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王蕾，潘颖，高婷，敖忠智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天津 武清 301700）

贵州驻村干部心理研究课题组采用定量统计和质性访谈对驻村干部开展了心理健康状况研究。定量统计选择了国际通用量表和问卷调查。国际通用量表分为症状自评量表（简称SCL-90）、心理承受能力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简称PSSS）等三个分量表。问卷调查是对国际通用量表的补充，是为此次调研专门设计，内容涉及驻村干部的基本情况、驻村工作情况、家庭情况、经济情况、职业倦怠等方面。4月14日、15日课题组重点走访了纳雍县猪场乡大多拱村、倮保鸠村，水东镇姑箐村，通过与驻村干部座谈的方式了解其心理状态。以上研究结果发现驻村干部对心理健康关注不够或存在顾虑，他们普遍存在压力大、焦虑感强烈、社会支持不足等问题，并且心理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针对以上问题，课题组发布了《社科要报》，呼吁为了实现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应充分关注驻村干部的心理问题，并提出进行心理疏导、心理课程等方式解决驻村干部的心理问题。随着驻村干部心理问题的严重，扶贫中遇到的工作难题就会愈难解决，解决不了的难题会伴随着工作压力和驻村干部本来就处于的心理亚健康状态再次作用于驻村干部心理，导致心理问题进一步恶化，这就是一个不断循环增强的正反馈系统。

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人员提出假设：在复杂系统中存在的心理问题，需要转换视角和思考的角度，通过对系统结构的理解去识别高杠杆的行动，寻找到更好的着力点，建立“外部应激源+内生动力”模型进行经济和心理的双重干预，从而解决在扶贫攻坚大背景下驻村干部的心理问题。

1 理论背景

在扶贫攻坚这个背景下，我们可以借助阿玛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理论。从可行能力视角来看待贫困，把贫困理解为贫困者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他提出了以自由为目的和手段的全新发展观，即自由发展观。作为目的，自由在发展中具有“建构性作用”，即发展是为了拓展人们的实质性自由；作为手段，自由在发展中具有“工具性作用”，即扩展每一种工具性自由必定能够对发展做出贡献。通过工具性自由从不同方面促进一个人的可行能力，并可相互补充，进而相互强化。根据阿玛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理论，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人口的能力贫困，我们要通过发挥自由的工具性作用促进人们的可行性能力提升，就是帮助贫困村村民在更大程度上选择自己愿意过的那种生活。阿玛蒂亚森认为减贫不仅仅关注区域发展更应向关注人的能力转变，特别是对于人的多方面可行能力的发展应该更加关注。

阿马蒂亚·森着眼的贫困分析框架需要识别贫困对象并解决贫困的本质，贫困分为收入贫困和能力贫困两种。收入贫困并不能安全体现贫困的本质，真正能影响个体生活状态和生活质量的是能力贫困，能力贫困的衡量标准和收入贫困实不一样的，这种能力是个体如何解决温饱问题以及如何免受饥饿困苦的能力，同时也包括社会福利政策的倾向、教育机会以及个人价值等，在这样的要求下，人们可以选择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可行能力。阿马蒂亚·森认为收入贫困和能力贫困的判定标准都是有一定局限性的，收入可以作为一种评价工具，但收入很容易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比如，收入可以作假，但是精准扶贫所考察的居住条件、身体状况和受教育条件等情况作假难度相对较大，因此也可以作为一种扶贫调查的一种思路。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减贫事业应向人转变，要更多的关注人的可行能力的发展。

2 探索新的扶贫实践模式意义

在对复杂系统的研究过程中，可以探索一种新的扶贫实践模式。随着我国即将完成绝对脱贫攻坚任务，即将进入解决长期贫困问题的新阶段，农村扶贫经济共同体心理扶贫模式是扶贫的创新实践，具有在探索心理帮扶的同时进行更大系统问题解决的意义。在这一模式研究过程中，对于驻村干部扶贫工作的现实问题和真实需求的诊断、数据和案例的采集与分析能够为政府推动长期贫困问题解决和驻村干部心理帮扶工作提供新的思路和参考。

本文通过实践研究，在与纳雍姑箐村结对帮扶实践过程中探索、完善和验证得出的心理帮扶模式，探讨人的可行性能力的发展，通过对人的关注角度研究更快更好的推动脱贫事业的方法。研究人员在多次实践的基础上发现，外部应激源的介入使得原本已经成为僵局的扶贫方式又有了动力，这种外部加内部的方式能让心理扶贫模式在更广泛区域内的实施具有参考价值和推广意义。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一方面能够鼓舞和激发更多的外部资源参与到贫困村扶贫中，实现贫困村经济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希望将这种互联网+扶贫模式和外部应激源介入模式转化为长期的心理扶贫模式，从而有效推动贫困村持久脱贫，实现心理和经济的双赢。

3 “互联网+心理扶贫模式”的解决方案

通过对扶贫攻坚这个复杂系统的理解，研究人员认为要解决驻村干部的心理问题需要推行建立互联网+心理扶贫模式，建立农村经济共同体，扩展“工具性自由”，探索引入外部应激源介入进行经济和心理的双重帮扶，最后实现在复杂系统中解决驻村干部的心理问题。

3.1 促进“互联网+心理健康”融合发展，提升贫困村驻村干部和村民心理健康水平

开展“互联网+心理健康”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通过互联网大力开展加强对贫困地区心理健康体系的建设，搭建以互联网为纽带，以心理热线为主要手段、以远程心理会诊为支撑的网络心理平台；二是开展远程心理会诊，聘请中科院心理所、浙江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贵州医科大学、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贵州省人民医院心理专家，远程为驻村干部和村民心理把脉。三是实施心理危机干预。针对驻村干部心理问题由专业心理咨询师进行“一对一”心理咨询，提升驻村干部心理能级；四是编发心理科普手册，为驻村干部提供易掌握、易操作、易见效的心理自助方法，增强驻村干部自我心理调适能力，让驻村干部随时有一个“不说话的心理顾问”。

3.2 完善“外部应激源+内生动力“的发展模式，帮扶贫困村经济水平持久提升

引入外部资源，对贫困地区村民实行网络化经济帮扶，利用网络平台资源，通过多种营销手段帮助贫困村村民实现经济致富，通过对村民进行专业养殖课程、心理课程的辅导，使村民掌握科学的种植方法同时也改变落后的观念，因地制宜的培养贫困人民的相关职业素质能力，提高贫困村民心理健康质量，改变其“等靠要”的落后思想观念，培养村民积极主动创新精神。习近平提倡内源性扶贫，指出治贫必治愚，着眼于根本必须加强教育脱贫，主张建立“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包括学习基本科学知识文化的基础教育，培养高素质技术人才的职业技术教育，以及提高成年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等方面的成人教育。只有可持续发展地提高贫困地区的生活水平，有助于贫困村精神面貌的改观，并实现贫困村实现持久脱贫。

3.3 推进“心理扶持+经济模式”协同发展，打造贫困村经济共同体

解决长期贫困的根本在于改变贫困村经济模式，借助大数据、互联网等现代技术，发展特色农业、智慧农业，将区域内独特的农业资源开发为独有的名优产品，并转化为特色商品，借助现代互联网平台的优势力量，打开农村特色商品的知名度，实现经济效益。同时帮助贫困村进行品牌开发，发展农村电商，引入外部资源，打造贫困村以第一书记为首，村民和外部资源共同参与的经济共同体，打造农业规模经济，形成品牌效应，为当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贫困居民收入，实现经济模式的根本变革，从而在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脱贫。

习近平主席的扶贫战略包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这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更加符合人民对发展公平、共同富裕的期待的理念。习近平主席同时提出了要创新扶贫思路和方法、创新内外生动力相结合等理论。这些理念和理论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供我们研究的理论基础，我们在扶贫过程中不仅要注重贫困地区的协调性发展以及发展不均衡问题，同时要努力促进贫困地区整体发展。同样，我们在心理扶贫的过程中也应注意充分利用国家扶贫的理论框架并将其和心理扶贫相结合，为我国提供可借鉴的带有中国特色的扶贫模式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