，因病致贫占到44.1%，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仍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征途中的“绊脚石”。因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以破解民生难题为导向，建立起了一套从个体生活到发展战略，从传统智慧到前沿科技，从疾病预防到医疗保障，从顶层设计到政策实行等贯穿人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促进体系，确立起人民健康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优先发展地位和关键性作用。

二是以“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拓展了“健康小康”的理念外延。作为后发外源型现代化国家，我国现代化任务面临共时性与历时性并存的双重挑战。新时代以来，与此相伴而生的现代性问题相继凸显，使得人民群众的健康风险日趋复杂，我国的卫生健康工作也面临新的挑战和改变。其中，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在便利商品要素流通和人口跨境流动的同时，也加剧了境外传染病的输入风险。健康问题不再限于地区、民族或国家的特定地域，健康治理的对象和治域空前扩大。2020年爆发的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印证了人类之间彼此依存、息息相关的命运。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立足于全球视野和对全人类命运的关怀，适应我国卫生健康工作和健康治理范式的变化，顺应世界公共卫生发展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念，以立足大局的战略视野及利己达人的道义情怀，重新构建了“健康小康”的内涵。

拜占庭将军问题，指的是地理上有一定间隔且可能不诚实的节点如何达成一致的问题。BFT指的是在整个系统中节点共有n个，最终要求诚实节点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最多允许多少非诚实节点。经典算法下，要求非诚实节点数量t与整个系统节点数量n满足 n≥3t+1。最早在1999年 的 《Practical Byzantine Fault Tolerant》[6]一文中作者就给出了容错量为1/3的算法。在分布式数据库中，为了避免部分服务器被黑客侵入造成整个网络崩溃的问题，采用了带有容错的公式算法。更进一步地，中本聪在设计区块链网络时提出了创新算法思路，增加了提出议案的经济成本，采用经济惩罚来制约破坏者。

（五）安全为保：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重塑“安全小康”的内涵

“安全小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和基本保障。“安全小康”，更多是以理念的方式，贯穿于小康社会各维度的建设之中，为全面小康提供保障和支撑。新时代以来的小康社会构建，正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悬各种风险挑战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基于新的安全形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理念，丰富重构了“安全小康”的内涵，主要表现在：

一是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勾画“安全小康”的理念全景。“安民”理念，是小康社会的内在价值追求。依据安全经济学“三角形”理论，安全之于全面小康社会还具有工具性的全方位支撑价值。因而以往对小康社会的构建，也多有对安全因素的考量。从总体小康阶段的“维护发展安全”，到全面建设小康阶段的“新安全观”，“安全小康”的内涵伴随着安全形势的变化得到不断拓展深化。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强烈的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念，构建起独立的国家安全理论和集11 种安全在内的国家安全体系，在疫情的冲击下补充提出“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13]，要求补齐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治理短板和筑牢制度防线，系统勾画了小康社会的安全底色，实现了“安全小康”与制度文明的同向前行，奠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制度伦理根基。

二是提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强化“安全小康”的战略效用。近年来，气候变化、网络安全、恐怖主义、公共卫生危机等全球性问题愈加凸显，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丛林主义渐有抬头之势，小康社会建设的外部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伴随现代性问题的凸显，威胁小康社会建设的国内因素也在加速积聚。小康社会内外“风险的联动性、倒灌性、放大性更加显著”[14]。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正视来自自然和非自然、传统和非传统、自身与外在等多领域重大风险的同时，创造性提出“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命题，强调“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15]，并将其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之首，以源头治理和过程治理相结合的新范式，丰富了“安全小康”的战略内涵。面对全球疫情和经济贸易形势带来的不确定性，党中央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前提下，积极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抓好“六稳”“六保”，以安全理念在从“防范金融风险”到“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领域的全覆盖，为全面小康的实现夯实了地基。

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意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千年小康理想的最新载体，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自然带有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强烈张力。作为民生理想，它是个人层面基于需求的生活构想，代表着深植中国文化的强有力传统——对安居乐业的重视、对富足安康的向往；作为现代化战略，它是国家层面趋于理想的策略性现实应对，融通着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当代智慧和人类文明史发展的经验借鉴。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循这种张力，在续接传统小康“初心使命”的同时，契合时代任务和发展阶段的变换，以新的理念战略完成了自我更新和重构，在实践中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进社会公平正义、贡献中国减贫方案、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方面，彰显出伟大的时代意义。

（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价值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完成了从传统“小康”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的跨越之后，致力于推动人的发展状态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进阶。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确立起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努力提升人民的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积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种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

其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依托和旨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社会状态的整体性前进。而它的核心引领和终极意义，则在于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对“全面性”的关怀，不只体现在覆盖领域的全方位、覆盖人口的全规模、覆盖地区的全范围，还关涉人的发展的全维度和全过程。这种全面性观照，贯彻的是马克思对于“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16](p56)的关怀，包括“个人能力和素质”“人的需要和个性”“个人关系和交往”等多个发展维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融通了人的现代生存境遇与人的未来价值，在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上体现了人的发展的全面性要求。它的所有理论和实践，实质上就是沿着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内在统一的方向，不断积累蓄力，推动人的发展和为人的发展由低级向高级、由旧质向新质不断进阶的过程。

其二，人的全面发展，不是抽象的，体现在个体的自主需要得到不断满足上。人的发展的全面性程度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进步状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设定，就是要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和人的需求升级，积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此实现整体社会状态的提升。人作为单独个体的生存和发展是脆弱的。因而全面小康着眼于社会的全面进步，将个人的发展同共同体的系统提升结合起来，利用发展的外溢性，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依循此思路，全面小康从生命健康到生存环境，从物质生产到精神状态，从发展战略到制度保障，从顶层设计到政策执行，建立起一套系统的人的发展促进机制。它的立意承载了现代社会生活关系体系的全面建设与充分发展，“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不仅意味着历史地实现了一种基础性、兜底性的生存状态，更是实现了一种超越性、整体性的生存质量提升”[17]。

其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效，直接关系到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人的发展的全面性程度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进步状况。衡量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主要依据的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8](p189)。从这个维度来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依托和重要现实形态。二者之间，既彼此依赖又相互成就，既相互联系又内在统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坚持发展生产力，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以社会整体的持续深层改革，破除不适应、不协调的阻碍因素；以不断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推进社会总体历史前进的总过程，实质上也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不断进阶的过程。以往小康社会建设中存在总量不足、分布不均和可及性差的问题，这些问题是阻滞国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实现全面发展的重要障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着眼于对这些短板与弱项的破解，积极推进脱贫攻坚，深化社会保障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推动公共服务资源的均等化，为现代化成果惠及更多人提供了前提条件，也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平等享有的公正环境，助推我国实现从“低人类发展水平”向“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的成功跃迁。

（二）增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现实效应

其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培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中坚力量。中等收入群体，是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社会秩序的主要力量。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也是衡量社会财富分配公平性、合理性和科学性最为重要的指标。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验证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共同富裕”逻辑的合理有效，也关系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六个必须”着手，从制度保障、拓展财富、完善分配、保障安全等方面，积极推动财富资源在社会不同群体中的公正分配，尽可能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到2018年底，我国形成了超过四亿人的、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为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坚实的中坚力量。

其二，推进社会资源均等化再分配，尽可能保障实质正义的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的提出，实际上也是中国共产党处理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智慧成果。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动态性调整”到“将维护社会公平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再到“努力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公平正义是“小康社会”自提出以来一以贯之的内在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本质上就是要谋求社会的均衡与合理发展，尽可能保证社会子系统和各要素之间的耦合协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也反映了“在社会生活方面，人民对‘公平’和‘正义’更为追求”[19]。因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着眼于破解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可持续等问题，围绕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环境等民生领域，立足长远、精准发力、破除沉疴、补齐短板，在社会禀赋上尽可能为弱者赋能，推进社会资源在群体、区域、领域、代际间的均等化再分配，以程序上的公平正义尽可能保障实质正义的实现。

其三，彰显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特质，传达社会公平正义的时代意涵。马克思主义指出，未来社会的发展是“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指征。但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共同富裕”的实现必然具备长期性、渐进性和层次性。小康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准备、必经阶段和重要步骤。目前我国通往共同富裕的道路，已经走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先生产，后生活”的阶段、改革开放初期的“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阶段，新时代所要迈向的是一条“共建共享”的共富之路。作为“小康”战略在新时代的接续与验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共同富裕”意涵的追索与表达，体现于财富占有的普遍增益、城乡发展的二元弱化、区域发展的协调布局，有力破解了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因素，鲜明传达了增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战略意蕴。

（三）贡献中国减贫方案的世界意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以现行标准下全部贫困人口的脱贫为标志的。我国小康社会的行进，伴随着人类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减贫斗争的开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绩，已经超越了单个民族国家的范畴，焕发出更为深远的世界意义。

其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减贫事业，为联合国千年目标和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现做出巨大贡献。按照世界银行测算的人均每天支出1.9 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我国贫困人口从2012 年底的9899 万人已经减到2019 年底的551 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连续七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今年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我国将有1亿左右贫困人口实现脱贫。”[20]这也意味着我国的减贫事业，继第一个完成联合国千年目标，为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减贫做出70%贡献率之后，又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目标，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奇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空前成就，不仅体现在减贫脱贫的亮眼数据上，也体现于强大溢出效应的释放；不仅为全球树立了成功的减贫样板，也贡献了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民生方案，极大地推动了全球贫困治理的进程。

其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交付的历史使命，是在努力实现自身发展、消除贫困的同时，也要致力于支持和援助面临同样困境的不发达国家，共促全球减贫事业的前进。我国在探索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实践中，不忘大国使命与担当，在同其他国家的互助合作中逐渐成长为全球减贫的中坚和引领力量。面对全球范围内财富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的境况，我国秉承“共建共享”的小康理念，融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尽力支援广大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据统计，中国开展对外援助以来，“共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 亿元人民币援助”[21]，并为120 多个发展中国家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提供帮助。“‘一带一路’倡议将使相关国家中760 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22]中国设立的“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已在30多个国家实施了200 余个有关救灾、卫生等领域的发展合作项目，有效提振了发展中国家减贫脱贫的信心与底气，营造了全球治理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良好氛围。

其三，我国在减贫实践中创造总结的经验智慧，为全球的贫困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贫困问题是诱发近代社会动乱的重要因素，也是困扰国民实现小康梦想的第一道障碍。消除贫困，是全人类的共同梦想，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课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的减贫理念，不仅指导我国小康社会富民工程取得标志性进展，也实现了对西方反贫困“涓滴理论”的超越，及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在具体的减贫实践中，我国形成了一套“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贫困识别机制，以“四个问题、五个一批、六个精准”为主的精准扶贫策略，扶智、扶志、扶制相结合的可持续贫困治理体系等等，重塑了长期依赖西方发展理论的减贫知识结构，有力冲击了传统国际减贫体系的权力分配，为人类摆脱贫困提供了多元化的路径选择，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为公正均衡的方向发展。

（四）民族复兴里程碑的历史意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准确反映了发展规律同客观国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也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

其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遵从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逻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23]（p36）。近百年来的中华民族发展史，证明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必然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掌舵，承载着全体中国人民福祉，社会主义方向的航行。伴随小康社会的推进，我国“也由现代化的被动融入者，转变为现代化的塑造者”[24]。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全面小康社会的构建，通过农村、农民、生态、健康、安全等多个领域内理念的更新与延展，努力跨越可能阻滞和中断民族复兴征程的陷阱，适应且推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实现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跨越式变迁，彰显了民族复兴的“国家富强”意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展现出对人民需求和民生理想的全方位关注，及对人民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的深切关怀，彰显了民族复兴的“人民幸福”意蕴；以现代化发展理念的创新性转化，在对传统小康民生理念的回归与突破中，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理念内在缺陷的规避和超越，彰显了民族复兴的“民族振兴”意蕴，推动我国民族复兴征程的整体性和阶梯式前进。

其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路线图中的关键一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新时代推进现代化的第一个步骤，是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前奏和条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是中国共产党植根于传统的理想化社会追求，立足于人民的需求升级和美好社会向往，深化对现代化普遍性规律、特殊性规律和阶段性规律认识的智慧成果，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的重要标的和民族复兴路线图的关键节点。在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四个现代化—总体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民族复兴路线图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上承第一个百年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奋斗历程，下启第二个百年目标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征程，是具有战略决定性的关键一环。它以理念的更新为先导，引发了一场从思想观念到制度文化的全方位社会变革，开启了从发展理念到战略转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其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石。我国民族复兴与现代化在本质属性和运行逻辑上具有内在一致性。从小康社会的现代转型历程来看，小康战略的提出，是建立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起步晚、底子薄、起点低的特殊国情基础之上的，所要面临的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叠加的现代化重担，决定了小康社会的建设必然不是单打独斗、囿于一隅的征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小康战略的最新样态，传承了小康思想发展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渐进性品质，致力于实现从经济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整体推进和全面进步，并以新时代新任务新特点的崭新禀赋，成就了从“小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初心使命，到“全面”——把握现代化的整体性要求，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国富”的同时实现“民强”的接续奋斗。这不仅昭示着民生理想的时代活力与历史性前进，也标志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战略性优化和层次性进阶；不仅贡献了一套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更为普惠公平的民生方案，也凸显了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的强劲优越性，绘写了“中国梦”圆梦时刻的时代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