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并建设国家应急语言服务人才培养体系

2020-12-19刘馨媛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0年3期

穆雷，刘馨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

一、引言

自李宇明2011 年首次呼吁建设国家语言能力后，学者开始关注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性，从语言战略规划、语言资源等角度探讨国家语言能力的建设。“国家语言能力的特征之一是提供国家语言应急服务和援助服务。”（张天伟，2016：88）《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中明确指出要“建立国家语言应急服务和援助机制……推动社会建立应急和特定领域专业语言人才的招募储备机制，提供突发条件下的语言应急服务”（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012）。虽然强调了应急语言服务的重要性，但相关研究成果少，概念和范围不够清楚。滞后的应急语言服务研究带来应急语言能力研究的匮乏，进而影响应急语言人才的培养，无法满足我国公共突发事件中出现的大量应急语言服务实际需求，损害国家安全与民众利益。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突发，虽然在抗击疫情中处处彰显应急语言服务的重要性，如“最初的媒体发布、紧急动员、科普宣传，到全国援鄂、方言手册、语言志愿服务团、语言救援，再到国内外各种疫情资讯报道、国际舆情监控与技术文件翻译等”（王立非等，2020b：1），但也暴露了我国应急语言服务体系不完善、应急语言人才不足的问题。本文提出“国家应急语言服务”概念及其研究范围，呼吁学界重视应急语言服务研究，重视应急语言人才的培养，并对“国家应急语言服务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提出思考。

二、国家应急语言服务的研究现状与问题

从国家语言能力近十年研究的梳理中可看出，目前专门针对国家语言能力的应急语言服务研究很少，学界对关于应急语言能力的阐述常散见于基于语言战略规划、国家安全的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中，与应急语言服务研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不相匹配，体现了我国应急语言服务的供给意识淡薄。在实际生活中，由于急救语言服务体系和应急语言响应机制不够完善，我国突发公共事件中出现的各种语言问题依然尤为突出，需要加大国家语言能力的应急服务及其研究，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与利益。

早在2011 年，李宇明（2011：69）就曾提到国家语言能力是指“国家处理海内外各种事务时能否得到及时的、合适的语言支援”，外语规划需要考虑不同语种的需求规划，其中就包括应急语种的需求。例如，面对国内抢险救灾、疫情防控等应急情况，需要制定语言沟通预案，满足救援活动中救灾队员、心理工作者、医务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等各类工作人员的语言支援需求，防止由于各地方言、少数民族语言以及听障人士间的沟通不畅而影响救援。在国际维和、反恐、联合军演、灾害救援、缉毒等紧急涉外行动中，同样需要语言支援促进沟通，防范风险。李宇明较早地提出应急语言服务的重要性和范围，但是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文秋芳（2016：27）将应急能力作为国家语言能力分项能力管理能力的评价指标之一，指“处理海内外突发事件的处置力”，但目前还没有基于此理论框架对应急语言能力的研究成果。

近年来国家重要经济建设项目的不断增多推动了语言服务的快速发展，面对对外交流活动中频发的突发应急事件，学界愈发意识到应急语言服务的重要性。徐琳和胡宗锋（2018：43）探讨了“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公共安全事件同样急需外语能力，认为“语言（外语）能力及其语言资源的优劣、多寡将直接影响‘一带一路’沿线的非传统安全及公共安全领域风险的可控程度”。方寅的《论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提升》是目前为止针对应急语言能力探讨得较为全面的文章，该文提出了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是指“国家进行突发事件预警防范和应急处置的语言能力，它涵盖的内容主要为国家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资源能力和国家突发事件话语应急能力两大方面”（方寅，2019），并对其进行详细分类，探讨了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建设的必要性和途径。滕延江（2018：31）则从介绍美国紧急语言服务体系的角度，指出“紧急情境下的语言服务工作是考验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提出我国建设紧急语言服务体系建设的必要性。李宇明和王海兰（2019：18）基于数据分析，就粤港澳大湾区语言文字问题探讨了提升语言应急能力的具体举措，“建立湾区语言应急机制、建立专业化的语言应急队伍，拥有智慧应急的语言技术装备、制定语言应急规范”。上述研究均值得借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更加凸显了应急语言服务及其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在本次抗疫中，面对频繁出现的国内救援行动中语言沟通障碍、防疫宣传标语中的语言暴力、国际主流媒体的歧视性报道等各种语言问题，让我们意识到提升国家应急语言能力更加刻不容缓。有学者从健全全国应急语言治理体制机制、增强国家应急语言能力储备、发挥社会各方协同作用、治理手段现代化以及提升应急国际话语能力等方面，提出建设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急语言能力的途径（王辉，2020）；也有学者从语言产品服务的角度指出建立语言应急机制的必要性（李艳，2020）。当下应该尽快充分调动各方学术研究力量，加大应急语言服务研究工作。王立非等（2020b）基于国外应急语言研究现状，具体对建设我国应急语言服务机制体制提出了应急语言服务基础设施、政策规划、应急能力、应急标准、应急语言人才培养等五方面的建议。沈骑和康铭浩（2020）则从语言治理能力的角度构建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语言治理规划框架，扩大了语言服务研究视野，为应急语言服务设计了整体系统的规划蓝图。

国家语言服务是比较新的概念。赵世举（2015：39）将应急语言服务纳入了语言应用服务当中，并从语言规划制定、语言人才培养、语言资源开发、语言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给出具体建议，认为当时“普遍的语言服务意识还没有形成，语言服务体系尚未建立，国家和社会的语言服务能力还比较薄弱”。语言服务由于本身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其定义也一直没有定论，不同学者从语言服务的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展开了讨论。国内的语言服务研究成果丰富，已有学者基于文献计量分析梳理了2008-2017 年的语言服务研究现状（李琳、王立非，2019）。

基于国家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服务研究，以及应急语言能力研究的梳理，笔者认为国家应急语言服务是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体现了国民语言能力，又体现了公民语言能力，它指当国家遇到如天灾人祸、危重疫情、战争爆发等突发状况时，调动国民和公民的语言资源，协助应对紧急状况时提供所需要的语言服务。在中国，这种语言服务涉及到汉语普通话和各地方言，英语和其他相关语种以及手语。国家应急语言能力从宏观上看涉及国家应急语言规划的完善、国家应急语言能力的评估、国家应急语言资源的储备与调动等需要长远规划与建设的方面；从微观上看可以涉及应急语言服务的行动预案、队伍组织、人才培养以及事后评估总结等方面。加强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建设对我国处理重大公共突发事件或其他紧急事件有着深远而积极的意义。

三、建立国家应急语言服务人才培养体系

1 国家应急语言服务人才培养体系的概念

一个国家的语言服务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风平浪静的日子里不忘记养兵，一旦有紧急情况发生，就有优质的“兵源”可以执行应急状态下的各种应急措施，提供全方位的语言服务。以本次抗击新冠肺炎的过程为例，应急语言服务人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一是专职和兼职语言服务人员。在政府应急机构中设置语言服务专门岗位，负责语言应急服务的规划制定、民情调研、检查评估、咨询报告、资源协调等工作。有突发状况可以快速反应，向上提供应急语言服务的法律依据、应急思路和部署方案，参与记录并提供实时的语言生活现状，作为灾情与抗灾活动评估的依据之一；向下帮助相关机构制定中外文术语、宣传口号、标语报道等内容，同时对基层提供所需的语言服务。在这次抗疫中，这个环节显然缺位，后经紧急调动有所补救，但若有预案甚至演练，反应速度会快很多，不至于手忙脚乱。

以“新冠肺炎”的中英文命名为例，2020 年1 月30 日，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命名为2019-nCoV（急性呼吸疾病），把病毒命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020 年2 月7 日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暂时命名事宜的通知》中提出，将此病暂时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2 月11 日，世卫组织又重新命名为COVID-19，11 日晚，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正式命名为SARS-CoV-2。随后，冯志伟先生向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建议沿用“新冠肺炎”，并采用“萨斯-冠2”（病毒名）。由此可见，从2019 年底病毒开始传播以来，有关病毒的命名讨论一直在进行，不同的官员和学者的命名立场、方式和思路都不同，结果就大不相同。如果提前做好各种研究和命名方案，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有法律法规作为依据，术语命名就有章可依，快捷准确了，如全球对台风就有一套完整的命名体系，随时可以统一命名，也不会产生地域、民族或国家的歧视等问题，避免了很多矛盾产生。

专职和兼职的语言服务人员主要以政府公务人员为主，平时对他们开展相关语言服务法律法规和执行方案教育，紧急情况出现时兼职人员可以在专职人员的帮助下，根据各级政府的政策采取相应措施，提供相关的语言服务。政府公务人员比民间人士更有权威性，更容易调动资源应对紧急状况。

以新冠肺炎疫情的语言救援为例，湖北省政府和武汉市政府如果在应急机构或预案中有若干名训练有素的专兼职应急语言服务人员，在疫情发生后，领导机构讨论处置方案时就可以适时提出语言服务的政策与措施建议，不至于束手无策时才由民间自己想方设法。对本地人的标语禁令如何用准确的方言表达，如何帮助外地医护人员听懂本地患者的方言，北京语言大学李宇明教授等专家团队很快就积极参与抗疫的语言服务，观察了解并记录研究相关语言生活，民间很快出现了帮助医患沟通的方言手册和音频视频，体现了语言服务专兼职岗位与人员存在的必要性。还有，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各地区在防疫过程中都要对居民进行逐一排查，开展流行病学的追踪等，参与排查的基层民警和街道干部很多都以本地方言开展工作，有时也需要提供语言服务如外语和手语。我国提倡保护方言多样性，专兼职的语言岗位和人员更是刚需，不可忽视。

二是专家学者、政府公务员、社会工作者、高校志愿者等。在历次天灾人祸发生时，都有专家学者和社会工作者及志愿者积极参与，例如，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在本次疫情发生后积极开展工作，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师生为国际医疗专家翻译来自前线各地的一手病例和疫情报告，中国翻译协会及时建立疫情权威外文发布机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钱芳老师为世卫组织专家考察武汉疫情提供现场口译服务，四川大学外语学院吉晋老师跟随中国医疗队赴意大利参加援助等。不少翻译师生在疫情中主动作为，积极参加志愿者活动，主动提供语言服务，这是一支不可小觑的生力军。这部分人员主要涉及两种：一种是拥有汉语和外语两个以上语种的工作能力者，另一种是拥有汉语普通话和某地方言工作能力者，还有就是听人和聋人之间沟通所必须的手语能力者，当然还包括有些学者同时拥有汉语普通话、方言和外语工作能力。汉语和外语双语工作者主要负责汉语和各类外语之间的沟通，如汉外术语翻译、新闻发布会翻译、专家考察现场翻译、疫情报告翻译、救灾物资说明翻译以及各类传媒翻译等，涉及的语种往往也不固定，如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开始以汉、英为主要工作语言，对国际社会及时发布国内疫情为其主要内容，后因疫情传播，病毒所到之地的语言都有所涉及，语种范围迅速扩大。汉语普通话和方言工作者主要负责使用方言者与其他地区人员之间的沟通，例如，四川大地震救灾需要懂得四川方言者协助，新冠肺炎疫情中全国各地几万人驰援湖北，大量患者使用湖北方言，方言理解与翻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疫情在亚欧美等地扩散后，除了英语、韩语、日语、法语、意大利语等，各语种也有自己的方言。日常生活中的语种和方言使用并不显山露水，因为总能找到替代的解决方法，人们感受不到语言服务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一旦灾情发生，沟通成为生命的希望，掌握语种和方言沟通就成为救命重器。

三是口译员、笔译员、项目经理、质量管理人员等。语言服务专门的机构除了政府机构外主要是企业，语言服务企业往往比政府机构更加敏锐，更加主动提供语言服务。针对语言服务企业抗疫情况的调查显示（王立非等，2020a），“超过七成的受访语言服务企业以各种形式，不同程度地参与疫情抗击，提供语言服务”，主要形式有线上 / 现场口笔译服务、海外捐赠语言服务、外籍人士提供咨询服务、疫情相关培训和网络及手机抗疫产品研发等。虽然疫情防控中的撤侨、停航、停发签证等举措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海外语言服务业务开展，导致部分英语国家的业务暂停或取消，从而影响到英语相关的语言服务，但我们能看到不少企业灵活采取不同的线上服务方式，如提供线上笔译服务，还有部分线上口译（如电话咨询、视频会议等），以及产品本地化服务等。在这次抗疫战斗中，语言服务企业的主动作为体现了人道主义大爱，也凸显了语言服务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担当。

在上述三类语言人才中，需要共同具备的一种语言能力就是手语（哪怕是基本）沟通能力。在日常生活中听障人士已被忽视而成为弱势群体，当灾难来临，他们更加无助。从媒体报道可知，仅重庆沙坪坝区磁器口街道磁建村社区就有144 户聋人家庭（见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2020 年3 月2 日讯）。全国有7 200 万残疾性听障人士，他们也需要求医问药，他们也需要了解疫情动态，他们也需要社区关怀，他们更需要手语服务，而我们相应的人才培养却一直缺位。目前，疫情扩散至全球，通过国际疫情报道，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很多国家的新闻发布会上，主讲人身后或旁边总有手语翻译的身影。反观国内的情况就令人担忧了：疫情期间的重要新闻发布会上极少配有现场手语翻译，听障人士无法在第一时间了解国家动态和疫情状况；即便有手语翻译，也没有可供疫情期间手语翻译传达资讯的“透明口罩”，没有嘴型、表情的辅助，手语翻译无法传递全面到位的信息，导致沟通效果不佳。抗击疫情以来，各地方聋协制作手语视频、线上培训课程宣传疫情进展和防范措施，高校聋哑教师志愿服务，民众的自发救助行动等都为残障人士送去了温暖，但仅凭民间发动力量缓解弱势群体的困难处境是远远不够的。我国的语言服务原本就很少关注弱势群体的语言服务需要，这已经与国际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相比有所滞后，因此，在应急语言服务的体系化建设中更要特别关注弱势群体和残障人士，给予及时的关爱和帮助。

2 如何建设国家应急语言服务人才培养体系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迫切需要构建完整和有效的国家应急语言服务人才培养体系。首先要针对汉语外语和汉语普通话方言两种不同的情况调研社会需求，评估应急语言服务的数量需求和场景术语等需求。例如，国际专家视察的口译服务、国际援助物品的通关语言服务、国际援助物品的产品资料翻译、国内疫情和抗疫形势的新闻发布与媒体传播、抗疫资源的产品说明书翻译（含技术写作）、国际人员流通渠道的语言沟通等；国内抗疫主战场的相关方言、方言与普通话和方言直接与外语之间的沟通等等，都需要考虑在内。

对于政府而言，各级政府机构应设立相应的应急语言服务管理岗位，或指派专人负责应急语言服务的管理与沟通协调工作。此外，各级应急管理办公室或组织人事部门根据语言服务的具体需求，确定培训目标和培训对象，委托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社会培训机构和社会（志愿者）组织等开展应急语言服务培训及常态化演练，一如日本的地震应急演练。上述人员既要具备一定水平的英语沟通能力（其他语种视地域有所侧重，如山东对韩语的需求等），又要有本地方言的沟通能力，甚至还要具备基本的手语翻译能力。他们要熟悉抗疫抗灾相关法律法规，也要了解本地区居民生活习惯和特点，可以根据预案随时开展相关语言服务工作。

对于高校而言，汉语教学要有相应的应急语言人才储备和培养方案，外语学科也要切实从实际需要出发，除了王立非等（2020b：7）指出的在学科和专业设置上有关应急语言服务的课程调整，当务之急是在现有条件下考虑先在汉语和外语院校建立语言服务志愿团体，立即着手培养语言学习者为社会提供应急语言服务的意识、精神和基本能力。

无论是汉语还是外语院校，都可以考虑分三步走：第一步，在现有语言教学中增加应急语言服务课程，让学生了解应急语言服务的意义、范围、内容、职业道德和一般操作规范等，掌握基本的应急语言服务能力，包括汉语及方言、外语以及基本的手语应急沟通能力；第二步，在语言专业中增设语言服务方向或应急语言服务方向，系统教授应急术语的创立、翻译、建库及管理，应急语言表述的规范、文体与写作，应急数据的统计分析与报道，应急语言服务的管理等技能；第三步，建设从本科到研究生的应急语言服务专业，本科生侧重训练应急汉语和一两门外语及手语的应急沟通运用能力，培养基本的应急语言服务意识和操作能力；研究生则重点提高相关的写作、翻译和管理能力，包括应急语言服务的上下游关系协调能力等。在上述三步教学中，特别要强调的是开展志愿者精神的培养，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掌握各种应急语言服务技能的人，他们必须拥有志愿者无私奉献的精神，愿意随时随地用自己的语言特长服务社会。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语委规划项目等都要设立应急语言研究的相关课题指南和经费资助，引导广大专家、学者和科研人员、研究生参与课题申报，各类语言研究机构都要支持开展应急语言服务研究，针对每次灾情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找到解决方案。尤其要重视在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中明确应急语言服务应有的作用与地位，让应急语言服务有法可依、有规可循。还要开展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特别是应急语言能力的研究。2018 年，国家语委推出了《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我们期盼《汉语能力等级量表》早日问世。在汉语和外语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在现有语言能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展应急语言能力课题研究。此类研究不以单纯的发表论文为目的，主要是针对性和有效性应用研究，成果评估以实际应用为标准，可以对防灾抗灾提供有效的语言服务解决方案、应用技术或实用操作方法，对实用性好和效果佳的优秀方案、应用技术和实用方法给予评奖和奖励，并推荐申请国家专利，表彰奖励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对于行业而言，不仅要继续完善应急语言服务人才平台建设、相关软件开发、案例数据建库、咨询调研、评估机构等（王立非等，2020b：7），语言服务企业还应从疫情中获得经验和教训，一是反思语言服务的潜力和储备，预估语言服务在灾后重建中可以发挥的作用，积极调整自己的经营方针去应对可能出现的情况；二是在复工过程中要总结服务经验，确保服务质量，同时总结线上服务的质量管理和居家办公的管理方式。本次新冠病毒疫情给部分语言服务企业带来了商机，也给部分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造成重创，整个语言服务行业都要以此为契机，重新规划行业的发展，规划人才的培养，规划未来的应急语言服务如何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