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青年时期译介欧洲浪漫主义文艺作品对苏曼殊的人生与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断鸿零雁记》使小说成为与诗一样的抒情文学，几乎可以看作现代中国浪漫主义小说的前奏。然而苏曼殊对浪漫主义的接受是一种印象主义式的自我比附，他将在小说中表达自我、写爱言情当作救赎孤独的渠道，然而，这只是情感上的反应，缺乏知识的深度，失落了浪漫主义运动兴起所强调的精神力度。

关键词：苏曼殊;《断鸿零雁记》;欧洲浪漫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0）19-0143-03

苏曼殊（1884—1918），近代作家、诗人、翻译家，广东香山县（今广东省珠海市沥溪村）人，原名戬，字子谷，学名元瑛（亦作玄瑛），法名博经，法号曼殊，笔名印禅、苏湜。他能诗擅画，通晓汉文、日文、英文、梵文等多种文字，在诗歌、小说等多个领域皆取得了成就，其诗风清艳明秀、别具一格，在当时影响甚大。

曼殊大师一生颇多奇举，细究之下“和尚的外表仅仅是一种装饰”[1]，乖戾也不过止于佯狂，“性情”二字成就了曼殊大师的惊才绝艳，也导致了他半生执迷。当我们谈论苏曼殊的多情放诞，无论是指向其精神气质，还是作品的美学风貌，都不可避免地要谈到他与欧洲浪漫主义的重重因缘。

一、心灵突围：与浪漫主义的前定之缘

苏曼殊这一生的奇幻漂流，用李欧梵的话来说，便是“敏感的灵魂浪荡于情感波涛的冒险之旅”[2]69。

苏曼殊1884年9月28日出生于日本横滨，据近代学者的研究发现，苏曼殊的母亲为一位叫若子的十九岁女佣，她诞下苏曼殊三个月后，便返回娘家再也没有回来。苏曼殊则在父亲之妾河合仙的抚养下在横滨大宅里成长。1889年，年仅6岁的苏曼殊被接回广东香山。在中国的家庭生活并没有给苏曼殊多少亲情的爱护，反因出生谣言家庭成员对其有强烈的种族歧视。同年的某一日，身患热病的苏曼殊被拖进柴房，在生理心理皆受到巨大的煎熬的情况下几近死亡，幸得兄嫂怜其孤独，偷偷照拂。

从现代心理学角度来看，婴幼儿的情感需求能否得到满足对于其日后的成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苏曼殊孤苦无依的童年岁月中过重的生存体验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它造成了曼殊性格中的自卑、忧郁、敏感与患得患失。

1896年，13岁的苏曼殊在上海一所教会学校学习，跟西班牙籍的罗弼·庄湘博士学习了2年的英文。1898年，苏曼殊与表哥赴日学习，加入三个由留日学生组成的革命组织，陷入革命热情的漩涡。1903年，曼殊返回上海，同年翻译了雨果的小说《惨世界》（后更名为《悲惨世界》）。在此之后苏曼殊进入了文学译介的高产期，先后出版四个诗歌译集，英译汉诗集《文学因缘》，1908年东京博文馆印刷，上海群益书社翻印时改名为《汉英文学因缘》;1911年东京神田印刷出版的《潮音》;1914年，苏曼殊将一些西译汉诗和自己的汉译西诗;由东京三秀舍合集为《汉英三昧集》，泰东书局翻印时改为《英汉三昧集》。苏曼殊何时初次接触到拜伦、雪莱等欧洲浪漫主义巨擘尚无定论，目前根据黄轶的考证，“苏曼殊开始翻译拜伦的诗大约始于1907、1908年居日本时”[3]，初识虽无从可考，但当一个非专业的翻译工作者下定决心翻译某个特定的作家作品时，势必带有一定的个人取舍，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孝儿耐女传》等作品，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用西方世界的情感道德去弥合中国儒家的价值观[2]45。

苏曼殊在1908年的二三月间“几乎用所有的时间专门读拜伦的诗”[4]，足可证明他对拜伦的持续热情。苏曼殊也曾在《潮音》的跋中写到自己在积雪的夜晚泛舟，“歌拜伦《哀希腊》之篇，歌已哭，哭复歌。”[5]57苏曼殊对拜伦有一种天然的心灵上的亲近感，或者说他在拜伦身后的欧洲浪漫主义身上得到了一种认同感。

浪漫主义作为一场运动，始于对古典主义陈规旧习的反叛。虽然“在欧洲文学批评界，为定义浪漫主义而进行的论战几乎无休无止。”[6]，但是高举浪漫主义旗帜的知识分子们，他们分享着某些共通的基本信念：强调个体意识，把自我视为绝对的中心和出发点，热烈地、甚至病态地去捕捉、去歌咏，去抒发一切属于个人的感觉、情怀、思绪。

在此之前，苏曼殊是一个孤独的有情人。“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7]221在与现实的博弈中，苏曼殊总是转向自己的内心以求逃避。这时候的苏曼殊其实存在着被他的“五·四”后辈所称之为“零余者”的心理负担，但与欧洲浪漫主义相遇之后，苏曼殊为自我情绪正名了。

二、有情天地：《断鸿零雁记》中的浪漫主义倾向

与西方浪漫主义小说相比，苏曼殊的小说缺少外向的反抗激情、叛逆精神，也没有那种令人震惊的崇高的奇想，因为苏曼殊首先是个诗人，他的浪漫气质是诗的，即使是小说也体现出诗的特征。苏曼殊更多浪漫艺术的一面，是一种被黑格尔称为“内在的软弱”的情感，当苏曼殊将“自我”与“情感”引入小说，结合他的身世际遇来看，这种内在的软弱是无可避免的。

苏曼殊一生共写小说七种，其中《人鬼記》已散佚，流传下来的有《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泪记》（未完）、《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等六种，写作模式大抵相同。因此，我们就对第一部小说，可以称之为中国第一部长篇现代小说的《断鸿零雁记》进行分析。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探讨影响接受的文本互动关系之时，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元素的一一对应，正如巴尔赞所说，我们要分辨“作为历史运动的浪漫主义，与作为人类特性的浪漫主义。”[2]304

《断鸿零雁记》可看作苏曼殊的自叙传，曼殊也曾说明自己创作此篇是因为尝觉“遭逢身世有难言之恫”[5]57。主人公三郎的私生子身份、历经周折赴日寻母、与雪梅和静子的恋爱悲剧等情节，都可以在苏曼殊的现实生活中寻到佐证。这部小说所用心着墨之处并不在情节，作者将自己的身世经历移入小说，不过是为了更方便坦露内心，作者将情绪作为文本结构的内核，主导小说的走向。

《断鸿零雁记》对情感与个性的处理与浪漫主义精神相吻合。首先是小说的抒情性。华兹华斯说“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溢。”[8]这几乎成了浪漫主义者的宣言，它将文学形成的原因与持续发展的动力都归结于人类的情感与灵性，将文学创作看作是情感的实体化。《断鸿零雁记》拥有一种诗化的抒情性，苏曼殊的兴趣不在于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它以第一人称作为小说的叙述方式，随着主人公三郎情绪之流动，向读者倾诉、渲泄一种情调、氛围，情节被刻意淡化，情绪变化成为小说发展的内在动力。三郎在日本与母亲生活，整日里绘画、散步，过着静谧安宁的生活，情节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在原地停摆，但是三郎与静子对彼此的情意却在暗处发酵，小说中某个海滨夜晚，万籁俱寂，静子大胆而热烈的剖白，三郎的喜悦与纠结，苏曼殊营造了这样的一种情感氛围，一种深海与火山的对立和谐，平静表面下的“情波万叠而中沸矣”[7]42。情绪的涌动一下子唤起了整个故事的波澜。

当我们截取故事的一个片段时还可以发现，情感除了引导文本的走向之外还充斥在细节之中，整个文本世界成为了一个情感世界。小说十二章有这样一个动人的场景：“余愈踧踖，进退不知所可，惟有俯首视地。久久，忽残菊上有物，映余眼帘，飘飘然如粉蝶，行将逾篱落而去。余趋前以手捉之，方知为蝉翼轻纱，落自玉人头上者。斯时余欲掷之于地，又思于礼微悖，遂将返玉人。玉人知旨，立即双手进接，以慧目迎余，且羞且发娇柔之声曰：‘多谢三郎见助。”[7]25“行将逾篱落而去，余趋前以手捉之”二句的心理留白表现出三郎的感性直觉，此时此刻与静子相处的时光是如此美好，粉蝶的离去让他内心恍惚，抓住“蝴蝶”，是为了留住此时的氛围与情意。正如此刻一双有情人的心灵相通，这一场景的每个角落都散落着全然的绵绵情意。苏曼殊将情欲艺术化了，在此之前，中国小说讨论“情”都无法做到《断鸿零雁记》这般浸入式地单纯表情，《牡丹亭》讨论“至情”，会强调“恁今春关情似去年”的人欲自然，《红楼梦》讨论情，强调宿命式的木石前盟，这种社会性的命题背后，是时代观念的不一致。古典小说家与剧作家们无法对自我与情感有明确的信心，而身处于社会巨变浪口的苏曼殊身上少了一层传统儒教的文化束缚，所谓性情已成了他在真实人生中摸索出的信念。

其次是作为自叙传，小说做到了情感的真挚与个性的凸显。三郎与法忍在荒山野寺得见吴梅村之诗，三郎立刻大发感慨：“此澹归和尚贻吴梅村之诗也。当日所谓名流，忍以父母之邦，委于群胡，残暴戮辱，亦可想而知矣。澹归和尚固是顶天立地一堂堂男子。呜呼！丹霞一炬，遗老幽光，至今犹屈而不申，何天心之愦愦也？”[7]55于此得见一个情感充沛的青年人对与世事的一种激情。苏曼殊无时无刻不在表现“我”的观点、“我”的态度，真诚地表达着自我。除高昂的社会态度之外，还可见他缠绵细腻的内心剖白，“余自得雪梅一纸书后，知彼姝所以许我者良厚。是时心头辘辘，不能为定行止，竟不审上穷碧落，下极黄泉，舍吾雪梅而外，尚有何物。即余乳媪，以半百之年，一见彼姝之书，亦惨同身受，泪潸潸下，余此际神经，当作何状，读者自能得知。须知天下事，由爱而生者，无不以为难，无论湿、化、卵、胎四生，综以此故而入生死，可哀也矣！”[7]13自我剖白的真挚让他得以与他的鸳鸯蝴蝶派弟子们区分，实际上，鸳蝴只是借去了他写爱言情的故事框架，对于真实灵魂的剖白与主体个性的张扬几乎丢弃了。

三、情网之困：苏曼殊对浪漫主义的有限接受

《断鸿零雁记》整个故事始于寻情，终于情断，当三郎面对两位如花美眷的深情厚意，他自觉无法回应与选择，所谓“情网已张，插翼难飞，此其时矣”[7]36。作者一再告诉我们，三郎的内心矛盾与其佛教徒的身份有关，但事实上小说并未呈现出三郎对佛教的笃信虔诚，若说三郎因为情爱之心与佛教戒律的矛盾而导致他在两段情感当中的消极作为，似乎被作者的面具所迷惑了。三郎享受并痛苦着情爱的过程，他消极退避地迎来了雪梅的死亡，又以不告而别断送了静子的痴爱，这样的结局更像是身为三郎的作者在现实两难中无路可走，“宁为玉碎”的选择——让一切终止在它最美的时刻。

这种对情感的偏执应证了苏曼殊的自我封闭，我们可以感受到曼殊所抒写的情，止于快乐、悲伤、无奈、痛苦这些情感，却无法获得更多的灵魂力量。苏曼殊写情的缺憾就在于对精神的遗失，从头至尾他只是将表达自我、写爱言情当作救赎孤独的渠道，他沉溺于对自我的哀怜，而并不在意情感高潮之后是否有路可走。

因为苏曼殊对浪漫主义的接受完全是一种印象主义式的，他在偶像与作品中寻找跟自己个性相近的地方，例如对爱的执着追求、高昂的激情与思绪的迷乱等。这只是情感上的反应，缺乏知识的深度。一位学者总结过他的基本生命态度：以情求道[2]75。事实上，苏曼殊在求道过程中被“情”半路蛊惑，将其看作了自己的道，在情网中愈挣扎愈深，这就注定了他无法实现超越。

柳亚子在《苏曼殊全集》中称：“曼殊的文学，是青年的，儿女的。他的想象，难免有点蹈空;他的精神，又好似有点变态。”[5]391苏曼殊从来无法真正瞩目现实，他一生漂泊，导致他的灵魂也居无定所，正如年轻人自热血中沸腾而出飘浮在高空的心性，缺乏知性的厚重与现实的力度。

创造社的陶晶孙说：“曼殊的文艺，跳了一个大的间隔，接上创造社罗曼主义运动”[9]，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个事实是，它无法避免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样的，也无法与民族独立、民主政治的进程割裂开来，但在苏曼殊身上，我们看到了古老中国寻求现代转型的一个缩影——也许现代中国的觉醒自有其由内而外的情感欲求，称苏曼殊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先觉者，确实一点也不为过。

参考文献：

[1]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0：94.

[2]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M].王宏志，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3]黄轶.苏曼殊与《拜伦诗选》[N].文艺报，2006-04-30.

[4]朱晨.苏曼殊与英国浪漫主義[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 2005.

[5]柳亚子.苏曼殊全集：第四册[M].北京：北新书局，1932.

[6]伍晓明.自我·艺术·自然——西方浪漫主义与五四文学[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2）.

[7]苏曼殊.苏曼殊小说诗歌集[M].裴效维，校点.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8]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69.

[9]陶晶孙.急忙谈三句曼殊[M]//牛骨集.上海：太平书局， 1944：81.

[10]黄轶.苏曼殊与“五四”浪漫抒情文学的勃兴[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1）.

[11]杨联芬.苏曼殊与五四浪漫文学[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

作者简介：顾镶瑶（1996—），女，汉族，江苏常熟人，单位为四川大学，研究方向为世界华文文学。

（责任编辑：朱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