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济东

摘要：风俗画是研究社会文化和民俗历史的重要资料。中国南宋风俗画与17世纪荷兰风俗画高度关注世俗生活，是文化艺术史中表现普通人生活的高光时刻，可谓“世俗的荣光”，因此，可以超越时间、地域等因素进行比较研究。中国南宋风俗画与17世纪荷兰风俗画的发展背景差异明显，导致二者在题材选择、主体内容、审美理想、艺术表现形式、构图方法、对真实性的追求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不同，分别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貌。比较研究中国南宋风俗画与17世纪荷兰风俗画，有助于推动中国当代风俗画的创作与研究，不断展现我国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的新成就，谱写新时期各地区气象万千的社会民俗生活新篇章。

关键词：南宋;17世纪荷兰;风俗画;审美理想;构图形式;真实性

中图分类号：J20;K89文献标识码：A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20）05010812

一、引言

风俗画是研究社会文化和民俗历史的重要资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中国风俗辞典》对风俗画的解释为：“以社会生活风尚习俗为题材的绘画。其特点是画家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人物典型、服饰和环境的准确观察以及色彩形式和结构的美丑分寸上……在欧洲，以17世纪荷兰画派的风俗画最为著名。”叶大兵、乌丙安：《中国风俗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第2页。《现代汉语词典》对风俗画是这样界定的：“用当时社会风俗及日常生活做题材的绘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77页。《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风俗画是“取材于平常生活，使用真实的艺术手法表现平常人工作或休闲的图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部：《不列颠百科全书》（第7册），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61页。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绘画流派的特点受民族属性、时代背景、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风俗画是一种表现平民生活的绘画形式，直观而详细地反映了社会生活中一个个真切动人的角落，世俗气息浓郁。

《汉书·地理志》提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后上之情欲，故谓之俗。”中国风俗画源于民间艺术，风俗题材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上，到了汉代，墓室壁画、画像石与画像砖上有很多百姓生活的场景，如杂耍、农桑、歌舞、宴会等。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记载，晋明帝司马绍有“人物风土图传于代”。吴孟复主编：《中国画论》（卷一），张劲秋校注，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1995年，第121页。魏晋以后，风俗画的概念逐渐清晰，唐代《田家风俗图》、五代《孟说举鼎》、北宋《清明上河图》都是著名的风俗画作品。宋代人物画发展较快，宗教题材的作品有所传承，市井题材的风俗画在宋代绘画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一朵奇葩。中国绘画自元代开始，文人画逐渐崛起并成为中国美术史的主流，表现普通百姓形象，关注世俗生活的绘画作品迅速衰落，难以重现往日的辉煌。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初，荷兰经过宗教改革淡化了神学的偶像崇拜，而且赢得了独立战争，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中国南宋与17世纪荷兰的社会均相对安定，人民生活闲逸自足。尽管隔着数百年的历史，但是中国南宋风俗画与17世纪荷兰风俗画形成了共同的特点，即体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中西方的风俗画家群体用画笔冷静地记录了平常人的生活状态，这些画作大多将世俗生活作为表现的重点，绘画形式严谨而平和，表现手法细腻而充满深情，为后代留下了文字无法还原的、细节异常丰富的史料信息。风俗画是对世俗与人性的赞歌，将民众平凡的社会生活升华为永恒的、带有历史记录价值的世俗场景。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中，中国南宋风俗画与17世纪荷兰风俗画表现了普通人生活的高光时刻，可谓“世俗的荣光”。

12世纪至13世纪的中国南宋与17世纪的荷兰共和国，地域不同，时代不同，但是二者的风俗画作品都体现了“世俗的荣光”，因此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进行比较研究。为了准确地把握中国南宋风俗画与17世纪荷兰风俗画的差异，探究导致差异的原因，本文对二者的相似之处不进行详细论述，而侧重于分析二者的不同之处，体现比较研究的学术价值。中国南宋风俗画与17世纪荷兰风俗画发展、繁荣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差异明显，二者的审美理想、题材与主体内容、艺术表现形式各具特色，在场景选择、构图形式、对真实性的追求等方面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风貌。

二、审美理想不同：内化的心理和谐与外化的形式和谐

中西方民族所处地域不同，历史背景各异，对艺术与美的理解深受各自哲学观的影响。中国南宋风俗画与17世纪荷兰风俗画均表现生活中的平凡场景，但是中西方绘画的观照方式与表现形式不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审美理想与艺术风格。中国的审美是内省的，把对“道”的领悟融入审美理想之中，而西方的审美则偏重于外化的形式和谐。

（一）中国南宋风俗画注重内在的心理和谐

中国传统审美思维受儒学和道教的长期濡染，追求人与万物的感性自觉与心灵沟通，强调“心物合一，超以象外”的精神境界。中国画传达的是一种宏观整体的、追求大道的审美理想。自春秋战国到魏晋南北朝，中国绘画有大量描绘和记录现实生活的作品，以画像石、画像砖、石窟壁画等形式保存下来。隋唐至五代，中国绘画进入了蓬勃发展的繁荣阶段，门类不断扩展，技巧日益精进。宋代绘画的各科门类均推崇写实风格，反映社会生活，融入了理学观念和东方艺术的浪漫情怀。从中国美术史来看，南宋风俗画高度繁荣，反映现实风情与人间百态，题材多样。

宋代理学注重对现实人生的思辨，追求社会秩序，分析人类本性，入世精神自然成为画家的指导思想，这种内敛式的文化取向要求绘画的内容符合万物生成的规律，即“理”。两宋时期的美术创作秉持自然而真诚的态度，在“尚理存真”“格物致知”等理論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讲究神趣而不失物理的画风。风俗画作品的造型和内容都体现出以“理”求“真”的艺术创作思想，反映了严谨细致的社会文化发展方向。在两宋时期绘画艺术大繁荣的背景下，风俗画逐渐独立出来，拓宽了宋代人物画创作的表现领域。

宋人注重伦理道德与精神修养，重视人生感悟。“格物致知，崇尚自然”的创作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宋代风俗画家，画家作画源于内心对生活的真爱。最著名的风俗画作品当属北宋时期的《清明上河图》，张择端对东京汴梁城的街景及各色人物的描绘细致生动，体现了宋人从自然变化中体验生命，追求和再现万物本质的创作心态。南宋四家推动了山水题材画作由自然主义的崇高向田园牧歌的平凡演变，创作了数量可观的风俗画作品。《打花鼓》《蹴鞠图》《雪中归牧图》《村田乐事图》等是其中的优秀代表。欣赏这些反映现实且富有诗意的风俗画作品，可以从细微处体会万物的节奏韵律。这些细腻的风俗画与磅礴清秀、意境深远的山水画作品相得益彰，共同造就了泱泱大观的南宋绘画艺術。

中国绘画经历了由自然主义画作向文人画的转变。在中国历史中，社会一直对精英保持敬仰，自宋以后，文人士大夫坚持纵情山水的艺术观，表现世俗生活的作品在绘画史上难以成为主流。明清两代虽有表现平民生活的风俗画作品传世，但世俗气息稍过，与南宋风俗画相比，缺少闲逸自足的从容，观察的广度和深度难以企及，更缺乏宋代绘画的现实主义精神。中国风俗画的衰落与文人士大夫垄断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自元开始，文人画地位明显提升，审美体系逐步转变，描绘平民生活的风俗画日渐衰微，最湮没在“得意而忘形”“高古而绝尘”的文人画江湖与精英书写的中国绘画史中。

（二）17世纪荷兰风俗画注重外化的理性再现

在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美学思想的影响下，西方人的审美理想更注重模仿并和谐地表现客观世界。文艺复兴晚期，尼德兰画家勃鲁盖尔以普通农民生活为题材创作了一批风俗画作品，堪称经典。17世纪，宏大磅礴的巴洛克时代来临，人们希望摆脱神权对人的控制，进一步提高人的地位，树立人的权威。荷兰是刚刚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人民意气风发，社会朝气蓬勃，因此，绘画作品不但要表现美丽的荷兰共和国，还要赞美这片土地上伟大的人民，极力宣扬人在自然世界中的支配作用。到了18世纪，洛可可风格风靡一时，虽然依旧表现日常生活，但是描绘的对象大多是身处社会上层的贵族。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现实主义兴起，出现了很多表现普通人生活的绘画作品。这些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与17世纪荷兰风俗画作品有着明显的区别：它们虽表现平民生活，却是对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反叛，着重表现平民背后的精神，赞美劳动和劳动者。17世纪荷兰风俗画的表现重点是日常生活，注重客观的记录，没有刻意的拔高或批判。

荷兰民族注重现实，信仰新教，奉行加尔文主义。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旗帜鲜明地阐述了新教伦理的理性精神——这是一种特殊的伦理和精神气质。韦伯还指出，“宗教教育最有可能破除传统主义。”汝信主编：《现代西方思想文化精要》，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2页。在新教伦理的影响下，荷兰社会的资本主义精神核心可以理解为一种成熟的理性能力，在绘画艺术中，则表现为客观而严谨地再现现实生活。黑格尔在《美学》中谈到荷兰和荷兰绘画作品：“自尊却不骄傲，在宗教虔诚中不只是热情默祷而是结合到具体的世俗生活，在富裕中能简朴知足……即爱护他们的独立和日益扩大的自由，又知道怎样保持他们祖先的旧道德习俗和优良品质。”[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上册），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25页。如劝诫类作品《小心奢侈》，作者告诫人们要保持美德。黑格尔从三个方面高度肯定了17世纪荷兰绘画的艺术成就。其一，17世纪的荷兰画家主要描绘平常生活、自然风光和真实的人物，“乃至最琐屑最不重要的题材也用对待宗教题材的那种笃爱心情来处理。”[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上册），第307页。其二，能够从单纯描绘现实生活中“美”的崇高方面，转到描绘现实生活中平凡而严峻的方面，“从平静的充满敬畏的虔诚转到殉道事迹。”[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上册），第322页。其三，荷兰风俗画家选择了宗教改革斗争的现实主义题材，“以最明确最触目的方式运用了一整系列的题材内容和处理方式……一直到在较宏伟的布局和场面里对这类描绘的生动化和扩大化。”[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上册），第324页。这种审美不是用猎奇的眼光去看待民间世俗生活，而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的对形式美的追求。

三、社会背景不同：文化宽松与宗教宽容

艺术与时代紧密相连，东西方艺术发展史中的每一种艺术形式，都受社会因素与文化环境的影响，中国南宋风俗画与17世纪荷兰风俗画亦不例外。社会是风俗画的创作源泉，政治自由开放，商品经济发达，审美思想革新，市民阶层规模扩大等因素促进了中国南宋风俗画与17世纪荷兰风俗画的发展与繁荣。

（一）中国南宋风俗画发展与繁荣的社会背景

政治开放，社会相对安定，商品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兴起，科举制度改革，皇家兴办画院，种种因素都为两宋绘画艺术的空前繁荣奠定了基础。

1.商品经济发达，市民阶层壮大，文艺生活丰富多彩

北宋的建立结束了割据纷乱的局面。社会相对太平，生产力被释放出来，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结构。商业的进步和城市的繁荣促使美术作品的性质发生变化，从纯粹的艺术创作转为商品，绘画艺术的美学观念亦向雅俗结合的方向迈进。南宋的临安城空前繁华，文化生活与社会习俗多姿多彩，城市魅力十足，马可·波罗在游记中称赞临安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

宋朝对不断扩大的非农业人口“列籍定等”，孟昭华、王涵主编：《中国民政通史》，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第554页。市民阶层逐渐形成，这一社会因素对风俗画的影响较为显著。宋代城乡经济发达，自由贸易兴盛，平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提高，经济条件的改善使得他们对娱乐生活的追求日益强烈。平民住所与店铺“市坊合一”，新的商业格局产生了。瓦肆、勾栏面街而立，杂剧、歌舞、说书、令曲等文艺形式不断翻新，生活气息浓厚。此外，宋代节日繁多，文艺活动随之跟进，春风化雨般地提高了市民对文艺的鉴赏能力，同时也为风俗画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小商贩走街串巷，把大量商品贩卖到各地，促进了各种信息的交流。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南宋风俗画持续繁荣，留下了诸多不朽的作品，如《货郎图》《骷髅幻戏图》《田畯醉归图》等。

2.宽松的文化政策与浓郁的艺术氛围

宋代重文轻武，社会上层文化素养较高，统治阶层乃至皇帝对艺术大力支持。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与社会中上层的享乐主义推动了闲逸自足的社会风气。

北宋初年创立的翰林图画院由最高统治者亲自管辖，帝王直接参与艺术创作。宫廷画院不但为画家提供丰厚的俸禄，而且给予与官员近似的社会地位，大大激发了民间画家的积极性，宫廷画院汇集了众多民间绘画高手。这些民间画工有的出身贫寒，深知民间疾苦，考入画院以后，为其注入了民间风俗的内容。他们既能准确地把握世俗场景和审美格调，又能满足统治阶层的喜好，将民间文化与宫廷文化融合起来，形成了全新的世俗化审美风尚。统治阶层追求文艺生活，提供扶持政策，城乡居民喜好娛乐文化，由此形成合力，使两宋的艺术氛围日渐浓郁，风俗画具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南宋虽然偏安江南，但是政治气氛依然相对宽松。南宋风俗画突破了原有的叙事性和情节性，增加了社会教化的成分，以满足朝廷粉饰太平的心态，凸显从俗、从众的审美趣味，实现了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的统一。

3.艺术市场的良性供需关系

两宋时期，社会艺术氛围浓郁，市民化的文艺活动不断发展，民间艺术市场兴旺。上至统治者，下至广大市民对书画有着特殊的喜爱，绘画不为达官贵人、文人雅士所垄断。于是，画家与赞助者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关系。数量众多的书画爱好者赏玩风俗画，社会需求量较大，直接推动了风俗画艺术市场走向繁荣。绘画市场活跃，以画为生的职业画家和商家规模扩大，进一步拓展了绘画题材。稍有积蓄的普通市民成为绘画艺术的消费者，社会大众的审美品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创作的取向，艺术商品化影响了创作题材的选择。画家之间竞争加剧，民间画工依靠卖画为生，部分画家主动迎合市场，选择市民阶层欣赏的风俗题材，进一步促进了南宋风俗画的发展。

（二）17世纪荷兰风俗画发展与繁荣的社会背景

1.宗教的相对宽容为风俗画的兴起提供契机

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初，荷兰人民经过不懈的努力，挣脱了西班牙的统治，成立了欧洲第一个资本主义共和国。在重商主义的推动下，荷兰的“黄金时代”到来，贸易蓬勃发展，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商人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一时间，社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荷兰成为整个欧洲最富强的国家之一。17世纪，荷兰的思想文化领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反神权的宗教改革对绘画的影响巨大而深远，直接促进了荷兰的美术创作和艺术市场的发展。新教排斥崇拜式信仰，反对膜拜圣像，“破坏圣像运动”使教堂的早期宗教装饰作品遭到破坏。从此，荷兰画家失去了教会和宫廷的支持，定制大尺幅宗教绘画的业务几乎绝迹。一方面，这在客观上使荷兰画家摆脱了宗教与贵族的束缚;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市场的变化，画家只能放弃宗教题材，转向广大普通民众喜好的绘画题材。

黑格尔认为，17世纪信仰新教的荷兰人不受宗教关系的制约，可以最大限度地自由发展。荷兰共和国对宗教信仰保持相对宽容的态度，任何人不得因宗教原因受到调查或迫害。[美]蔡美儿：《帝国的终结：从大历史的角度解读美国霸权兴衰的历程》，刘海青、杨礼武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第120页。自由精神与公共观念深入民心，宽容的宗教政策保障了公民的人身安全。很多在其他国家受到宗教迫害的人们移民到荷兰，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与理念，引入资本，对荷兰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贡献。移民中不乏优秀的画家，他们与荷兰本土画家一起促进了17世纪荷兰风俗画的兴起与繁荣。

2.中产阶级对家庭装饰的重视

17世纪的荷兰绘画，在题材方面由宗教走向世俗，在功能方面由传教变成装饰，在展示空间方面由公共区域扩展到家庭内部。绘画作为商品被广泛传播，赞助者无处不在，艺术的“黄金时代”来临了。富裕起来的市民阶层从商业和收藏的角度认可绘画作品的价值，他们对审美的诉求影响了画家对题材的选择。

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对大型宗教壁画没有兴趣，而对描绘现实生活的作品喜爱有加，于是，表现富足生活的作品迅速成为市场的宠儿，涌现出一大批描绘市井生活、对民众充满深切情感的风俗画作品。由于市场需求量大，新画廊不断出现，荷兰成为17世纪欧洲起步较早的大众艺术品市场。当时，欧洲其他国家崇尚绚丽华美的巴洛克风格和大尺寸绘画，在加尔文主义的影响下，荷兰人反对过分的装饰，艺术爱好者大都选择暗色调的、表现日常生活的小尺寸作品。荷兰沿海的房屋面积普遍较小，厨房、卧室等空间需要温馨、美满的小幅作品进行装饰，因此，荷兰风俗画作品普遍尺寸较小。此外，小尺寸的作品工期较短，可以更好地满足市场对数量的需求。

荷兰新兴中产阶级对审美的期待以及美化居室的需求促使画家转变题材和艺术形式。虽然新教不倡导奢侈之风，但是，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憧憬贵族的生活，享乐主义思潮风行一时。荷兰人往往在家中展示贵重物品，炫耀富裕生活，体现个人价值。中产阶级收藏艺术作品，用油画装饰各类室内空间成为社会风尚，并演变成中产阶级的一种享乐之风。其中，诠释道德习俗和表现日常生活成为新兴阶级审美的新领域，风俗画市场迅速发展。

四、题材与主体内容不同：农耕民族的生活与海洋民族的日常

风俗画的题材具有通俗化、平民化的特征，题材与画面主体的选取与所处时代的社会风尚相近。繁杂丰厚的现实生活与多姿多彩的民俗风尚为风俗画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

农耕民族即农业民族，是以从事农业为主要谋取生活资料手段的民族，多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往往处于前工业化社会的发展阶段。彭克宏主编：《社会科学大词典》，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第360页。与唐、五代相比，宋代风俗画的题材逐步拓展到平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较为全面而深刻地诠释了中国宋代农耕民族的日常生活。与北宋相比，南宋风俗画的数量更多，题材更为宽泛，既包括具有情节性的故事片段，也包括具有群体性、运动性的生活场景。市井、农家、婴孩等题材在前代都已经出现，但是，这些题材在南宋风俗画中更为流行。市井题材的风俗画描绘城乡贸易、街市、时令风俗、城郭、新兴时尚、坊间曲艺等;农家题材的风俗画表现田园生活，如耕织、渔歌、归牧、行旅、村医等;婴孩题材迎合了人们“多子多福”的心理需求，通过生活细节反映了农耕文化熏陶下普通人的精神面貌。17世纪荷兰风俗画有“小画派”的特色，反映重大社会事件与历史题材的作品较少，多数作品截取了海洋民族宁静而平凡的日常生活片段，以市民家居生活、田野风光、花草器皿为主，也有风车、船舶、海湾等场景，还有少量劝诫性的作品，迎合了中产阶级的精神需求。

南宋风俗画主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力求人物形象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17世纪荷兰风俗画虽然也有很多表现大自然和田园生活的作品，但更像是对自然与生活的观察记录，而不是融入其中。

（一）南宋风俗画多描绘农耕民族的室外生活场景，文学性和情节性是重要的画面线索

风俗画的情节性特点由民间风俗活动的程序所决定。民俗活动有完整的发展轨迹，为了反映这些活动的脉络，画面程序要能够体现活动的因果关系，将情节、事理同画面的起承转合统一起来。

画家李唐的风俗画作品有《灸艾图》《牧牛图》等。《灸艾图》又名《村医图》，是他从北方迁至临安以后的作品。李唐用朴实严谨的艺术手法生动地描绘了赤脚医生为村民艾灸治病的场景。在患者自家的院门外，高高的柳树下，驼背的赤脚医生专注地为病人艾灸，病人瘦骨嶙峋，裸露背部蹲在地上。疼痛导致病人双目圆睁，表情夸张，动作扭曲，用力挣扎。病人的双臂被一个老妇人和一个年轻人紧紧地扭住，一条伸展的腿也被踩住，整个人无法动弹。赤脚医生的助手捧着膏贴。图中人物各司其职，神态和情绪各不相同，生动地表现了村医治病的场景。村民的衣服打满补丁，细腻写实，说明画家对下层劳动人民观察入微，充满怜悯之情。南宋时期楼璹的风俗画作品《耕织图》反映了小农经济生活，展示了江浙地区水稻生产与养蚕织绸的诸多环节，共计45幅作品。其中，表现农耕生活场景的作品有21幅，表现纺织生活场景的作品有24幅。纵观这些作品，文学性和情节性均是画面安排的重要线索，画家由此深入细致地描绘了南宋农耕生活场景。

宋代以前，中国人物画多为神佛、贵族造像，宋代的绘画作品改变了这种状况，将人物画扩展到耕作、渔猎、村医、戏曲、货郎等民俗题材，绘画风格朝雅俗共赏的方向发展。南宋风俗画中既有神话故事与民间传说，也有历史典故与世俗生活，还有飞禽走兽、花鸟虫鱼等主题，可谓洋洋大观，包罗万象。其中，最有研究价值的当属以平民生活为主题的作品。通过这些作品，观众可以深入南宋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感受农耕民族中普通人的艰辛与快乐，同时获得审美的愉悦。南北朝时期，绘画理论家谢赫在《画品》中提到：“明劝诫，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周积寅：《中国历代画论：掇英·类编·注释·研究》，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230页。明确了绘画的记录功能与教育功能。唐代画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指出：“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周积寅：《中国历代画论：掇英·类编·注释·研究》，第231页。强调绘画的社会功能，尤其是道德意义。这些功能都要通过具体的情节才能表现出来。

两宋时期，绘画的审美功能不断凸显，但用于教化的情节性画面依然存在，在南宋风俗画中，文学性和情节性仍是画面安排的重要线索。南宋画家刘履中的《田畯醉归图》就极富情节性与观赏性，惟妙惟肖地展现出平民生活的恬静与质朴。作品描绘了管理田地的小官吏骑牛醉归的情景。他头戴方巾，簪花，上衣敞开，脚穿草鞋，骑在青牛背上，动作松垮，醉意盎然。牛下有一人专门扶持，牛前有人拽绳引路，牛后有村童持鞭赶牛，成群结队的村民前呼后拥，喧闹不已。画中农民动作各异，或扒墙观看，或作揖告别，或振臂呼喊，或吹笛自娱，各不相同。众人在乡间小路上踏歌而行，尽情欢愉，表现了南宋时期农耕社会下层的政治环境与生活情景。

南宋佚名作品《柳荫群盲图》的情节性和叙事性更强。画作描绘了几个盲人在柳树下叫骂斗殴引人围观的场景。画面中央，叫骂斗殴者衣衫被撕裂，帽巾落地，几名围观者拼命劝架。画面左下角的算命先生在帐桌前祷告，一名老者则柱杖大笑。画中童子牵驴而立，柴门内有老人和幼童向外张望，烘托出围观时的紧张气氛，带有强烈的世俗生活气息。北宋画家苏汉臣在宋室南渡后专攻童戏题材的风俗画，代表作品有《婴戏图》《长春百子图》《秋庭婴戏图》等。《长春百子图》是表达吉祥寓意的作品，作者用娴熟的艺术手法描绘出儿童玩耍的情节性生活场景。苏汉臣绘制此图，传达出中国古代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体现了古人对生命延续不息的美好愿望，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南宋风俗画通常表现发生在室外的故事情节，这与中国人豁达的世界观、天人合一的哲学观、注重室内隐私的生活习惯及审美取向等因素有着复杂的内在关联。

（二）17世纪荷兰风俗画的情节性不强，场景选择不典型，丰富而具体地反映了海洋民族的生活全景

17世纪荷兰风俗画并不像中国南宋风俗画那样，选择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生活场景，而是更像纪录片一样，用画笔静静地描绘海洋民族的日常生活，表现的主题与涵盖的群体比较宽泛，包括家居、婚礼、宴会、船队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的作品仅仅表现午休的场景或者描绘家庭器皿，情节性并不强。黑格尔在《美学》中如此评价：“尽管这派绘画取材于村俗、粗野和平凡的自然中不重要的偶然的事物，这些景象却显得渗透着一种毫无拘束的快活热闹的气氛……所以我们看到的不是平凡的情感和情欲，而只是下层生活中的朴质的接近自然本色的东西。”[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上册），第326页。

17世紀荷兰风俗画家在描绘风景和日常静物时，往往选择那些平淡无奇、稀松常见的对象，他们冷静地旁观，仿佛只是生活的记录者。关于这一点，黑格尔在《美学》中说：“天鹅绒，金属物的光彩，光，马，仆人，老太婆，农民吸着破旧的烟斗把烟向外吹……这些以及无数的类似的题材，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它们很少注意……就是这些题材被这些画拿到我们眼前来了。”[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08-209页。

荷兰画家不厌其烦地描绘这些琐碎的生活场景与细节，乡间的一草一木，四季轮回的色调变化，大海上汹涌的波涛，酒杯上闪烁的高光……海洋民族日常生活中的欢乐与悲伤被定格在荷兰画家的作品中。

17世纪荷兰风俗画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描绘市井生活的作品。画家哈尔斯嗜酒如命，他时常光顾酒肆，对酒徒的长期观察使他笔下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在《快乐的酒徒》中，他描绘了圣阿德里安连队军官醉酒的模样。这个头戴大檐帽的军官醉眼惺忪，伸出右手五指，托着酒杯的左手似乎摇摆不定，仿佛试图与他人比试酒量。画家格瑞特·道的作品《食杂店》生动地描绘了销售者称量商品的场景。在画面中，小商店里的场景、台面上的各种蔬菜都被画家清晰地描绘出来，市井气息浓郁。反映市井题材的作品还有尤迪特·莱斯特的作品《三个快乐的人》、杰勒德·特鲍赫的作品《饮酒的女人和入睡的士兵》、扬·斯丁的作品《酒徒》、加布里尔·梅蒂绥的作品《阿姆斯特丹的蔬菜市场》等。17世纪荷兰风俗画中描绘市井生活的作品数量众多，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在17世纪荷兰风俗画中，海洋民族的室内生活场景丰富而具体，大多反映了生活的日常状态和琐碎的生活细节，如聚会、酒宴、家庭娱乐、子女教育等，戏剧性的冲突较少，代表画家有德·霍赫、维米尔等。维米尔的知名度较高，他一生基本活动在故乡德尔夫特。他的作品构图简洁凝练，色调温馨，无论家庭主妇，还是厨娘和女仆，都表现出安详恬静、平淡自足的神情。画中人物或读信，或奏乐，或缝纫，平凡单调而安逸的生活被固定在画作中，真挚隽永、富有诗意，表达了人们向往和平生活的美好愿望。画面常常使用透视手法描绘阳光斜射的室内场景，例如在《写信的女人与女佣》中，柔和而舒缓的光线从窗户射进居室，微风吹动窗帘，女主人专心写信，女佣则试图通过格子窗向外张望，人物结构准确，动作专注自然。在画面的背景中，墙壁上悬挂的油画显示着主人的身份。物体的质感、色泽都描绘得很出彩，然而这只是一个没有冲突的家庭生活片段，呈现了一个静静写信的场景。画家德·霍赫也偏爱室内生活场景，反映普通而常见的动作或者安静的生活状态，通过典雅静谧的笔触与平和的色彩来表现整洁的家庭环境，表现主妇的平凡勤劳与真挚质朴。在其作品《母亲》中，画家描绘了母亲为孩子捉虱子的情景，光线通过窗户洒在室内的地砖上，温馨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丝孤独清冷的味道。德·霍赫善于使用一扇打开的房门来表现室内空间，这种独特的表现方法强化了画面的纵深感，引人遐思。

17世纪的荷兰号称“海上马车夫”，造船业、航海业非常发达。描绘私人家居空间的风俗画中经常出现悬挂在墙壁上的地图。地图是当时荷兰家庭非常流行的消费品和装饰物，大都华丽精致，但审美价值较弱。然而，地图不仅是当时流行的室内装饰，还具有社会历史属性，凸显出荷兰人的海洋民族特点与殖民者色彩。随着新大陆被发现，新航路被开辟，现代地图学日渐发展。荷兰成为海上霸主后，在很长时间内垄断了海上贸易。在荷兰共和国，海上贸易是关乎国计民生的经济命脉，对于荷兰家庭来说，航运、贸易是赖以生存的产业，与之相关的地图自然成为重要的家庭装饰品。此外，海堤、风车也常常出现在画中，反映出海洋民族的日常生活。17世纪荷兰风俗画反映了荷兰人务实的审美趣味与世俗的价值观念，将生活的艺术和艺术的生活巧妙地融于一体。

五、艺术表现形式不同：心理感受的真实与视觉真实

风俗画的表现形式必然要同所表现的内容相互依存，只有适宜的表现形式才能够更好地反映社會生活习俗。由于东西方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差异，中国南宋风俗画与17世纪荷兰风俗画在构图方面有明显的区别。在社会整体环境的框架中，重视真实性是中国南宋风俗画和17世纪荷兰风俗画的共同追求，但是由于哲学、文化、艺术观念、作画材料等方面的差异，二者在对真实性的追求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

（一）构图形式

1.中国南宋风俗画多采用动态视角的散点透视法

中国南宋风俗画多以移动的方式全方位地观察对象，画面呈现多视点图像并存的平面格局。移动观察是中国古代画家观测万物的独特方法，散点透视法是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在营造艺术空间时特有的形式法则，可以实现画面空间结构的最大自由。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不可分离，相互依存。这种观念影响了宋代的风俗画家，他们在表现世俗生活时，希望达到人与万物紧密契合的精神境界。“天人合一”的观念将人视作大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人应该顺应自然，融入自然，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

为了宏观地表现连续性的主题和内容，南宋风俗画多采取大风景、小人物的构图方式。这种构图方式有意缩减了人物在画面中所占的面积，更多地描绘和表现人物所处的空间和周围的环境。通过这种构图方式，观者可以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人物所处的环境，从侧面烘托人物的行为，刻画故事的情节。这种大风景、小人物的构图方式可以更好地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经典作品《清明上河图》在狭长的尺幅中谋篇布局，组织并再现宏大的场景，不受时空束缚，可谓前无古人，令人赞叹。南宋画家杨威的作品《耕获图》揭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用意则更为明显，画作使用散点透视法，以大风景、小人物的构图样式描绘了种植水稻的农民从耕田到收获的全过程。清澈的小河在山下蜿蜒流淌，两岸是片片相连的稻田。偌大的场景共绘有78个人物，所占面积加起来不足画面的三分之一。这些作品采取动态的视角，以散点透视法的构图形式组织画面，多视点图像并存，最大限度地记录和表现了南宋的世俗生活。无论人物所占面积有多大，人物与环境均密不可分，旨在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2.17世纪荷兰风俗画多采用固定视角的焦点透视法

全景式构图在17世纪荷兰风俗画中很少出现，这是由西方绘画艺术的表现传统、规则、观察方法、审美取向等因素所决定的，与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构图法则有着明显的不同。17世纪荷兰风俗画主题明确，或以人物为主，或以风景为主，或以静物为主，泾渭分明。这些画作遵循严格的焦点透视法，常常选择固定视角描绘生活场景。

在17世纪荷兰风俗画中，虽有大风景、小人物式的画面形式，但大多则是人物面积占据画面近二分之一或更多的构图样式，造型客观写实，比较接近人的视觉经验。在人物主体居多的画面中，背景大多被概括处理，选择能衬托人物的场景和道具，以渲染气氛。而在表现风景的作品中，人物活动成为场景的点缀。画家通过独特的视角与精微的艺术表现手法将民间风貌呈现在画面上。在理性主义精神的影响下，荷兰风俗画严格遵循焦点透视法和色彩处理方法。例如霍贝玛的作品《米德哈斯尼斯的小道》严格按照焦点透视法组织画面，纵深感和空气感很强，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路的远方，有人牵着一头牲口站立;右侧的岔道上，两个妇女在交谈;近景中，一个农妇在修剪树枝。显而易见，画面中的人物不过是风景的点缀。

（二）对真实性的追求

风俗画蕴含的信息是宽泛而多元的，在给观众带来审美愉悦的同时，留下了翔实珍贵的民俗史料。放在整体社会环境的框架中来探讨，重视真实性是中国南宋风俗画和17世纪荷兰风俗画的共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