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是一个有意思的时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以周作人、任访秋、林语堂、胡适等新文学巨匠和学者提倡新文学（主要是散文小品）写作时，曾将目光集中到以“公安三袁”为代表的晚明文学，因此，晚明被视为传统向近现代过渡的历史阶段，被用来表述整个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涅槃新生。30年代，沈启无选编以晚明公安、竟陵两派为主的晚明小品时，甚至直接命名为《近代散文抄》（1932年出版）。

黑格尔说：“存在即合理”。细究起来，将晚明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联系到一处，也有其合理性。台湾东吴大学廖玉蕙教授谈及《晚明小品》时曾解释道：

“当时五四所揭橥的文论事实上与晚明公安、竟陵的文论是有几分类似的，尤其胡适先生强调‘不要模仿古人，语语皆有个我在，这与袁中郎的‘独抒性灵可说是遥相呼应。胡氏毕生从事白话文运动最有力的根据是来自民间文学，袁中郎亦强调‘野语街谈随意取，懒将文学拟先秦。可见两个人同样地看中小说戏曲，且主张文学要口语化。胡氏白话文运动最基本的理论是阐明文学必随时代变的一种公例，这与袁中郎的‘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也是不谋而合。”

那么，晚明是怎样一个时代？一般而言，史家将明代万历到明亡这七十年称为“晚明”。朱剑心是较早提出这一观点的，他在《晚明小品选注·叙例》说：

“明自神宗万历迄于思宗崇祯之末，凡七十年，谓之晚明。此七十年间，政治腐败，学术庸暗，独文学矫王、李摹拟涂饰之病，抒发性灵，大放异彩。”

正如他所言，这一段时期，朝廷政治运作十分紊乱，社会腐败黑暗，东南海寇侵扰，东北有女真族虎视眈眈，甘陕地区及长江中上游曾发生水旱灾难，导致盗贼互起，可谓是一个危机重重的时代。不过，在某些地区，特别是以江苏、浙江、安徽为主的江南地区，经济却依旧保持着明中叶以来的繁荣局面，甚至随着商业、手工业的发达，逐渐形成了都市文化，民间文学也大为繁荣。再加上王明明心学的流行与传播，逐渐形成了个人化的文学思想。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和创作，都达到了令人惊异的水平和高度，特别是小品文和小说戏曲的发展。廖玉蕙甚至将它与魏晋南北朝并提，称赞道：“在中国政治上两个最紊乱的朝代——魏晋南北朝及明末，在这两个时期文学显示了最光辉灿烂的色彩，百家争鸣，完全表现出世的超脱，既可自娱又可忘忧的境界，这可说是成为失意文人最好的精神寄托。”

回顾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大批文化巨匠们将散文小品、小说的写作几乎提高到了文学创作的最高处，加以大力提倡，至今仍在很大程度地影响着现代文学的发展与走向。可见，晚明文学其不容忽视的地位和影响。

晚明文学的特点

总体而言，复古是明代文学发展的主流。随着经济和文学自身的发展，加之八股文的影响，明代古文诗歌都日趋衰落，日趋庸俗浅薄，于是，前后七子相继发起诗文复古运动。其中所谓的复古即是拟古，主张文必秦汉，诗必汉魏盛唐，整个文坛呈现一片复古之声，然而这一努力却未达到预期的结果。到了晚明，复古运动走向了穷途，文坛诸士不得不另求生路，于是有了公安派李贽、三袁以及竟陵派钟惺等人的飚兴，这一时期小品文是其文学运动的直接产物，也是其中较为璀璨的明珠。纵观晚明时期的文学，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反传统的精神

自孔夫子编撰《春秋》，删定《六经》，开创儒学之后，中国的文人都有文以载道明理的信条，尤其韩愈发起古文运动开始特别强调这一点，写作诗文都不会忘记道德教训，将“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牢记于心。明代前后七子的古文运动实际也是走的这条路子，只不过他们复古的成绩不能与韩柳欧阳修比肩。

而到了王阳明的心学，其“致良知说”强调自由、自我良知的觉醒，打破了古圣先贤偶像的地位，甚至大胆地提出人人皆可为圣贤的口号，极具创造性。心学而后经由王艮、王畿、罗汝芳、李贽等人的发扬与传播，到了晚明便形成了一种无拘无束的放诞精神状态，这无疑也极大地扩充了文学的领域境界。其中，李贽对于晚明思想的影响很大，在著名的《童心说》中，他强调童心不仅是做人的基礎，也是作文与做学问的基础，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这无疑是打破了“先秦派”、“唐宋派”、“盛唐派”的文学见解，强调不拘于隔套，推动个人与个性的发展。而后公安派三袁、徐渭、汤显祖、屠隆、陈继儒、张岱等人继续沿着这条路向外开拓。他们重视个性，不许人云亦云，反对千篇一律地说教。比起谈道德，他们更热衷于谈个人化的问题，譬如情、趣、韵等以往文学家不喜欢谈或是不敢谈的问题，甚至一反前人思君爱国的大文章，专写游山玩水、丛林鸟兽的小品文，有些文人长期沉溺于那些被称为消遣品的小说戏曲创作之中，创造了独特的晚明文学盛况。

在这之中，小品文以一种闲书的面貌出现和繁荣，便天生地带有向传统发起挑战的意味。正如华淑在《闲情小品》中所言：“非经非史、非子非集，自成一种闲书而已”，但是这种闲书却“必有可观焉”，“庄语足以警世，旷语足以空世，寓言足以玩世，淡言足以醒世。”颇有玩世不恭的气魄。写到这，不由人回顾起五四时期，那批黑暗中嘶声力竭地呐喊的文人巨匠们，他们不也以散文、小说戏剧为武器，希冀打破传统文学的樊笼么。

二、个性的追求：情、趣、韵

如前所述，晚明文学呈现出一种追求个性解放以至于达到了放诞不拘的精神状态，文人们热衷于谈情、趣、韵等问题，这确实是晚明文学令人着迷的缘由之一。接下来，我们不妨分别探究这三字的内涵。

情，实际不唯指爱情，在晚明时更多指向于“个性”，即徐渭所说的“本色”。他盛赞《琵琶记》的重要原因就是它句句本色，因此本色也是表达情感的最佳途径。公安派中袁宏道所强调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也同样指通过个性的抒发，达到“本色独造语”的境界。而后汤显祖以“至情说”，将“情”的追求发挥到了极致，他在《牡丹亭》题词中写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情是可以超越生死。屠隆也指出情之重要，他认为真性情流露的文章才是传世的作品。

趣，便是性情见诸言行举止，能率性而行则趣自见。袁宏道说：

“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

他说“趣”是一种“会心者”才能体会到的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然而我们可见到，因为追求趣，晚明的文学和评论往往都以趣作为出发点，如评价苏东坡是有才有骨又有趣。这种趣来源于闲，所谓“闲情逸趣”，闲也成为一种境界，正如华淑所说“不是闲人闲不得，闲人不是等闲人”。此外，趣也包涵了一种闲趣，于是晚明出现的谐趣戏谑的笑话集，如徐渭的《谐史》、李贽的《山中一夕话》、江盈科的《谈言》、钟惺的《谐丛》，就成了晚明文学的一种特色。

正是源于对“情”与“趣”的狂热追求，我们可以看到，晚明出现了一拨放浪形骸的文人山人。不少文人都以山人隐士自居，追求真情的抒发以及无拘无束的自在生活，以致于不见容于当时的社会，如愤世嫉俗终至发疯的徐渭，标新立异落得身陷囹圄的李贽，抛妻弃子、任侠豪放的袁中道，孤行勿与人同的袁宏道等等。

韵，即是真韵、韵味。周高起序卫泳《枕中秘》一书，他评论卫泳所选的小品，在此可作为韵的注解。在明人看来，无心自然就是真韵，真正高妙的文章是：

“亦儒亦墨，亦禅亦仙，既令人澹，复令人幽，既令人古，复令人艳。展卷掩卷之间，可以避寒可以消暑，可以坐隐，可以卧游，可补世说，可广闲情，南面王真不可与易也。”

简言之，好的文章能将人引入一种自得的境地，在那个境地中每个人都能得到满足和愉悦，这便有了“韵”。

总言之，不论是情、趣，还是韵，晚明文学都极力地推崇个人主义，追求个性的解放和抒发。因此，这一段时期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少有的趣味性和幽默性，不再是板着面孔的“子曰诗云”，而是摘下面具亲切地与人话家常，以真实的自我进行交流与沟通。这也是晚明文学令人喜爱的原因之一。

三、通俗化与平民化

晚明文学还有一重要特质便是通俗化与平民化。这一部分来源于王阳明的“良知说”及其讲学活动。“良知说”也是一种平等说，人无所谓圣贤，且人人皆可为圣贤。而他的讲学活动，也是对这一理论的践行，他的学生中不僅有文人士大夫，而且更多的是一些身份低微的人，如樵夫朱恕、陶匠韩贞、田夫夏廷美等等，完全是一种通俗化、平民化、有教无类的教育信条。

晚明文学通俗化、平民化的重要表现在于对俗文学的肯定和推崇。在传统文学中毫无地位的小说、戏曲、话本等民间文学和消遣娱乐，被提升到与经史诗文相并重的地位。如李卓吾《忠义水浒传序》说：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贤宰相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朝廷矣。兵部掌军国之枢，督府专间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读也;苟一日而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为干城心腹之选矣。否则，不在朝廷，不在君侧，不在干心腹，乌乎在？在水浒。”

李卓吾将《水浒》视为朝廷中上至皇帝下至小吏都不可不读的著作，指出了小说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此外冯梦龙所编“三言”诸序中有如绿天馆主人的序（即《喻世明言》序），同样讲的透彻，他说：

“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

他说小说因其通俗性，所以它的教育效果远远超过传统的《孝经》、《论语》，大有将通俗文学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

再稍稍看一下其文学所取得的成就：小说有四大名著、《金瓶梅》、三言二拍等;戏曲有汤显祖临川四梦、沈璟的《属玉堂传奇十九种》等;小品文有《徐霞客游记》、《小窗幽记》等等。

兴起的原因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当然一代之文学也有其兴起的原因，不妨简要地分析晚明文学形成其独特性的原因。

一、政治的混乱

前文已提及，晚明是一个朝廷岌岌可危的时代，政权组织忙于应付各种问题，无暇顾及学术思想的统治，为文学和思想的自由存活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政治的腐败与混乱，加上宦官的飞扬跋扈，导致为官者提心吊胆，人人自危，因此不少文人在仕途上大失所望。为明哲保身，或是寄情山水，任性放达于山林之中，或是醉心于俗文学如戏曲小说之小道，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有了不一样的光彩，成了不少失意文人自娱忘忧的精神寄托。

二、心学的影响及公安、竟陵派的推动

心学的影响前文论述较多，在此不再侈谈。

三、经济的稳固及印刷业的发达

如前所述，晚明虽因政局混乱，整体经济遭到一定破坏，但江南一隅却仍保持着繁荣发展的局面。有安定的生活，不愁温饱的经济状况，为文学创作者们提供了有利的生活及创作条件。在江浙一带甚至形成了一些商业城市以及随之而来的都市市民文化，这一方面推动了戏曲、话本、小说等民间文学的繁荣与兴盛，另一方面也使得文人们追求精神上的享受与满足，闲情逸趣的小品文便因此得到充分发展的生机。

另一方面，晚明文学的发展也得益于印刷业的发达。印刷发达，使得文学作品有了大量印刷成集，广泛流传，激发了创作者的创作热情。明代随着印刷术的提高，不仅有活字木版，还有更加快速便捷的铜版活字印刷，晚明印刷风气也随之更盛。一般文人多有能力出版自己的文集，抒发自己的情感，加上明代文人结社风气盛行，不管诗社、文社、吟社、雅集等都是集合了一大批志趣相投的人，大家诗酒相会，时相唱和与切磋，无疑大大鼓舞了文人们进行文学创作，同时对于提高创作水平也有莫大的益处。

结语

总的来说，晚明是一个异常有趣的时代，是失意文人自娱忘忧的时代。这一时代产生的文学也缤纷灿烂，光彩夺目，亦可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如周作人在倡导晚明小品时所言：“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一到了颓废时代，皇帝祖师等等要人没有多大力量了，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正统家大叹其人心不古，可是我们觉得有许多新思想好文章都在这个时代发生。”这一时代，由于中国传统文化走向没落，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的蓬勃发展，因此交叉着传统与现代、古与今之间的转换与过渡，于是“洋溢着一种历史摆脱陈旧、滞重的束缚，步履轻爽地向“当下”走来的乐观！”

如果给晚明的文学更长的时间，它应当会有更大的成就。只可惜随着明朝亡国及清兵入关，这样的文学思潮与创作方式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从而隐退。正如廖玉蕙所说：“晚明由袁中郎所领导的新文学运动就好像沙漠中的一条伏流，在清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面一直潜藏在地底层里。”

尽管如此，晚明文学仍是一座待深入开发的艺术文化和思想的宝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人先辈们曾将这一文学思潮挖了一部分，剩余的仍有待于我们这些后学之辈继续努力，从中汲取营养与精华，促进中华文化更健康有序地发展。

作者简介：余国煌（1992-）男，江西赣州人，硕士在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戏曲理论与戏曲批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