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莉·狄金森的家园书写与文化身份

2020-12-14李玲张跃军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6期

李玲，张跃军

艾米莉·狄金森的家园书写与文化身份

李玲，张跃军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410083；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南宁，530006)

家园是人类文学艺术亘古长青的主题之一。对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而言，幽居一隅的“家宅”既是其栖居的物理场所，也是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房子，是其一生思想、精神及心灵的巢穴。狄金森的家园想象与书写蕴含了其对家园的精神追寻，其中富含超越性别与时代的家园情怀和家园意识。通过对家园符号的解码，狄金森从观察体悟自然家园的“内在之眼”超越以自然家园为主的文化书写，转向关注人类。同时，借助定义、再定义自然本体与提升主观自然，狄金森最终介入19世纪美国国别文学主体性身份、国民性及家园意识的社会建构。狄金森的家园已具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想象力、美国文学的民族认同性与民族精神之间的逻辑关联，且演变为创建国家文化身份与文化记忆、表达家国意识和社会认同感的某种核心工具。

艾米莉·狄金森；家园书写；家园意识；文化身份

自古以来，西方文学就有无数关于家园的描写。希腊最早的史诗《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包含奥德修斯历经十年终返故乡的故事。《圣经》著名的“伊甸园”，则是古代希伯来文化中有关“家园”的另一种阐释。如果说“伊甸园”常用来比喻远离痛苦的乐土和理想的生存空间，那么人类地球上的生存空间则可称为家园。17世纪欧洲移民抵达美洲新大陆时怀揣建立山巅之城(city upon a hill)与富饶之地(vale of plenty)的美好愿景，其中清教徒梦想中的家园就是集宗教精神与世俗物质为一体，融合上帝赐予的“应许之地”与希望之乡，既追求美好又丈量现实的一种理想形态。因此，家园既是地理意义上的，也是精神层面上的，家园让人有“安慰、舒适感、归属感以及伙伴和共同体关系”[1](8)。于海德格尔而言，“家园”意指空间与处所，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有“住家”的感觉，以及作为“此在”的人与周遭环境、文明因素连接起来的本真存在[2](15)。由此，家园不仅是浅层“归家”“在家”夙愿的表达，而且体现出人们对理想存在的深层诉求，可见西方家园意识的文化本源性。

家园书写是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更是流散文学、移民文学、族裔文学和生态文学创作亘古不变的话题。家园主题在托妮·莫里森的小说中持续出现，家园与种族问题即是其探讨美国社会问题的切入口，旨在构建一个不再让美国黑人感到无家可归的“种族明晰却没有种族主义的家园”[3](12)。薇拉·凯瑟的家园书写呈现了一个从建立、迷失到追寻的过程，借助回忆视角、象征意象和并置手法，展示其对家园归属的渴望。当代美国自然文学作家威廉斯笔下的家园通过记忆与想象重构多维度的自然与文化风景，以寻求回归人类精神家园和心灵的避难所，从而找到缓解当下生态危机的出路。海外华裔文学的家园书写则主要集中在对中国的族裔记忆想象式的书写，以及对华人云集、充满浓郁中国风情的“唐人街”作为母国在移民国的文化飞地所进行的书写这两个方面。

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 1830—1886)对家园主题情有独钟。1848年8月，狄金森结束了在霍山女子学院最后一个学期的学习，回到阿默斯特镇的家中，开启了半隐居生活。除了有限的几次远行，她很少离开居住地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小镇。在生命的最后十多年，她甚至没有走出过家门。她因此被人称为“谜”、阿默斯特的“飞蛾”。在这座似“总部”一般的宅子里，处处显示出狄金森父亲作为最高掌管者的威严。年少时狄金森就意识到家是温暖、亲情环绕的港湾，但“家”并不总是代表称心如意，有时家就是一个囚笼。孝顺体贴的狄金森和妹妹维尼一起主持家政，除负责家里的日常家务之外，还需招待络绎不绝、慕名前来的来访者和游客，整天忙碌不停。直到不胜负荷的姐妹开始抱怨，父亲聘请了全职的爱尔兰仆人，艾米莉才如释重负。她在一封信中称“上帝让我脱离了家务之累”“时间，时间是我最需要的”。此后，狄金森有更多的时间独处、思考和写作。

幽居一隅的“家宅”既是狄金森栖居的物理场所，也是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房子①，是其一生思想、精神及心灵的安放之处。狄金森成年后隐居家宅表现了她对家园的眷恋，对家园的书写折射了她对家园的文学与精神追寻，对家园的想象蕴含了她鲜明的家园意识，这些都指向其超越性别与时代的家园情怀，直至融入同时代新英格兰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构建。

一、立足“家宅”的家园书写

狄金森家的房子名叫家宅(homestead)，是她的祖父1813年建造的两层砖楼，是当时镇上唯一的豪宅。除 1840—1855年随全家居住在快乐街上不太豪华但更宽敞的房子之外，狄金森一直生活在家宅中。忙于家务又勤于思考和写作的狄金森，家以及家中物品融入她的文字，是理所当然之事。家不仅是狄金森安身立命的物理场所，也是她驰骋想象并获得安全感的精神空间。

根据“狄金森电子档案馆”词典“家园”(home)词条显示，家园是狄金森作品中时而出现的词汇，其含义可概括为：物理存在的家/房子，家庭居住地，离开后回到喜欢的地方，上帝出现的地方，与家人共处、熟悉舒适的住所，如避难所寄托心灵的安全之处，等等。而“在家”(at home)则指地球上道义的存在，感到自在、放松，可以收到礼物，依然活着，没有死去等。由此可见，狄金森作品中的“家园”含义丰富，已兼具物理属性和宗教内涵。狄金森的家园情怀或家园情结首先表现在她对物理家园的书写。她的诗歌中大量出现建筑或结构方面的词汇，如平面、梁柱、拱形、角度、斜线、规划、雕刻等；与家居相关的词汇，如家具、木匠、房间、房子、家、家宅、门、窗、家庭主妇等词。在她一生所写的 1 789(一说1 775)首诗歌中，“home”出现频次极高。狄金森的家园还包括家宅内的花园和温室，以及花园与温室中的花、鸟、蛇、虫等。家园的一切对其影响巨大，是她思考和表达的重要源泉以及其诗歌的象征符号。

《我栖居于可能性》(, J657, F466)整首诗都与房子紧密相关，抒发了诗人的诗歌创作理想。诗人有意或无意地把自己用诗歌建构的房子与上帝的乐园关联，增添了诗歌的神秘感。此诗歌之房是一座比散文更美更宽广的房子，有许多明亮的窗户、雄伟的房门、“雪松般的厅堂”、耸入云霄的“天花板”、永恒的“屋顶”和“苍穹般的三角墙”。该诗立意高远，气势恢宏[4](90-91)，完全不同于《他们把我关进散文》(, J613, F445)用有幽闭含义的壁橱来指称散文。后者一系列与房子有关的意象，如阴暗狭小的“壁橱”、不见天日的“监狱”和剥夺自由的“囚禁”都指向家人试图将小时候喜欢吵闹的狄金森关闭在壁橱以求得安静。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狄金森却喜不自禁，利用此机会享受独处的宁静，陶醉于阅读的快乐。或许对其他人而言，散文如壁橱，是禁锢人的思想之所。而在狄金森的笔下，如壁橱般的散文根本无法局限诗人的思维，诗人的大脑早已如鸟儿一样在天空中自由翱翔。如果说诗歌能给人以无限可能性，诗人则是有完美职业的人，因为他们用自己狭小的双手采集天堂乐园的精髓。其实，无论是有无限可能的房子，还是狭小的壁橱，都只是诗人信手拈来、与家园相关的意象，诗人借助有限的物理空间来指称无限永恒的文学创作。

狄金森的“诗中人”角色丰富多样，无所不能。她曾在诗中将“自己”想象成木匠。《我自己被塑造成一位木匠》(, J488, F475)描写了房屋修建者到来之前，“我”如木匠般开始工作。“我”掌握了修建艺术，“我们”自己的木板艺术发展良好，如此，建筑老板或许将雇佣“我”。“我”的工具带着人类的面孔，还有“我们”制作的长凳，而“我们”修建的则是庙堂。其中“木匠”“建筑者”“刨子”“工具”“长凳”“庙堂”无不与家园相关。《矗立在高处的房子》(, J399, F555)则是一座马车永远无法抵达、死人从未被抬出、小贩的货车不会靠近的房子。房子的烟囱从不冒烟，窗户捕捉到日出第一缕光线和落日余晖，其余时间则只留下空空的窗格。究竟为何如此，“他”(上帝)从没告诉那里的邻居。该诗有狄金森诗歌标志性的谜语风格，也突显了哥特式氛围，让人望而却步，给读者留下无限的猜想空间。诗人邀请读者参与，与其一道填补或寻找其中或许根本不存在的答案。也有诗歌对房子修建前后做出遐想：“在房子修建好之前/支柱支撑着房子/然后将支柱撤下/房子巍然屹立/靠着自身支撑。”(, J1142, F729)然后支架、钉子，脚手架慢慢撤离，开始美好的生活，最后是灵魂的肯定。从与家园相关的具体物件的描写，升华至灵魂的追寻和考量。

在狄金森的家园书写中，频繁出现与家园关联的词汇，且往往隐喻化，丰富了这些词汇的含义，这些词汇也成为狄金森诗化表达的重要手段。狄金森的家园指向家的物理场所，也蕴含空间或精神属性：家园是日常居家、享受亲情之所在，也是心灵、思想安放之处。从这里出发，开启狄金森丰富独特，充满奇思妙想的创作之旅。

奇喻是狄金森常用的创作技巧，这在其家园书写中也有呈现。“记忆有一个后门和前门/就如像房子一样的东西/它也有一个阁楼/为拒绝/也为老鼠/最深的地下室旁/是永久的宅邸所在/用英寻打量/我们自己不会被追求。”(, J1182, F1234)该诗将房子与记忆关联，因房子有前后门，犹如记忆有输入和输出，以及不愿记忆的内容，像老鼠般令人生厌。记忆最深处恰似幽深的地下室，深不可测。如此奇妙的联想、清新的比喻和意象，使狄金森的诗歌充满张力。

她的诗歌里与家园有关的词汇有些直指物件或词的本义，而更多的则是取其引申义，或使其隐喻化、象征化，表明家或家中的物件对她具有重要的精神意义。同时，家作为家园概念或符号，与狄金森如影相随，她以此追寻家的安全感，或把外界的事物比拟成具有一定空间或安全感的家、房子或房间。

二、本源性与个性兼容的狄金森之家园意识

家园是一个安全和谐的港湾，身居其中的成员维系着相互依存、信任和互助的紧密关系。家园也是离家者热切期望重归其中的世界。狄金森时常在诗中运用与家园相关的名称，营造家园的空间感或安全感，表现出清晰生动、可感可触的家园意识。在一首仅有两行的诗里，她用家居生活中常用的“打扫”(swept)营造了一个无限的空间:“所有的一切都一扫而去/这就是巨大无限。”(, J1512, F1548)

狄金森一生都生活在安全舒适的家中，家就是她活动的整个世界，她把居住的家宅比喻成“宇宙的大厦”。她在其中思考人生、亲情、自然、艺术、生存和死亡，这些思考都和家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思考自然和艺术时，自然成了一所闹鬼的房子，艺术则是一所想方设法引来鬼怪的房子(V. II, L459A, p. 554)。在自然家园和诗歌中，《我学会——至少——家会是什么》 (———, J944, F891)。而在这之前，“我”是多么无知，既对契约铺就的美好之道一无所知，也对圣歌无从理解。家既是“我们”围炉而坐的火边，蜜蜂嗡鸣、鸟儿欢唱的花园，也指“你”的大脑中的问题和“我”的大脑中某个更愚蠢的想法，还关乎日落日出。这就是家，而不是像落日般折磨我的地方。家园与自然现象关联，还有自然生物的嗡鸣欢唱，呈现出一幅风景与声音交织融通的自然画面。大自然中的家园如此美好，即使凡夫俗子无法完全明白，围炉而坐的亲情交流，早已融化一切，留下无尽的美好。

在狄金森的家园意识中，家与末日关联，也似伊甸园般老旧，其创造性和反叛性辩证统一,既反映了西方家园意识的文化本源性，也凸显其标签式的个人特征。《末日就是一座没有门的房子》(, J475, F710)，末日这座房子可以从太阳升起的地方进入，然后楼梯被扔掉，因为逃跑已经完成。然而在梦境中，房子外的情况却大不相同，那里松鼠玩耍，浆果染色，还有芹菜向上帝鞠躬。末日如家园，一座没有门的房子，似乎有点空幻，然而，诗中关于房屋内外的具体描写，则使梦境般的联想可感可触，奇特的意象顿时具体化、图像化，打通了房屋的物质属性和空间虚幻的想象。《伊甸园是一座老式的房子》(, J1567, F1734)：“我们每天居住/从未怀疑我们的住所/直到我们离去/回望这天是多么美好/我们从门口漫步/没意识到自己已回来/然而却不再发现这房子。”将家园视为伊甸园在狄金森的诗中很常见，这样的家园或许是诗人一生追寻的理想之地、完美的心灵之所。

狄金森惯用模棱两可的伎俩，其家园意识杂糅了死亡、永恒和宗教的主题，诗中人的性别与身份似乎也可随意切换。“他是我的主人/他是我的客人/ 我从未有那么一天/如果我可以说我邀请他/或他邀请我/我们的关系如此永远/ 如此亲密/确实/分析对种子的守护者/似乎如胶囊。”(—, J1721, F1754)。该诗中的“他”身份不明，或许是上帝，或许是某个假想的人，也可能是诗人心中某个不便明指的人。同时，主客身份也模糊不清，“他”时而是“我”的主人，时而是“我”的客人，而保持不变的则是二者的亲密关系，且直到永远。《棺材是一块小的领地》(—, J943, F890)与《坟墓是我的小屋》(, J1743, F1784)两首诗歌则关乎死亡与宗教。棺材、坟墓与家园奇特的联想，死与生似乎已无界限，且都是人生的必然过程。从生看向死，从死反观生，狄金森的家园意识已超越生死，遮蔽甚至解构了生与死的二元对立，抵达精神与宗教的虚幻之境，极大地提升了家园的内涵与张力，延展了家园想象的边界，也丰富了家园意识的内涵。

狄金森的家园意识不限于对居住的房屋的情感与想象，而是延伸至对花园和温室小生物应平等相待的理念，其明确的位置感及生态整体观使其家园意识在生态文学范畴得到更深刻具体的呈现[5](90-94)。狄金森对花园里的小生物倾注了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雏菊、蜜蜂、知更鸟、蜘蛛等小的动植物时常出现在她的诗篇中，构成了微型自然家园意象群。

狄金森热爱自然家园，与小动物尤其亲近。“蜜蜂对我毫不畏惧”；蝴蝶恰似“丛林中美丽的居民”；蟋蟀这一“细小民族”的“啾鸣”堪比一场重大的庆祝活动；遭人唾弃的老鼠犹如“简练的房客”。诗人对小动物的真心欣赏，对其习性的熟稔，且乐于将这一切看成平等的自然家园主体，这种包容平等的心态渗透在字里行间。《雨后我们小小的同族》(—, J885, F932)一诗展示了狄金森谜语般的创作风格，描写“无所谓的生命”(needless life)之蚯蚓，我们细小的同族。雨后蚯蚓大量出现才会被人们看见，而“我”直到蚯蚓成为小鸟的早餐，才注意到它们的存在，进而思考其存在的意义。被忽略的蚯蚓，因成为小鸟的食物，其在生物链末端的价值最终得到认可。

家庭花园是家园与自然的中间地带，号称花匠诗人的狄金森给世人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花卉诗歌。《粉色——娇小——守时》(——, J1332, F1357)一诗中，娇小的粉色花朵吐露芬芳，在四月隐匿，在五月开放，如勇敢的小美人，点缀着自然，扬名在山间。通过运用拟人和比喻手法，彰显了野草莓花谦卑、忠贞与柔中带刚的品格。《没有谁知晓这小小的玫瑰》(, J35, F11)同样采用比喻手法呈现小生物荟萃的自然家园。蜜蜂、蝴蝶、小鸟、微风，凸显了“玫瑰”的柔美、娇嫩和脆弱。《一片萼——一瓣花——一根刺》 (——, J29, F25)中，花萼、花瓣、花刺，如生理解剖般一一呈现在眼前。还有露珠、蜜蜂、清风、刺山柑，而诗中人只是一朵玫瑰。《它开花且落下，唯一的正午》(, J978, F843)写道：地球上唯一的花儿如地球的脸面，在不知不觉中与“我”擦身而过，成为永恒。

狄金森置身于自然家园之中，认真观察飞鸟昆虫，同时将自然家园中的生物视为生态整体的一部分，认为这些生物与人一样都是大地的臣民。亲近自然、尊重生命是她的家园意识在生态文学维度的体现，呈现出其宽广的生态视阈和包容超前的品性。

正如安德森“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作为民族、国家的基础，隐喻的家园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是人为建构的且充满变化[6](2)。狄金森在创作高峰期写了不少关于美国南北战争的诗歌，狄金森建构起一个集家园的物质性、意识形态、生态与时政时空交织的多元立体的家园共同体。托尼·莫里森曾在小说《乐园》通过牧师米斯纳之语，设计出人类精神家园的蓝图——“我不是指天堂，而是指一个真正的人间家园，不是用钱可以买的、可以建造的、然后把别人挡在外面的城堡。”[3](213)狄金森与莫里森，跨越时代与种族展开对话，表达出看似不同却又相通的家园情怀。借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断，狄金森的家园共同体折射出当时新英格兰民族“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文化共同体”[7](15)。

三、狄金森超越家园的文化身份

家是最私密的安全之所，也是最具归属感的地方，同时还是社会整体的基本单位和结构。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的源泉，民族认同来自文化心理的认同，文化身份则是民族认同、独立意识的指向和标志。19世纪美国知识分子最关注的是建立美国国别文学，确立区别于欧洲、属于美国民族自己的文化身份。刚获得独立的美国，经历着文化传统的“影响的焦虑”[8](18)，即从原有欧洲文化身份向新大陆美国文化身份过渡中必然产生的不安情绪。文化身份是持有前瞻意识的知识分子首先思考的中心问题，文化身份决定了他们是否能够摆脱欧洲文化的桎梏，在思想意识等方面从模仿走向独立。一个主权独立的民族，只有具备原创性的文学和思想，确立自己鲜明的文化身份，且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接受，其文化独立性才可能实现。19世纪美国知识分子群体，尤其是以钱宁、爱默生为首的新英格兰超验主义群体，努力建立明确且稳固的文化身份，打造自己的文化空间。这是其文化自信的第一步，也是独立后的美国继续在政治、哲学、文学和艺术上早日摆脱欧洲传统，在各州建立可以真正运作的民主联邦政府，以使美国在世界民族之林得到认可的基础[8](16)。

“身份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9](216)，文化身份首先是个体对自己的认同意识，个体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发现、认同，且为之骄傲的情感和意识。同时，文化身份也依靠社会文化的建构和认同，或可说是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个体身份可以是一种“抗拒性”认同，可以理解为以抗拒的方式，获得或建立文化身份，这在移民文学或飞散文学最后杂糅文化身份时表现得最为明显。文化身份在个体文化意识觉醒后，只有在群体交流互动中，在社会氛围中，才可得以确立和明晰化，以实现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身份诉求。对文化身份的一种理解是，文化身份不属于任何已有的存在，而是超越地点、时间、历史和文化。文化身份有其历史性，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

从宏大壮美视角描写不同于欧洲已被文明化的风景，而以原始广袤的美国地形地貌来表现美国民族的国家自豪感，明确其国民身份，寻求乃至建立美国文化身份，是19世纪早中期美国作家普遍采用的一种策略。狄金森我行我素，并未与当时的新英格兰知识分子群体有实际的交集，她作为“局外人”，有一套极具个人特征的创作方式。她超越家园意识，表达对美国国民身份和文化身份的关注和不懈努力，是看似抗拒，实则认同，或抗拒性认同的文化身份表达。这表现在狄金森清新超前的诗歌创作之中。狄金森的家园诗歌已跳出欧洲诗歌传统的窠臼，大量采用不规则语法、韵律、音步、省略等变异及突兀的表现手法，突显了其大胆反叛的风格。正如狄金森多年的通信好友、当时极具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主编，也是狄金森诗歌集第一版的编辑之一的希金森(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所写：狄金森带着“雨水、露珠和泥土”的诗歌，“闪烁着对自然和生活清新独特与深邃的洞察和见解”。希金森还为狄金森看似不入流的诗歌内容如此辩解：“毕竟，当一种思想令人感到惊讶时，语法便已显得无关紧要。”[10](iii−vi)希金森对狄金森明显带有偏爱的褒扬，在当时美国出版界和评论界产生了极大反响。19世纪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大西洋月刊》编辑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对狄金森的诗歌也作出积极的评价，指出即使在技术层面，狄金森的诗歌也已达到“完美表达自己观点的”境界。同时，他将狄金森诗歌置于当时新英格兰背景之下，认为“狄金森的作品是美国、或更确切说是新英格兰为世界文学增添的不可或缺、个性鲜明的一部分”[11](77−78)。这种充满“爱国主义自豪感”的评价，很好地体现了美国超验主义锐意创新、反对蹈常袭故、步人后尘的理念，且与狄金森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反映出狄金森超前与反叛的文化身份意识和美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意识，以及他们合力打造美国国别文学和文化身份的共同心愿。也如美国早期女性主义作家富勒所言：“美国依然不足以在文化上发展自己的艺术，然而在深陷欧洲传统中发展真正属于美国声音的争议中——惠特曼与狄金森纯粹原创的诗歌横空出世，引起关注。”[8](19)

狄金森的家园诗歌也在传递其含混隐晦、变幻莫测的文化身份。她时而在诗中玩游戏，或讨论某个问题，以引起人们的兴趣。《天堂是什么》(, J215, F241)一诗首先是一连串的发问：“‘天堂’是什么/谁住在那/他们是‘农民’吗/他们使用‘锄头’吗/他们知道这里是‘阿默斯特’吗/而我/也正走过来/他们在‘伊甸园’穿‘新鞋’吗/那里总是很快乐吗/当他们饥饿时/会责备我吗?”然后诗风一转，给出明确的回答：“或告诉上帝/我们是多么乖戾/你肯定这里有这么个人/就如天空里的‘天父’/所以如果我曾迷失/在那/或如护士说的‘死亡’/我将赤脚/走在‘天堂般的地方’/ 被拯救的人/不会嘲笑我/可能/‘伊甸园’不会如此寂寞/如过去的新英格兰一般！”诗中的阿默斯特既是狄金森的家乡，其家宅所在地，也是每年在狄金森出生和去世的日子，狄金森迷汇聚在一起朗诵其诗作的地方，更是狄金森终其一生眷恋的精神家园。在诗人的内心深处，家园如天堂，天堂亦是家园，天堂与家园已融为一体。以此出发，狄金森联想到更大更广的家乡——新英格兰，其家园情怀一目了然。诗中一个接一个的疑问，似乎在诉说着诗人心中的疑惑、向往和追寻。其中几个带有明显宗教意蕴的词如“伊甸园”“天堂般的”“被拯救的”等，彰显了狄金森对宗教深厚的知识储备，表明其家园意识已超越狭隘的物理家园，走向思考与家园息息相关的国民身份与文化身份。

隐居家中的狄金森，其无垠的想象和深刻的思想早已得到学界的认可。“我从未见过荒野/ 我从未见过大海/可我知道石楠的模样/也知道巨浪是什么形态”(, J1052, F800)，恰当地表现了狄金森超越家园的文化身份意识。离群索居的狄金森没有拘泥于闺房，而是大胆想象，跨越家宅和新英格兰的羁绊，设想着家园之外广阔的世界以及与之匹配的文化身份。《灵魂选择了自己的伴侣》(, J303, F409)，然后把门关闭。“我知道她/从人口众多的整个民族/选中一个/从此/封闭关心的阀门/像石头一般”。狄金森从世界民族之林选中美国身份，她明白自己无法更改的文化身份，从此关闭思想的阀门，即使面对跪在席垫上的皇帝，也不为所动，矢志不渝地忠实于这种身份。“我的国家无需更换她的礼服/自从在莱克星顿第一次亮相/她的三色套装一直很亲切/也如第一次面世时那样‘合身’”(, J1511, F1540)，虽然“大不列颠不赞成美国的星星”，狄金森却毫不掩饰自己对美国国旗以及美国国民的热爱，她坚定明确的国民身份意识和文化身份归属感已宣告天下。

家园这一对狄金森来说非常重要的空间，已逾越了物质形式的容器意义，升华为与文化身份密切相关的形而上领域。这与新英格兰超验主义知识分子为建立美国文化身份的不懈追求不谋而合。狄金森看似内敛低调的风格，透过其对美国社会发展的跟踪和了解，既丰富了英美诗歌传统，也观照了19世纪美国文化背景，突显了其超越性别和时代的非凡感知力。

四、结语

狄金森借助家园书写，表达家园意识与家园情怀，这为阐释其诗歌提供了一种相对新颖的视角。通过对家园符号的解码和积极的自助立场，狄金森从观察体悟物质家园和自然家园的“内在之眼”转向关注人类主体，超越以自然家园为主题的文化书写。同时，借助定义、再定义自然本体与提升主观自然，最终介入19世纪美国国别文学主体性身份、国民性、国家文化意识和文化记忆的社会建构。或许狄金森没有刻意为之，然而，其饱含家园情怀的诗歌创作已具有全球视野、明显的文化身份意识和文化记忆痕迹②。结果是，狄金森的家园已具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美国文学的民族认同性与民族精神之间的逻辑关联，且演变为一种文化表述的媒介，一种代代相袭的文化力量和文化记忆。其家园意象已成为创建国家文化身份，寻求社会认同，表达家国思想的某种核心工具，也是可以世代传承且恩泽全球的美国民族记忆和文化遗产。狄金森凭借诗性的语言与哲理性的思考，试图为建构新英格兰文化共同体寻求有效的途径、合适的主题与独特的书写已为后世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① 本文的诗歌全部参考Thomas H. Johnson版的3卷本The Poems of Emily Dickinson (1955)和 R.W. Franklin版的2卷本The Poems of Emily Dickinson: Reading Edition(1998)，标注方式分别为J和F后接具体诗歌序号，具体诗歌文本参考后者，二者是狄金森诗歌全集被学界最为认可、最权威的版本。信件则采用Thomas H. Johnson版的3卷本The Letters of Emily Dickinson(1958)，以V.加卷本号，L接信件序号和具体页码形式标注。诗歌翻译则参考已有翻译文本，由本文作者翻译。所有信件为本文作者所译。

② 可参见Christine Gerhardt. A Place of Humility: Whitman, Dickinson, and the Natural World. Iowa City: U of Iowa P, 2014: 197-207. 该小节的标题即为“‘地球和我和一个’：狄金森的全球居住视野”(“‘The Earth and I and One’”: Dickinson’s Vision of Global Dwelling”)。其中的“The Earth and I and One”源自狄金森的诗歌《太阳落下，没有人往上看》(, J1079, F1109)第2节第2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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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PHILIPS, JERRY, ANDREW LADD. Romanticism and Transcendentalism: 1800—1860 [M]. New York: Facts and File, 2006.

[9] BURKER, CHRIS. Culture and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M]. Los Angeles, London: SAGE, 2008: 216.

[10] HIGGINSON, WENTWORTH T. The poems by Emily Dickinson [M]. Boston: Robert brothers, 1890.

[11] BUCKINGHAM, WILLIS J. ed. Emily Dickinson’s reception in the 1980s: A documentary history [M].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89.

Emily Dickinson’s home writing and cultural identity

LI Ling, ZHANG Yuej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530006, China)

Home is one of the enduring and prevailing subjects in human literature and art. American classic poetess Emily Dickinson is well-known for her idiosyncratic reclusion and nature writing. To her, home is not only her physical residence, but also a house with infinite possibilities, a lair for her thoughts, spirit and soul all through her life. Dickinson’s imagination and writing of home reflects her spiritual quest for home, which also contains her homestead feelings and consciousness beyond her gender and her time. By decoding home as a sign, Dickinson turns to the whole humankind from her observance and experience of natural homestead as an internal eye by surpassing the cultural writing oriented by natural home. Meanwhile, by defining and redefining nature subjectivity and elevating subject nature, Dickinson finally involves herself in the subjective identity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national literature, its nationality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of homestead awareness. Thus, Dickinson’s home has become a logic chain among extraordinary imagination,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of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spirit, as well as a kind of core tool to construct the nation’s cultur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memory, and to express the consciousness of home and nation as well as social recognition.

Emily Dickinson; home writing; home consciousness; cultural identity

I1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