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万金

(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030006)

王培友教授新作《宋元理学基本范畴及其诗学表达研究》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于2020年4月印制出版。该著有如下较为明显的特点：

该著重视学理探讨，研究视野开阔，架构宏大，具有严谨的学理逻辑，构建了自足的研究体系。该著研究的主要意图，是对理学生成的北宋中期庆历初年(1041)始至元朝灭亡(1368)期间的“理学——诗学”会通问题进行考察。据该著“绪论”所言，该著研究的关键词，主要是“理学范畴”和“诗学表达”。该著的关注重心，是理学基本范畴的生成、流变及其在诗学批评和诗歌创作实践过程中的“表达”问题。这里的“表达”，从理学范畴、理学家的诗学批评和诗歌创作实践的文献层面来说，主要是指固化了的文献形态的“呈现”问题，也就是这些种类的文献的内容、表现方式和外在形态问题。从理学实践主体、诗学批评主体和诗歌创作主体集于一身的个体来讲，其“表达”主要是指主体的思想观念、志趣等的内容、形式及其表达方式等。而就理学体系的构成来讲，作为知识形态的理学是由“概念”——“范畴”——“命题”等拾级而上，最终建构为知识之“体系”。这样一来，该著研究在“范畴”的选择上，必然要求：其一，要选择那些在理学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核心或骨干范畴进行研究；其二，所选择的“范畴”应在理学家的诗学批评和诗歌创作实践中有可藉考察的“表达”或者“呈现”的足量文献。为此，该著“正文”部分甫始即对“宋元理学基本范畴”的类别与数量、宋元理学家基于理学范畴的诗学批评、宋元理学家基于理学范畴的诗歌创作实践等进行考察，以说明宋元理学基本范畴的诗学表达问题具备历史客观真实性，为本课题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该著展示出作者对这一课题进行了长期深入的思考和建构。该著对于每一个具体问题的研究，都从原始儒学入手，追根溯源，细致辨析宋元理学家的发明引申，清晰展示了宋元理学思想与原始儒学之间的继承发展。该书主体部分，如第二章“因诗求道”、第三章“尊德性”、第四章“孔颜乐处”、第五章“格物致知”等，皆清晰地表现出扎实的文献学研究路数。该著将对原始儒学和宋元理学的理解融入对宋代理学诗的分析阐释中，避免了对理学诗的分析流于表面的浮泛之弊。此一点，若无深厚的哲学素养做根基，则很难实现。该著的主要章节，既相对独立地讨论了若干重要命题，又整体呈现出研究者对课题的系统思考和建构独立自足研究体系的努力。这种学术意识无疑有利于本课题研究的细致和深化。

该著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作者聚焦于“关键”问题，对宋元理学的若干基本范畴的研究有较大推进，成绩斐然。作者在正文部分，首先对“宋元理学基本范畴的诗学表达问题”之客观性进行探讨。作者认为：“宋元理学基本范畴与命题的诗学表达问题，不管是其中心词‘诗学表达’，还是充当限定性定语的‘宋元理学基本范畴与命题’，都是较为抽象的词组或者短语。如果再对这些词组或者短语进行分解，则又可以析出若干概念或者范畴。显然，要对这一课题进行研究，就必须对这些概念或者范畴有所把握，然后才能谈得上对课题本身进行研究。再就是，既然本课题所涉及这些概念或者范畴，而概念或者范畴都是实践主体能动性的思维承载方式和主体借以实现认知目的的工具，那么，这些概念或者范畴的组成物，是不是具有客观性，亦即是否具备历史的真实存在性及规律性等，都是我们从事课题研究所必须关注的首要问题。”[1]23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作者详细考察了宋元时期理学范畴与命题的类别与数量、宋元理学家基于理学范畴的诗学批评文献、宋元理学家基于理学范畴的诗歌创作实践等，论证了宋元理学家的理学基本范畴具备诗学表达的历史客观存在性。作者认为宋元时期理学家的理学实践和诗学实践，都是作为统摄道德实践主体、社会实践主体和诗学实践主体于一身的理学家的文化实践活动，因此，理学基本范畴的诗学表达问题具备历史客观存在的学理基础。上述文献的考察是非常必要的，唯有此一“历史客观存在性”得到充分论证，课题才能立足理学诸范畴的发育、传播及流变，来探讨其在宋元诗人诗学观念及诗歌创作实践的呈现问题，进而才能对包括理学家文道观念，理学诗的内容、形式、审美理想，以及理学诗的表达方式、艺术手段、结构安排等进行深入考察，以此而拓展和深化相关研究。

再如，“孔颜乐处”“格物致知”“清淡”等是儒学的重要命题，也是宋元理学的重要范畴，学界亦有成果论及其在宋代文学中的映现，但似乎流于简单比附。该著对这些范畴的讨论，从原始儒学和宋元理学相关范畴的动态认知来分析这些范畴的内涵演变，厘清这些哲学命题的学术脉络，再分析这些范畴在宋元理学诗中的呈现，就超越了以宋代理学家的语录和学说比附其诗作的机械模式，从而使上述诸范畴的研究显得丰满充实[1]145-230。该著分析细密具体，材料丰赡，保证了上述话题研究的前沿和领先水平。从相关问题研究而言，该著研究深入，论述充分，有很强的说服力。该成果提出了很多新命题、新观点，如对“因诗求道”“尊德性”等范畴的论述，都追溯源流，从原始儒学入手，结合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历程，分析其内涵和表现，持论有据，颇能服人。该著以不多的篇幅，精心选择六个宋元理学“基本范畴”进行研究，由其源流入手，寻绎其在宋元理学的发展轨迹，进而探讨其诗学“表达”的呈现或实现方式，学理清晰，文献扎实，叙述客观，结论公允，保证了成果的学术质量，切实推动了这一课题的研究进程。

该著具有宏阔的思想史视域，注重突出理论性和实证性的有机结合，体现了扎实的文献学研究基础，是一部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著作。该著采用词源学的方法，对许多概念、范畴、话语、命题作了发生学的考察，循名责实，一一厘清其内涵意蕴。如该著第二章对“因诗求道”话语含义及其诗学承载方式进行考察，作者通过对“文”“道”进行仔细考察后认为，由于特定时代环境、言说者的表达习惯、不同学派的核心用语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致使先秦时期表达与文、道相同或者相近含义的词语及命题呈现出多样性。如与“文”含义或者语言功用相近或者相同的就有：文辞、文饰、礼乐文化制度、纹理；言、辞、诗、乐、文字、说、名、象、八卦等。与“道”含义或者语言功用相近或者相同的就有：无、心、气；礼、仁、仁义、仁政、仁义道德、践行；本体、本质、规律、进程；天道、人道等。以此而言，先秦时期各学派对于文道关系的探讨，自然就涉及对上述两者多个词语之间关系的论述。通过文献梳理来看，先秦各学派对于文道关系比较重要的论述有：文与道、文与辞、文与理、文与质、文与气、文与言、象与言、理与气、辞与理等。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历史上各个学派普遍重视的“正名”传统，尤其是经过魏晋时期如《文心雕龙》等专门性文学批评著作的影响，大约从南北朝开始，士人关于文道关系的探讨，基本上固定化为“文——道”关系的表述上。先秦时期那种以不同的“名”共同指向于同一个“实”的现象基本上消失了，先秦之“文”“道”当对宋元理学之“文”“道”产生了重要影响。上述研究，为后续对“因诗求道”所涉及的其他问题研究奠定了很好的文献基础和思想基础。进而，作者对宋元理学家的文道观念之“文”“道”进行了深入剖析[1]70-89，在此基础上，作者再对宋元理学家“因诗求道”的诗学理论及其实现路径进行考察。最后，该著对宋元理学家诗歌创作实践和交游酬唱之“因诗求道”问题进行文献考察和研究。该著遵循文献考察和义理研究并重的研究思路来从事学术研究，故所得结论是公允、客观的。

该著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颇有独特之处，反映出作者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多学科交融的研究视野。该著共使用了四种研究方法：其一，采用突出解决“焦点问题”的研究理念指导下的研究方法。以关注焦点问题为研究的出发点，能够把研究的着力点集萃于具体的问题上，避免游谈无根、治学空疏的弊端，使研究的注意力转移到学术史进程中的关键问题、核心问题和代表性问题上来，唯其如此，才可能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显然，以这种研究方法或者说是编撰体例来进行研究，更为符合当下学术研究的理念。如该著第三章“尊德性”话语范畴相关研究，通过对“尊德性”范畴的文化渊源及生成环境进行考察，再对“尊德性”流变及其含义进行探讨，最后顺乎自然地对宋元理学“尊德性”诗歌主题类型及其书写重点进行研究，这样就步步紧扣“尊德性”问题，非常清晰地勾勒出话语涵义的发展历程、流变及其诗歌表达问题。其他各章，无论是对于“基本理学范畴”的提炼，还是对于具体理学范畴含义及其诗歌表达问题的研究，均能抓住关键性问题深入研究。其二，在文化生态理论的指导下，对宋元理学基本范畴及其诗学表达问题的生成环境、作用机制等进行考察。其三，按照中国古代文化的实际情况，采用“体、用、文”统一的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其四，重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正名”问题，在“循名核实”的文献考察过程中，对指向于同一个事物的诸多名称作归类性的研究。作者认为，要对宋元理学基本范畴及其诗学表达问题进行研究，充分注意到彼时广泛存在着的“名”“实”关系问题，是十分必要的。从中国文化传统的实际情况而言，名词背后的“那一个”，才是我们研究问题时要关注的本体，而非某一个名词本身。亦即某一簇名词可能都指向某一个事物的实质，对问题的研究应该以关注某一簇名词共同指向的事物本身。总的看来，该著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有效的和精当的。

以个案例证式的认识论决定下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当然有其弊病。一方面，受研究者的主体知识素养、文献视阈和研究境界等影响，在所要研究的“问题”的选择上往往随意性较大，忽略了对研究对象的本质、规律和属性特征的探讨；另一方面，既然是对研究对象的“问题”进行选择研究，那就容易遗漏若干相对来说较为重要的“问题”。不过，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个案例证式的研究，至少也能解决一些学术问题。何况，基于学理逻辑而设置的若干“关键”问题，如果这些“关键”问题的选择较为客观、科学的话，那么，往往也能够说明、论证其研究对象，因此期待作者将来对本书进行修订时对这些问题有所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