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林，毛嘉琪

(西南石油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500)

良好的自然条件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视阈下，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与自然环境的演进历史本为彼此制约的同一过程，“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1]，这种内生互动关系也决定了不管人类文明史经历什么样时代更迭，各个国家与民族都必然会呈现出逐步迈向人与自然和谐之路的结局共同性与过程差异性。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历代中央领导人在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各时期各阶段实践中，立足本国实情，继承本土传统文化底蕴精粹、汲取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元素，根据社会矛盾的演变、经济发展的进程不断因时而进，推进和深化环境保护与生态治理，在基于国情和时情的现实考量上，由点到面、逐层深入地把握生态文明建设规律，以进一步达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契合。纵观学术界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其中不乏围绕思想渊源、理论框架、现实路径展开的有价值学术成果，而对生态文明建设各个推进阶段的整体性研究和系统性分析却相对薄弱。因此，本文在充分借鉴前人研究的成果，以不同时期环境保护的历史文献为基底，力图对建国以来不同阶段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转变进行深耕厘述，对其创新演进历程背后的内在逻辑进行深度探究，以期科学系统地确证其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进步特征，并为新时代中国进一步克服以工业生产为核心的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环境危机和负面影响，逐步实现以生态产业为主要特征的生态文明提供思想铺垫、理论储备与实用建议。

一 新中国成立早期毛泽东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初探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各项事业整体上一穷二白、百废待兴，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不仅制约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进一步发展成为现代化工业国，而且严重滞碍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立基于现实国情的历史局限性，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初步探索主要以社会主义建设为导向、整体上围绕生产力发展而展开。而为了高效率、有力度地克服旧中国整个国家一盘散沙的社会政治局面，毛泽东只有以革命战争年代打大会战的方式，通过运动号召和行政命令的形式来快速集中调动生态环境建设主体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态积极性与主观能动性。国际社会上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蕾切尔·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这一揭示工业污染对社会公众的现实性危害著作之后，世界发达国家才开始对生态问题产生广泛地关注，进行自主地治理。而此阶段内，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政策，所借鉴国家苏联尚不重视环境建设，我们只能独立探索、自力更生地建设生态。加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初时期，我国整体上仍处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阶段，工业化程度不高，并未对自然环境深度掠夺，生态问题尚未严重凸显，但有限的技术水平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局部的污染问题，从微观层面和具体问题上来进行专项生态环境治理是此阶段进行的主要环保实践活动。

(一)地位维度：生产优先

囿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整体生产力水平落后的现实境遇，为解决广大劳动人民的基本温饱问题、保障其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在生产发展与生态建设产生不可调和抵触的时候，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不可能单方面地强调保护环境，只能优先发展生产。毛泽东在提出要维持农、林、牧、副、渔五者的综合平衡发展指示时，不仅是从生态角度中系统保护的视域出发，实际上，更是立足于生产维度强调要通过五业的动态平衡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基本生存条件。1959年7月4日，毛泽东在审查批阅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文件之时，特意批示指出“所谓农者，指的是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2]，此处对农林牧副渔五业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形象阐述就是为了说明其对副食品业生产发展的综合作用。毛泽东在提出节约自然资源、严厉反对浪费的环保节能方针时，不仅是基于我国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低的现实生态环境现状考量，更是出发于自然资源是作为人类社会农业、工业发展物质资料基础条件的生产发展现实考虑，因为“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3]34，在生产活动和基本建设方面严格节约自然原料，在日常生活、商店、工厂、企事业单位和行政支出层面反对铺张浪费，都是在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打下坚实自然资源基础。

(二)政治手段：运动号召

在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方式之下才促成了新中国的最终成立，要在战后初期尽快克服全国一盘散沙的社会政治状态、快速地调动人力、物力和财力，以最大限度地集中社会力量、发挥百姓主观能动性去进行生态环境的建设，继续采取运动号召和政治动员的形式是现实而正确的选择。基于历史，毛泽东看到了连年战争对我国生态绿化环境的破坏，于是以前瞻性的视角提出，绿色美丽的森林可以优化人民群众的生产环境、提髙广大百姓的生活质量，为农业生产巩固土壤提供保障，为工业发展提供原料。1952年登徐州南郊云龙山游览时，毛泽东便发出了“要发动群众，上山栽树，一定要改变徐州荒山的面貌”[4]的植树动员号召；1956年为全面调动人民群众的绿化积极性、激励大家在一切能造林的地方努力植树，毛泽东发出了“绿化祖国”的伟大号召；1958年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还对“大炼钢铁”运动造成的森林破坏进行反思，进一步发出“要使我们祖国……要达到园林化”[5]的绿化号召。由于历史和地理环境原因，中国作为水文系统复杂的国家，河流众多却长期年久失修，建国之初各处水旱灾害频发，不仅带来泛黄区生态环境的大面积恶化，而且直接威胁着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为此，毛泽东发出系列为治理大江大河而广泛发动群众的号召，如1950年发出为长江“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的号召，1951年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1952年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1963年发出“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每年动员千万百姓投身其中，取得了十分显著的生态、经济成效。

(三)对外视域：独立探索

国际社会上西方发达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开始普遍对自身发展进程中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广泛治理，而我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因为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抵触而遭遇国际封锁，局限于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借鉴，鲜有可供学习的先进生态建设经验，党和国家领导人只能立足于实际情况通过深入调研而独立探索出可行方法，发挥群众智慧、推广普及劳动人民在生活实践中摸索总结出来的环境保护有效经验。基于当时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工业发展初级阶段，大量资源密集型产业在生产过程中对不可再生资源消耗巨大、且会排出有害物质污染自然环境的社会现实状况，毛泽东经过实地调查和科学研究，从长期性的角度出发，积极主张通过自主研究开发、合理开采利用沼气、水能、太阳能、风能等清洁可再生新能源，来从一定程度上降低对化石资源的攫取和消耗、减轻对生态环境污染和损害。1958年，他在武昌会议上就明确提出，面对能源方面供小于求的现实问题，我们自己找到的一条出路就是自己搞发电站，把“水、火、风、沼气都利用起来”[3]445-446，能解决不少能源不足的问题。毛泽东还善于发挥百姓智慧，强调要认真总结各地人民群众在劳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先进生态环境保护方法，并推而广之，让各地区政府结合自身的微观实际环境情况来因地制宜地进行应用，如1955年他在看到《依靠合作化开展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是完全可能的》此篇介绍陕西省离山县制订和实施水土保持规划成功情况的文章时，就大加赞赏，并认为可以推广经验到黄河流域同类地区。

(四)程度范围：专项治理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现代工业化进程都处于刚刚起步的初级发展阶段，既未对自然物质资源产生深度掠夺，也并未对生态地理环境造成全面污染，同时，不可否认的是，相对集中的工业布局随着高投入、高消耗、重速度、低产出、低效益的传统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的大规模推进，局部性的生态问题开始显现，环保工作的着力重点也基本集中于具体维度的专项环境问题治理。其中工业污染中的废水、废气、废渣(简称“三废”)污染正是当时最主要生态环境问题，毛泽东在20世纪中后期也看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大炼钢铁和其他工业活动带来的地区性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恶化问题，清楚地意识到不能盲目地搞工业化，前瞻性地提出“综合利用大有文章可做”[6]，要“变废为宝”的方针。到1970年初，“三废”综合利用的工作进一步得到深化，国家不仅通过回收利用对“三废”进行处理消除，而且积极改造老的污染企业，严格控制新建企业污染。重工业城市沈阳的废气污染消除治理工作，就是通过对全市所有炉窑、烟囱等排烟尘设施进行专项具体技术改造而成功消烟除尘的治理废气典范。而针对官厅水库污染展开的废水、废渣综合治理行动，则是通过官厅水系水源保护领导小组在有关专家的指导下，综合采取综合利用、化害为利、改革工艺、减少污染等多种治理措施而取得卓有成效治理效果的废水、废渣处理经典案例。

二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等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逐步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国内外现状与主客观条件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思路的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改革的启动，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在促进经济史无前例发展的同时，相对落后的高消耗、高排放技术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国内环境污染、生态恶化问题的日益加剧。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的生态境遇早已不限于毛泽东时期的初步问题，资源瓶颈日益凸显，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经济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越了生态自我净化的能力，环境问题广度和深度的蔓延，不仅造成愈发严重的生态恢复经济损失，为国际上构建绿色壁垒制造对我国的贸易摩擦提供更多可趁之机，而且进一步加深对民众生命健康的危害程度。据此，这一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第二、三、四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实情，对我国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之间的圆凿方枘关系进行继续协调，基于上一阶段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推进环境保护、生态治理与经济社会的平衡同步发展进程，并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融入社会整体方案，推进到历史发展新阶段。

(一)从生产优先到产业结合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后，与高速经济发展相伴生的工业污染加剧，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愈发呈现出复杂性、交织性与多变性的特征，此前生产优先、兼顾环境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已不再合乎时宜，因而，这一时期的中央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纷纷立基于生态环境现实境况已然发生变迁的时代背景，从辩证的视角、长远的高度出发，强调要注重经济增长系统与生态循环系统的有机平衡，将社会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中探索其中能够合理利用来发展其他产业的契合点而推进经济进步。邓小平同志根据改革开放最初阶段中国经济高速起步的现实条件与生态环境不容乐观的严峻考验，提出要把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彼此结合、同步规划，以因地制宜为主要方式，环境情况适宜什么产业、当地就大力发展什么产业，他极其重视发挥林业和畜牧业在增长经济、绿化环境方面的多重效益。1979年，针对一些地区人民群众在风景区内毁林开荒来创收的做法，他便提出在风景区应种植经济林木，发展旅游业及其附加产业。1982年，针对治理中国西北地区黄土高原植被稀疏、水土流失、土壤贫瘠的生态问题，他也指出“在那个地方先种草后种树”[7]，通过草原和牧区的发展，改善当地生态环境、让百姓脱贫致富。江泽民同志对此也有透彻认知，他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都深入肌理地指出，要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总原则，逐步更新社会发展思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造传统工业，以生物科学和信息技术促进新型集约化生产模式的成功转型。胡锦涛同志则进一步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谋篇全局中，提出把经济发展模式要向“又好又快”转变，通过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和节能技术，发展环保产业，推广循环经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二)从运动号召到建章立制的转变

政治手段在国家的各项事业建设中都始终发挥着刚性的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与环保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得到提高，运动号召与政治动员的方式不再适用于此时的境况，而法律和制度则是进一步充分施展其有效性、约束性的坚实保障和有力抓手，由此，这一时期的几代领导人逐步从法律维度与制度层面铺展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规章法制建立进程，使环境保护工作朝着有序化、规范化方向迈进。邓小平同志首先作出走法治化生态文明建设道路的规划，他极其重视法制和制度在国家各项事业推进中的有力保障作用，在主持中央工作时明确指出“要集中力量制定各种必要的法律”包括“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8]141，在有法可依和有章可循的条件下来保证生态建设的实效。在邓小平的积极推动下，我国逐步制定、颁布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环保法律、检査奖惩制度，197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首次将保护生态环境列入其中，1979年颁布第一部环境保护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1983年环境保护正式被确立为基本国策，随后一大批法律法规陆续颁行。江泽民同志继承与拓展了邓小平生态法治化建设思想的广度与深度，更加注意与国际法的衔接，确立了在环境领域“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加强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的立法，在实践中继续补充、修订环保法律法规。胡锦涛同志继续将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工作向前推进，将“促进生态建设的法律和政策体系”[9]列为环保工作重点，从多层次、多方位“加快制定和完善环境法律法规和标准”[10]，相继颁布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三)从独立探索到开放借鉴的转变

1978之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外开放政策的推动下，我国日渐打破独自发展的封闭状态、迈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进程，与国际社会彼此交流、交互学习的过程中，开始逐步了解到世界生态环境的整体状况、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生态治理领域的先进实践经验。邓小平同志就曾明确提出，“要学习人家环境保护方面的经验”[8]32，例如，学习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大规模种草种树来园林式绿化城市的方法，防治北京、天津、唐山、本溪等城市的城区污染，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可利用现代生态科学技术，来发展高效绿色农业，促进低碳环保工业，开发可再生新能源。1978年会见以罗德里克·比顿为团长的美国合众国际社访华代表团时，他明确指出：准备吸收世界先进技术，包括美国在内。1992年6月3日，在巴西“里约中心”组织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从和平、发展、保护环境三者相依相存的整体关系维度出发，通过了关于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行动议程》等多个文件，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提供了生态治理与环境保护的指导纲领与行动蓝本。江泽民同志立足于对本国具体实际生态情况的透彻审视和分析，在国际时代背景下理性顺应世界潮流，积极接受这一可持续发展观，于1994年正式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明确走可持续发展道路；1996年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从长远发展高度确立可持续发展为国家基本战略。胡锦涛同志进一步继承和深化了江泽民时期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在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以“可持续”发展为重要目标、以“全面”为基本要求、以“协调”为主要内容。

(四)从专项治理到工程建设的转变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加速发展，生态环境建设的现实境遇也相应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仅仅依靠早期专项治理的建设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已不再适合此时期更大范围、更加复杂的生态问题，只有从全国性的层面来整体统一规划、谋篇布局，开展大型生态环境工程建设，才能更好地有效利用各地现有资源，统筹配置多方人力物力，尽可能地在整体上达到最优化，全方位解决相似性环境问题。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林业生态工程体系的建设，自1978年起，先后确定了十大林业生态工程作为全国总体林业生态工程的基本布局，其中工程建设总面积覆盖406.9万平方公里的“三北”防护林大型生态工程体系，通过人工植树、飞播造林、封山(沙)育林(草)等多维立体手段有效治理了三北地区的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极大改善了多地生态环境糟糕现状，获邓小平亲笔题词曰“绿色长城”、受国际社会赞誉为“世界生态工程之最”。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此基础上加快了造林绿化和重点生态工程建设的步伐，尤其是在1998年特大洪灾之后，“退耕还林”工程在四川、陕西、甘肃试点，三省随即启动，并于2002年在全国铺展开来，将水土流失、沙化、盐碱化、石漠化严重和低产的耕地有计划地停止耕种、恢复植被，成为迄今为止我国覆盖面积最广、群众参与程度最高甚至世界范围内最大型的生态工程。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十大林业工程体系的基底上进一步提出了建设六大林业重点生态工程的任务，在2008年12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还强调：要突出抓好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程建设，通过实施，初步建立起乔灌草搭配、带网片接合的多种功能森林生态网络体系框架。

三 新时代前后习近平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进一步深化完善

经过40年左右的快速发展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经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关键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环境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生态建设之间的矛盾已然成为新时代环境保护领域的主要矛盾。虽然党和国家一贯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并获得不少显著成绩，但常年高速发展下积存起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到了一定阶段才逐渐呈现出高强度频发态势，近年来，我国资源能源供需紧张，生态系统退化严重，污染问题集中暴露的现实环境问题日趋严峻显现。而社会环保意识进一步提高，科技实力进一步提升，生产力发展到新阶段的这一历史契机，也为新时代中国有条件有能力进一步破解发展与生态的矛盾悖论奠定了基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五代中央领导集体基于我国历史发展的新高度和生态环境现状，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进一步高屋建瓴地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全面系统深入的战略部署，开启了新时代理念与实践演进的新阶段。

(一)从产业结合到生态优先的转变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到新的历史性阶段，以往长时期飞速发展叠加积累起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然呈现出高发态势，在生态环境领域太多的欠账致使近年来“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问题十分严峻”[11]，加之，人民群众日益对优美生产生活环境、优质绿色生态产品的热切诉求，仅仅强调产业结合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已不足以适应目前的环境形势和民众期盼，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力度刻不容缓。由此，习近平同志立足于对人类社会演替规律的准确把握，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12]的著名论断，将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更为长远的眼光指出生态环境是我们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基础和先决条件，决不能再将经济压力加诸于环境之上。2013年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野夫大学演讲时，习近平就对“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二者的关系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认知，从更加深层次的视角解读了其中折射出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性甄别和价值取舍问题，提出当前社会已经到了“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3]21的逻辑处理阶段，一定要将绿色生态保护好，这就是在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2015年1月19日在云南考察工作时，习近平更是把生态与生命等量齐观，说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13]8。2017年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他还着重重申了要坚决摒弃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经济增长的做法[14]，比如，现在长江经济带和青海地区的发展都要遵循节约优先、保护优先的基本方针，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优先地位，在生态环境容量上过紧日子的前提下，使绿水青山产生社会经济效益。

(二)从建章立制到严格法治的转变

随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各项工作的持续性纵深化推进，现行的环境法律和制度已经不足以应对其中不断伴生的复杂性、实时性问题，要进一步破解生态文明建设中仍然存在的一些无法可依、执法不严现象，还需要从源头、过程和结果三维层面上来健全顶层设计、严格法制体系，以保障其在新时期成为有效制度支撑与制度规范，达到生态向好的目的。习近平同志在原有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其朝更加深入、细致、严密、完善的方向发展，倡导用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为中国生态环境优化提供系统全面、强而有力的外在硬性保障。2018年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他再次强调要“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12]，通过实行最严密的法治、最严格的制度来强化政府管理者、商品生产者环境保护的法律责任，意识塑造与实践约束双管齐下形成硬约束，严格遏制生态恶化的趋势。在2015年1月1日更加完善且严厉的修订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得以颁布施行，强化了政府、企业等各方面的法律责任，随后一系列环境保护税法、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法、核安全法等环保相关法规也陆续制定修改，加大的惩治力度为促进绿色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特别是在管理制度层面逐步形成权责利相统一的严格系统的制度规范，差异化绩效考核的主体功能区制度、细致周密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等从源头上进行严防，梯度的生态补偿制度、严格的生态红线等从过程中进行严管，领导干部生态政绩考核评价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从后果达到严惩。

(三)从开放借鉴到全球治理的转变

就世界范围而言，传统工业化的迅猛发展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原有的循环和平衡，全球性的生态困境让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人类是命运共同体，生态问题这一最典型的世界性问题[15]也对世界人民提出了共商共行共建的整体性要求，就本国形势而论，历经几十年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国，经济总量近年来长期稳居世界第二，生产力与科技实力大幅提升，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应再仅局限于借鉴他国经验来建设本国生态环境，更应发挥自身能力肩负起依托全球化推动世界生态共同治理的使命与责任。在强烈的问题意识下习近平多次在国际环保活动中声明中国会在全球环境治理进程中主动作为，为实现世界生态善治贡献中国方案、提供“中国样板”。作为对人类终将进入生态文明时代这一预判的前瞻性应对，我国就率先提出了极具世界历史统摄能力的生态文明理念，受到国外政界学界认可赞誉，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推广到国际社会，站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最前沿。2017年10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再次呼吁要“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6]，与各国人民同心协力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共建清洁美丽世界。近年来中国用实际行动深度参与着全球环境治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的实施使我国成为了目前消耗臭氧层物质淘汰量全球贡献最大国，荒漠化治理的显著成就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中国环境治理成果经验，发起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正携手多国绿化环境，建立的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帮助着大量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挑战。

(四)从工程建设到系统恢复的转变

整体性系统性要求“是现阶段我国发展与以往传统发展相区别的内在规定性”[17]，表现在生态环境领域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性诉求。当前我国生态治理已取得历史最好成就，但不同地区、领域、群体之间的不平衡不协调状态仍然存在，仅靠大型生态工程建设已不足治理。再者，环境问题严峻现状的原因也是复杂交错的，“或结构不尽合理或增长方式粗放或生活方式欠缺”[18]，按照系统思维多管齐下、综合施治才是当下更高层次的有效手段。正如习近平指出“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19]，生态环境是一个内生性的系统性的关联有机整体，在治理过程中要克服对客体的人为碎片化和孤岛化问题，算整体账，算综合账，“由一个部门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13]47，对各类资源和生态要素进行统筹管理、系统化保护修复。“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12]，对大气、水、土壤污染等环境问题全面加大综合治理力度，重点污染区域实行联防联控联治的协作机制；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重点实施事关国家安全的区域性生态修复工程，加快开展致力于大规模绿化国土的重大生态工程，综合治理水土流失、荒漠化、石漠化等生态退化；整体上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强化各类资源能源的总量和强度双控管理，减少开发损失，提升利用效率，推进循环发展，形成闭合式节能通路[14]。

四 转变历程对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启示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们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历程，从这些随国内经济社会进程、国际生态治理形势而不断校正、深化、完善的创新性嬗变中，我们不难发现，虽“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模式并没有完全得以规避，但在局部地区及部分领域的生态治理中也逐步取得了斐然的治理成果。与此同时，环境破坏的累积性和生态修复的长期性致使生态文明建设稳中向好的成效并不坚固[20]。因而，进入改革的攻坚阶段、历史发展的交汇期，我们更应将发展生态文明融入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过程中去，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积极作为，加强生态治理力度，提高环境保护水平，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建立健全生态文化体系、生态经济体系、目标责任体系、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生态安全体系[21]。

进一步完善生态文明立法，推进环境保护执法。由上述探索历程和转变路径我们可以看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效用要稳定且有序地发挥到操作层面和实践领域，就离不开法律的约束与制度的规范。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法制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推进，法律制度的可执行性与处罚力度相继增强，愈发刚性的强制措施更加全方位多角度地约束和调控着人们的行为，为经济社会朝着优化生态的方向发展提供了更加客观的社会条件。以问题导向来加快构建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对空白领域进行补充增添、陈旧内容及时变革调整，从源头保护、过程补偿、末端修复的闭合全过程几方面来完善它。比如，在《宪法》中可创设环境权，在《刑法》上可增加环境刑罚处罚手段，在《诉讼法》中可拓展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等[22]。法律制度的执行是一个关键性环节，是连接目标与效果之间的桥梁，要通过增强条例规定的细化度来为其可执行性提供具体性依据，通过网络化、程序化、层序化凸显其客观性，通过加大惩治力度、杜绝特例来狠抓落实，强化权威。

推动形成内生动力机制的绿色发展方式。在当前社会发展的新阶段，经济转型是生态问题的核心。要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的发展状态，只有以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化推进为基础，从源头上进行全方位变革，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生态经济体系，才能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治理的矛盾，形成可持续的绿色发展方式，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经济社会进步的着力点。绿色循环低碳的发展模式是当前时代产业变革的主要方向，产业结构的调整要面向绿色化进行有序优化，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环境绿色发展产业。构建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的新生态经济体系，以无污染或低污染的新工艺、新技术来培育壮大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的节能环保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能。加快改造传统产业体系，对具有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特征的重点行业进行整改、升级，做到超低排放，不达标者关停取缔。构建新生态经济体系与改造传统产业体系两措并举，引导社会经济朝着更加绿色清洁环保的方向发展，推动环境绿色发展产业的快速有序形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3]，通过绿色科技进步推动形成更有效率的绿色发展方式，是当前社会发展阶段的必然手段。而创新又是科技发展的驱动力[24]。当下破解生态化发展难题的根本手段，就是要“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16]，以绿色技术创新、关键技术突破来驱动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重点行业结构性升级。通过构建环境绿色发展产业的即时监管体制机制，倒逼传统产业绿色化转型，引导新兴产业绿色化发展。要加强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信息化体制机制建设，全面运用环境变化综合观测、大数据等现代化新兴技术，实现环境质量、重点污染源的监测全覆盖，通过对各地生态状况的大数据实时监测倒逼，引导各行各业绿色发展。

从整体性、系统性着手，让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成为全社会共同的生态行为。生态问题是多元综合的复杂性社会问题，既有自然环境本身自在状态和循环系统被人类掠夺破坏行为干扰后失衡产生的共生性系统性负效应，也有人与自然关系视角下经济性发展与生态性增长的不平衡不一致，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区域性、城乡性、群体性差异不对等生态现象。只有按照系统工程的思路，采取更具全覆盖性的多方位整体协同战略措施，从政治理念、经济发展、文化熏陶、社会构建等诸领域系统部署，发挥全局力量，才能最大程度发挥弥补生态环境短板的正向整体效应。要将生态文明建设贯穿、覆盖到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和全部过程，探索构建起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的系统性可操作生态文明绿色发展实现路径。在政治维度，党要坚决担负起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责任，政府作为生态治理工作的组织者和协调者，要将生态行政管理作为自身的一项基本职能，向生态型、节约型政府转变，做好宏观管理，建立健全适应绿色发展的政治体制机制，做好纵向管理，夯实中央与地方的行政体系，统一上下各级、协调横向部门综合性解决区域性生态问题；在经济领域，企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实践者，要充分运用方针政策指引、市场化手段驱动，将生态环境成本纳入经济运行成本促使其自觉地把生态化生产延伸到企业系统的全过程，要多角度支持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推动环境综合治理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新污染物治理前瞻性科研、生态性社会问题对策性研究等成果转化与应用；在社会公众向度，要树立公民的生态理念、提升整体的生态意识，通过综合教育和广泛宣传将绿色观念内化为大众的认同思想，外化为其自觉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