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德

早上八点的气温是10℃，有间歇的小雨。我们的大巴从罗马尼亚的泰梅什堡起程，往塞尔维亚的诺维萨德方向驶去。

公路是低级别的。两旁的芒草摇曳着漠然的狗尾巴，没有一点儿血色。偶尔一丛灌木，铅华已经褪尽，剩下干巴巴的枯枝。

庄稼，老老实实地让秋天收割了，遗下大片黑乎乎的土地。

穿过一个小镇，颜色搭配新鲜了。梧桐树被拦腰一斩，新长的枝叶井然有序，拼命金黄。

又见黑土地，夹杂着绿色，这里一小块儿，那里一大片，辨不清是什么植物，应该是冬小麦吧。冬天还要进一步深入，如果突然下来一场暴雪，这绿色还能维持吗？到时候这黑色、白色、绿色，就成了一锅粥。土地是有颜色的。在土地上繁衍的人类以及人类社会，也有颜色吗？

总该有一个时间刻度或机缘吧，不会无论季节是否合适，都来一个翻天覆地。

天气没有颜色，阳光没有颜色，一大片灰尘也没有颜色。那是谁的大手一扬，将你们甩在一座冷漠的铁架子上？

这是罗马尼亚的海关边检站，远远比不上我们的公路收费站。

导游小陈提示我们，打开护照有照片的首页，以方便海关边检官员查验。他们要上车来，人证对照之后，再收走以做进一步审核。

离境通道两条。在我们的大巴前面，只有一辆油罐车。另一条通道上也只有一辆小轿车。可是过了二十分钟，仍然没有等来罗马尼亚的官员。

保加利亚人的司机急匆匆跑上车，将大巴往海关边检闸口开近了一些。

一个大肚皮的海关边检制服，慢腾腾地，终于上了我们的车，又终于拿着我们的护照下了车。

我盯着闸口的小窗口，差不多一个钟头了，没有东西递进去，也没有东西递出来。

海关边检制服们，究竟在哪里做事？

还有一溜灰色的房子，房门一直紧闭。

小陈说起他的八卦经历：罗马尼亚的海关边检官员很麻烦，不愿意收小费，但非常愿意磨洋工。浪费时间就是图财害命，他们大概也不愿意知道。“我们是从希腊入境的申根签证，你也加入了申根国组织，还像中国一百年前的裹脚女人。我们又不带走你的颜色，一点一滴都不要，免税都不要。”我的愤愤不平，差一点儿憋不住了。

司机满脸疲惫，拿着我们那一大沓护照回来了。一路上，出境入境的杂事，都是他帮着跑。小陈告诉我们，塞尔维亚是对中国免签证的国家，官员还收小费，通过海关边检会很快。果真，塞尔维亚海关边检官员一上车，很熟练的动作，第一个接过小陈递来的护照，还有那张夹在护照里的五欧元纸币。很快，不到十分钟，我们二十人的入境手续就办妥了。

罗马尼亚海关边检与塞尔维亚海关边检，仅相隔不到一百米，一出一进，却完全不在一个季节里。

多瑙河的拐弯处就是彼德罗瓦拉丁要塞，它是古城诺维萨德的蜡黄的名片。踩着坡度上砂砾往上走，寒风拼死拼活，直往衣领口里钻。是你觉得冷了，还是我觉得冷了？野草缩在泥土里，树木已有几批叶子安顿到土地里了。再踏一路石头台阶，穿过一处20米长的隧道，却是隐约可见的门户，悬挂着金黄的藤蔓。物竞天择吧，应该是近代防御热兵器的隐秘的地道人口。终于感觉到一股热流在身上回旋。

上，继续往上走，到了突进多瑙河的尖角处，好像驶进波浪里的船头。

尖角开阔处是一个小广场，红色的地板砖铺到了黑色的栅栏边，又往斜坡和台阶里延伸。

寒风的攻势猛烈起来了，小广场上仅有的一棵大树，放弃了全部的叶子。挺在大树前面的钟楼，被刮得时针短、分针长，依然指引着多瑙河上航行的船只，从不枯萎，从不落叶，从不改变颜色。

这座钟楼只有一百多年历史，不可能见证两千个形形色色的冬天。如古罗马帝国的剑，如何刺杀了多瑙河的浪花，洒下雪白的血;又如17世纪末18世纪初，奥地利与土耳其的霸王之争，如何祸及多瑙河的鳟鱼，产不了春天的卵。它祈祷现代的好日子，却在冬夜已尽、春寒悄然的覆盖里，被现代科技精准制导的炮弹震醒了。

连接要塞与古城的铁桥，与许许多多的无辜一起，被摧毁在多瑙河的烟波里，留下几截仇恨的桥墩。20世纪末的彼德罗瓦拉丁要塞，从40米高的火山岩石里探出头来，不停地搓着双手，连杀一条鳟鱼的力气都没有。这是颜色之争吗？不，冬天已经突破了季节的界线，这块土地已经改变颜色。

一只漂亮可人的狗，黑黄相间的毛，一直跟着、粘着王菁。她是我们一行里最有色彩的朋友。

我拿她的手机，给她与它的友好拍了好几个画面。背景是多瑙河新修的大桥，横贯东西。

下午的诺维萨德突然暖和起来。

“墨迹天气”还管用，它告诉我，诺维萨德市中心的自由广场是舒畅的16%。

我在广场上转一圈儿，却是满地杂乱，一片随意，肯定是一场狂欢刚刚过去。

高耸的铁架子，还挂着聚光灯;两只白色的大绵羊，还绕着一串彩灯;一座座紧挨着的胶塑小房子，还等待着夜晚的到来。

狂欢的主题是什么呢？也许什么主题都没有，就是为了跳一曲塞族的舞蹈，弹奏一支多瑙河的曲子，买两盒奶酪，见心爱的姑娘。

或者，純粹是为了花掉冬天的时间。

广场中央竖立着一座铜像，也和人们一起狂欢。他是斯韦托扎尔米来迪克，曾于1861年和1867年，两度当选诺维萨德市的市长。

市政厅在广场一侧。这是一座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四层建筑，原是诺维萨德法院。他从没在这里上过班，却在这里受到奥匈帝国当局的叛国罪审判。1876年的冬天，一辆囚车从这里驶出，将斯韦托扎尔米来迪克押进了监狱。

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座建筑成为诺维萨德市政厅。它门前的广场改名为“革命广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已是20世纪中叶，革命广场又改名“自由广场”。

它最早叫弗兰茨·约瑟夫广场，以奥匈帝国弗兰茨一世的名字命名。

自由广场还会改名吗？

市政厅对面的玛丽大教堂，响起了沉重的钟声。

诺维萨德的气温骤然降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