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别离是一个永恒的文学母题。别离文学体现了人际传播的典型特点。“骊歌”唱和、酒宴送别、折柳相思、赋诗赠别等富于仪式感的场景，包含和折射出诸多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的民俗文化特征，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交汇与融合中，凸显出深厚的民族心理、文化根性、生命意识，表现出别离文学之于人际传播的现代性。

【关键词】别离文学;人际传播;民俗文化;意蕴

别离作为独特而典型的人际传播类型和精神交往方式，尤具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色，蕴涵深刻的社会文化心理内涵，成为了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母题。别离文学中所展示的人际传播，作为亲密关系者的分别，其别离时的“设宴送行”，别离时所唱的“骊歌”，别离时的折柳赠别，都体现了古人对别离这一特殊人际传播方式所遵循的民俗传统、民俗方式与原则。别离文学所描写、表现的生活场景、实物景观、意象情境等，整体带有创作主体的情感取向与价值判断，少不了对特定时空中交往人群尤其是离别者双方人性、人情等复杂要素的审美把握，其摹写和表现的自然环境、人际场景、节气时令、视觉色彩、听觉声响、媒介手段、心理与话语表现等因素，经过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艺术家的加工、融合与想象性固化，积淀成了代代相传的别离习俗，其呈现方式、表达载体和传播效果等经过不同时代人们的不断改造，在当时特定社会历史时空留下的文化印痕的基础上，注入不同时代的活性元素与社会气息，反映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且一直沿袭。别离文学中人际传播蕴涵的这种送别文化习俗，可从三个方面加以阐释。

一、骊歌唱和习俗。所谓“骊歌”就是别离之歌，为行者和送者所唱。这个“骊歌”的“骊”，本意指纯黑色的马，也暗示着离人的交通工具是与马有关的马车，或是骑马远行：同时与“离”谐音，因此具有特定的含义，尤其是表现出离别的意味。它来源于四言古诗，但在《诗经》中未能收入，现今只留下片段。这首“骊歌”，本为“骊驹之歌”，其保留下来的诗句有“骊驹在路，仆夫整驾”。骊驹已牵到路上，马夫已把车驾备好，一切就绪，启程时刻到了，离别的场景生动如眼前。到汉代，这种习俗一直沿袭。远行者唱了骊歌之后，送者要唱“客毋庸归”，意即客人呀，你不用这么急着回去。以此再三挽留，这样，行者送者一唱一和，情致缠绵，依依不舍，形成一种人际传播中的离愁别绪与难舍难分的氛围。到了唐代，从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问世起，唐代人别离时就改唱此歌了，别离者送行时反复歌唱“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歌词，表达一种以酒送行、久久不别、前路未期的依依不舍之情。因而后来称之为“阳关三叠”，送别的情谊绵绵不绝。行者和送者在“歌唱传播”中共同实施自我传播，创造“别离”氛围，定格具有民族特色的别离仪式画面，并保留在别离文学的诗词歌赋中，历经时代淘洗，叠加情感元素，延展、拓深审美心理，积淀成具有文化内蕴的“骊歌和唱”的送别风尚，成为离别文化这一主题的一种特定表达。

二、饮酒送别习俗。酒，是别离习俗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际媒介，是连接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的一种有效手段。与“骊歌唱和”相比，饮酒送别是一种起源更早、普遍性更强、覆盖面更广的习俗。古书中的“祖送”“祖席”“祖帐”“祖筵”和“祖饯”等，都是这一习俗的雅称。“酒”以及与之有关的器皿工具、饮酒场面、祝酒话语、手势动作等，是别离文学的重点描写对象，可以深化别离主旨，浓化别离氛围。元代杨载《诗法家数》记载：“凡送人多托酒以将意，写一时之景以兴怀，寓相勉之词以致意”，足见“酒”在古人心目中已然就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符号，承载着很多无法言说的蕴含。别离，不论在何时何地，行者和送者都要“聊共引离尊”。可以说，借酒咏别的诗句灿若繁星。在别离文学中“饮酒相送”习俗的展现，不计其数。如“都门帐饮无绪”“醉不成欢惨将别”“欲行不行各尽觞”“故人杯酒别”等，都是以酒为媒，表不会之情，抒离别之怀。“不尽之意”都深藏酒中。这酒是渗透着别离者关切、祝愿、担忧、相思的琼浆玉液。试问送者为何要为行者安排如此隆重的富有仪式感的酒宴？有研究者认为：酒让人振奋精神，可以壮胆，充满豪气，这一作用更多应该是对行者而言的。行者就将独自离开熟悉的人际环境，前往一个陌生地方，前途渺茫，难免心有余悸，在耳热酒酣之际，胆量会大增，正气充乾坤，可以压倒一切邪恶。在短暂的时间内酒的作用是挺大的。同时酒也有麻醉作用，让人缓解心中离愁，释放多余能量，让自己遁于醉乡之中。这种酒醉之境况，一般在送者身上起作用。古往今来，在饮酒送别习俗中，让我们感受到了“人性最美好的品质，它犹如果实上的粉霜，只有轻手轻脚，才能得以保存。”[1]以酒话别离，别离者可谓“性情中人”，具有美好人性，且是一个独特个体，属于独特传播者。他们的饮酒、碰杯、歌喝、倾听与对话，一切的性情、涵养、认知水平等，包括语言与非语言的运用方式等自我属性，都“携带着个体的、文化的与社会的传播特性。”[2]在别离饮酒时，展现了深层的、有个性的、隐藏的自我。别离是一种普遍的生命现象与人生体验，是社会人生与个体人性的映照。这种“共享”一壶酒的习俗，体现了人际传播的酒文化属性，离愁别恨难以消除，别离者可以通过对生命中缺憾的体认，对生命本身的反思，实现人与人之间精神的交往、灵魂的对话，从而走向生命的自觉。对离别的生命自觉和形象表达，是别离文学创作的主体动因。别离文学中“生命意识”的显现，正隐含着中国别离文化的民族根性。饮酒送行习俗能够穿越时空而存留至今，因为人际传播就是个体与个体的接触，是精神世界的心理传播、情感传递，别离者传播的是生命体验，都与他人相互关联。其过程是复杂的，是认识自己、判断他人、识别真假善恶的自我传播过程。这种传播始终伴随人的生命，“只要生命有延续，一代人接上一代人，人际传播就会持续不断地发生。”[3]体现了中华民族“内省式思考”习惯和重直觉感性的思维方式，凸显了深厚的民族心理、生命感悟、文化表征。饮酒送别，自古而然，至今不断，成为别离文学的一大主题，体现了源远流长的送别文化习俗。

三、折柳赠别习俗。《诗经》“昔我往矣，楊柳依依”的诗句，用“柳”来表达别离之思。“柳”者，留也，谐音。柳也就获得了文人的青睐，此后，在别离文学中，“柳”出现的频率很高，蕴含的离情极深。杨柳的姿态，长条依依的体形活脱脱就是一种款款惜别、难以割舍的情状。从柳枝字音和形体上的特征，可以窥见古人的智慧、中华民族的思维特征和认知能力。折柳赠别，其意就是希望远行者别走，是一种挽留客人的象征性行为。而且，杨柳生命力很强，容易成活，只要插在土里，就能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因此，我国南方北方的水边都有杨柳树。这也寓意着远行者在遥远的异乡能适应环境，顽强生存下去。这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生命的关注和思索，因为古人的平均寿命没有现代人这么长，他们本已感到生命短暂，内心充满了忧虑，而且在短暂的生命中，还有让人痛苦的别离，而别离会缩减人的自然生命，所以别离主题作品大都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至于折柳赠别的风俗始于何时，有研究者认为最迟在汉朝就有了，且可能会更早一些。之后，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逐渐稳定、固化为一种渲染离情别绪的主要意象，“柳”也成了别离代名词，“柳”意象成为离别的一种情感符号，植根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也凸显出中华民族在对待别离现象、排解别离痛苦时的一种思维定势和心理惯性。

在中国文学史上，“别离”是历代作家递相沿袭而又常写常新的文学主题。别离文学集中体现了华夏民族的个性特征、思维定势、文化心理积淀和生命意识。这也印证了“文学是文化最集中的体现”这一规律。骊歌唱和、饮酒送别、折柳赠别这些风尚习俗，实际上是情谊深厚的小群体间人际传播方式特别是别离文化的现实浓缩和经典化积淀，凸显出了人世间的真善美，包含和折射出诸多中华民族传统的民俗文化特征，虽历经时代淘洗，但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交汇与融合中，凸显出深厚的民族心理、文化根性、生命意识，表现出别离文学之于人际传播的现代性。这些别离习俗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可以激起华夏民族集体的文化记忆，对树立一个具有交际性、文化性、协同性的人类目标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美]亨利·戴维·梭罗.王光林，译，湖滨散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4.

[2]王怡红入与人的相遇——人际传播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

[3]王怡红，人与人的相遇——人际传播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4.

【作者简介】龙剑梅，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化与传播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离别文学的传播学阐释——基于文化传播学视角的考察”（项目编号：13YBA231）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