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 丹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研究生院，北京102488）

民族旅游是旅游者通过对某一民族独特文化或者生活方式的参与、观察、体验，实现审美需求的过程。一般来说，这一民族常常是历史形成的边缘性少数族群，或者是在当代民族的“政治—经济”框架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文化群体，民族旅游的本质也相应地体现为一种族际的交流或者一种跨文化的观察和体验。文化差异是旅游吸引力的核心因素，在民族旅游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最能代表族群边界的文化差异被挑选、表述、彰显，例如宗教、信仰、服饰、节庆、风俗等特质。旅游目的地会竭尽全力为游客全方位展示“民族传统文化”，以此维系民族旅游的魅力。民族旅游成为直接表述民族身份的媒介，民族传统借此凸显。这一过程也是旅游目的地根据游客的需求对原有的民族文化资源进行“加工”和“再生产”，进行文化重构和表达的过程。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中包括文化持有者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解构和重构，民族旅游是民族文化变化和重构的重要推力之一。

20世纪90年代，民族地区旅游进入大开发时期，民族地区将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或者主导产业来培育和发展，制定一系列的旅游开发规划，使民族旅游得到飞速发展。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是民族旅游开发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城市之一。

一、满洲里市民族旅游发展现状

满洲里市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的西北部，地处中国、蒙古国、俄罗斯交界，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城市。1984 年7 月，满洲里市被国家设为对外开放地区，开启了满洲里市旅游业高速发展的进程。当地旅游业伴随着边境贸易的发展而产生，最初以跨境旅游（中俄边贸游）为主，以自然风光游（草原、湖泊等）为辅。近年来，随着国内旅游市场的迅猛发展，加之中俄边贸发展进入瓶颈期，满洲里市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寻求新的增长点，当地的蒙古族文化巨大的旅游价值备受重视，2003年起，满洲里市的民族旅游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满洲里市的城市文化具有比较浓厚的蒙古族文化积淀。史籍记载，秦代以前，满洲里地区是东胡渔猎和游牧之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后，满洲里地区是合拙·哈萨尔的封地。清朝时，满洲里市周边虽然没有常驻游牧民族，但是常有游牧民族和游猎者在此游牧和狩猎，其中有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族和达斡尔族、鄂伦春族等。雍正五年（1727 年），清政府为巡查俄国人越界，在满洲里地区设三个伦卡（哨所）①。从此，满洲里地区开始拥有常住人口，当时牧民们称此地为“霍勒金布拉格”（蒙古语意为旺盛的泉水）。1901年因中东铁路的修建，城市名称变更为“满洲里”（由俄语Маньчжурия一词音译而成）②。2018年满洲里市人口统计显示，满洲里市户籍人口为十七万余人，从民族人口的统计情况看，汉族十五万余人，蒙古族约一万人，蒙古族的人口数量在当地仅次于汉族。满洲里市行政隶属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2017 年5月，国家旅游局新闻办公室公布“网民最喜欢的旅游目的地”，满洲里入选十大全域旅游目的地，也是内蒙古唯一的入选城市，满洲里市已经成为内蒙古自治区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民族旅游场域中的蒙古族文化重构

在民族旅游尚未发展时，俄罗斯边贸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外来人口涌入等原因，使满洲里市的蒙古族传统文化呈现出被边缘化、非主流化的特点。蒙古族的服饰、语言、传统歌舞、节庆习俗等基本销声匿迹。在民族旅游的推动下，当地竭力以富有特色的蒙古族文化吸引游客的关注，再现蒙古族文化的特色。民族旅游包含两个以上族群之间的接触和交流，以体现民族传统文化为核心。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认为，文化是一套历史沿袭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由象征符号体系表达的概念体系［1］。每个族群为了适应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区别于其他族群的标示性文化。敖包、那达慕、蒙古包、蒙古族服饰、蒙古族美食等是内蒙古民族旅游中最典型、最基本的文化要素，也是游客在民族旅游场域中首先审视的符号对象。因此，满洲里市通过旅游项目和旅游活动的策划，重构这些文化符号原本在场域内的实际功用和存在方式。

（一）民族记忆与旅游景观的建构

旅游景观建构是旅游目的地的核心部分。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Smith）论述民族主义范式时提出了族群—象征主义理论，认为民族的基础是族群，族群的重要成分是族群起源的神话，族群植根于悠久的历史文化之中［2］。满洲里市的民族旅游景观大多选取具有民族历史记忆的地点，以原地浓缩式的开发方式建设，将当地蒙古族历史传说、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传说故事等原景重现或者重塑为旅游景观。

敖尔金旅游区是满洲里市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蒙古族文化旅游景区，2012年在原敖尔金牧场的基础上建成。“敖尔金”的蒙古语发音为“孛尔金”，汉语意为“盘羊峰”（敖尔金草原盛产一种躯体肥壮、体色为褐灰色或者污灰色、羊角形如镰刀状的羊种，俗称盘羊，属于濒临灭绝的珍稀保护动物），也译为“盘羊出没的圣洁宝地”。据传，当年成吉思汗在圣洁美丽的“盘羊峰”下迎娶翁吉剌部的孛儿帖，当地人民为纪念孛儿帖，将附近的一座山峰命名为“孛尔金山”。今天的敖尔金草原仍然流传着关于成吉思汗迎娶孛儿帖的故事，敖尔金草原现在保存有长达约八公里左右的“成吉思汗边壕”。目前，敖尔金景区内的蒙古族牧场度假村主要依托蒙古族牧民家庭建立，当地政府引导牧区中散居的、有条件、有意愿的蒙古族牧民家庭开展住宿、餐饮、骑马、放牧的旅游接待③。牧民家庭为游客提供多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活动，例如体验蒙古族牧民一天的游牧生活；为游客表演歌颂“孛尔金山”的蒙古长调《达赉湖后边的敖尔金山》；依托成吉思汗迎娶孛儿帖的美丽传说，在敖尔金牧场为游客举办蒙古族传统婚礼等。

在旅游业的推动下，当地很多牧民已经转变了以传统畜牧业为主的生计方式。同时，民族旅游的发展加快推进了草原牧区的现代化进程，现代的科技信息技术和理性精神逐渐渗透当地牧民的生活。例如，敖尔金旅游区内的牧民将蒙古族文化传播与“互联网+”的方式相结合，通过电子档案、电子邮件等方式向游客发起认养盘羊的活动，通过网络直播等方式进行草原“云旅游”，推介本民族文化，推销自家的民宿和产品。

（二）蒙古族传统节庆的传承

节庆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积淀的过程，也是地方或者民族文化的重要表征。在民族文化资源极为丰富的民族地区，对传统民族节庆的再现和传承是民族旅游开发的重要方式，有利于借助具有民族或者地方文化特色的节庆和多样化的活动吸引游客。满洲里市的蒙古族民间信仰和传统节庆在民族旅游的推动下逐渐复兴。在民族旅游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满洲里市政府基于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考虑，恢复了一些具有民间基础的蒙古族传统节庆活动，例如当地最具特色的祭敖包和那达慕大会等。

祭祀敖包是蒙古族重要的文化象征符号，祭祀敖包文化已经被评为首批国家级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它起源于古老的萨满教信仰，敖包出现在氏族社会，祭祀敖包的目的是祭祀天地所有的神灵，为人们消灾祈福。敖包要请德高望重的喇嘛卜算日期，建在高地［3］。满洲里深度挖掘“祭敖包”的民族传统文化，于2005年建立“扎拉敖包”（扎拉敖包由塔尔寺活佛关庆桑木登之弟罗布桑丹巴扎木苏大师选址，认为扎拉敖包所在的位置似一朵莲花，居中花蕾含苞待放。“扎拉”是藏语“天神”的意思，意为感谢上苍的赐福和厚土的关爱。扎拉敖包直径三十二米，高十六米，占地五十二公顷，堪称用石头堆砌敖包的世界之最），在每年的六月至九月间举办“祭敖包”活动，邀请周边各旗、市政府和广大牧民参加，择日举行会期为三至五天的那达慕大会。

那达慕，蒙古语意为“游戏”“娱乐”，以骑马、摔跤、射箭为核心内容的“男儿三艺”是那达慕的标识性符号，在蒙古族人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那达慕已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达慕起源于敖包祭祀，后来发展为固定化和模式化的“敖包—那达慕”。蒙古族传统认为，如果敖包会上的男子三项比赛十分红火，生活就会风调雨顺、人畜康泰。开发民族旅游之前，满洲里市的蒙古族居民需要驱车三四个小时到周边盟市参与那达慕大会等传统节庆活动；在民族旅游的带动下，除政府举办的扎拉敖包祭祀和那达慕大会之外，敖尔金区等蒙古族风情旅游景区内，每年夏季都会举行面向游客的“祭敖包—那达慕”等活动。蒙古族传统节庆在向游客展示蒙古族文化的同时，也便于当地的蒙古族群众就近参加本民族的节日庆典。同时，为拓展四季旅游业务，当地还将蒙古族传统文化同民族体育竞技和娱乐活动融为一体，衍生出冰雪那达慕等旅游节庆活动。自2018年开始，每年12月举行的冰雪那达慕除传统的搏克、赛马、射箭项目之外，还将沙嘎（嘎拉哈）、沙特拉（蒙古象棋）等内蒙古民间盛行的一些传统的游戏娱乐项目融入其中。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原居地以传统方式生存的蒙古族居民数量不断减少，更多的人在异民族文化氛围中生存发展，民族旅游使当地蒙古族居民通过祭敖包、那达慕大会等传统节庆和庆典记忆与重塑了身份认同和族群自我意识。

（三）蒙古族传统手工制品的“再造”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民族旅游的蓬勃发展使一些几近失传的蒙古族传统手工制品重新走进蒙古族居民的家庭。满洲里市档案馆留存的《满洲里市文史资料第三辑（土特名优产品专辑）》详细记录了20世纪80年代满洲里市的蒙古族民族用品和生产厂家：“满洲里市铁木器厂根据当地牧民的需要，共设计制造了四十余种用于牧区生产及生活器具，如‘敖登车’、蒙古炉子、‘行克里’、蒙古包床、‘羊哈萨’、钢马鞍具、草原‘勒勒车’等。”④20世纪90年代，这些生产蒙古族民族手工制品的厂家不复存在，很多生产技艺逐步消失，当地牧民对具有蒙古族传统手工制品少有需求，大多传统手工制品被现代工业产品替代。随着民族旅游的迅猛发展，为了给游客营造更加原始、更加富有民族特色的生活场景，使游客能够身临其境，一些牧户的家中重新购置这些手工制品，例如宿营的推车和勒勒车等。这些手工制品的生产曾经是蒙古族居民家庭满足牧民生活、生产基本需要的必需品，现在已经成为极具蒙古族特色的艺术品和展品供游客参观，带动了当地蒙古族传统手工制品生产重新兴起。

民族服装服饰是地域文化的重要标识物。蒙古族服饰已经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蒙古族的传统服饰以长袍和皮靴为特色，与草原生态环境和逐水草而居的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态环境破坏等诸多因素改变了当地蒙古族的游牧方式和生活方式，现代化对传统服饰文化也产生了极大冲击，蒙古族日常生活服饰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满洲里市文史资料第三辑（土特名优产品专辑）》记载：“蒙古马靴是满洲里市传统鞋靴的工业产品，在20世纪70年代，为适应牧民对鞋靴的需要，满洲里市先后建立了四个靴鞋生产合作社。”⑤20世纪90年代初期，蒙古族居民的着装与当地汉族居民基本无异，民族服饰制作行业开始衰落。随着民族旅游的兴起，蒙古族服饰受到游客的喜爱，也使当地的蒙古族居民重燃对本民族服饰的热爱。在传统节日（祭祀敖包，那达慕等）、婚礼、生日等一些重要的场合，当地的蒙古族居民会穿戴本民族的传统服饰，以服饰符号表明“我是谁”。当地汉族居民也表现出对蒙古族服饰的极大兴趣，很多的当地汉族居民在婚纱摄影或者个人写真中也安排拍摄蒙古族服饰照片，凸显家乡地域特色。蒙古族服饰不再仅仅是遮体御寒的用具，而是已经成为游客心中的艺术品，也是当地居民彰显个性的时尚元素。目前，满洲里市已经开办十余家蒙古族服饰加工店，除传统服饰的加工制作外，当地蒙古族服饰制作也力求将传统的蒙古族服饰文化同现代元素相结合，例如将蒙古长袍改良为休闲长衫，下身搭配牛仔裤、运动鞋或者皮靴，成为当地青年的“时尚潮装”。2012年7月，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局与满洲里市政府联合主办“第九届中国蒙古族服装服饰艺术节”，当地政府将蒙古族传统服饰文化同旅游节庆相结合，以保护和传承包括蒙古族服饰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四）蒙古族饮食文化的发展

游客在民族地区寻找特色美食是必不可少的一项旅游体验。游客希望在“吃”的过程中了解、体验当地民族的人文风情。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满洲里市的蒙古族餐厅基本都由蒙古族居民经营、出售蒙古族特色食物，民族旅游的发展促进了当地的蒙古族餐饮业的繁荣。到2019年，满洲里市经营蒙古族特色餐饮的商家有百余户，蒙古族餐饮业的发展体现了当地蒙古族居民更加注重对自身身份和自我表述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末，满洲里市的蒙餐经营场所数量较少，食物种类比较单一。饭店名称以突出“草原”特色为主，例如“草原饭店”“草原火锅”“草原××”等，或者以突出蒙古族特色食物为主，例如手把肉、羊粪手把肉、草地手把肉等；就餐环境大多是低矮的平房或者简陋的蒙古包，人们认为似乎这样更符合民族美食原生态的特点。在民族旅游的推动下，目前当地的蒙古族餐厅名称已经能够彰显蒙古族文化特色，例如“阿拉坦玫瑰王”“白音塔拉”“巴音杭盖”“诺敏塔拉”“金骄汗”等。为了给游客一个舒适的用餐环境，店面的装修和服务呈现出高端化、精品化、时尚化的趋势。食物种类除了蒙古族传统肉食之外，还有制作精良的面食、奶食、茶食；为了满足来自不同区域游客的口味，当地的蒙餐制作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良。例如，基于满洲里地处中国、蒙古国、俄罗斯交界附近的考虑，人们在制作蒙古族传统奶食的过程中融合了一些俄罗斯饮食文化元素，在奶皮子、奶豆腐、奶饼中加入巧克力蓝莓酱等食材。传统的蒙古涮羊肉起源于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特点是用铜锅清汤涮肉，目的是保留羊肉的鲜嫩度，如今很多游客不习惯清汤涮羊肉的腥膻，因此，当地对传统的蒙古涮羊肉进行了改良，将流行的川味火锅食材加入传统涮肉中，将蒙古涮羊肉的铜锅改良为上下双层锅，达到时下流行的“鸳鸯火锅”的效果。少数民族餐饮的一个很重要社会功能是“互惠与交流”，不仅体现在本地居民与游客的交流方面，而且促进了当地族际之间的交流，改变着满洲里市居民的饮食结构。

四、结论与讨论

利用当地民族文化积淀发展民族旅游，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优势所在。民族旅游已经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迅速发展的民族旅游对当地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满洲里市的蒙古族文化，在发展民族旅游语境中的游客旅游实践和当地的地方实践中被建构和重塑。

（一）蒙古族文化重构主体的具体实践

文化是由众多密切关联的文化事项有机组合的复合体，相对稳定性是文化能够世代流传的基本条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认为，文化作为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系统，“它的形成不是一种力量的塑造，而是各种不同力量最终‘妥协、交易而形成的’。这就是说，文化不是一个被动凝结的事实，而是一个发展变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是机械地接受传统或历史的遗产，而是积极地创造和改变着文化自身。在这个过程中，文化最终形成的面貌往往是与各种力量原来的主张或努力不同的，因为文化是各种力量妥协、交易而实现的合力的结果。”［4］民族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满洲里市蒙古族文化变迁，是多种因素的互动过程。政府、当地居民、外来游客是其中的主要力量，共同施加作用力使当地的蒙古族文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断实现文化的重构和转型。

地方政府对富有地域特色的自然资源和人文、历史景观等具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同时，政府也是政策的制定者。改革开放以后，旅游业作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方式，被人们积极提倡。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满洲里市共接待国内游客744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57.6亿元，旅游对当地国民经济综合贡献率达15.6%，旅游从业人数占城市总从业人数的27.5%，旅游业已经成为满洲里市战略性支柱产业。满洲里市政府出于对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考量，积极进行着民族旅游开发工作。

民族旅游的发展使生活在满洲里市当地的蒙古族居民意识到民族文化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他们希望借助自身的传统文化带动经济的发展，因此主动进行蒙古族文化的重构。满洲里市因中东铁路的修建而建市，来自中原地区的劳工和商人基本构成了满洲里市建市之初的汉族居民主体。改革开放后，大量从事边贸生意的“倒爷”“淘金者”涌入满洲里市，扩充为当地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开放和包容是边疆移民文化区的特质，当地居民更容易也更愿意接纳多元的城市文化，希望构建兼具异域风情和民族特色的城市文化，以增强归属感和凝聚力。

数百万游客来到少数民族地区，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解决了就业等相关问题。经济资本的相对优先权赋予游客在旅游场域中相对优越的地位，促使旅游目的地重构地域性特点来迎合游客的需要。

（二）民族旅游推动了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再生”

满洲里市的民族旅游成为当地直接表述蒙古族身份的媒介，民族传统借此凸显。人们因发展当地经济的需要而更多地关注当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为民族文化提供了复兴的契机，民族文化也借助旅游的发展得到了保护、传承、延续、发展，民族形象更加鲜明和强化［5］。

在民族旅游的作用下，满洲里市的蒙古族传统文化从传统的体系中“脱嵌”并进入“旅游”这一新的语境中，新的语境也将赋予它新的意义，发生一系列的变迁和重构。当地民族旅游背景下的蒙古族文化重构，表现在传统文化衰微、重建、增植和新文化形式增加方面，传统文化重构的过程也融合和移植了一些新的文化元素。

文化既扎根于先民的历史，也在当代人们的现实生活中生存。文化重构并未改变民族文化的稳定延续性，只是改变了它应付外界作用的功能以增强自身的适应能力。满洲里市的蒙古族传统文化借助民族旅游而具有“再生”的实际意义，成为拥有鲜活生命力的民族新文化，而不是被封存在博物馆的“静态”文化［6］。

（三）正确看待民族旅游背景下的文化重构

民族旅游作为民族地区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在带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对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旅游开发和民族文化的保护一直是令人纠结的难题，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全球化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一些文化因子可以同现代相调和，民族旅游的发展可以通过文化重构实现良性的变迁以适应现代性。我们可以以全球化的眼光科学审视文化的本质、发展规律、族群认同等社会文化问题，处理好民族旅游开发中的文化商品化和真实性的问题、旅游场域中文化权利主体的利益等一系列问题，民族旅游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民族文化实现在全球时代的地方坚守，合理、适度的开发不会给民族文化的地方性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因此，我们在文化重构的过程中应当尊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以保护带动开发，以开发促进保护，实现双赢发展。

［注释］

①满洲里市档案局《满洲里市市情》，满洲里市档案馆编印，1986年版。

②满洲里市档案局《满洲里市市情》，满洲里市档案馆编印，1986年版。

③满洲里市旅游局《满洲里市旅游产业发展总规划（2014—2018）》，2014年版。

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满洲里市文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满洲里市文史资料第三辑（土特名优产品专辑）》，扎赉诺尔矿报社印刷厂印刷，1988年版。

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满洲里市文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满洲里市文史资料第三辑（土特名优产品专辑）》，扎赉诺尔矿报社印刷厂印刷，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