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君

(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北京 100009)

张百熙(1847—1907)，字埜秋，一作冶秋、野秋，号潜斋，谥文达，湖南长沙人。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二年(1876)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光绪五年任山东乡试副考官。光绪七年十月，任山东学政。光绪十五年，任四川乡试正考官。光绪十七年九月，入值南书房。光绪二十年四月，升翰林院侍讲。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任国子监祭酒。二十三年六月，任江西乡试正考官，八月任广东学政，十月旋即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十一月仍留任广东学政，倡设时敏学堂。甲午战争时，张百熙曾积极参与弹劾李鸿章误国。戊戌变法时，因曾举荐过康有为，遭革职留任处分。《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朝廷推行新政，张百熙相继出任工部尚书、刑部尚书。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任管学大臣，主管京师大学堂与全国教育工作。光绪二十九年，与荣庆、张之洞等人联合制定《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章程》)。光绪三十三年官制改革，改任邮传部尚书。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张百熙影响甚大。著有《退思轩诗集》六卷、《补遗》一卷，共收诗三百余首[1]。其子张瑞荫编有《张文达公遗集》四卷[1]，今人编有《张百熙集》[2]。

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号松禅，晚号瓶生，又署瓶庐，江苏常熟人，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第三子，咸丰六年(1856)状元。历任工部、户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光绪年间，两次担任军机大臣。曾先后入值弘德殿与毓庆宫，教同治帝与光绪帝读书。光绪二十四年(1898)，因议行新政被革职。宣统元年(1909)，诏复原官，后追谥“文恭”。

学界对张百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晚年任管学大臣，推动教育改革方面，代表性的论文有张希林、张希政二位先生的《恢复重建京师大学堂的张百熙》[3]， 谭承耕先生的《中国近代杰出的教育改革家张百熙》等[4]。 对张百熙与翁同龢的关系，基本没有涉及。谢俊美先生的《翁同龢人际关系与晚清政局》一书，探讨翁同龢的复杂人际关系，但没有将张百熙收入[5]。 聂红珍女士的《张百熙改革思想研究》学位论文，专门设立一小节，说明张百熙的人际关系，但也没有涉及翁同龢[6]。 张淑贤女士的博士论文《晚清国子监祭酒研究》，对张百熙任国子监祭酒时的施政作了概括式评价[7]。 故宫博物院所藏《张百熙等书札册》，系20世纪60年代名医萧龙友先生的子女按其遗愿捐赠，册内收录有张百熙致翁同龢的信札5通。这些信札，因未公开发布，所以不为学界所知。现以时间为序，结合《翁同龢日记》(以下简称《日记》)等文献材料，将其进行简单的整理考订，以期为相关领域研究提供一份基础材料。

一

叔平年世伯大人函丈：

敬启者，南学肄业生空缺不少，同人酌议，于本月廿七日续行招考。拟取试卷，届时再呈审定。先此奉闻。本监咫尺宫墙，理应严肃，据厅堂司员所陈，屡有西酋窥探文庙，业经三次阻禁矣。忽于初六日午前，有二酋肩舆而至，径行入庙闲游，阻之不及。同人虑彼相率踵至，议严门禁，嘱侄面陈长者。晨间入值，知枢府事繁，未能请见，谨并俙闻，敬叩荩安。

侄百熙顿首，十三日。

按：此函应作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十三日，是张百熙向翁同龢请示国子监招考学生及外国人进入文庙参观事宜的。翁同龢时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管理监事大臣，兼管国子监事务。张百熙当时虽未被正式任命，但因前任祭酒王懿荣丁忧离职，他已在主持国子监日常工作。此时南学(1)雍正年间，把毗连国子监街南的官房改为宿舍，让国子监肄业生居住，称为“南学”，由六堂教官统一管理。学生缺乏，国子监要招考新生，按例需向管理监事大臣汇报，此札即是请示信[7]。

甲午之后，中国门户洞开，西方人来华旅行者甚众。对这些游历者来说，祭祀先师孔子的文庙与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无疑是极其神秘的地方，都想一探究竟，于是出现了信中所言 “西酋窥探文庙” 的情况。张百熙留给后人的印象，是一位废科举、办学堂、定学制，建立起现代大学教育制度的改革者。但从此信内容来看，此时的张百熙看待西人游览文庙时，还秉承传统士大夫“夷夏大防”的理念。翁同龢虽在总理衙门任职，负责与洋人交涉，但从他留下的《日记》来看，他对西洋人的看法，与张百熙颇有共通之处。

二

叔平年世伯大人函丈：

南学卷共四十四本，逐加审校，可录者不及十卷。拟先从宽录取十五卷，复试时再行淘汰，兹将拟取及未取各卷封呈鉴定，候示遵行。专肃敬叩台安。

侄百熙谨启。初二日。

按：此函应作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三月初二日。是继上函的考前请示之后，将考试整体情况汇报给管理监事大臣。张百熙为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此科会试正考官为礼部尚书万青藜，万青藜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翁同龢长兄翁同书亦为是科进士，两人为同年。由座师万青藜而论，张百熙是翁同龢的晚辈，故尊称翁氏为年世伯，自已以侄谦称。

三

叔平年世伯大人函丈：

两次叩谒，未获升堂为歉。此次招考南学，佳卷寥寥，拟取十五卷，已属勉强。谨呈鉴定，乞于两日内发还。廿一堂期，须放榜也。龙芝生前辈函询前件，是否可行？求谕知，或于入值时诣领面示。肃叩道安。

年世愚侄张百熙谨启。十八日

闻已有条陈算学者，似可不必再奏。

按：此信作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三月十八日，内容为张百熙请翁氏就南学招考拟录取试卷进行复查。三月初七日至十七日，翁同龢一直跟随光绪帝在西北郊办公，并不在京城内[8]。故张百熙两次到翁宅“叩谒”，未能谋面。因为要赶在三月廿一日放榜公布，故请翁氏复查试卷，审定名额。龙芝生，指龙湛霖(1837—1905)，字鲍轩，号芝生，湖南攸县人，同治元年(1862)进士，翁同龢门生，曾任国子监祭酒，时任江苏学政。其函询之事，可能与引入西方教学方式、培养中西兼通的人才有关，详情有待进一步考订。算学，为国子监下属机构，设助教一人。同治年间，为与时俱进，在经学的基础之上，国子监先后添设算学、地理、洋务等科目[9]。

四

钧教谨悉，卷二束收到。方惭差缪，乃荷奖许，尤深愧悚。午间由樵野侍郎颁到湘振捐册，廉泉百斛，润比西江。谨为湘上嗷鸿顿首以谢，容即转交汇寄也。肃复敬叩叔平年世伯大人道安。

侄百熙谨启。

按：此信紧接上一封信，应作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三月十九日。翁同龢接到国子监试卷之后，复审后立即返还。同时，还“以百金助湘振，由樵野转交张野秋”[8]。把自己给湖南灾区的捐款，通过总理衙门的同事张荫桓，转交给湖南籍的张百熙。张百熙复函，对此善举表示感谢。

五

叔平年世伯大人函丈：

奉读钧示，敬审一一。洋务书一节，已遵饬所司检查书目，择取十余种别录呈览。是否照单咨取，候示遵行。副管学吴助教(传绮)已截取同知，将以十一日呈请离署，同人议以李永镇接管，未识吾伯以为何如？并求赐示，以便尊办。敬叩道安。

侄百熙顿首，初五日。

按：此信应作于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1896—1897)张百熙任国子监祭酒期间，具体月份待考。信中主要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张百熙将国子监所藏部分与洋务有关的书籍进呈给翁同龢。翁同龢寻求洋务书籍，一是他此时在总理衙门任职，需经常与洋人交涉，洋务书籍可作参考；二是他有可能是为光绪帝寻找洋务书籍。经过甲午惨败的刺激，光绪帝此时正热心洋务，希望从中寻求强国之方。翁同龢曾在毓庆宫教授光绪帝读书，此时虽然书房已撤，但他是军机大臣，有条件每天与光绪帝见面，或是光绪帝提出要求，或是自己进献，均合情合理。

第二件事涉及国子监的人事变动，助教吴传绮调离，张百熙推荐由李永镇接任，故向翁同龢请示。助教是国子监属官，从七品，负责教学与管理。吴传绮，安徽怀宁人，光绪十五年(1889)副榜，先后任国子监学录、助教，此次调离后，升任湖南直隶永绥厅(今湖南花垣)同知[10]。 李永镇，字恺人，四川华阳(今属成都)人，光绪戊子(1888)举人，接任吴传绮为助教，后升任安徽池州府知府[11]。

六

清代十分重视国子监教育，除天子亲临讲学之外，从雍正三年(1725)开始，特命以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兼管国子监事务，称管理监事大臣。这不仅表明了皇帝对国子监的重视，而且因主管者级别高，使得国子监公事不受掣肘，效率提高，办事也更加顺畅[12]。同治年间，翁同龢曾担任过国子监祭酒，且颇有作为[7]。从光绪七年(1881)正月开始，翁同龢又被委派为管理监事大臣[13]。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因翁同龢罢职还乡，此职才由徐郙接替[14]。翁同龢管理国子监事务，前后长达17年。不过，作为管理监事大臣，他只参与重大事务的决策，日常事务则由国子监祭酒直接负责。

张百熙担任国子监祭酒之职，是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到光绪二十三年六月期间。据恽毓鼎记载：“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二十六日，引见讲官，四点钟至景运门朝房，七点钟乾清宫引见。张野秋年丈当头，是日适得祭酒，旋圈旋开。”[15]张百熙之前的祭酒，是同样在南书房行走的陆润庠与王懿荣，他们二人一位回籍养亲、一位丁忧，故由张百熙紧急出任。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三日，张百熙出试差，任江西乡试正考官，国子监祭酒改由南书房行走的同僚吴树梅署理[16]。 张百熙的祭酒生涯，前后加起来共计一年零四个月。在此期间，翁同龢一直以户部尚书的身份担任管理监事大臣，是他的直接领导。

这5通信札，均作于张百熙任国子监祭酒期间。信札内容主要是张百熙就国子监的重大事务，向翁同龢进行汇报请示。具体内容可分为三类：

一是就西洋人擅自进入文庙参观一事汇报。甲午战败之后，中国国际地位急剧下降，国门大开，西人来华日多。这些西洋游客，可能是出于好奇之心，“闯入”文庙参观。本来是极平常的事，若上升到保护儒家文化尊严的角度，就大不相同了，故须“严门禁”。除管理国子监事务外，翁同龢当时还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职务，负责与洋人沟通，特殊的双重身份，使他成为处理这一棘手问题的最佳人选。从信中的态度来看，此时的张百熙还是反对西洋、维护中华传统的，但几年之后，他出任管学大臣，就能顺应潮流，开始参照西洋的方式，制定全新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大刀阔斧地开启了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先河。其思想转变之轨迹，值得我们去关注。

二是南学学生的入学考试。甲午之后，受到强烈刺激的中国人，民智渐开。对读书人来说，科举固然很重要，但已不是唯一出路，不少人开始留洋，去国外寻求救世良方。加上国子监监生肄业后铨选之路越来越难，人多岗位少，长期处于壅滞状态。长此以往，势必影响到生源。另外随着捐纳监生的增加，使国子监生源质量下降，教学工作也受到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奏响了废除科举的序曲。

三是国子监内部的人事问题。对国子监助教这样的属官任命，作为管理监事大臣，翁同龢是不会亲自过问的，完全可以由祭酒自己做主，张百熙的汇报，只是礼节性地例行公事而已。

目前学界对张百熙的研究，多集中在他晚年改革学制方面，对他早年仕宦履历的研究，成果还很少，此文正好是一种补充。张百熙虽几次担任学政与乡试考官，可真正担任与管学大臣类似的职务，只有国子监祭酒这一年多的时间。而在此位置上积累的宝贵经验，对他后来管理京师大学堂，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从私人关系来说，张百熙与翁同龢的交往并不是很多。光绪十七年(1891)九月初十日，张百熙开始入值南书房[17]，与在毓庆宫书房的翁同龢成为同僚，但观看翁氏《日记》，两人的私下往来很少。光绪十八年(1892)十一月廿二日，张百熙曾以诗稿请教翁同龢[8]。张百熙曾作有《南园画马为翁尚书题》一诗，收录于《退思轩诗集》卷六[2]。 这是目前仅见的两人交流的记录。翁氏交游的主体，主要包括江浙同乡、科第同年、部院同僚、父兄及自己的门生等，张百熙是湖南人，在科第上与翁氏也无直接的交集，进入南书房又较晚，故两人交往不多。希望通过这些信札的发掘，能为研究翁、张二人这种非同乡、非同年的晚清官场关系，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总之，希望通过这些信札的刊布，能为研究晚清国子监的运作、张百熙早年仕宦经历，以及张百熙与翁同龢的关系等方面，提供一份基础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