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和《竹书纪年》于晋咸宁、太康间自汲郡战国魏墓中重见天日不同，清初李绿园所撰长篇小说《歧路灯》，200年来尚有“三五部抄本于穷乡僻壤间”[1]206，后复有洛阳清义堂1924年的石印全本和北京朴社1927年的冯友兰、冯沅君兄妹勘校的铅印前二十六回本，但终究是知者甚稀，将次晦没。现在，《歧路灯》一百零八回经栾星同志校注，由中州书画社出版了，这实在是一件应该受到称赞的大好事。

早在20世纪20年代，郭绍虞先生就盛赞《歧路灯》是“有价值的伟著”[2]788，朱自清先生也认为“《歧路灯》是中国旧来仅有的两部可以称为真正‘长篇’的小说之一”[3]553。20世纪80年代初，姚雪垠同志为《歧路灯》作序，更肯定《歧路灯》在我国古典长篇小说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而另一方面，我国小说史研究的开拓者鲁迅、胡适以及其他前辈学者似不曾注意到它，几乎所有的文学史、小说史著作，也都没有提到它。这种奇妙的状况意味着，《歧路灯》在中国小说史上究竟应该占据什么地位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一

中国的小说自来无史，留给我们的只是一部部现成的作品。要研究中国小说演进的历史，只有靠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去透视这一部部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应该把一部小说史看成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其中，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物质生活的变化，是小说发展的客观条件，而作品内容和形式的继承与创新，则是小说史长河的实体。我们要确定一部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般应从三个方面去考察：第一，要看在这部作品之前曾经产生过什么杰出的作品，它从它的前辈那儿继承了些什么(包括思想内容、表现形式等方面)，在什么方面提供了比它的前辈更多、更新的东西；第二，要看与这部作品同时，即在相同或相近的气候土壤中产生了哪些作品，它们之间的同异高下如何，从中看出它的独特的贡献表现在什么地方；第三，要看在这部作品之后，又有什么杰出的作品问世，它在哪些方面可以成为自己后来者的前导，或者为后来者提供了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

从时间上看，《歧路灯》写于18世纪中叶，比《水浒传》晚400年左右，比《西游记》晚200年左右，比《金瓶梅》晚150年左右，比《醒世姻缘传》晚100年左右，和《儒林外史》几乎同时。“绿园与吴敬梓为同辈人，少敬梓六岁。《歧路灯》开笔的第二年，《儒林外史》已脱稿，当《歧路灯》约写完五分之三时，吴敬梓客死于扬州。”[4]10比《红楼梦》略早：“绿园较曹雪芹年长约九岁，《歧路灯》开笔比《红楼梦》开笔早六年，绿园约写完《歧路灯》的前八十回以‘舟车海内’辍笔时，《红楼梦》尚未具雏形。绿园老年续写《歧路灯》的结尾部分时，大约高鹗也正在续写《红楼梦》的结尾部分。”[4]8-9上述时间表，可以大致判断《歧路灯》在小说史上的坐标。当然，单凭这份时间表来安排它的历史地位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具有根本意义的东西。首先我们必须判明：《歧路灯》处在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发展进程中这样一个时间表中间，是纯粹偶然的，还是有其内在逻辑的必然性？它是这一历史长链中一个可有可无的附加物，还是一个有机地衔接在其中的环节？

李绿园有丰富的文学史素养，对于古典小说中的杰出作品都非常熟悉。他在《〈歧路灯〉自序》中说：“古有四大奇书之目，曰盲左，曰屈骚，曰漆庄，曰腐迁。迨于后世，则坊佣袭‘四大奇书’之名，而以《三国》《水浒传》《西游》《金瓶梅》冒之。呜呼，果奇也乎哉！”[5]在《歧路灯》中，关于这几部书的话头也时时出现。如书中写到戏班上演《全本西游记》《潘金莲戏叔》《武松杀嫂》等，写到衙门幕友说“《三国》上‘六出’‘七擒’，《西游》上‘九厄’‘八难’，《水浒传》李逵、武松厮打的厉害，《西厢记》红娘、张生调笑的风流”(1)李绿园：《歧路灯》，郑州：中州书画社，1980年版。本文所引《歧路灯》文本均据此书，不再一一出注。等。小说中巫翠姐称赞，“像那瓦岗寨、梁山泊，才是正经贼”，已是出语惊人；侯冠玉授徒，竟以《西厢》为教材，以《金瓶梅》为课外读物，公然赞美“这《西厢》文法，各色俱备。莺莺是题神，忽而寺内见面，忽而白马将军，忽而传书，忽而赖柬。这个反正开合、虚实浅深之法，离奇变化不测”。赞美《金瓶梅》，“那书还了得么？开口‘热结冷遇’，只是世态炎凉二字。后来‘逞豪华门前放烟火’，热就热到极处，‘春梅游旧家池馆’，冷也冷到尽头。大开大合，俱是左丘明的《左传》、司马迁的《史记》脱化下来”，更是惊世骇俗之谈。尽管作者一再斥责《金瓶梅》为“宣淫之书”，《水浒传》为“倡乱之书”，尽管小说中的侯冠玉、巫翠姐都是作者有所贬抑、否定的人物，但我们仍然不难看出，作者对于元明戏曲小说是相当熟悉的。主观上对过去作品思想倾向的排斥抵制，并不妨碍创作实践上对它们的优秀传统,尤其是创作方法和艺术技巧的容纳和继承，这在李绿园身上是奇妙地统一起来的。这一点，从《歧路灯》这部作品本身，可以得到令人信服的证明。

二

自两宋以来，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级的兴起，促使中国文学发生了深刻变化，其标志就是“其时社会上却另有一种平民底小说，代之而兴了。这类作品，不但体裁不同，文章上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话，所以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6]在“说话”艺术发展的基础上，我国第一部现实主义白话长篇小说《水浒传》诞生了。《水浒传》以“讲史”的形式记叙了宋江起义的传说，并借助这个大轮廓，把许多本来属于“小说”(名“银字儿”)范畴的传奇、公案、烟粉、灵怪、扑刀、杆棒、妖术、神仙类的相对独立的故事连缀成一个整体。《水浒传》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座丰碑，它实际上成为后世小说创作异常丰富的源泉和典范。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既影响到《说岳全传》这样的英雄传奇小说，也影响到《龙图公案》《三侠五义》这样的公案侠义小说，但是，真正成为开拓性的、具有创新意义的，却是它对于《金瓶梅》这样的人情小说或曰社会小说的影响。从《水浒传》题材的固有属性来看，它应该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传奇，然而由于《水浒传》创作过程的特殊性，使它更多地具备了“为市井细民写心”，即以市井细民的眼光来观察、思索、评价现实世界，从而写出市民尤其是中下层市民的思想、感情、愿望的特质。在《水浒传》中，出现了相当多的对于市民家庭日常生活的描写，给人以很深的现实感。如果说从描写神怪、英雄到平凡人的日常生活，是小说发展的重大转折的话，那么《水浒传》正是实现这一转折的先驱。

《金瓶梅》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典小说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从《水浒传》中武松故事的一支，派生出了以西门庆这一市井恶霸、暴发商人和封建官吏三位一体的家庭的兴衰故事；发扬了《水浒传》重视日常生活描写的特点，进一步摆脱了历史事件的羁缚，而以现实中平凡人物的家庭兴衰史为题材，并取得了成功。但是《金瓶梅》还不能不有所依傍，撇开了《水浒传》，就不可能有《金瓶梅》，更不要说它在不少地方还干脆大段移录《水浒传》的原文。同时，所谓《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的论断，也大有讨论的余地。赵景深先生认为：“《金瓶梅词话》是民间的集体创作。”[7]徐朔方先生说：“兰陵笑笑生之于《金瓶梅》并不象(像)曹雪芹之于《红楼梦》那样纯然是个人创作，而更象(像)罗贯中、施耐庵之于《三国演义》《水浒传》那样的关系，是在艺人说唱——词话的基础上写定的。”[8]由此看来，说《金瓶梅》是第一部文人独立的创作，还很难成为定论。相比之下，《歧路灯》方称得上真正的文人独立创作的、以家庭为中心描摹世态的杰出长篇白话小说，它不仅继承了《金瓶梅》从内容到形式的许多长处，而且有很大的发展与提高。

暴露社会的黑暗，是《金瓶梅》进步意义之所在；《歧路灯》通过对于社会环境和人物形象的描绘，也相当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败。娄潜斋参加会试，仅因策问中有“汉武帝之崇方士，唐宪宗之饵丹药”之言，影射了当朝皇帝，就被主考官弃置不取。谭孝移不愿为官，主要是因为“阉寺得志”而“实难屈膝”，且“怕的是廷杖——这个廷杖之法，未免损士气而伤国体”。在这些方面，锋芒都是指向最高统治者的。作品还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各级官僚胥吏索贿受贿的无耻勾当。谭绍闻因平定倭寇有功，奉旨朝见，兵部书办却以“文副贡叫兵部引见，向无本例”为借口，百般勒索，直到盛希瑗偷垫了二百四十两银子，才得引见。小说辛辣地说：“银子不到书办手，如何能合朝廷的例？”谭孝移被保举为“贤良方正”，书办也借“包文移巧词渔金”，直待银钱到手，果然是“舟子不费丝毫力，顺风过了竹节滩”。这些堂堂正正的事尚且如此，到了那需要官吏徇情枉法之处，就更是“钱上取齐”了。《歧路灯》第五十二回写谭绍闻为“诱赌逼命”一案，找夏逢若、邓兰变策划，向董县主送了一份厚礼，有一段“四六”文：

结交官府，全靠着“谨具”“奉申”；出入衙门，休仗那“年家”“顿首”。倘拟以不应之律，原是陋规；若托乎致敬之情，也像典礼。长者如卷轴，方者如册页，无非上好的纱罗绸缎。走者拴蹄角，飞者缚翎毛，俱是极肥的鸡凫猪羊。光州鹅，固始鸭，还嫌物产太近。汤阴绸，临颍锦，尚觉土仪不奇。当涂莼，庐陵笋，广宁蕨，义州蘑菇，远胜似睢州藻豆、鲁山耳。安溪荔，宣城果，永嘉柑，侯官橄榄，何须说河阴石榴、郑州梨。上元鲥，松江鲈，金华熏腿，海内有名佳品。广昌葛，昆山苎，蒲田绒绢，天下无双匠工。毛深温厚，蔚州熊豹之皮；长腰细白，吴江粳稻之米。武彝茶，普洱茶，廷平茶，各种细茗。建昌酒，郫筒酒，膏枣酒，每处佳酿。色色俱备，更配上手卷款绫。多多益善，再加些酱筒醯瓮。尤要紧者，牛毛细丝称准二百两，就是师旷也睁眼；最热闹的，小楷写满十二幅，总然陈仲亦动心。

简直是一篇绝妙的声讨行贿的檄文。正如满相公所说，“天下无论院司府道，州县佐贰，书办衙役，有一千人，就有九百九十个要钱作弊的”。这种对于封建统治集团黑暗内幕的暴露，还不深刻，还不触目惊心吗？

从对经济关系的描写入手，反映出那一时代的历史内涵和本质特点，是《金瓶梅》认识价值之所在；《歧路灯》通过艺术形象的描写，也写出了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升沉变化，对于社会历史进程作了真实而生动的反映。一方面，作品写出了封建世家没落的不可阻挡的颓势。盛希侨家、谭绍闻家、张绳祖家，乃至夏逢若家，祖上都曾经做过大大小小的官，都为子孙积下了厚薄不等的家业，然而纨绔子弟不事生业，坐吃山空，即使不走“歧路”，也难以持久。走科举之路，升官发财，实在也希望甚微。难怪像盛希侨那样豪爽的人物，也要商量着“做一宗生意，图个营运”了。另一方面，作品也反映出市民阶级虽然还残留着旧日那种卑谦的心理。如王春宇所说的那样：“小弟不成才，把书本儿丢了，流落在生意行里，见不的人。”他们艳羡封建世家的门阀地位，要与之结亲拜友，但财大气粗，情况又可以说是今非昔比。宋云岫从事海上贸易，资金共长了一万三千五百二十七两九钱四分八厘，慷慨地支持谭孝移、娄潜斋：“只要中进士，拉翰林，做大官，一切花销，都是我的，回家也不叫还。”充分反映了工商业者“不干净”的金钱，已经侵蚀到“圣洁”的科举中来了。但是，金钱本是无情物，所谓“仁不统兵，义不聚财”，资本膨胀起来的工商业者，以他们所拥有的金钱的力量，尤其是高利贷的力量，咄咄逼人地向封建世家进逼过来。王中对谭绍闻说：“咱的来路抵不住利钱，将来如何结局？”正道出了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

洞达世情，写出形形色色的鬼蜮形象，是《金瓶梅》在艺术上的突出成就。在这一方面，《歧路灯》也有过之。现作一个比较。应伯爵是《金瓶梅》中最重要的反面典型之一，序中说“作者借应伯爵以描画世之小丑”。应伯爵插科打诨，趋炎附势，固然丑态百出，令人生厌，但这个小丑充其量只能算一种类型化的漫画式的平面的角色，是某种抽象意念的化身。而《歧路灯》中的夏逢若，却是一个具有多层次、多侧面的立体的形象。他是勾引谭绍闻一误再误的“调唆犯”，但作品也竭力写出他的喜怒哀乐，他的卑劣手段，无赖声口和处世哲学，最丑恶的本质与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完美的艺术形象，浑然融为一体。

如果说以上几个方面是《歧路灯》与《金瓶梅》所共有而《歧路灯》又出而上之的话，那么，《歧路灯》更具有《金瓶梅》望尘莫及的长处，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两点：

第一，《金瓶梅》是以反面人物为主角的小说，全书通是黑暗、腐朽，看不见光明、看不见理想。《歧路灯》则不然，它的主导面是宣扬正理、宣扬上进。作品所树立的正面模式固然只是“用心读书，亲近正人”，企图用此以挽救封建世家衰败的颓势。正如朱自清先生所指出的，“《歧路灯》的题材，简单地说，只是‘败子回头’。但这个败子，本来并非败子，他父亲竭尽心力，原想他成为一个克家的令子；而他自己也时时在理欲交战中。他父亲死了，他结交了‘匪类’；因为习染的关系，便让欲将理战胜了。‘东捞西扯，果然弄的家败人亡’。后来受够了‘贫苦煎熬’，阅历了人世险诈，加以族人、父执、义仆等的规劝，这才‘改志换骨’，重新让理将欲战胜了。这个理欲不断的战争和得失，便是本书的教训，或说是理想”[3]553-554。朱自清不赞同对《歧路灯》中的“理学话”采取全盘否定态度，说：“那些理学话，又都是作者阅历有得之言，说得鞭辟入里，不枝不蔓；虽是抽象的，却不是泛泛的，所以另有一种力量，不至与老生常谈相等。”[3]554这些话都说得很好。《歧路灯》还通过一批好官的正面形象，表达了作者“爱惜民命”的思想。祥符知县荆公尝对幕友说，他“一切官司也未必能听断的如法，但只要紧办速办，一者怕奸人调唆，变了初词；二者怕黠役需索，骗了愚氓；三者怕穷民守候，误了农务”。娄潜斋做济宁知府，也主张“狱贵速理”，说：“人命重情，迟此一夜，口供就有走滚，情节便有迁就。刑房仵作胥役等辈，嗜财之心如命，要钱之胆如天，惟有这疾雷不及掩耳之法，少可以杜些弊窦，且免些乡民守候死尸，安插银钱之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道台谭绍衣对“邪教”一案的态度。谭绍衣得了抚院密委，带了三百名官兵，二十名干役前去捕捉。当谭绍衣见了“邪教”奉祀的神轴，暗道：“可怜这一个奇形怪状的像，葬送了一家性命。”他搜查到一本黄皮书儿，即塞在靴筒内，临了，只逮去主犯王蓬一名。当王蓬在审讯时招供那黄皮书上记载的乃是他所封的“将军”“布政”所布施的银钱数字时，谭绍衣即怒责他“胡说”，并指示招房“这几句虚供不用写”。事后，抚台提出“还得追究党羽”，谭绍衣说：“此犯渔色贪利，惑愚迷众，这众人尚不在有罪之例。”结案回来，取出靴筒内黄本儿向烛火一燃，细声叹道：“数十家性命，赖此全矣。”作为封建国家机器组成部分的官僚，他的职能自然是镇压人民的反抗，这一点在谭绍衣也不会例外；但是他在极为复杂的情况下，却能保持头脑的清醒，不去罗织钩致，而是“曲全生灵”，这种思想意识是值得肯定的。谭绍衣式的好官形象，是以往的文学作品中所不曾有过的。总之，对于人民的一定程度的同情，是《歧路灯》中可贵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元素。

第二，《金瓶梅》充斥大量露骨的色情描写，笔墨秽亵，而《歧路灯》则完全不同。《歧路灯》写谭绍闻为匪人引诱，日趋堕落，吃酒赌博，狎尼宿娼，堕入恶趣是很容易的。但作者头脑清醒，书中有诗云：“每怪稗官例，丑言曲拟之。既存惩欲意，何事导淫辞？”作者坚决不蹈“小说家窠臼”，因此通篇笔墨干净，毫无不堪入目之处。这一点不仅《金瓶梅》难以望其项背，即便《醒世姻缘传》与《红楼梦》也无法相比。由此可见，《歧路灯》是继承了《金瓶梅》的长处，避开了《金瓶梅》的短处，有所发展、有所创新的，真正由文人独立创作的现实主义长篇白话小说。

三

《歧路灯》和《儒林外史》的作者，由于生活经历、艺术情趣以及世界观的不同，使这两部作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异；不过，它们所反映的却是同一个时代和那一时代固有的矛盾，反映着这种矛盾的社会思潮，却不免同样会在两部作品中打下自己的烙印。

乍一看来，《歧路灯》与《儒林外史》的思想倾向是完全相左的。后者痛诋科举制度，鄙夷热衷功名者的肮脏灵魂。前者则主张“认真读书”，津津乐道于“金榜题名”，但那仅是一个方面的现象，而且即使在这一方面，二者也有相通点。

《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曾经宣扬“‘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大道理，说“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而《歧路灯》中的侯冠玉，也公然宣称“时文有益，《五经》不紧要”，因为“学生读书，只要得功名；不利于功名，不如不读。若说求经史、摹大家，更是诬人。你想古今以文学传世者，有几个童生？不是阁部，便是词林，他如不是大发达，即是他那文章，必不能传。况且他们的文字俱是白描淡写，直与经史无干。何苦以有用之精力，用到不利于功名之地乎？”请注意，侯冠玉在《歧路灯》中，是比马二先生更受到否定和指摘的反面形象。《儒林外史》通过王冕之口，指责八股取士之法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歧路灯》也反对八股文，主张通经致用。书中写出的几个正面人物如娄潜斋、程嵩淑等，都是极少八股气的豪爽正直的人物，娄潜斋就说过“若一定把学生圈在屋里，每日讲正心诚意的话头，那资性鲁钝的，将来弄成个泥塑木雕；那资性聪明些的，将来出了书屋，丢了书本，把平日理学话放在东洋大海”的话。他还认为“士农工商，都是正务”，这些见解都比较通达。作品还写谭绍闻闲谈中，留心浙东宁波人士关于火攻破倭寇的议论，及至随谭绍衣御敌之时，果然以火箭大破倭寇，这也是“经世致用”的结果。

《歧路灯》还塑造了一群颇具“儒林外史气”的人物形象，往往亦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9]229。如谭孝移在戚翰林寓处遇见的少年得志的濮阳太史，趾高气扬，矫饰作态，要草青词，又不懂老子过函关坐什么车的典故。待谭孝移恭敬地告诉以后，他便“忽的站起身来，说道：‘本欲畅谈聆教，争乃敝衙事忙，明日建醮，该速递青词稿。幸会，幸会。’一面说，一面走”了。祥符县副学陈乔龄，更是不学无术。他自己承认“我当日做秀才时，卷皮原写习《诗经》，其实我只读过三本儿，并没读完。从的先生又说，经文只用八十篇，遭遭不走。我也有个抄本儿，及下场时，四道经题，俱抄写别人稿儿。出场时，连题也就忘了。如今做官，逢着月课，只出《四书》题，经题随秀才们自己拣着做，就没有经文也罢”。

惠养民绰号“惠圣人”，满口正心诚意，井田封建，“早把个谭绍闻讲的像一个寸虾入了大海，紧紧泅了七八年，还不曾傍着海边儿”。他在孔耘轩的席上大批《阴骘文》，说：“吾儒以辟异端为首务，那《阴骘文》上有礼佛拜斗的话头，明明是异端了。况且无所为而为之为善，有所为而为之为恶，先图获福，才做阴功，便非无所为而为之善了。”谁知在离席谢扰时，却开口道：“耘老果品极佳，恳锡三两个。有个小儿四岁了，回去不给他捎个东西，未免稚子候门，有些索然。”这种刻画，亦可称“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9]231。

另外，如“平素好做几句歪诗，竟看得是为其事于举世不为之日，又好在《字汇》上查几个画数儿多的字儿，用到他那诗上，自矜淹博”的谢经圻。“初在各铺子前柜边说闲话儿；渐渐的庙院看戏，指谈某旦脚年轻，某旦脚风流；后来酒铺内也有酒债，赌博场中也有赌欠；不与东家说媒，便为西家卜地”的侯冠玉。自称“方外野人，尘心久淡”“爱这丹诀，能周人济厄”，实则是大骗子的武当山道士等，都使人几乎感到是俨然游于《儒林外史》之中。

当然，《歧路灯》与《儒林外史》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各有其侧重点，并不等量齐观。就其总容量来说，《歧路灯》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似乎要更广阔一些，它所包容的思想内涵，也似乎要更丰富一些，唯此之故，《歧路灯》在结构上，也就显然具有《儒林外史》不及的成就。鲁迅曾经指出，《儒林外史》“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9]229。而《歧路灯》结构完整而严谨，朱自清先生说它“全书滴水不漏，圆如转环，无臃肿和断续的毛病”，实非过誉之词。《歧路灯》第一回“念先泽千里伸孝思，虑后裔一掌寓慈情”，写丹徒宜宾派谭绍衣下书，邀移籍祥符的鸿胪派谭孝移南去共修族谱，从“念先泽”到“虑后裔”，揭示了全书的大纲。朱自清先生说：“这第一回文字在结构上，却是极有意义的：它不但很自然的引出全书，并且为后面一个大转机的伏线……这样大开大阖而又精细的结构，可以见者作者的笔力和文心。”[3]555接着写谭孝移延师教子，极为细密慎重，师严徒聪，甚为相得；接着写颁下喜诏，谭孝移被举为“贤良方正”赴京，临别要言叮妻，此为一小转折。接着写谭孝移病故，临终病榻嘱儿“用心读书，亲近正人”，此为一大转折；父死师惰，谭绍闻年幼失教，便为“匪类”所诱。一误于盛希侨，再误于夏逢若，三误于茅拔茹，四误于张绳祖，五误于高皮匠，六误于管贻安，七误于钱可仰，八误于虎镇邦，九误于赵天洪，十误于武当道士。作者笔力遒劲，文气茂畅，大起大落，大开大阖，敢于相重相犯，决不避重就轻，诚乃弄潮之好手，雕龙之巨匠。郭绍虞先生说：“他写到谭绍闻的堕落，那就一直写下去好了，那知他偏要在此间生出许多波澜，卖弄手段，才堕落，又悔悟，才悔悟，又堕落，层波迭澜，真如置身山阴道上，应接不暇。”[2]787朱自清先生说，作者还“处处使他的情节自然地有机地发展，不屑用‘无巧不成书’的观念甚至于声明，来作他的藉口；那是旧小说家常依赖的老套子。所以单论结构，不独《儒林外史》不能和本书相比，就是《红楼梦》，也还较逊一筹；我们可以说，在结构上它是中国旧来唯一的真正长篇小说”[3]555-556。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总之，从中国长篇白话小说的演进史来看，《水浒传》—《金瓶梅》—《歧路灯》，是一条有着内在联系的轨迹，而《儒林外史》则似乎还处在这条轨迹的边上，尽管在文学史上，《儒林外史》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四

《缺名笔记》云：“吾乡前辈李绿园先生所撰《歧路灯》一百二十回，虽纯从《红楼梦》脱胎，然描写人情，千态毕露，亦绝世奇文也。”[1]206说《歧路灯》“纯从《红楼梦》脱胎”，是弄错了作品写作年代之故，然而这一误会却并非全无道理，它表明《歧路灯》和《红楼梦》二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的地方。对比二者的异同，不仅可以进一步摆正《歧路灯》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还可以悟出若干中国小说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性的东西。

从取材看，《歧路灯》是“记载一家的盛衰”[2]780，与《红楼梦》同。《金瓶梅》虽然也写了一个家庭的历史，但西门庆只是一个市井的暴发户。《歧路灯》写的则是一个四世“书香相继，列名胶庠”的封建世家。这样一个封建世家，由于其自身的腐朽性，加上商品经济的冲击、高利贷的盘剥，已经濒于“灯消火灭，水尽鹅飞”的境地。作品介绍说，“论起来谭绍闻家私，每年也该有一千九百两余头”，他收入的主要来源是佃户缴租和出赁房银二项。但开销过大，入不敷出，“手头委实没有”，债务猬集，只能割产还债。相形之下，南乡的吴自知，是个令人生厌的“乡瓜子”，但“若是要一万两万，他也不费周章”；王春宇做药材生意发了大财，竟讲到几十万上，连家人的子孙开粮食坊子，也有了三千家当，当日主人家的后代倒要向他借贷。这种经济上的分化，更加速了封建世家走下坡路的进程。《歧路灯》第七十八、七十九回，写谭绍闻在盛希侨的支持下，硬撑着为母亲祝寿，并庆贺巫氏得子，书中评论道：“这两回书，街上送屏的花团锦簇，厅前演戏的绕梁遏云。若论士庶之家，也就算繁华之甚、快乐之极了。我再说一句冷水浇背的话：这正是灯将灭而放横焰，树已倒而发强芽。”真是充溢着封建末世的悲哀。尽管作品主张通过读书—科举—做官来挽救世家的没落和衰败，但给人的感觉是无力的，没有什么指望的。

同是写家庭的盛衰，《歧路灯》的谭家与“衣冠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的贾府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唯此之故，狭小的碧草轩，就只能供几个人物一时的坐起，不像大观园那样，足以成为包容几乎一切重场戏的舞台。不过，这个先天的不足，倒促使《歧路灯》不得不把视线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在与社会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中，来更为真切地揭示封建世家衰败的历史原因。《歧路灯》展现了开封这个古老都市的风情世态，还通过谭绍闻的足迹，把这种社会风貌的描写扩大到外乡如亳州、济宁等地，这种活生生的社会风俗的描述，是极其成功的。正是在这样极为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下，《歧路灯》着意描画了上百个不同阶级、不同阶层“千态毕露”的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朱自清先生评论道：

本书不但能写出各色人，并且能各如其分。《儒林外史》的描写，有时不免带有滑稽性的夸张，本书似乎没有。本书尤能在同一种人里，写出他们各别的个性，这个至少不比写出各色人容易。如他写娄潜斋、侯中肴、惠养民同在谭家做过教读先生，但心地、行止是怎样悬殊！又如谭绍闻、王隆吉、盛希侨都是好人家子弟，质地都是好的，都是浮荡少年；这样地相同，而度量、脾气又是怎样差异！作者阅世甚深，极有描写的才力，可惜并没有尽其所长。他写道学的反面，原只作为映衬之用。他并不要也不肯淋漓尽致或委曲详尽地写出来，所谓“劝百而讽一”，想他是深以为戒的。但是他写得虽简，却能处处扼要，针针见血。这种用几根有力的线条，画出鲜明的轮廓的办法，有时比那些烦琐细腻到使人迷惑的描写，反要直捷些，动人些。但以与《红楼梦》的活泼，《儒林外史》的刻画相比，却到底是不如的，因而薰染的力量也就不及它们了。本书之所以未能行远，这怕也是一个原因吧。

这是很有见地的。毋庸讳言，由于作者世界观、艺术观的限制，《歧路灯》没有达到《红楼梦》所达到的高度。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它不像《红楼梦》那样，对所谓“仕途经济”等一系列涉及封建制度的根本问题提出怀疑，相反，它主张挽回颓变的世风，主张把那些浪子从“歧路”中拯救出来。尽管作者的正面说教是真诚的，甚至是出于自己阅历有得之言，但那毕竟是与历史的潮流背道而驰的。第二，它不像《红楼梦》那样具有对于女性的推崇和尊重的态度，提出新的爱情婚姻的观点，相反，它主张三从四德，主张德言容工。它没有塑造出真善美高度统一的堪与林黛玉相匹敌的妇女形象，没有设计出令人回肠荡气、难以忘怀的缠绵悱恻的故事情节，未免使艺术感染力大为减弱。这两个方面是《歧路灯》的根本弱点，也是它不能吸引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主要原因。

朱自清先生说：“若让我估量本书的总价值，我以为只逊于《红楼梦》一筹，与《儒林外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3]556恰如其分地指出了《歧路灯》在我国小说史上的地位。《歧路灯》是中国长篇白话小说写实主义传统的历史长河中的一个中间环节，它既是《水浒传》《金瓶梅》的继承和发扬光大者，又是与《红楼梦》在几乎相同的历史条件下，由具有不同世界观、艺术观的作家的不同创作实践下的产物，它们之间的对比，有助于揭示小说发展史上许多令人深思的规律性的东西。

【按】本文作于1982年7月，收录于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的《文学论丛》1983年第2辑。兹略做订正，旧文新刊，以纪念李绿园逝世230周年暨栾星校注本《歧路灯》出版4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