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静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姐弟易嫁是传统剧目中的一种，在明清传奇中盛极一时，先后出现了《四异记》、《碧玉串》(又名《双串记》)、《乞巧》等剧本，它们虽然名字不同，但剧情大致相同，讲述的都是弟弟代姐出嫁为重病的新郎冲喜，结果阴错阳差反而与新郎的妹妹发生私情，最后皆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完美结局。因为姐弟易嫁剧目在后世的影响并不是很大，相关的研究极为少见。那么这一故事是怎样产生的？又是怎样被编成剧本的？故事情节大致是如何演变的？这些演变反映了怎样的文化诉求？这些问题都需要回答。另外，相对于《天仙配》《汉宫秋》《西厢记》等剧目，姐弟易嫁戏剧的内容取材于明代嘉靖(1522—1566)松江府民间事件，那么这一事件的产生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现实？这一炙手可热的事件多次被编入剧本供人们消遣娱乐，又反映了怎样的社会文化心理？所有这一切都值得展开研究。然而，除王汉民《〈乞巧〉——被学界遗忘近一个世纪的传奇》[1]21-24一文有所涉及外，至今未见其他学者关注。王汉民的文章以考证《乞巧》的产生时代和版本流传为主，兼及剧本内容的故事来源，虽关涉姐弟易嫁故事，却没有论及故事内容的演变。因撰本文以拾遗补阙。

一、明代姐弟易嫁的故事文本

在明代，姐弟易嫁故事有两个文本系统，一是传奇《四异记》，二是话本小说《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四异记》无本传世，作者是明末传奇作家沈璟。据明人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著录：“巫、贾二姓，各假男女以相赚，贾儿竟得巫女。吴中曾有此事，惟谈本虚初聘于巫，后娶于贾，系是增出，以多其关目耳。词之稳协，不减他作；至于脱化，乃更过之。净、丑白用苏人乡语，谐笑杂出，口角逼肖。”[2]另据明人吕天成《曲品》著录：“旧传吴下有嫂奸事，今演之，快然。丑、净用苏人乡语，亦足笑也。”[3]可知该剧取材于民间事件，所演为巫、贾二姓(1)清人董康认为《四异记》“演刘璞、孙润事，本之稗史，而详于小说之《乔太守乱点鸳鸯簿》”，详见董康：《曲海总目提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46页。实误。。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见于《醒世恒言》，又见于《今古奇观》(后被抽毁)，讲的是宋朝景祐年间(1034—1038)杭州城孙、刘两家之间阴差阳错的姻缘事件：刘家子刘璞自幼与孙家女珠宜定亲，刘家女惠娘许给了裴九老的儿子裴政，孙寡妇之子孙玉郎聘徐雅之女文哥为妻。各家儿女长大成人准备婚嫁之时，刘璞重症难治，情急之下，决定瞒着孙家娶珠宜过门冲喜。孙寡妇得知真相时婚期已定，气恼不过，遂让儿子玉郎假扮姐姐替嫁。因刘璞病重，刘家让女儿惠娘陪“嫂嫂”安寝，二人弄假成真。刘璞痊愈，孙寡妇叫玉郎偷偷回家换珠宜回去。不料玉郎和惠娘难舍难分，被惠娘的母亲发现了真相，刘、孙两家闹翻。裴九老闻讯大怒，将刘秉义告官，刘秉义也来告孙寡妇。乔太守听完两人的陈述，把刘、孙、裴、徐四家人都传到大堂上进行调解，然后大笔一挥，判刘璞娶珠宜，玉郎娶惠娘，裴政娶文哥。刘、孙两家亲上加亲，言归于好。

《醒世恒言》是明末文学家冯梦龙纂辑的白话短篇小说集，除少数宋元旧话本外，绝大多数都是明人作品，还有一些为冯梦龙自己的创作。小说最早刊于天启七年(1627)，多取材于史传和唐、宋故事，也有不少取材于民间实事。《乔太守乱点鸳鸯谱》虽然讲的也是弟弟代姐出嫁，但男主角名字与《四异记》不同。沈璟与冯梦龙生活在同时，两者孰先孰后？取材是否一致？对后世产生的影响又是如何呢？

据晚清学者平步青研究，《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是以明嘉靖年间(1522—1566)发生在松江的真实事件为蓝本创作的。乔太守的原型是时为松江通判的朱存斋：“据家传：俞姓者未婚，适婿遘疾笃，舅姑欲纳妇以征喜，姻毕即返。却之不得。行将恐其勿愈也，致累吾女，遂以弟文之而往。至则其婿果因疾笃不能起，而以其女弟文之而将事。留庙见，不即返，仍以其女陪嫂宿焉。归宁之日，始觉为妇所卖。讼之公。公询之，俱未冰聘，因判合焉。载在传奇，彰彰如也。《谱》所云传奇即此出，特易朱为乔耳。”[4]

姐弟易嫁故事又见于冯梦龙编写的笔记小说体笑话集《古今笑史》，其载“嫁娶奇合”事云：“嘉靖间，昆山民为男聘妇，而男得痼疾……遣媒议娶。女家度婿且死，不从；强之，乃饰其少子为女，归焉。”[5]578

朱存斋家传和《古今笑史》所载姐弟易嫁事均发生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一云松江，一云昆山。内容虽相似，但断案官员不同，难道昆山和松江在嘉靖年间(1522—1566)都发生过这类事件？按：松江和昆山彼此接壤，行政地理区划经常变动，民间口中的行政区划并不严格，所以两处所载很有可能为同一件事情，只是坊传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版本。就一般情形而言，这类事情写入家传并不会为传主形象增辉很多，故极有可能是朱存斋判松江时所为。《古今笑史》所记应为坊间流传，但民间流传过程中添油加醋，衍生了女方怀孕一说。这一事件应该是传奇《四异记》的创作题材。

那么，《四异记》和《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孰先孰后呢？姐弟易嫁故事又见于明代文献《暇弋篇》，是书已佚，但所载内容被清人褚人获《坚瓠集》和王初桐《奁史》所引，只是《奁史》少了判词。《暇弋篇》内容与《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相同，仅另外增加了小姑有孕的情节，两者当为一个文本。据冯梦龙“吴江沈宁庵吏部，作《四异记》传奇”[5]579一句分析，其写《古今笑史》时，《乔太守乱点鸳鸯谱》这个话本还没有出现，否则他绝不会不提。据此可知《四异记》早于《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虽然《四异记》早于话本，但《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似乎影响更大。《四异记》以后，以姐弟易嫁为剧情的传奇也有不少剧本出现，它们虽然剧情大致相同，却沿着两个文本系统发展延续：一是《四异记》的巫、贾二姓，有《双串记》《同心记》等出现[6]；二是《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的刘、孙二姓，有《碧玉串》(又名《双玉串》)、《乞巧》 等出现(2)王汉民先生云，《四贤记》亦是姐弟易嫁剧，详见王汉民：《〈乞巧〉——被学界遗忘近一个世纪的传奇》，载《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第23页。应是笔误。。在后世的发展中，《四异记》文本系统的传奇皆失传了，《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文本系统却通过《乞巧》传奇而保留下来，演绎的是刘璞和孙润故事，增添了七夕题诗、慧娘赠碧玉串、参加科考的情节，但删掉了裴、徐两家之事。这一剧情发展至今，即是各地方戏中的《巧姻缘》和《鸳鸯谱》[7]。

二、明清社会礼教与市民文化的博弈

从《古今笑史》和《四异记》到《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和《乞巧》，姐弟易嫁的故事有两个细节上的变化：一是女方怀孕一事没有为《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所采，二是由易嫁而导致的三家争讼不见于后来的传奇。从观赏效果和娱乐角度讲，怀孕和三家争讼显然更能吸人眼球，可是姐弟易嫁故事为什么却反其道而行之呢？本文将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为什么先出的传奇《四异记》系统文本后来失传，而后出的话本《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文本系统却成为姐弟易嫁传奇剧本的主体？

从主观方面讲，话本系统的姐弟易嫁故事比传奇系统的剧情更具吸引力，更符合大众的娱乐需求。小说和戏曲是明清时代最重要、最普遍同时也是最贴近大众的娱乐方式，其中戏曲更为民间所喜闻乐见。虽然传奇《四异记》的出现早于《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但实际上两者都出现于晚明时期，前后时间相差不大，很可能是《四异记》一经演出便产生了轰动效应，于是便有人以此为蓝本编创话本小说，且这个编者很可能就是冯梦龙。为了增加小说卖点，使其更具有吸引力，冯梦龙对此进行文学加工，不但将故事背景置于宋朝，故事的内容也变得更为复杂——原来姐弟易嫁只事涉两家，编成话本的《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则牵连到四家，故事内容跌宕起伏，情节更为离奇，但峰回路转，最终以大团圆的喜剧收场。这样的编创显然比《四异记》仅叙贾、巫两家更引人入胜，所以后世编创姐弟易嫁的剧情时自然大多会以《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为蓝本，则《四异记》系统的剧情失传存在着内在合理性。

从客观方面看，明朝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发达，市民意识日渐成熟，市民文化日趋兴盛，享受生活、追求娱乐成为社会风尚。范濂道：“吾松素称奢淫，黠傲之俗，已无返淳朴之机。兼之嘉、隆以来，豪门贵室，导奢导淫，博带儒冠。”[8]加之明代中期以后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相继发生，晚明政局变幻不定，众多士子视仕途为危途，产生了及时行乐的思想。大批士人醉心于享受，“金陵都会之地，南曲靡丽之乡，纨茵浪子，萧瑟词人，往来游戏。马如游龙，车相接也”[9]，渐渐形成一种越礼逾制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表现为：想要突破传统礼教的束缚，追求精神上的享受，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文人情怀去面对生活和未来。”[10]正因如此，姐弟易嫁这类有违礼教的故事一经出现便被编入戏曲和小说，供人娱乐消遣。《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的故事更为复杂曲折，内容更离奇有趣，从而“战胜”了《四异记》剧情，成为姐弟易嫁剧目的蓝本。

第二，清代以后继承《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文本系统的《碧玉串》《乞巧》的故事情节虽然更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但人物关系相对简单，因替姐姐代嫁而引起三家争讼的剧情被删掉了。这是为什么？

清朝是满族入关后建立的王朝，出于对汉族文化的兴趣与建立秩序、笼络人心的需要，满族统治者大规模学习汉族文化，倡导儒家伦理道德，提倡理学。加之明末清初的长年战争严重地削弱了南方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市民阶层和市民文化的萎缩。同时，思想史于这一时期也发生了新的转变。由儒学发展“内在的理路”[11]470来看，清代正是儒学由“尊德性”转入“道问学”的新阶段，其“最重要的内在线索便是罗整庵所说的义理必须取证于经典”[11]491，儒学传人转而向古代经典上去寻求根据，清代学风由而转向注重经史考证之学。因此，清朝前期社会文化的开放程度不及明朝后期，明末文化上的张扬不自觉地被迫发生收敛。《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玉郎替嫁引起多家连锁反应，退亲另聘显然与传统道德观念有违，故而新出的《碧玉串》《乞巧》等剧本虽然沿袭《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的剧情，却删去了裴家和徐家，将这个有悖于伦理的剧情局限于狭小的范围之内。

《碧玉串》已佚，其剧情是否与《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完全相同并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它增加了慧娘赠碧玉串一事。以中国戏曲相承的传统来看，《乞巧》应该是在《碧玉串》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较之《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乞巧》增加了三个细节：第一个是七夕题诗姻缘前定，第二个是慧娘赠碧玉串两情相悦，第三个是参加科考及第迎娶。这些增加的内容既使剧情更丰满，也有更特殊的意义。首先，加入织女角色，透露出男女主角的姻缘前定，使得孙润与慧娘之间无媒苟合的违礼行为被纳入了可以接受的范围；其次，慧娘赠碧玉串使男女主角之间的缠绵爱情得到强化，消解了他们的行为与伦理道德的冲突；再次，男主角进士及第迎娶佳人，是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范式，也是郎才女貌传统婚姻的完美结局，这种安排使得男女主角的违礼变得情有可原。

第三，《古今笑史》中载有女方怀孕一节，这个细节为什么不被《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所采，后世延续这一文本系统的姐弟易嫁剧情也都没有这一情节？

前文已述，女方未婚怀孕情节乃民间坊传，既反映了民间偷窥他人隐私的欲望，同时也是人性意欲摆脱礼教约束的一种舒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市民阶层淫贞道德的矛盾冲突，实际上就是追求放荡享乐的人生观和传统伦理道德观的撞击”[12]。这一内容更吸引人的眼球，无论是写入话本小说还是编入戏曲，都更能增加文本的吸引力。然而，不论是戏曲还是小说，都不假思索地摒弃了这个内容，则与文本创作者的思想意识有关。《乔太守乱点鸳鸯谱》被收入《三言两拍》，即便不是冯梦龙所撰，但其思想主题应是符合冯梦龙的标准的。

冯梦龙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对社会丑恶的一面看得很清楚。在编定三言时，他不但对所收作品进行增删和润饰，还命名为《醒世恒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不过，他用以醒世、喻世和警世的思想主要是封建伦理思想：“忠孝为醒，而悖逆为醉；节俭为醒，而淫荡为醉；耳和目章、口顺心贞为醒，而即聋从昧，与顽用嚣为醉。”[13]叙冯梦龙对受封建社会礼教压迫的妇女是同情的，他通过《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等名篇，对美好动人的爱情故事进行歌颂，斥责男子背信弃义的负心行为。正因为如此，《乔太守乱点鸳鸯谱》话本创作中舍弃了慧娘怀孕这一细节。通过这样的处理，一方面突出了玉郎和慧娘因爱而结合，另一方面也可以消减二人的违礼行为带来的消极影响。

清代《乞巧》沿袭《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的文本系统，既没有采用慧娘怀孕这一细节，同时在内容上做了很多增补，使姐弟易嫁剧情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冲击色彩更为消减。同时，剧本用大量笔墨和篇幅演绎孙润与慧娘之间的感情，其目的在于“歌颂人的心灵中情与理的内在和谐，借以抵销或冲淡外在的礼对人的感情的约束与扼制”[14]。正如王汉民先生所说，“作者这样处理，一方面宣扬婚姻前定，另一方面把这种奇情纳入封建统治者允许的轨道”[1]22。

可以说，姐弟易嫁故事内容在明清时期的演变反映了明清社会理学思想与市民文化的博弈过程，从话本小说《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到戏曲《乞巧》，文本的创作者始终在正统和越轨的边缘游离和试探，借以满足双方的需求。这一设计固然是市民文化对儒家礼教的妥协，却也因此得以减少来自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打压，使得姐弟易嫁剧目长期存在，最终成为传统剧目之一。

三、姐弟易嫁故事文本的性别分析

姐弟易嫁故事虽然看起来非常荒诞不经，但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而且不止一起。早在宋代便有类似的事件出现，即宋末元初文言传奇和话本小说集《醉翁谈录》所载广东姚、高两家的故事，其与明嘉靖(1522—1566)松江府事相差无几。故而《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以宋代作为姐弟易嫁的故事背景，是有一定根据的。问题是，婚姻的目的在于合两姓之好，为什么男女双方却互相欺瞒，将一件喜事闹成丑闻？这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背后隐藏着社会现实状况的运作。在《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系统的姐弟易嫁文本里，四个看起来不可思议的问题导致了姐弟易嫁这一局面的产生。

第一，为什么孙家明知女婿病危却不能拒绝刘家的迎娶之请，反而以弟弟替嫁？

刘璞病重，刘家的想法是赶紧将未婚妻娶进门来，借喜事冲一下，也许儿子的病就会好了。至于万一儿子病重不治，新媳妇守寡却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孙家得知女婿病重，担心女儿嫁过去守寡，却无权改期或悔婚。这种现实反映了传统婚姻中男女双方家庭婚姻权的不平等，也反映了传统婚姻中女性地位的低下。男主女从、男娶女嫁是传统社会婚姻的主流模式，从求亲到订婚再到迎娶都必须是男方主导、女方配合，而且只要一行了纳征之礼，婚姻便算敲定，女方不能反悔。如果退婚另聘，便是二嫁，不仅失节，而且违法。但对男方而言，本无贞节一说，悔婚也不算违法，只是不得索要聘礼。唐律规定：“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约，谓先知夫身老、幼、疾、残、养、庶之类)而辄悔者，杖六十。(男家自悔者，不坐，不追娉财。)”[15]不论是从风俗习惯而言还是从礼法而言，女方家庭在婚姻中都是被动的。正因为如此，在传统社会里，但凡冲喜的记载都是男方病重迎娶女方，从来没有女方病重要求男方迎娶的。冲喜习俗的产生与流行本身就是为父权婚姻制度服务的。然而，作为婚姻中的弱势一方，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对女儿的未来不加考虑——如何躲过冲喜可能导致的不利后果，在既不能悔婚退婚又无法延期的情况下，以儿子代嫁便是最好的选择了。

第二，孙玉郎代替姐姐“出嫁”为什么没有露出破绽？

一般说来，进入青春期以后，男孩和女孩的第二性征开始发育，在身材、体态、相貌、声音等方面出现差异，因此男子假扮女子是不易蒙混过关的。不过男孩比女孩要晚发育两年，替姐姐出嫁的孙玉郎刚进入青春期，身形还没有展开，经过一番打扮，长裙遮住脚，耳朵贴膏药，使他从外表上看起来与女孩没有区别。最关键的是，他生得跟姐姐“一般美貌，就如良玉碾就，白粉团就一般”[13]979，与女孩子没有什么差别。此外，传统社会女性审美与当今完全不同，自南北朝开始，杨柳细腰就成为审美的主流，宋元明清尤甚，标准的美女腰身纤细、弱如扶柳，所以女孩子的第二性征是不显露的。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子都要穿一种叫裹胸的内衣将胸束缚起来，使乳房不能充分发育。清代徐珂《清稗类钞》记载：“抹胸……以方尺之布为之，紧束前胸，以防风之内侵者，俗谓之兜肚。”[16]十五六岁未能充分发育的女孩与小两岁的男孩，在外形上差别并不太大。这两个原因决定了孙玉郎假冒新娘很难被人看破。

第三，为什么慧娘得知真相后没有声张，反与假新娘成了一对夫妻？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的慧娘没有声张是因为她喜欢孙玉郎。拜堂之后，慧娘奉命陪“嫂嫂”就寝，一见孙玉郎心中想道：“一向张六嫂说他标致，我还未信……若我丈夫像得他这样美貌，便称我的生平了。”[13]979慧娘对孙玉郎的爱慕，正反映了明清社会女子对男子审美标准的主流。在传统社会里，虽然男阳刚女阴柔是主流，但以唐宋为界，传统社会对男子的审美发生了较大变化，唐以前崇尚武功，男子以高大威猛为美，宋以后崇文抑武，男子以文质彬彬为美。古代社会后期对男子的审美呈女性化、阴柔化特点，外表秀美、语言文雅的美男子成为人们理想中的男性[17]。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中的“才子大多生得文弱貌美、清秀飘逸，女性化色彩浓厚，罕有粗豪蹈厉的阳刚之气”[18]。如《锦香亭》中的钟景期“丰神绰约，态度风流。粉面不须傅粉，朱唇何必涂朱”[19]。即便是有万夫不当之勇的少年英雄，也大多生得俊俏，如《七侠五义》中的白玉堂“眉清目秀，年少焕然”[20]。正因为如此，慧娘对孙玉郎一见钟情，即便失身也在所不惜。

第四，在得知被女方家庭欺骗、女儿失贞之后，刘家为什么与孙家达成和解？

在传统社会里，尤其是在贞节观高涨的明清时代，女子失贞不仅是她个人的耻辱，也是家庭的耻辱。孙家以儿子代嫁虽然是不得已之举，但玉郎对慧娘的诱奸行为却是严重违反礼法与社会伦理的，另外代嫁本身也是一种欺骗行为，同样为道德所不容。元、明法律对诱奸罪的处罚是比较严重的。元律：“诸和奸者，杖七十七；有夫者，八十七。诱奸妇逃者，加一等。”[21]明律：“凡和奸，杖八十；有夫，杖九十。刁奸，杖一百。”[22]不过在官府的调解下，刘家原谅了孙家，一娶一嫁，双方达到和解。孙玉郎的诱奸之罪以娶慧娘为妻而得以豁免，刘家的名声因慧娘的出嫁而得以保全，慧娘也因为和孙玉郎成亲而免遭“荡妇”之名的羞辱。所幸的是《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和《乞巧》中的慧娘与孙玉郎是相爱的，慧娘对孙玉郎一往情深。这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姐弟易嫁事件所呈现的性别不平等：女人若不因失贞而死，便必须为节而嫁。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和《乞巧》是文学艺术创作，但现实中的慧娘，即《古今笑史》《朱存斋比部轶事》《醉翁谈录》中的“慧娘”，是否也是因爱而嫁呢？文本的记载根本看不出这一点。《醉翁谈录》中的高父为了保全女儿的名声(贞)，将错就错地将女儿嫁给姚家；《古今笑史》《朱存斋比部轶事》中双方争讼数年，最后接受官府判决，结成男女亲家。在整个过程中，“慧娘”的意愿完全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作为一个失贞的在室女，她也无权表达自己的意愿。与她同样无权表达意愿的还有《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的徐文哥，她原本被许配给了孙玉郎，但为了成全孙、刘两家的和解，她又被改配给了裴政。对这个结局，她的内心意愿如何？无人知晓，也无须知晓！

结语

姐弟易嫁故事是明代真实发生的事件，因其兼具荒诞与闹剧色彩而被编入传奇剧本和话本小说。其中《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系统的文本故事因更曲折、更具可读性而被清代传奇所采用，并通过《碧玉串》《乞巧》剧目保存下来，《四异记》传奇系统文本反被淘汰。姐弟易嫁故事的流传与兴盛，是明代中后期市民文化兴盛的产物，但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经过传统礼教和市民文化的博弈，姐弟易嫁的故事也不得不发生一些改变，以便在礼教许可的范围内找到生存发展的空间。正是在礼教和越轨之间的试探和游离，使得姐弟易嫁既能满足市民文化的需求，保持其长久的生命力，同时也不会为礼教所禁止。虽然姐弟易嫁的故事荒诞不经，但其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性别文化意义：在男娶女嫁的婚姻结构中，男方家庭占据了主动权，冲喜习俗就是为父权制服务的；对男性审美的阴柔化使得少年代嫁成为可能；针对女性的贞操观使得女方家庭不得不与男方家庭和解，女人若不因失贞而死，便必须为节而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