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自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我国从各个方面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利于三产融合理念的贯彻、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推行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等。一方面，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农民提高自身生活水平的权利，增加了农民收入。但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的异地转移转移使农村产业人才流失，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面临困难，乡村治理出现一系列问题。应更加辩证地看待农村劳动力转移现象，合理推进“三农”稳步发展。

关键词 乡村振兴 农村劳动力 新型农民

一、前言

2004—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十七年聚焦“三农”问题。农业现代化建设是国家稳步前进的基石，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土地承包流转经营的发展，个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使农村劳动力转移，这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正常现象。马克思在其著作《资本论》中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阐述虽然没有形成独立完整的体系，但在对土地兼并以及农民失去土地成为工人的研究过程中，解释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象。“在劳动孤立进行和社会性不发展的情况下，直接表现为直接生产者对一定土地的产品的占有和生产。”[1]过去的农村生产模式以个体生产为基础，如今土地流转制度进一步完善，农业规模化经营成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方向。这种规模化经营在马克思看来是“使农业合理化，从而才使农业有可能按社会化的方式经营”[1]。在这样的条件下，农村人口从土地中解放，农村劳动力转移。国内许多学者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现象持赞同态度。张勇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城市经济增长、社会繁荣和就业率提高的重要源泉[2]。万晓萌从空间溢出视角出发，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既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又通过空间溢出效益间接影响了相邻地区的居民收入[3]。以对立统一的观点来看，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劳动力转移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带来负面效应。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概况

2019年我国农村人口为55162万人，连续五年呈下降趋势[4]，根据2018年《农民工检测报告》，我国2018年农村转移总量28836万人，保持逐年上升的趋势，转移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逐年上升[5]。从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流向特征来看，农村劳动力转移多从经济落后地区转向经济发达地区，从中西部地区转向东南沿海地区[6]，同时呈现出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的趋势。马克思认为：“正是生产力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于饥饿或移民来消除过剩的人口。现在，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7]部分东部农村地区生产力发达，第二、三产业发达，这有利于三产融合理念的贯彻，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既满足了城市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为农村土地承包流转提供了条件。但在部分中西部农村地区存在第二、三产业不发达、农业生产技术较低、资金匮乏、生产环境恶劣等诸多不利因素，土地产物并不能依靠第二、三产业进行产业链升值，农村劳动力只能依靠原始生产得到较低的经济利益。一方面，这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去追求更高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这样的转移使原始生产因为劳动力缺失得不到提高，第二、三产业也无法从中得到发展，形成恶性循环，进一步成为乡村振兴的阻碍。

（一）离土离地的异地转移

离开土地转向非农就业，离开本土居住地在外地长期居住的转移，是探讨的出发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乡外就业人口偏多，占比约60%。收入预期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驱动因素，由于当地第二、第三产业并不发达，无法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当地劳动力只能去更远的地方寻找机会。正是基于这样的状况，转移后的农村发展会出现一系列问题。

（二）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

近地转移现象多集中于东部地区，基于第二、第三产业发达，能吸纳更多的劳动力。这种转移近年来占比呈上升趋势，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当地经济的发展。转出地的农村也受益于转移地带来的反馈，不管是在经济、文化，还是卫生等方面，这相比于异地转移更能促进农村的发展。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乡村振兴的影响

（一）农村产业人才流失

农民是农村最具活力的发展因素，乡村人才振兴要求培育新型农民。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指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8]。新型农民是经过农业技术培训过的职业，目前构成更多是农村劳动力，其转移使得从事新型农民的人员减少，而农业现代化建设又需要大量高素质人才，乡村人才振兴出现缺口。部分农村地区个人土地占有情况复杂，土地流转细碎化，土地利益分配不均，土地和人匹配效率不高。农村劳动力转移使“空心村”和宅基地资源浪费现象普遍存在，极大地浪费了土地资源，反而成为农业发展的阻碍。根据四川实地样本调查，新生代农村劳动力更愿意向城市转移[9]，农村未来青年劳动力需求也会出现问题。多数学者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劳动力素质得以提高，而后回归促进农村发展。但实际情况是转移劳动力也不愿回归农村，反哺效果并不显著。剩余的农村回归劳动力更倾向于非农就业[10]，而不是再次从事主体农业生产，但农村非农就业岗位少，也难以满足回归人才的就业需要。新型农村建设很多地方依靠引进企业经营，部分农村地区政府一味讲求效益，忽视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农村劳动力应是新型农业经营的主体，其转移后往往忽视了原本屬于自己的因纳入土地经营而获得的土地经营收益，使得企业过多侵占了农民的利益。

（二）农村传统文化传承缺失

乡风文明是我国农村发展工作的重要内容，乡风包括农村传统文化，反映一个农村地区的精神文明风貌，是不可缺失的精神支柱。农村传统文化是随着农村历史发展而来的，具有必然性和现实性。这种文化促进了农村的稳定发展，是村民生活的精神依靠。优秀的农村传统文化需要继承，固然存在落后的农村传统文化，但也不能否定以往的文化存在的合理性。例如，在今天看来“三从四德”是对女性不公的落后文化，但其存在在当时看来是有发展意义的，如果没有“三从四德”，如何保障宗法家族观念严格的后代的基因稳定？这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农村文明的发展。农村传统文化一方面会受内在动力影响的变化，如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过去的文化观念已经不合时宜。另一方面也会因农村劳动力转移而面临传承的缺失。现在踏上同一片农村土地，却再也没有原来的味道，这就是因为农村传统文化的缺失让人没有了归属感。横向文化内涵和纵向劳动力传承都出现改变，农村传统文化传承面临挑战。新时代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既需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熏陶，也需要农村传统精神文化的灌注。传承复兴农村文化，才能留住农村的文化根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三农”问题不仅是经济发展问题，也是文化进步的问题[11]。

（三）乡村治理面临挑战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纵观乡村治理历史，我国乡村治理在以往多以德治为出发点，这与农村传统文化密切相关。村民遵循当地道德规范，基层治理也多遵循道德教化的模式，但农村劳动力转移使这种治理模式不再适应现实情况。村民自治是其治理体系的关键所在，农民是乡村治理的主体。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农民从治理的参与者、践行者和监督者转变为旁观者，转移后的农村劳动力不再关心乡村治理的过程和结果。农村劳动力转移后的农村只能依靠政府单方面治理，与村民自治形成了矛盾势头，这不是政府过多干预的结果，而是现实需要面临的情况。乡村治理在今天看来应该是政府与村民共同努力的过程，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治理机制，影响了自治活力，造成的结果是部分地区面临治理法律不完善、治理主体缺失、治理道德观念消解的情况。农村市场食品安全问题、山寨产品等现象一直是整治重点，治理的本质不在处罚黑心商家，因为有这样的产品是因为有这样的市场。农村劳动力转移后的农村，留下的人多是文化程度不高的老人或者小孩，其辨别能力较差，并且更愿意买“便宜货”。明面上治理了这些现象，背后还是会存在不法生产和交易。农村许多农户年轻劳动力转移的层次和水平不同，使得原生农户间形成新的贫富差距，这也为乡村治理加大了难度。

四、乡村振兴背景下引导农村劳动力近地转移的建议

（一）培育新型农民

农村劳动力转移既使得农民获得了更高的收益，也为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提供了条件，转移现象是不可阻挡的，这是农村劳动力的理性行为。但重点在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后能否回到农村，留住农村发展的人力资源。从归属感上看，70%的农民工表示愿意住在城市或县，选择返乡的只有30%[12]。在人才回流过程中，很多是因为预期收入不足、社会保障和子女教育等问题而“被动回归”。培育新型农民正是解决这一现象的有效举措。新型农民不只是从农民世家本体出发，而是让其成为一种“新职业”吸引更多人才从事“三农”工作。农民“职业化”需要多方面努力，政府应对相关人才提供帮助，如提供安家补贴、适当降低贷款门槛。新型农民也要做到真正爱农村，加强当地农村人文历史的学习，提升新型农民的情怀修养。

（二）将农村文化融入农村发展

农村文化建立在农村经济发展之上，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改变，农村文化也随之改变。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劳动力减少，农村土地生产规模化，生产模式发生改变，农村文化也随之改变。既然经济发展模式会改变，要传承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就要让传统文化融入农村经济发展。例如，农产品文化植入，既升值了农产品，还宣传了农村传统文化，在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中还会形成产品相关产业链。再如，发展农村特色旅游，农村文化就是旅游的精华。著名的安塞腰鼓、赣南采茶戏等农村传统文化演变成艺术，可以为当地发展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要让农村人做到文化自觉，使留守村内的人保护和传承本村文化，又使农村转移劳动力认同和铭记本村文化，让他们记得住乡愁，并获得归属感，从而愿意回到农村。信息经济的发展波及农村，许多城市文化也冲击了农村的传统文化，其中好的文化对农村传统文化起正向促进作用，如城市的竞争精神、健康卫生理念等。但腐败落后的低俗文化对农村传统文化起破坏作用。农村人员缺少文化辨别潜意识，特别是在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改变的今天，仿佛失去了对农村传统文化的认同。

（三）乡村产业带动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是政府、社会、村民共同治理的过程，农村劳动力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村民的自治活力和效益。但乡村治理不能完全依靠政府的扶植，所以需要推动乡村产业的振兴。乡村产业能为农产品提供升值空间，是企业与农民双赢的结果，能为农村发展带来经济效益，从而拥有更多经济支持乡村治理。马克思认为：“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他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与训练。”[13]乡村产业立足于乡村，吸纳本地农村劳动力，为之提供就业岗位同时使他们获得相应的技术教育，为乡村治理提供本地的高素质人才。对于乡村企业，政府应在各方面给予支持，把控企业发展卫生环境，降低贷款门槛，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让村民监督企业发展。虽然其本质是营利性组织，但在发展过程中也会给乡村治理带来良好效益。

（作者单位为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作者简介：邝子云（1996—），男，四川剑阁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15，697.

[2] 张勇.农业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经济评论，2009（1）：42-47.

[3] 万晓萌.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收入差距影响的空间计量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6，38（3）：22-31.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

[5] 国家统计局. 2018年农民工检测调查报告[EB/OL].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4/t20190429_1662268.html，2019-04-29.

[6] 羅梓洋.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D].重庆工商大学，2019.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619.

[8]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下转第页）（上接第页）战略的意见[Z]. 2018-02-4.

[9] 何微微.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因研究——1109份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6（11）：13-22.

[10] 殷江滨.劳动力回流的驱动因素与就业行为研究进展[J].地理科学进展，2015，34（9）：1084-1095.

[11] 王国胜.论传统乡村社会文化变迁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J].农业考古，2006（03）：129-130.

[12] 周春鹏.农村劳动力转移视域下中国农民工生存与发展问题研究[D].东华理工大学，2015.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