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印

摘 要：俗字是京族文字发展史的重要一环。在此以《中国京族喃字汉字对照手册》提供的字料为研究对象，勾勒俗字在京族地区的传播发展轨迹，探求俗字对喃字在创制和使用过程中的影响，揭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汉字选择与趋向。这对于近代汉字研究和跨文化汉字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关键词：俗字;京族;喃字;汉字传播;跨文化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0）06 - 0130 - 08

京族又称越族，是越南的主体民族。中国的京族由越南迁徙而来，是少数民族，主要集中在广西东兴市。两国京族同源同种，历史上所用的语言文字大同小异。所谓俗字，即区别于正字的异体字[1]7，是字形不合规范的汉字。从秦汉时期起，汉字伴随中国政治势力的南披传入京族地区，成为京族人民最初使用的文字。在书写交流中，汉字一方面被不断加工、改造，形成了各式各样的变体俗字;另一方面，京族人民开始仿照汉字构形原理借用部分俗字创制喃字表记本民族语言。喃字生于民间，成于众手，没有经过官方統一审定，异体颇多，而这些异体的产生多遵循俗字的生成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说，京族汉字发展史，既是俗字传播史，更是俗字变迁史。

何思源先生《中国京族喃字汉字对照手册》（以下简称《手册》）由民族出版社2016年出版，是中国首部京族所用文字字形汇编。该书在尽可能占有大量京族古籍文献的基础上，对字形按部首进行整理归纳，沟通了部分字际关系，并用国际音标标注京语语音，列出对应拉丁越南文，后附简明释义。《手册》所收字形正俗兼备，体例独创科学，功能多样，内容精当，查检方便。本文以该手册提供的字料为研究对象，探求俗字在京族地区的传播、发展情况，剖析俗字对喃字在创制和使用过程中的影响，揭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汉字选择与趋向。这有利于扩大近代汉字研究领域，丰富跨文化汉字研究内涵，推动汉字与少数民族文字比较研究。

一、俗字在京族地区的传播

毫无疑问，俗字是伴随着汉字传播至京族地区的。我们通过从传播的阶段、途径、方式等角度考察汉字在越南的流播过程，勾勒俗字在京族地区的传播轨迹。

（一）原始部落时期

中国封建王朝在越南设置郡县之前，“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公元前1110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氏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恐使之不通，故九译而朝。”1又有“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啃食其田，因名雒民”[2]。可见先秦时期，两地人民已有一定联系，但语言差异较大，须“九译而朝”，说明汉语汉字尚未传入该地，且京族生产力低下，还处于“文明的门槛上”，未见产生民族文字。

（二）郡县时期

1.秦汉至六朝。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南海、象郡，以适遣戍”[3]。越南自此开始一千多年的郡县时期，汉字成为了当地官方书面语的记录符号。“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4]。一部分中原人开始移居到越南，这些移民与当地人杂居通婚，在思想、文化、习俗等方面逐渐融合，这些都为汉字在越南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秦亡后，赵佗割据岭南。《越鉴通考总论》记载，赵佗“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以仁义而固结人心”[5]。可见，郡县之初的越南仍与中原言语相异。后来通过流放、移民等方式，促进了越南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使之由“稍知言语”到“粗知言语”，同时《诗》《书》等汉籍也逐步传入越南，共同推动了汉字在当地的传播。

东汉时，“光武中兴，锡光为交趾，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聘，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4]。中央王朝开始通过学校教育，确立汉字在越南的正统地位。汉末三国时，交趾太守士燮“初开学，教取中夏经传，翻译音译，教本国人，始知习学之业”[6]。当时中原大乱，交州偏安一隅，中原士人“往以避难者以百数”[7]。士燮与这些人在当地大开文教，传播汉字，推动越南文教事业的发展，使之“不但不是炎徼蛮夷之地，而是华风飒飒的学术荟萃之都”[8]。

魏晋南北朝至隋朝，中原地区政局仍动荡不安，汉字的传播受此影响，较之两汉，大为逊色。

2.隋唐。在唐朝，岭南实行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如会昌五年（845年），“举格节文，安南所送进士不得过八人，明经不得过十人”[9];学和考的内容均是汉文的《诗》《书》《礼》《易》。唐诗在汉字传播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如安南都护高骈的《南海神祠》《赴安南却寄台词》《安南送曹别敕归朝》《南征叙怀》《叹征人》等诗作;另一都护马縂“用儒术教其俗，政事嘉美”，“可谓文学政事，兼而有之矣”。1又王勃之父王福畤任交趾令期间，“大开文教，士民德之”。2在官吏们大兴文教的同时，唐朝的许多文人墨客也作客安南，对汉字在越南的传播作出贡献，如杜审言《旅寓安南》，沈佺期《初达驩州》等。因此，诸多中原学者长期生活在越南，汉籍也会随着他们文化活动的开展而传播至当地，进一步推动汉字发展。

纵观秦汉至唐千余年的郡县时代，汉字主要通过政治统治、中原移民、“循吏”治理、汉籍南传、开办学校、科举等方式已系统地、大规模地在越南传播，巩固了它作为交趾地区正式通用文字的地位。另据《越南北属时期汉字文献用字研究》，郡县时期的越南铭文中篆、隶、楷三种字体虽基本保留主形结构，但三种字体还存在大量的形体变异，如：笔画增加，笔画减少，笔画换用，笔画移位，构件减少，构件换用，构件移位，整字换用[10]。此乃俗字在京族地区早期传播之证。

（三）藩属时期

968年，越南成为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一直与宋元明清时的中国保持着“藩属”关系。在此期间，越南历代王朝之典章制度、社会组织机构等均效法中国。在政治方面，政府使用汉字颁布政令和告示，并用汉字撰写国史《大越史记全书》《大南实录》等;越南属明时，明朝官吏在越南各州、府、县广设学校，教授汉字。独立后的越南于1075年首开科举，科考内容、形式和组织方法均以中国为宗。在本土化科举取士机制下，汉字对越南的影响不断扩大和深入。农村也开办私学传授汉字，从而使汉字逐步渗透至城镇及偏远村社，为广大平民百姓所接受和使用。在文化方面，随着政治关系的改变，汉籍向越南的传播也呈现出新特点：越南使臣在其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宋史·安南传》：“大观初，贡使至京，乞市书籍，有司言不许，诏嘉其慕义，除禁书、卜筮、阴阳、历算、术数、兵书、敕令、时务、边机、地理外，余书许卖。”[11]又《明英宗实录》记载天顺元年（1457年）六月，安南陪臣黎文老奏曰：“诗书所以淑人心，药石所以寿人命，本国自古以来每资中国书籍、以明道理，以跻寿域。今乞循旧习，以带来土产、香味等物易其所无，回国资用。从之。”[12]《大越国李家第四帝崇善延岭碑》载李仁宗书法“精飞帛以通神，运御毫之绝妙。龙跃凤翔之势，法从玉手;鸾回鹊返之形，体出辰心”[13]。后黎朝皇帝黎圣宗“手写所撰事迹四张，命阮敦张于神祠之壁”[14]。十八世纪阮朝华侨作家郑怀德撰《嘉定城通志》卷四《风俗志》中有汉字书法在越南传播的记载：“国人皆学中国经籍……，其写字亦铺纸于几案，真草篆隶，依四字法，随宜书之。抑或有人左手执纸，右手援笔，迅速誊写，腕不离席。而草式又有与中国点画撇捺、转折之不同，盖取其顺便而已。犹百家草法各相反异，不相蹈袭之意，故草书公事多不用。”[15]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汉文化的传播在越南不断扩大和深入，汉字在越南的正统书写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四）殖民地时期

1885年，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在殖民统治和“西风东渐”的双重历史背景下，越南以汉学为基础的传统教育体系日渐衰落，汉字的使用范围逐步缩小，但仍在书面语记录符号中占据一定位置。

《手册》编纂所用京族古籍文献的年代应为藩属时期和殖民地时期。这些文献用字虽以喃字为主，但仍有部分俗字。我们将其中见于中原历史文献的“传承俗字”摘录出来，并从构形角度分析如下。

俗字和喃字皆流行于民间，俗字的使用者和喃字的创制者当为同一群体。以上喃字异体字关系类型相当于汉语中正字与俗字的关系类型，甚至有的异体字形直接借用汉语正字和对应俗字。另在繁简变换、义符增减、义符改换、声符增减、声符改换、符号化等关系中，必有一方是“从简”的。这种“从简”的关系与俗字形体演变的趋势亦是一致的。因此，这些异体字是喃字在创制和使用的过程中，仿照俗字构形原理滋生而成，“俗”属性十足。

四、结语

俗字在京族地区的传播、发展及影响是跨文化汉字研究的重要内容。我们应在充分吸收学界前沿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俗字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承轨迹和变异规律，揭示俗字对民族文字形成和发展的深层次作用;同时结合少数民族汉字文献整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进行俗字与少数民族文字及少数民族文字之间的比较研究，对具有关联性的个体俗字或少数民族文字进行源流考辨，丰富和发展跨文化汉字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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