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土空间日益萎缩，中国乡土文学开始面临巨大危机，不少文学从业者都对此表现出忧虑。但是中国的“乡土文学”并非一开始就有“农村性”的指向，如果从词源学意义来看，“乡土文学危机”之说其实并不成立。而尽管乡土向城市的转型确实导致乡土空间渐趋狭小，不过一来统计数字并不能与城市化的现实图景直接划等号，二来民众从思想意识上真正完成“市民化”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对此也不必过于担忧。另外，城市化导致乡土资源变得越来越稀缺的现实，反而为乡土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乡土文学是20 世纪中国新文学发生以来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收获，一部20 世纪中国文学史，如果抽去了乡土文学，那么也就基本瘫痪了。当然中国乡土文学的发展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在某些特定的历史阶段，比如1949 年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写农村题材的作品数量众多，但文学史却一般不以“乡土文学”视之，而是称之为“农村题材创作”，主要原因就是文学史家们认为这类作品往往只是从为政治服务的立场出发，成了单一地反映农村中阶级斗争或“两条路线斗争”的工具，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相比其“乡土性”变得模糊不清。而随着改革开放后城市化进程重新启动并且步入快车道，城市空间不断拓展而乡土空间日益萎缩，作为现实生活反映的乡土文学也开始面临巨大的危机，甚至“乡土文学的衰亡不可避免”这样的论断也时有耳闻。如果说1950-1960 年代是因对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过分强调，而使乡土文学的内涵被抽空、发展遭到停滞的话，那么这种停滞还只算是乡土文学发展道路上的一点“曲折”。而当乡土社会开始向城市社会转型，乡土文学面临的危机就似乎切切实实前所未有的深重了。乡土文学的未来到底怎样？会消亡吗？要讨论这一问题，我以为首先还是应当对“乡土文学”的内涵进行重新厘定。

如果对中国的“乡土文学”概念进行知识考古，一般会追溯到鲁迅和茅盾。鲁迅不仅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奠基者，在他周围所形成的乡土小说创作群体成了1920 年代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创作的主要力量，同时他也是最早对这一创作潮流进行归纳和命名的开创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鲁迅写道：“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所说的‘侨民文学’，乔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①鲁迅对“乡土文学”的界定，成为后世研究者对中国现代乡土小说进行研究的重要依据。而到1936 年，茅盾则从左翼文学立场出发进一步指出“乡土文学”最主要特征并不在于对乡土风情的单纯描绘：“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②这样一种阐释同样对此后的乡土写作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从鲁迅与茅盾对乡土文学内涵各有侧重的界定来看，“乡土文学”的概念似乎是流动的、具有开放性的。但是，一个概念之所以成立，往往不在于其具有开放性，而恰恰在于其内蕴了某些能够得到普遍认可的能指。站在左翼立场的茅盾更看重的是乡土文学中应带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但这其实是茅盾对“乡土文学”内涵的主观延伸，这种从左翼立场出发的要求其实不仅适用于乡土文学，对城市文学以及其他任何文学形态都可以做这样的期待。因而，这并不能视为“乡土文学”的固有内涵。换句话说，茅盾的这一界定有助于拓宽乡土文学的主题边界、丰富既有的乡土文学创作，反抗与挣扎也完全可以成为乡土文学创作的内涵之一，但却不一定是必须的。

从“乡土”的词源学意义上来说，只有两重内涵：其一为“家乡、故土”，如“有人去乡土，离六亲，废家业。”（《列子·天瑞》）；其二为“地方、区域。”如“乡土不同，和硕隆寒”（《步出夏门行》）。③鲁迅对乡土文学的界定其实兼具了“乡土”的这两重内涵，所举的蹇先艾笔下的贵州、裴文中笔下的榆关，当然是就乡土的地域性而言的，而“隐现着乡愁”则又兼顾了乡土的“家乡，故土”之义。或许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的观察，“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④，鲁迅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之时，中国虽然已经出现了上海等在殖民语境中生长起来的少数城市，并成为讨论乡土小说所必备的现代性语境，但整体上的社会城市化进程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因此鲁迅在对“乡土小说”进行界定时，并没有特别强调其“农村性”特征。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逐步推进，乃至到了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的社会转型时，再讨论“乡土”时，其作为与“城市”相对应的“农村”或“乡村”内涵就不得不予以关注了。所以当代研究乡土小说的著名学者丁帆教授在1990 年代的研究成果中所阈定的乡土文学的边界便是：“乡土文学一定是要不能离乡离土的地域特色鲜明的农村题材作品，其地域范围至多扩大到县一级的小城镇。”而面对城市化快速推进的特殊文化背景，他又进一步认为“乡土文学的内涵和概念就需要重新修正和厘定”“在那种千百年来恪守土地的农耕观念早到了根本性颠覆的时刻，乡土外延的边界在扩张，乡土文学的内涵也就相应地要扩展到‘都市里的村庄’中去，扩展到‘都市里的异乡者’的生存现实与精神灵魂的每一个角落中去……”⑤也就是说，在“乡土中国”时代讨论乡土文学时并没有必要去刻意强调其“农村性”，但到了社会转型时代，“农村性”就上升为乡土文学无法割舍的重要内涵。因此，当下“乡土文学”中“乡土”这一概念的能指，除去“地方、区域”和“家乡、故土”之外，又多了“农村”这一层内涵。

也正因此，我不太认同已故当代著名乡土小说家刘玉堂对“乡土小说”所做的阐释，他说：“现在很多人将乡土小说理解为比较‘土’的小说，或者干脆就是写乡村的小说，我认为也是一种误解。乡土小说应该特别强调生命与土地的血脉联系，强调小说的根基与土壤，有根基就有生命力，就能远走高飞。它既可以是原汁原味的，又可以是浪漫飞扬的。你就是写城市题材的小说，只要你写作的视角与态度是朴实的，有生命力的，也应该将城市看作自己的一方‘乡土’。”⑥这样的阐释放在1920 年代或者更早——“乡土”的“农村性”特征还未凸显之时应当是说得通的，但是到了从乡土社会到城市社会的快速转型时代就不一定合适了。这时再强调“乡土”只是一种视角与态度，而否认社会转型期中国“乡土小说”的“农村性”内涵，就将“乡土小说”概念的外延无限扩大化了。

而当下对乡土文学面临危机的种种忧虑正是与转型时代“乡土”的“农村性”内涵相关的。如果只是考虑乡土的“地方、区域”和“家乡、故土”两重内涵，那么“乡土文学的危机”之说根本就不能成立。因为文学书写地域或书写乡愁与工业化、城市化并没有直接关系。但若将“农村性”作为“乡土”的内涵之一，那么“乡土空间的萎缩与乡土文学的危机”这样的话题则确实有了讨论的必要。

当下，作为乡土文学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和反映对象的乡村或农村（乡土空间），正在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而逐步萎缩，乡土文学也由此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现实世界中乡土空间的萎缩似乎预示了乡土文学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与乡土文学相对的城市文学发展历程可以为此提供一种参照。1949 年后，取得这场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的胜利，顺利进入城市做了主人的革命者，在面对新的环境时“是让我们改造城市还是城市改造我们”就成了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人民文学》1950 年第1 期发表的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文学呈现。当然，标准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必须是“我们改造城市”而绝不能让“城市改造我们”。可是由于“我们”本身并没有多少城市生活经验和管理经验，所以在开始对城市进行改造时所依据的就只能是老根据地（农村）的生活经验。《我们夫妇之间》中“我的妻”是没有任何城市生活经验的，所以进城后似乎对一切都“看不惯”，看不惯也不能听之任之，于是就有了“我”和“我的妻”之间的一段对话，很形象地再现了当时的那种尴尬：

“……俺老根据地哪见过这！得好好儿改造一下子！”

我说：“当然要改造！可是得慢慢的来；而且也不能要求城市完全和农村一样！”

她却更不服气了：“嘿！我早看透了！像你那脑瓜，别叫人家把你改造了！还说哩！”

我觉得她的感觉确实要比我锐利得多，但我总以为她也是说说罢了，谁知道她不仅那么说！她在行动上也显得和城市的一切生活习惯不合拍！虽然也都是在一些小地方。

当年《我们夫妇之间》之所以遭到批判，除去在处理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的关系时显得有点暧昧游移，既指出了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必要性同时又让作为工农干部的“我的妻”也部分地被“我”改造，因而触动了政治的红线之外，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进城后的“工农干部”也部分地被城市所改造了。前面说过，正确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必须是“我们改造城市”，而决不能“让城市改造我们”！而必须“我们改造城市”的结果，在事实上却走向了《我们夫妇之间》中李克所说的那种极端，即“要求城市完全和农村一样”，也即城市农村化。这种改造对文学创作领域产生的直接影响就是城市文学开始陷入停滞，只能以“工业题材创作”的面目出现。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开始复苏，城市文学才再现文坛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逐步走向繁荣。因此，地理空间的扩展或萎缩确实与相关的文学形态存在一定关联性。

而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城市化是社会发展过程的必然阶段，只要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那就会必然开启城市化的步伐。城市化率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现今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基本都在70%以上，据2014 年3 月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中的统计数据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开始进入快车道，1978-2013年，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7.3 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年均提高1.02 个百分点。从数据来看，城镇人口和城镇化率的提升，对应的必然是农村人口和乡土空间的萎缩。或者说，有着乡土生活经验的人口正在日益减少，乡土空间正在一步步被城市所蚕食。与“农村包围城市”的传统中国发展格局相对，“城市包围农村”正在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当“乡土中国”转变为“城市中国”，乡土文学的末日是不是会随之而来？

对此我以为不必过虑。

其一，对于当下城市化进程加快，乡土空间趋于萎缩的问题应理性看待。城镇化率的数字可以说明一定问题，但是数字不能代表一切。这一点《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中也有清醒地认识，比如，在城镇化率大幅提升的过程中也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比如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等等。也就是说，乡土中国的转型并不能随着乡变镇，县改市或地改市就能一劳永逸的解决。住进楼房、“被市民化”后的农民，离真正从思想意识上“市民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事实上，农民的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还会保留甚至影响到数代以后。也就是说，“农村-城市”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虽然会被城镇化率的数字所遮蔽，但实际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存在。乡土小说赖以存在的乡土空间其萎缩程度，可能并不像数字所显示的那样悲观。城镇化率的统计数字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还是有区别的。

这种情况也可以从创作者一方得到佐证。许多写乡土小说的作家都爱自称是“农民”，沈从文一直以“乡下人”自居，即便在进城多年，做了北大教授后也是如此。前面提及的当代乡土小说家刘玉堂常常强调“我是一个农民”，莫言也说自己的创作是“作为农民的写作”……这类说法往往容易受到一些指摘，说他们其实是“伪乡下人”、“伪农民”，只是意在表达一种立场或姿态。因为进城多年的他们早已远离农民生活，不再熟悉现实中的农民和乡村，“作为农民的写作”根本无从谈起，完全是个伪命题。这种指摘或许会有一定道理，因为作为知识分子的乡土小说家确实不能等同于农民。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来自乡土的“新城市人”要想完全摆脱乡土的灌注，彻底告别农民式的思维方式和观念意识，却也的确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乡土作家强调自己是“乡下人”、是“农民”，自己的写作是“作为农民的写作”，又不完全是矫情或虚饰，也不完全是一种立场或姿态表达。⑦刘玉堂说：“强调自己是一个农民，是从骨子里或出身上讲的，我来自农村。再一个就是从观念上讲，我不管是写农村还是写城市，差不多都用一种农民的立场或视角观察、看待问题，我的特点就是憨厚、朴实、不矫情，不做作，平视农民及一切弱势群体，不居高临下……另外，强调自己是农民，也比较容易得到理解与宽容。我文章写得不好，你可以原谅，农民嘛，写得这样就不错了。”⑧刘玉堂的自白，正说明农村的“城市化”、农民的“市民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农民心态和思维方式更是将长期存在。

其二，即便现实的乡土空间越来越狭小，城市化的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逆，也不意味着乡土文学就一定会走向衰落。事实上，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土空间越来越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乡土经验也越来越成为对城市人来说充满陌生化的经验。城市在现代化浪潮的裹挟下变得越来越同质化，高楼大厦、霓虹闪烁、车水马龙，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呈现出同样的单调景象，新兴的城市正在变得千城一面，不可避免地给人们带来审美疲劳。于是，在外出旅游时，越来越多的人会将与自然更加接近的乡村作为旅游的目的地。村寨游成为旅游的新宠。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旅游住宿时，不再选择高度趋同的酒店宾馆，而开始选择那些带有浓郁地域风情的民宿。而在饮食方面，吃农家菜、山野菜也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选择。另外，城市人到郊区去承包一小片土地，经营一批属于自己的菜园、花圃，体验农家乐也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时尚……正是因此，有学者认为，“乡村旅游作为现代人的精神需求，体现了现代性的悖论：先消灭前现代，然后再缅怀和追念前现代。”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而认为当年“美国乡土文学的大量出现，就是对这种需求的回应。”⑨而《哥伦比亚美国小说史》（Columbi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Novel，1991）在回溯美国乡土文学发生时也说：“19 世纪后期的作家在初出茅庐时都在杂志上发表小说。他们所写的乡土小说或地方色彩小说拥有忠实的消费群体，即城市中产阶级。他们对地方色彩文学有浓厚兴趣，一是将乡土作为怀旧对象，作为现代性的他者，二是将乡土作为异域风情，作为扩大视野的途径。因而，地域文学其实也是一种文学旅游。”（Kaplan 251-252）⑩

有了这种审美需求作为支撑，作为乡土世界虚拟文本的乡土文学也会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它会伴随着城市人对乡土的怀旧，和对一种作为反思现代性的、被理想化的乡村生活方式的追求，而长久地存在下去。

事实上，从目前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现象来看，这种“乡土文学旅游”的热情，以及“先消灭前现代，再缅怀前现代的”现代性悖论也已经成为现实。所以，现实层面也在对“城镇化”发展的单一路向进行一些补充或修正。于是“乡村振兴”成为“城镇化”之外的另一条道路。“让乡村成为生态宜居的美丽家园，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2015 年，中央电视台推出的百集纪录片《记住乡愁》，也正是面对城市化的汹涌浪潮，用镜头记录下行将被淹没在钢筋混凝土森林中的古村落生活图景的一种努力。这既是对当代人审美需求的一种回应，同时也是对某些特色明显的乡土空间的一种抢救和保护。正如王一川所言：“该片创作者们走遍中国大地，寻访、搜求、挖掘、整理那些濒临消失或急需保护的古村落，建构起当今中国大地一息尚存的珍贵的古村落形象。这些影像的创造本身就具有特定的美学与文化价值。该片所试图回忆的，乃是社会革命者对那些被自己的前辈或同道所拒绝的古村落文明传统的遗韵，属于一种抢救性重建。”与之类似的还有2014年山东省开始实施的“乡村记忆工程”，这是“面对城乡建设中一些地方忽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致使大量乡村传统文化遭受破坏、走向消亡的现状”而决定实施的一项旨在保护乡村文化遗产的重要工程。其中也明确指出：“乡村旅游将成为实施‘乡村记忆工程’中，让居民致富受益的落脚点。借助当下方兴未艾的乡村旅游业发展契机，将村史、村情、村貌展示给人们看，可创造相当的社会以及经济价值。”

而同样是刘玉堂，当被问及“现在的生活越来越现代化，农村越来越城市化，作为‘新乡土小说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您对乡土小说的前景怎么看”时，他说：“我不认为乡土小说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会走入死胡同，相反，社会越发展，农村越是城市化，乡土小说会越发显得珍贵。”这背后的潜台词正是说，在乡土日渐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成为现代人旅游的新宠和怀旧对象的时代语境中，我们有理由相信乡土文学不会衰落和消亡。不但如此，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的转型还可能会为乡土文学带来新的希望和发展契机。不过，在此过程当中，乡土文学本身的转型恐怕也是无可避免的，只有通过自身的不断调适来顺应变化中的现代人的乡土想象和审美需求，乡土文学才能找到源头活水，重新焕发出生机。

注释：

①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年版，第9 页。

②茅盾：《关于乡土文学》，《茅盾全集》（第2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年版，第86 页。

③见《汉语大词典》（第10 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2 年版，第659 页。

④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 年版，第1 页。

⑤丁帆：《中国乡土小说生存的特殊背景与价值的失范》，《文艺研究》2005 年第8 期。

⑦我在《乡村振兴与乡土文学的未来》一文中对此已有论述，但限于篇幅并未充分展开，见《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 年12 月12 日。

⑨⑩刘英：《美国乡土小说与现代性》，《英美文学研究论丛》第21 辑（2014 年），第201 页，第20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