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李劼人（1891.06—1962.12），生于四川成都，是中国现代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大师之一，同时也是中国现代重要的法国文学翻译家，知名社会活动家、实业家，被誉为“中国的左拉”“东方的福楼拜”。自1912 年发表处女作《游园会》开始潜心创作，其中短篇小说作品多达上百篇如《编辑室的故事》、《捕盗》等；中篇小说如《同情》；长篇小说有《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天魔舞》；通讯《李宁在巴黎时》等；杂文《今日！今日！》等；随笔如《战地在屋顶上》等；散文如《忆东乡县》等；翻译作品《人心》等小说二十余部。作为成名作“大河小说”中的第一部，《死水微澜》描绘了从甲午战争到辛丑条约签订这一阶段的历史，以成都近郊天回镇为地点，通过蔡大嫂的三次身份转变揭示袍哥和教民两股势力的此消彼长，进而展现19世纪末20 世纪初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社会的面貌，融地方特色与生活情调于一身。刘再复认为：“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如果说《阿Q 正传》《边城》《金锁记》《生死场》是最精彩的中篇的话，那么，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应当是最精致、最完美的长篇了。”[1]在作品中，李劼人打破传统历史小说的宏大叙事模式，将重大历史事件淡化为故事背景，并以民间文化代言人的姿态始终关注在西方思潮冲击下普通人的琐屑与日常，使得文本呈现出“民间化的小历史”特征。李劼人以超越的文学气度关注夔门内外，以时间为经以乡土为纬，在经纬的交织中完成了民间文化影响下成都及近郊的书写，于自然中见洒脱，于沉稳中见精致。

一、形神兼备的民间人物群像

在《死水微澜》中，李劼人不再执意刻画历史上骁勇善战的英雄、威风凛凛的名将等正面向上的大人物，而是凭借一支自由之笔，将笔触投放到日常生活中那些普通平凡的小人物身上，从而塑造出一批形神兼备、有血有肉的民间人物形象，如袍哥、妓女、教民、官绅、粮户等，热切关注他们的爱恨情仇与离合悲欢。

（一）非贞洁的女性形象蔡大嫂

在《死水微澜》中，李劼人塑造了一位惊世骇俗的女性形象——蔡大嫂，通过她的婚姻状况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蔡大嫂本名邓幺姑，生活在远离成都的乡下。“幺姑”这一名词生动诠释出了热辣辣的民间形象，然而邓幺姑却没有一般乡下女孩的本分与保守，在韩二奶奶对成都的极力赞美中，她开始梦想着体验成都有钱人家的生活。然而韩二奶奶的去世让她的幻想迅速破碎，在父母的安排下顺利变身成为天回镇兴顺号杂货铺的掌柜娘。面对呆滞无趣的丈夫，蔡大嫂又将丰盛的情欲转移到丈夫的表哥罗歪嘴身上，实现“性”和身体的极大自由，并直言：“人生一辈子，这样狂荡欢喜下子，死了也值得！”[2]184蔡大嫂显然不属于以往文学作品中的理想女性行列，她敢爱敢恨，明朗强悍，成为现代文学中的“潘金莲”。在《金瓶梅》中，潘金莲尽管给人留下不守妇道、刁钻狠毒的印象，但摆在她面前的也只有三条路：和平庸的武大相依为命了却一生；成为西门庆的小妾从此背上不洁的污名；引诱武松不成，反遭责问。蔡大嫂的“放荡”比潘金莲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她却突破了潘金莲的选择限制，成功开拓出第四条道路：情人与丈夫同时并存。在底层的民间世界中，生存是第一要义，道义的约束力量并非强大到无法撼动，人们渐渐对蔡大嫂这一段畸形的婚姻采取包容与谅解的态度。当罗歪嘴受诬告逃去外地，丈夫被抓走，蔡大嫂以“生人妻”的身份再次嫁给顾天成一跃成为了顾三奶奶，但附带条件是顾帮助丈夫和情人走出困境，蔡大嫂的改嫁在这里多了一层侠义的色彩，也是保护所有人周全的最好选择。“生人妻”在古老的中国并不稀有，如《为奴隶的母亲》中的春宝娘、《生人妻》中的“卖草女人”，而蔡大嫂的独特之处在于她不是被迫卖给他人，而是心甘情愿改嫁。可以说，她并不是一味恪守妇道的贞女，但也非惨无人道的毒妇，她就是四川民间的一位普通女性，其言语、行为、选择无一不在彰显着地道的民间特征，正是这种民间性的深刻渲染进一步凸显了《死水微澜》浓郁的地域色彩，使得民间文化与作家的写作姿态完美融合。

（二）匪性与侠气兼具的混合型人物罗歪嘴

罗歪嘴本名罗德生，因与女人调情时，总要把嘴歪几歪，于是便得了这一绰号。在民间社会中，取绰号是人们一种独特的命名方式，一方面符合乡土社会随意、自由的人际交往模式，一方面彰显了民间文化的旺盛活力。罗歪嘴的社会身份是当地袍哥组织的头目，袍哥组织作为一支重要的民间力量，“在近现代的四川诞生、发展、走向兴盛并最终蜕变、匪化”[3]。因此在李劼人的笔下，罗歪嘴作为袍哥组织的一员，是地道的民间形象，也是匪性与侠气兼具的混合型人物。一方面他不是完人，吃喝嫖赌，样样拿手，和蔡大嫂的私情尽管得到蔡兴顺的许可，依旧带有一丝霸占人妻、欺压弱小的意味；通过合伙设计的方式骗取顾天成捐官的银子；尽管认识到教会背后强大的势力支持，依旧缺乏精确的反抗计划。从这些行为来看，罗歪嘴既代表了传统封建社会中的一股恶势力，又无法完全摆脱封建思想的禁锢，因而行为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另一方面，他又颇具豪侠风度，老实本分的蔡兴顺之所以能够在天回镇上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很大一部分由于罗歪嘴的护法力量。而当他逃去外地，便彻底消失在李劼人的“大河小说”中，进一步象征着袍哥所代表的传统势力的日趋衰弱。

（三）歹毒却亦珍惜亲情的顾天成

与罗歪嘴相比，顾天成身上包含的人性内涵更加丰富，集土气与洋气于一身。他本是乡下的土粮户，却不甘平淡，一心想要捐个小官做做，最后在罗歪嘴等人的合伙设计下，钱财尽失，两次饱受侮辱。他的土气在于始终逃脱不掉“传宗接代”传统观念的束缚，希望有个儿子光耀门楣。他的洋气体现在入了洋教，摇身一变从土粮户晋升为一名颇有名望的洋教徒。可是顾天成的命运也随时代的剧烈变动在洋气与土气，教民与粮户之间摇摆不定。当义和团运动侵入北京，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顾天成只能暂住在教友家中躲避灾难；当八国联军入侵，清王朝国运衰微之际，他反而大受亲友尊敬，社会的波澜壮阔与起伏变化都在他一个人身上得到生动的体现。然而细细想来，顾天成入教的最初目的不过是为了报复罗歪嘴，在三道堰事件发生后，顾天成借刀杀人诬告罗歪嘴，可见心思之歹毒。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物，李劼人并没有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一味的贬低与苛责，而是让他的性格自然真实得展现在读者面前。于是一个不甘平庸的粮户，一个贪图美色的赌徒，一个疼惜女儿的父亲，一个用心歹毒的教民，集中起来塑造出顾天成这一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在袍哥与教民所代表的两种不同势力的斗争中，教民上位，袍哥下马，这一上一下之间反映的是时代的波澜和社会的激荡。

在李劼人的笔下，无论是非贞洁如蔡大嫂，非英雄如罗歪嘴还是非极恶如顾天成，他们都展现了民间世界芸芸众生的生活面貌，虽不完美，却足够真实，承载着人性中无比广阔的内容，充实并丰富着李劼人文学创作中的人物谱系。

二、独具川味的民间生活形态

与庙堂相比，民间所关注的视点是向“下”的，所呈现的生活方式也具有周而复始的循环特征。在《死水微澜》中，李劼人将宏大历史伴随着日常生活的烟火气铺展开来，具体表现在对衣食住行、风情民俗进行细致的描摹，由此展现一幅自在怡然的四川社会浮世绘。

（一）衣食住行中的川味生活

服饰对于人物代表的阶层和形象塑造具有重要作用，李劼人对服饰的描写十分细致，蔡大嫂刚嫁到天回镇上，她的装束便引领了镇上女人的时尚热潮，“梳一个扎红绿腰线的牡丹头，精精致致缠一条窄窄的漂白洋布的包头巾，头上的白银簪子，手腕上的白银手钏。玉色竹布衫上，套一件桃翠色牙子的青洋缎背心。”[1]52同样在《死水微澜》的序幕中，作者以“我”的视角打量已成顾三奶奶的蔡大嫂的衣着，精致入时的服装，爽朗的笑声揭示蔡大嫂没有被一系列突然袭来的生活变故压倒，依旧乐观洒脱。一个新颖的发式，一件时髦的衣服，一个安稳的生活就是蔡大嫂生活的全部意义，她努力打破平庸生活带来的单调，用服饰美化生活，体现了务实、向上的人生态度。此外，作者怀着巨大的叙事耐心，对代表不同身份的服饰一一进行细致的描述，半官半绅人物郝达三穿的是“细白江西布对襟汗衣，下路雪青纺绸散脚裤，漂白布琢袜，也没有扎，脚上是马尾凉鞋”[2]170，体现了官绅阶层半新不旧的生活方式；土粮户顾天成穿的则是酱色平皱的薄棉袍，米色摹本套裤，青绒老家公鞋，尽显苕气；店掌柜蔡兴顺穿的蓝土布汗衣襟中露出结实的胸脯子，憨厚老实，更让蔡大娘认定了女儿的归宿。在《死水微澜》中，李劼人对于民居样式的把握体现出对于民间生活的了解与熟悉，它们不仅作为人物活动的地点，同时也被赋予一定的社会维度和精神内涵。顾天成居住的乡下农庄，安静清幽，可他却不甘于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在粮户和教民的身份之间忙碌奔走；蔡大嫂生活的商居兴顺号杂货铺，人来人往，既是私人住所又是公共空间，蔡傻子每天专注自己的生意，蔡大嫂和罗歪嘴沉浸在酣畅的爱恋中，巴蜀民间的世俗人生在这里得到全面展现；郝公馆中的新式物品如大穿衣镜、五色磨花的玻璃窗片等一应俱全，可一家人依旧照祖辈传下来的古老的生活方式过日子，以此透视成都民众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心理。每个人的生活就是生活的所有，作者在不同类型的民居中展示了一幅幅生动的生活情状图。在饮食方面，李劼人作为“开过菜馆的作家”更是不厌其烦得介绍一系列特色食物，如成都带有胡核桃仁滋味的白片肉、云集饭馆的猪肉片生焖豆腐、郝公馆里的鲜花饼、兴顺号的灰包皮蛋、油炸花生糕、豆腐干以及铺子外的烧腊担子、抄手担子等一应俱全，仿佛上演了一场“舌尖上的天回镇”。从服饰、民居、饮食等方面，作者充分调动起人们的视觉与味觉，将川西小镇日复一日的生活描述得有滋有味。

（二）风俗民情中的川味印记

“古老习俗是一面镜子，通过它人们能了解其背后隐含的与社会及人的心理的深层联系。”[4]天回镇的赶场人声鼎沸、新奇洋货与当地特产满目琳琅，那里既是货物的交易场，也是人们的交际场，侧面反映了西方经济势力对成都小镇的渗入；李劼人对于婚丧嫁娶等习俗的描写更是熟捻于心，顾三奶奶的丧礼从请阴阳开路、看日子、算七煞、成服等要经过一系列的程序，表现习俗对于人们的强大约束力；新年时节东大街的盛况让人眼花缭乱，对联花灯，异彩纷呈，人们纵情沉浸在节日的喜悦氛围中。而罗歪嘴和顾天成就在此地大打出手，为以后顾天成入洋教埋下伏笔；正是有了这些特定意义的日子，更能彰显民间文化的勃勃生机。除了对川西民间习俗的描绘之外，李劼人还细致描绘了成都大街小巷的茶铺，以此揭示成都人悠闲自在的生活方式。在现代文学中，老舍对茶铺进行过细致的介绍，并通过“茶杯中的风暴”揭示时代的大变化。在李劼人的笔下，茶馆更多了一份日常和惬意，作为公众场所，茶铺能最大限度容纳各种阶层的人物，时刻更新最近的新闻轶事，罗歪嘴在茶铺讲述袍哥余树南的光辉事迹，以此揭示袍哥组织昔盛今衰的变化；顾天成和陆茂林在茶铺相遇，由此生出陷害罗歪嘴的诡计，推动故事的进一步发展。1894的中国正遭受外国列强的凶猛侵略，处于内忧外患之际，而在西南一隅的天回镇上，人们依旧把茶馆当做日常消遣的场所，可见在“山高皇帝远”的巴蜀民间，时代巨变并没有迅速改变其稳定安逸的生活模式。坐茶铺已经成为川人日常打发时间的生活方式，和节庆习俗、衣食住行等共同构成民间社会的生活形态。

三、“龙门阵式”的民间叙事方式

民间叙事方式在《死水微澜》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四川特有的“摆龙门阵”。摆龙门阵是川人聊天和讲故事的一种方式，秦弓曾说过“川人摆龙门阵（聊天、讲故事）有三个特点，一是讲究故事的来龙去脉，二是不时插进相关插曲，三是众人对同一主题或氛围的参与”[5]。

（一）借助小说人物摆龙门阵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作者借助小说中人物“摆龙门阵”的方式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形成民间叙事的内在动力。《死水微澜》中很多的故事情节就是作者让众人聚在一起在摆龙门阵中讲出来的。少女时代的邓幺姑就在和韩二奶奶摆龙门阵的过程中激发出对于成都的强烈憧憬，在韩二奶奶对成都近乎美化的描绘下，邓幺姑了解了成都的街、成都的房屋、成都的小饮食等，由此把成都当做将来归宿的地方。蔡大嫂的第二次身份转变也是在摆龙门阵的过程中实现的，丈夫蔡傻子的“不会摆龙门阵”与罗歪嘴“高谈阔论式的摆龙门阵”形成鲜明的对比，于是那场摆洋教的龙门阵为蔡罗两人的对话提供了便利的机会，罗歪嘴与蔡大嫂越走越近，相互间的语言越来越多。借助着摆龙门阵这种聊天方式，两人最终突破了世俗的道德约束，最终发展成为一段不伦之恋，同时也为后文顾天成罗歪嘴在东大街结仇设置了一个预设的条件。此外，顾天成在和陆茂林的聊天中，了解到两人的经历有诸多交集之处，并且得知自己受骗的真相。他们两人既是各自故事的讲述者，同时又是彼此的听众，这场龙门阵直接推动了故事情节的进一步发展，为罗歪嘴受诬告逃跑埋下伏笔，进一步说明洋教势力的日愈强盛。

（二）作者充当民间说书人

作者通过类似“摆龙门阵”的叙事方式对民间社会的人、事、物进行穷形极相的描述。从邓幺姑的出嫁到顾三奶奶的变身，从袍哥势力的衰弱到教民力量的强盛，作者对每一条线索的叙述都清晰明了。此外，在整部作品的叙述中，作者充当近似民间说书人的身份，以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对叙述内容的各种背景材料进行详细说明。在序幕中，占据一节的篇幅以“我”的视角讲述童年上学的种种枯燥无趣；在第二部分，作者极力描述四川成都到新都之间的道路、天回镇的历史典故、兴顺号的由来。第三部分，作者对川西坝的黑毛猪、米市、家禽市等作了细致的描述；第五部分对青羊宫的结构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余波中，细致描述了成都平原上的自然风景。这些看起来和故事内容毫不相关的信息，并没有脱离文本成为无意义的赘述内容，反而通过这样详尽而又带有一些客观意味的介绍，使得读者进一步了解到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更能进入一种带有浓厚民间气息的氛围里面。因而，摆龙阵既是小说中人物日常的聊天方式，也成为作者进行民间叙事的独特模式。

（三）众人对同一主题或氛围的参与

“摆龙门阵”注重故事情节的波澜起伏，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会不断补充与主题相关的内容，并由一个中心辐射开来，力求将整个故事讲述得鲜活生动。罗歪嘴在茶铺讲述袍哥大爷余树南的事迹时也采用摆龙门阵的方式，他作为讲故事的主人，类似于传统说书艺人般将故事的原委完整叙述出来，期间不时穿插田长子、张占魁等人的提问，以及刘三金与蔡大嫂的谈话，使其整个讲述丰富而充实，以此揭示袍哥势力昔盛今衰的变化。郝达三在公馆摆龙门阵，已经成为一种集体的仪式性活动，下人全部要参加，担任倾听与服侍任务。由他一人主讲“义和拳”的故事，三老爷、姨太太、葛寰中进行追问、对话、补充，从义和拳漫谈至道教道法，继而话题延伸至洋人、《申报》等，将主题向着相关的方向四面拓展开来，从而牵带出民间社会大片的趣闻传说，但又不会过分感到话题的分层与断裂，这场龙门阵侧面揭示了甲午年代官绅阶层愚昧与落后的思想状态。龙门阵中众人对同一主题的参与保证了故事的完整性与丰富性，同时其自由散漫的形式也让人感受到巴蜀社会轻松自在的民间生态气氛。

四、结语

民间社会包含异常广阔而复杂的内容，它既可以蔑视礼法，打破禁锢人们灵魂的枷锁，也可以藏污纳垢，泥沙俱下。在20世纪30年代以“革命”“启蒙”为主流话语，以北京、上海为文学中心的背景下，李劼人有意与文学主流保持距离，以生于斯长于斯的巴蜀大地为创作源泉，竭力还原一个真实而鲜活的民间世界。对于四川民间的书写，李劼人始终采取平等尊重的姿态，不过分赞美，亦不刻意贬低，体现了一代知识分子对民间社会的热爱，对地域文化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