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根本性作用。随着我国实力的不断增加，我国面临的政权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制度安全、主权安全等外部挑战日益复杂严峻。积极应对这些挑战，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切实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强化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凝聚力;坚定制度自信，保持强大的政治定力和战略定力;坚持维护与塑造并重，走合作共赢的和平发展道路。

关键词：政治安全;主权安全;政权安全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0）19-0060-03

一个国家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安全，各个国家都非常重视国家安全，并制定了与之相关的法律予以保障。我国历来重视安全工作，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时代发展和社会急剧变化的需求，创造性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并强调“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

一、政治安全的内涵

安全，要从客观状态和主观状态来分析，客观状态是没有危险，比如，外部有没有人攻击你;主观状态是不受威胁、侵犯，强调的是主体对所处环境的一种安全状态，即有没有安全感;这种主、客观状态不会自然形成，需要有一定的切实的保障能力。比如，2016年“南海仲裁案”闹剧，以及2020年以来美国在南海炫耀武力的动作，深刻表明我国安全面临外部挑衅的状态以及我国有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政治安全是指国家主权、政权、政治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没有危险，免受威胁、侵犯、颠覆、破坏、恐惧的状态和能力。其中，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是最核心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因为对我国来说，如果失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失去党的执政地位，那么中国的政权性质就会发生改变，人民民主将不复存在，更谈不上人民民主专政。总体而言，我国政治安全的基本面是好的，但也面临着来自外部诸多风险挑战。

二、我国政治安全面临的外部挑战

当前我国在政治安全领域，复杂的外部因素与繁杂的内部因素互联交织，繁杂纷乱的内外联动，严重威胁着我国的政治安全。这些外部挑战主要是对我国的政权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制度安全、主权安全形成威胁，具体表现如下：

（一）对政权安全的挑战

我国政权安全的最现实的挑战就是西方策动的“颜色革命”。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高调推出，意在遏制中国的发展;进而又提出“印太战略”，目标是进一步压缩中国生存和发展空间。在我国及周边地区，也出现了一系列颜色革命的先兆。例如2007年缅甸的“番红花革命”，2017年柬埔寨的“莲花革命”，2014年中国香港的“占中运动”，以及2019年以反修例为名的香港暴乱，这些都是西方企图借“颜色革命”钳制我国发展的阴险图谋。

近几年，美国大肆实行“美国优先”和霸权主义，对别国进行直接欺凌，“颜色革命”出现了新的动向，我们必须高度警惕。

1.从利用“街头政治”转向破坏宪法秩序。“街头政治”因为其成本低，易发动，是西方国家长期以来惯用的手段。但是最近一段时期以来“街头政治”策动的失败，给西方当局带来更深入反思，分析“街头政治”的局限性：第一，前期的动员周期比较长;第二，发酵周期也相对较长，有时需要好幾年的时间;第三，有些国家作好了应对了准备，“街头政治”被合法合理镇压，我国成功挫败香港暴乱就是最好的例证。因此，“街头政治”被翻版升级，以更加粗暴的方式，苗头直指目标国的民主程序和宪法秩序。比如：今年以来，美国国会悍然通过所谓的《2019年台北法案》《香港自治法案》《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妄图干涉我国内政。美国自认为可以把自己倡导的“民主”“法治”放在一边，只要对自己有利，就可以肆无忌惮破坏别国的宪法和法律。

2.从网络动员转向网络功能“深度挖掘”。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民不断增加，网络手段隐蔽、便捷、高效的特点，被“颜色革命”广泛利用，青年人成为被动员的主体。今天，美国不再满足于表面的动员，而是转向“深度挖掘”，比如，美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基金会、社会学院等，通过建立相关的网站，与目标国国内的分裂势力通过网络联络，直接与“颜色革命”的幕后推手联系，策划“颜色革命”，并得到境外资金支持。这种方式更加便捷高效，不易被发现，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我国应对“颜色革命”的压力和难度。

3.从自己独立推动转向“群狼战术”。美国在自己苦心策划推动“颜色革命”的同时，也拉拢其他国家加入到这个阵营里边。近年来，美国联合其他国家，对我国进行强有力的制裁。比如在《美墨加协议》签订的时候，禁止墨西哥、加拿大与我国签订与之相关的任何协议，实际上就是要求他们选边站队。由此可见，出于对自己国家利益的维护及意识形态的捍卫，“群狼战术”未来会被频繁使用，这必将带来更复杂的国家间矛盾和国际社会冲突。

（二）对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

各个国家都很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但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来说，“普世价值”一直被视为意识形态工作最重要的抓手。值得我们高度警醒和警惕的是，特朗普上任以来，尤其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国在挑起意识形态冲突上又有新表现。

1.严重偏见的意识形态。2020年初，美国在疫情期间公开抹黑中国，宣扬中国“经济崩溃”的理论。2月，《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文章：中国是真正东亚病夫，宣扬“新东亚病夫论”。蓬佩奥更是直接抨击中国共产党搞威权主义，意图煽动、挑起其他国家对我国政党、体制的不满，进而激起我国民众对我国制度的不满，达到实现和平演变的企图。

2.日益严重的种族歧视。2019年4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部主任斯金纳在谈到与中国的关系时称，“这是我们第一次面临一个非白人的强大竞争对手。”今年以来，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官员不顾科学家的科学公开态度，多次公开称呼“中国病毒”“官状病毒”等，甚至改编歌曲呼吁远离黄种人，从行为、表现、内心、文化等方面表现出其严重的种族歧视。

3.对集体主义观念的抨击。西方国家宣扬个人主义思潮，强调个人的价值高于集体或国家的价值。新冠肺炎疫情中，他们美化西方的群体聚会活动等，许多活动照常进行，高调宣扬西方世界尊重每一个人的价值;诋毁我国借疫情利用大数据技术开发大规模监测，侵犯公民隐私权;污蔑我国武汉采取“封城”的强制措施控制疫情是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总之，其矛头直指集体主义价值观，高调抨击集体主义价值观。

（三）对国家基本制度的挑战

意图颠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变我国的经济体制，这也一直是西方给我们施加影响的地方，他们惯用的手段表现为民主原教旨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

1.民主原教旨主义。长期以来，西方一些人顽固认为“西方议会民主制度是世界和平的前提”，宣扬实行西方民主的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等，不遗余力向第三世界国家推行其所谓的“民主”，这种主张被称之为“民主原教旨主义”，其根源于以西方为中心的思想和西方的霸权思维。

理解和分析“民主原教旨主义”应该从三个视角着手。一是无视民主的多样性。认为西方的民主，尤其是竞争性的多党制普选制的民主模式，是唯一的、最好的、最有权威的模式，其他的民主制度，比如人民民主、协商民主都属于民主的“异类”，不合时代，不合潮流。二是无视民主的条件性和渐进性。所有国家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应该放弃自己的民主模式，选择西方民主模式，如果达不到，就采用前苏联的“休克疗法”，以达到西方民主“大跃进”。三是无视民主的内适性。所有国家，不管其国家的文明和传统适不适合，不管其是否具备适应的条件，都必须与西方标榜的民主保持高度的一致和协调。

近几年，从香港的“占中运动”和“修例风波”，都可以看到其背后是民主原教旨主义在作祟，导致的结果是影响了香港经济在全球的竞争力，扰乱了香港社会稳定，损害了香港民众的福祉。

当前，美国等西方国家更是出于虚妄傲慢的历史观和双重标准的价值观，对客观事实进行任意裁剪。比如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他们把中国修建的方舱医院说成是“集中营”，而他们后来又不得不借鉴中国经验，也开始修建方舱医院，却美其名曰“诺亚方舟”。中国香港的暴乱，西方政客用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来赞美;而美国的骚乱，即使出动了警察甚至军队，却被说成是维护法律和秩序，西方的双重标准赤裸裸地暴露在世人面前。

2.市场原教旨主义。所谓市场原教旨主义，更强调市场在经济机制中的自动修复、调节、平衡作用，反对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干预。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很多年，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达到30%左右，但是一些西方国家出于自己利益的考量，歪曲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成就，始终认定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第一轮中美贸易战谈判期间，美国单方面升级贸易摩擦，理由之一就是：中国的产业政策没有按照美国的要求进行所谓的目标的调整，对我们的产业政策进行抨击。

（四）对主权安全的挑战

从外部来讲，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主权安全领域的纷扰不断。1950年，面对挑衅到中朝边境的美国，为了维护我国主权安全，中国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抗美援朝一战定乾坤，为我们赢得和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西方从冷战思维出发，利用历史遗留问题挑拨、制造矛盾，比如中国台湾、南海、东海、黄岩岛、中印边境问题等，这些都是我国主权安全、领土安全领域面临的挑战，在其背后都可以看到某些大国的身影。更为严峻的是，外部敌对势力与我国内部的藏独、疆独、港独、台独等分裂势力勾结，千方百计寻找各种借口进行政治挑衅，内外安全因素交织共振、连锁联动的风险越来越大，对我国主权安全构成严峻挑战。

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发生“颜色革命”的许多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就我国而言，政治安全风险防范的研判和化解，最根本的是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切实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强化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

1.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领导是我国的最大优势，同时也是西方一直以来攻击和污蔑我们最多的一点。历史经验表明，我们最宝贵的东西，往往是西方势力攻击的聚焦点。回顾历史，只有中国共产党这支政治力量，将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最大的貢献，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为中国提供了凝聚力和向心力，这种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样指引着新中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也必将指引我们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强化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政治安全的核心就是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怎么去维护？需要强化党对国家安全工作体制机制的顶层设计，这样就体现了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权威性，把准政治安全的方向、定位正确。

（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凝聚力

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国家的价值观，事关民族的核心价值，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根本制度确定下来，一方面，可以让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更强大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同时，我们必须善于、敢于、勇于与错误思潮作坚决斗争。

（三）坚定制度自信，保持强大的政治定力和战略定力

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喀麦隆总统比亚时指出，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关键看三条。第一条是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条是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和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条是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新中国71年的发展，充分证明我国的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发展的，是能够给人民带来福祉的。

当下这场抗疫斗争，为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上了生动的一课。西方抗疫不力引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缺陷的深刻反思，而中国抗疫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则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政治优势。我们不仅没有任何理由妄自菲薄，必须坚定制度自信，保持战略定力。

（四）坚持维护与塑造并重，走合作共赢和平发展道路

维护与塑造是两个层面，国家政治安全的维护，要求我们强化忧患意识、坚守底线思维、应对各种挑战。国家政治安全的塑造，是更高层次更具前瞻性的维护。这就要求我们主动作为，努力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外部安全环境，确保我国政治安全得以有效维护。

四、结语

当前我国面临的政治安全形势是严峻的，这要求我们要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党建的科学化水平。换言之，我国要继续处理好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在政治安全、国家安全的根本性问题上，绝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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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江洁（1981—），女，汉族，山西洪洞人，中共阳泉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

（责任编辑：马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