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忠

目前中美双边问题是全球化变局过程中一个非常显著的问题。在目前提出的双循环战略中，大家普遍有一种担心，就是双循环战略本身是否是一种被动的或者是处于消极守势的选择。

一、问题的提出

首先，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经济危机和大萧条的情况下，全球的民意普遍走向民粹主义。西方国家内部把都有跟中国脱钩、甩锅中国当作一种政治正确的选择，栽赃中国或者歧视华人的观点在海外很有市场。国内理论界和思想界也曾经历过非常复杂的变化，每当我国到了改革开放关键时期，都会出现一些非理性言论。比如过去的民营经济退场论;还有这次疫情危机过程中有人杜撰了马克思的一句话，说马克思1867年曾经说过，每次疫情都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绝好机会，而实际上权威的学者并没有在马恩全集里面找到出处。因此，面对国际市场和国际格局的复杂变化，国内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左的和极左的思想。但毫无疑问，在这场疫情危机之下，全球供应链重组效应已经开始呈现，特别是在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断供”下的“供应链安全” “产业链重构”成为全球化变局的集中体现，中国开放经济发展面临许多新的严峻的挑战。如何“危机中寻求新机、变局中开辟新局”成为紧迫、重大的理论与战略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提出双循环战略，有必要科学严谨地分析如何双循环。它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焦点是否应该随着不同历史发展阶段而进行相应转换，即如何平衡和切换国内循环为主和国际循环为主，在整体战略上要把握好两者的切换和变化过程。

二、疫情冲击下的全球化变局

这场疫情危机带来了很多灾害和冲击，但同时让全球认识到了这种危机的实质，认识到了危机后面隐藏在实体经济中的世界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在整个以金融为主导的一系列传统宏观调控政策纷纷宣告无效之后，问题就聚焦到产业链和供应链上来。产业链和供应链问题成为真正的解决实体经济矛盾的着力点和关注点，也第一次被纳入到以贸易和制造为主导的全球化过程中来。这使得人们认识到劳动生产率长期低迷是实体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在这个瓶颈之上进行的宏观调控是无效的，纯粹靠金融的杠杆化或者说过度的杠杆化进行调整，实际上从2008年以后就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而且边际效应越来越低。因此，产业链的调整和供应链的安全问题变成非常突出的首要的問题。

用战略眼光来看，中美双边关系处于熔断的状态，无论是脱钩还是熔断，主要有两个基本分析角度。一是存量角度。过去改革开放40年，中国与美国、与世界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产业链和价值链相互嵌套、相互交错的状态，从存量上来讲，短期内是不可能进行调整的或者说短期内不可能产生脱钩的结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绝对脱钩和完全脱钩是不存在的。部分脱钩和局部脱钩也不会存在于存量上。尽管可以看到贸易有调整，看到制造有回流，但贸易的调整和制造的回流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新现象，美国整个制造业召回和资本回流现象最早出现在奥巴马时代。从统计数据来分析，2002-2017年是美国制造回流和资本回流最快的时期。在特朗普时代，从实体经济上来讲，美国与中国脱钩已经进入到尾声阶段，并不是一个最鼎盛的时期。因此存量上、静态上，中美双边之间的平行关系和结构交错的关系，已经调整完的状态。目前出现的贸易和投资的调整，在整个疫情影响下被放大了，它不会影响改革开放40年来形成的历史的这样一个存量。

二是增量角度。局部和部分脱钩更多的是发生在增量上。未来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经济活动和经济交易中可能出现的科技问题、金融问题，包括人员流动过程中产生的与科技和金融相关的签证问题、移民问题等，将成为疫情期间和后疫情时代中美关系出现的最主要的一些新的战略调整方向。因此，如果分开看存量和增量的关系，脱钩只是部分和局部的，甚至从长远来看是暂时的过程。

总体上来讲，中美脱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存量和增量之间的关系，此消彼长也好，或者共同在一个方向也罢，更多的要看世界经济在未来3-5年，总体环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是从眼前的技术性的衰退向三年以内的金融经济危机转变，甚至向更长时间的大萧条这个方向演化，还是会出现阶段性世界经济复苏，这个大前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决定了中美脱钩主要发生领域是在一个正和博弈、零和博弈上还是负和博弈上。如果中美博弈大部分发生财富的增量上，也就是世界经济增长产生的福利和红利上，那这是一种正向的博弈，并不可怕。如果世界经济衰退或者静止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中美就是零和博弈。如果世界经济向危机和萧条方向过渡的话，中美之间的博弈就变成纯粹的负值博弈，谁损失的更小一点，谁付出的代价更大一点，这个博弈是非常残酷和残忍的，在这个过程中存量调整会加剧，增量调整会加快。从这个角度来说，未来的全球化全景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但无论如何变化，“碎片化”“区域化”“结构化”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前提。

三、全球供应链安全

在这样的情况下，全球供应链安全牵涉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一）对中国来讲战略机遇期是否仍然存在

从理论上来讲，战略机遇期指对全局产生重大、深远影响的一段时期，有利于统领性、全局性、左右胜败的谋略、方案和对策实现的背景、环境和条件。战略机遇期是一个稳定期，是一个长期的稳定的全局性的比较平和的时期。因此从理论上来讲，只要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人类的主题，那么战略机遇期就仍然存在。但从历史经验来看，要关注战略机遇期四个依据。

一是理论依据——长周期定律。战略机遇期是要依靠长周期的调整，整个世界经济向好的时候，战略机遇期对全球来讲是个稳定的环境。比如说，1950-1975年战后的黄金时代，它是整个经济向上的良好时期。比如说，在过去的10年、20年，从周期性来讲是比较温和的稳定期，然而这个稳定期是否仍然存在？从长周期来讲，假如2025年是个界限，再往后是一个整个世界经济衰退期的话，这种战略机遇期的外部环境就变得非常的残酷，非常的严峻。

二是环境依据，主要世界是否存在核心大国能够起到稳定秩序的作用。比如，金德伯格说的霸权稳定论，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霸权，可能就有比如固定汇率制，就有布雷顿森林体系，这种状况下世界经济会呈现相对稳定的状态。如果霸权不存在了，或者说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那这个环境本身就是不确定性非常强的环境，对战略机遇肯定也是有影响的。

三是技术依据，是否有一个新的科技和产业革命突破在即。工业4.0时代，整个技术的全面突破和在全球范围内的溢出能否提前实现？如果不能实现，那意味着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力将继续往下走，或者保持比较低迷的状态，且会是一个长期的现象。而这种状态之下，全球之间的利益竞争，全球范围内大国的关系就会变得非常的复杂。

四是制度依据。全球范围内来看，主要国家的比较优势呈现何种特征。过去曾经经历过殖民主义时代、保护主义时代、自由贸易主义时代，以及战后的跨国公司垄断主义时代，而全球化时代则是一个组织和制度要素占主要地位的时代，这是中国入世以后带来的井喷式的经济景气过程中所处的全球化主义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制度的环境也同样会发生变化。

根据以上一系列的依据综合考虑，以往的那种长期稳定的战略机遇，长期稳定的各种环境，已经发生变化，战略机遇容易把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因此，战略机遇将面临更加复杂的环境，比如全球性的经济下行，比如结构性、体制性和周期性的三性叠加的系统性风险，比如新兴经济体普遍面对的三个陷阱，这些状况加在一起时，可以看到整个战略机遇也同样走向了碎片化，走向了一个非稳定状态。所以战略机遇期已经变成了一个不稳定的时间窗口，它是一个非常碎片的、变动的、转瞬即逝的过程，这给各个国家抓住战略机遇期带来很大挑战，对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形成重大考验。这是在整个全球供应链安全问题中必须考虑到的一个问题。

（二）技术革命的非普惠性增强

无论是正在进行中的工业4.0还是第四次产业和技术革命，都面临与以往产业革命有不同的典型现象，就是没有伴随着一个非常稳定的全球化过程，而是逆全球化或者全球化变局的背景下发生的。缺少以全球化作为基础的产业技术革命使得红利分配产生非常强的非普惠性。这种非普惠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跨国公司呈现出既不利于母国、也不利于东道国的利益新取向。以往跨国公司不是有利于母国就是有利于东道国，这个二重性是非常明显的，两者之間的关系此消彼长。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跨国公司利己主义至上的情况下，产生出既不利于母国也不利于东道国的利益新取向。典型的行为就是通过转移定价把注册地放在各种避税天堂，最后产生的结果既不利于母国也不利于东道国。

二是在疫情的影响下，技术和产业革命的动能不断减弱。金融危机以后，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国际资本流动速率和规模萎缩是非常明显的。最新的联合国UNCTAD的报告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通过投资产生并利润进行再投资的动力已经没有了，因为本身利润也在萎缩。

三是疫情影响下出现的国家主义至上思潮。如美国优先、欧洲利益至上等取向，成为阻断技术普惠的很重要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各国一方面用知识产权保护作为武器，另一方面利用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作为手段，来阻碍别的国家在本国技术领先领域开展并购、参股与投资。这使得技术本身在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互惠的溢出过程被阻断了。

四是受疫情蔓延和供应链“断供”的影响，技术和产业革命所需要的规模化运用场景处在割裂的过程中。

上述一系列因素使得技术革命在这轮暴露出了非常大的一个新特点，就是非普惠性。工业4.0进程有可能在疫情和逆全球化过程中，导致国家和国家之间更大的经济差距、技术差距以及数字鸿沟，也可能在一个国家国内造成不同族群、不同人群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进一步拉大。这个特点会造成社会关系和国际关系的不稳定，会对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带来很大的影响。

（三）中美战略的竞合关系

在中美脱钩的过程中，增量的脱钩会很明显加快，存量的脱钩则比较缓慢。人们看到美国的动作不断，包括引导资本与制造回流，出台“实体清单”，中概股的“退市”问题，华为5G与“孟晚舟事件”，中行“原油宝”事件，台湾、香港、新疆、西藏等问题。宏观上看中美脱钩，有以下几个点需要注意。一是如果中美进行贸易和制造上的脱钩，实际上从我国的整个贸易总量、技术依赖对象、技术来源结构和外商投资结构来看，并不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过程。脱钩的结果不可怕，脱钩的前提也不可怕，但是脱钩的过程是比较难受、比较可怕的。这个过程会带有很强的释放效应和很强的外部影响。这个过程中，很重要的问题是两国之间还有哪些领域是无法脱钩的，这个问题留到后面再仔细阐述。

（四）国内循环的支撑作用和持续性

我国以国内循环为主，要考虑以下五个方面。一是财政和政府债务的支撑能力和结构性矛盾。随着财政支出的扩大和地方政府债的增长，要关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来支撑我国的政府投资和社会投资。财政央地矛盾已经十分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其实难度非常大。二是外商投资与民间投资的长期预期与短期机会矛盾作用下的意愿。需要关注外商投资和民营投资对中国的长期预期是否看好。短期内我国体制机制造成外商投资渠道不畅，民间投资机会不多，因此，外商投资和民营投资的意愿能否顺利落地成为现实也需要考量。三是“十四五”期间我国倡导的新基建和都市圈发挥的社会稳定作用。两者在吸收就业和促进科技突破方面的作用究竟有多大，还需要进一步估计。四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传统的产能格局调整存在很大的惰性。现阶段我国以“六稳六保”为首要任务，在保市场主体的过程中，可能导致产业结构调整与产能结构调整步伐停滞，可能与长远的结构调整目标和方向背道背驰。五是国内外疫情防控“时间窗口”的可持续性和利用能力。我国目前疫情处于较缓和的状态，而国外的疫情非常严重，这使得中国和国外形成了地区间的窗口期。在时间上，我国可能还面临着疫情二次反复的风险和输入性风险。这种时间窗口有多大的可持续性，以及在时间窗口范围内如何有效利用我国的复工复产和整个世界市场需求的恢复、和欧洲的复工复产节奏之间存在的时间差，这些问题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国内循环的整体顺畅。

需要注意的是，短期一两年内，国内市场的需求可能跟过去40年形成的巨大产能之间进行短期匹配，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匹配间是否存在矛盾？当我国充分释放产能，实现社会充分就业的时候，如果没有与国际社会的总体需求相匹配，这种国内循环的长期持续性和支撑作用能否延续下去？在整个供应链安全过程中必须考虑以上问题。

四、“双循环”的战略前景

结合以上分析，从理论上提出未来双循环的几个战略前景和发展方向。

（一）战略机遇重塑：结构主义时代的到来

面对结构主义时代的到来，现在既不能轻信福山定律，也不能简单相信汤因比的预言，必须走出第三条道路。福山定律认为，中国或者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最后都必须向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过渡。汤因比认为，中国是最符合工业4.0时代实现技术和产业突破应用场景的国家。这两种说法都是很极端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我国要走第三条道路，就是打破“罗德里克不可能三角”（民主政治、国家主权与经济全球化），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能够在全球化过程中构建稳定的产业链和安全的供应链的道路。这是我国的顶层设计需要关注的一个方面。

其次，我国要坚持和平与发展主基调，防止开启“冷战”铁幕，努力實现我国在价值观和发展端上跟全球大部分国家的统一。我国对国际关系处理过程中的一些原则和节奏，是否要进行一下微调，是否在一定程度上要抛弃战狼外交的这种做法。同时我国要对于国际社会强调的俄罗斯和中国的锐实力有清醒的认识。锐实力不是一个真实的实力，它不是硬实力也不是软实力，有可能成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利论资。

再次，要避免用“逆市场化改革”来应对“逆全球化”。我国不能走向完全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封闭路线，这是在整个战略上要确立的基本原则。

（二）巩固和扩大技术与产业革命的“应用场景”

一是用扩大开放实现工业4.0基础上的科技普惠性回归。要坚持扩大开放，巩固和扩大整个技术和产业革命的应用场景。在《大国崛起》里有个很精彩的片段，即汤因比认为，从整个技术研发和技术发明来讲，第一次工业革命似乎不应该发生在英国，因为不论是瓦特的蒸汽机还是纺纱机，这些技术运用本身不在英国，而是在欧洲大陆最早发生。但因为自身劳动力成本上升，英国被迫要用规模化的生产线来推进技术在英国的运用，英国创造了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应用场景，而这种应用场景启动了英国产业革命的先声。因此，基于庞大的国内市场以及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应该是全世界技术和产业革命最佳的应用场景。只要我国保持开放，并在开放的过程中就善于吸收和集成全世界的先进技术，我国在应用场景构建过程中就会迎来主动权。其次，通过“新型举国体制”实现产业链与全球价值链的竞合。我国新型的举国体制，完成应用场景基础上的产业和技术突破是完全没问题的。我就必须在稳定的产业链和安全的供应链方面发挥自身的巨大优势。再次，要保持战略定力，冲破“三大陷阱”：中产阶级的重建，和平主义与包容、创新、绿色、开放、共享的世界经济，以及社会改良。

（三）稳定中美关系

首先，未来中美关系还是要以稳定作为方向，而不是以对立作为目标。中美之间存在复杂的博弈关系，可以看到第一阶段达成的协议在杨洁篪跟蓬佩奥见面的过程中，仍然在发挥作用。有一个有待商榷的看法，即如果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那么中美经贸第一阶段协议就是当前这个阶段中美经贸关系的压舱石。只要这样的协议仍然存在，不管它实施的过程进度怎么样，都是中美之间保持经贸联系保持不脱钩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也是将来进一步加强经贸关系的一个出发点，是中美关系重新出发的一个重要基础。

其次，要关注美元全球地位的维持跟中美贸易失衡之间的关系。如果美国强行与中国脱钩、要求中美贸易脱钩，中国外汇储备以及以外汇储备作为基础购买的美国国债会对美元地位的维护产生什么影响？可以看到第一阶段协议内容很清楚。一方面美国要求我国更多地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和能源，另一方面希望我国对美国金融市场开放。因此，中美脱钩和加紧相互联系的两股力量是同时存在的。一方面讲脱钩，一方面又加强经济联系，这就意味着中美关系具有微妙性和复杂性。

再次，美国针对5G和AI的技术垄断对中国来讲并不会形成全面脱钩论的条件。因为中国的设备来源已经多样化了，68项工业化中后期的技术缺口我国只有两三项来自美国，大部分来自于其他国家。所以，中美之间完全脱钩是一个伪命题。再加上其他学者谈到的社会秩序的重建，以及中日韩之间的关系，可以认为我国可以维护一个由近而远、由简而繁、由浅入深的全球化产业链和稳定的供应链。而要打造一个稳定的产业链和安全的供应链，在理论上来讲，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于组织与网络韧性的全球静态供应链，微观企业要打造一个比较稳定的、高质量的、有弹性、韧性和张力的企业管理制度，提升安全标准和质量标准;二是基于供给有备份与需求可替代的国内应急供应链，即打造完整的工业体系使之具备备份和可替代的能力和效果;三是基于时空转化而能够角色互换的外部弹性供应链，在全球深陷疫情的时候，我国的供给和需求是否能再面对“一带一路”国家和欧美国家时进行比较自如的角色互换;四是基于链主或核心枢纽地位、具有自主选择权或不可替代性的主动供应链，来进行全球性的资源整合和资源配置;五是基于全产业链（NVC）基础的可平行、可交互式供应链，能够与别的国家进行平等的合作和对流;六是基于“帕累托最优”与“卡尔多改进”的全球动态供应链，在整个全球治理过程中在各国之间进行利益调整、补偿和改进。从理论上来讲这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本文全文转载《国际贸易论坛》2020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