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 朴 刘康兵 朱雨静

(华东理工大学 商学院，上海 200237；上海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 200444)

一、 问题的提出及相关文献综述

近30年来，经济全球化有力地推动了各国和地区的贸易与经济发展，并影响了各经济体内部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和技能工资水平(1)本文的技能工资差距指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与此同时，贸易深化引发的技能工资差距问题也日益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研究话题。根据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即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下面简称S-S定理)，贸易开放将在发达国家引发技能溢价，在发展中国家则可能导致技能工资差距缩小。贸易引致发达国家技能工资差距扩大这一预测，已从大量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验证(Falm和Helpman，1987(2)H. Flam, and E. Helpman, “Vertic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North-South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7.5 (1987): 810-822.；Wood，1994(3)A. Wood, North-South Trade, Employment, and Inequality: Changing Fortunes in a Skill-driven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Feenstra和Hanson，1999(4)R. Feenstra, G. Hanson, “The Impact of Outsourcing and High-Technology Capital on Wages: Estimat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1979-1990,”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4.3 (1999): 907-940.；Leamer，2000(5)E. Leamer, C. Thornberg, Effort and Wages: A New Look at the Interindustry Wage Differential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37-84.)。然而，与S-S定理相悖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发展中国家的技能工资差距不仅未出现缩小的趋势，而且产生了技能溢价(Xu和 Li，2008(6)Xu B. and W. Li, “Trade, Technology, and China’s Rising Skill Demand 1,”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6.1 (2008): 59-84.；Helpman等，2016(7)E. Helpman, O. Itskhoki, and M. Muendler, “Trade and Inequality: From Theory to Estima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4.1 (2017): 357-405.)。这一现象在我国也得到了数据支持。根据海关总署数据，以美元计价，2018年我国出口2.4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9%；进口2.1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8%。与开放程度同时增大的是我国的劳动力工资差距，喻美辞(2010)测算，从1996年到2008年，我国制造业熟练劳动力占比从2.08%上升至6.02%，相对工资差距从1.58扩大至3.26。(8)喻美辞：《进口贸易、R&D溢出与相对工资差距:基于我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10年第7期。

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会随着贸易深化而出现技能工资差距扩大的趋势？对此，一个重要的理论解释是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Acemoglu，2003(9)D. Acemoglu, “Patterns of Skill Premia,”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0.2 (2003): 199-230.)，即偏向高技能劳动要素的技术进步，通过增加对高技能劳动要素的需求而引致了发展中国家高技能工资增长远远快于低技能工资。Pissaride(1997)基于一般均衡分析指出，国际贸易所带来的R&D溢出具有熟练劳动偏向性。(10)C. Pissarides, “Learning by Trading and the Returns to Human Capital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1.1 (1997): 17-32.Acemoglu(2003)的研究表明，进口海外设备及资本流入与本土高技术劳动力的结合更为紧密，从而引发了对高技能劳动要素相对需求的上升。与此异曲同工的是，Harrison和Hanson(1999)基于墨西哥的数据，发现贸易使白领工人的相对需求增加，并且在技术密集部门，白领工人的相对雇佣率更高。(11)A. Harrison, G. Hanson, “Who Gains from Trade Reform? Some Remaining Puzzl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59.1 (1999): 125-154.殷德生和唐海燕(2006)的研究表明，南北贸易使北方和南方各自实现了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分别体现在北方中间产品的质量提升及南方中间产品的种类增加，从而加剧了它们各自的技能工资差异化程度(12)殷德生、唐海燕：《技能型技术进步、南北贸易与工资不平衡》，《经济研究》2006年第5期。。邵敏和刘重力(2010)的实证分析也显示我国技能工资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在于技术进步；当引入出口变量时，这种技术进步的高技能偏向性增强，进一步拉大了技能工资差距。(13)邵敏、刘重力：《出口贸易、技术进步的偏向性与我国工资不平等》，《经济评论》2010年第4期。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基于微观数据研究了这一问题，例如，曾国彪和姜凌(2014)证明，尽管贸易开放同时提高了技术和非技术劳动者的平均工资，但却拉大了两者间的差距。(14)曾国彪、姜凌：《贸易开放、技能溢价与工资差距——基于CGSS数据的经验研究》，《世界经济文汇》2014年第6期。如果区分进出口贸易，则由于进口贸易带来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扩大了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而出口贸易则起到了抑制差距的作用(赵春明和王春晖，2014(15)赵春明、王春晖：《国际贸易对中国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经济与管理研究》2014年第11期。；喻美辞和喻春娇，2016(16)喻美辞、喻春娇：《国际贸易、技术创新与中国城镇劳动力的技能工资差距:基于劳动力个体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16年第5期。)。

虽然上述文献衡量技术进步的方法各不相同，但这些基于技术进步视角的分析大多得到了相似的结论。然而考虑到一国参与国际贸易对技能工资差距的总体影响(17)此处总体影响包括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影响及其他影响。，针对中国的情形，还有不同的看法。唐东波(2012)(18)唐东波：《垂直专业化贸易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就业结构?》，《经济研究》2012年第8期。、程盈莹和赵素萍(2013)(19)程盈莹、赵素萍：《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影响》，《经济经纬》2016年第2期。应用中国工业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发现，进口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需要高技能劳动力与之匹配，来自OECD国家的中间品进口份额提升会提高中国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比重，而从低收入国家进口则会降低这一比重。薛飞和王奎倩(2017)发现，高质量中间产品的进口对中国高技能劳动力存在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对高技能劳动力相对就业的最终影响方向则取决于两者的合力。(20)薛飞、王奎倩：《中间产品进口对我国技能结构需求的影响》，《经济经纬》2017年第6期。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在考察贸易开放水平的提高所引起的就业结构变化或是技能工资差距变化时，即使区分了进口和出口，也很少考虑进口来源地类型对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在我国已经成为贸易大国的背景下，探究进口来源地对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将进口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结构及工资变动联系起来，探究其中的作用机制，更便于从进口的视角解释中国技能工资差距及未来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变化的原因和规律。

本文尝试从进口贸易角度，研究源自不同发展程度经济体的进口如何影响技能溢价。为此，本文在现有文献基础上，基于我国全行业整体进口前十位的省级面板数据，将劳动要素的异质性引入分析，从进口的替代效应和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效应，考察进口来源地类型对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其中，劳动力异质性主要反映在劳动力的个体特征上，如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等，因此本文实际上是一个将微观变量与宏观变量相结合的实证研究。全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描述了我国不同技术含量产品在进口中的比重和劳动力工资差距现状，然后从进口的替代效应和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效应两方面，讨论了进口来源地类型对我国技能工资差异影响的机制，并提出相关待检验假说；第三部分则基于上述机制，构建计量模型，对假说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是文章的结论及政策含义。

二、 中国进口品来源地技术特征和技能工资差距现状

(一) 我国进口产品来源地的技术特征

根据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覆盖了我国进口总额的85.48%，成为中国进口的重要贸易伙伴，其中包括13个发达经济体和17个发展中经济体。(21)13个发达经济体为：美国、德国、瑞士、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17个发展中经济体为：马来西亚、巴西、沙特阿拉伯、南非、俄罗斯、泰国、安哥拉、印度尼西亚、伊朗、阿曼、智利、菲律宾、伊拉克、印度、越南、阿联酋、缅甸。

从技术层面进行产品类别划分，其方法多样，但大多过于笼统，在实证中尤其难以界定。Lall(2000)(22)Lall, S., “The Technological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Developing Country Manufactured Exports, 1985‐1998,”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28.3 (2000): 337-369.参考经合组织(OECD，1994)提出的基于技术活动的定义，将SITC2.0三位数的所有出口产品划分为五大类，分别是初级产品(23)初级产品包含农作物、木材、煤炭等；资源型产品包含加工肉类或水果、饮料、橡胶制品、玻璃等；低技术制成品包含纺织产品、简单的零件、家具玩具等；中技术制成品包含商用车辆、化学品、工业机械等；高技术制成品包含电信、发电、数据处理设备，以及制药、航空航天、光学仪器等。、资源型制成品、低技术制成品、中技术制成品和高技术制成品。上述五类产品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十小类(24)有个别产品无法分类，标为其他交易品。，从1到10技术水平递增。这一分类为实证研究贸易结构提供了便利。这一分类将理论与具体的产品分类进行了结合，便于从实证角度进行研究，因此本文选取这种分类方法。按照Lall(2000)的分类，表1显示了中国2007年和2017年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进口不同技术水平产品的占比。

表1 2007年、2017年我国进口品分五大类、十小类占比(25)从1到10技术含量逐渐升高，初级产品包含农作物、木材煤炭等；其他资源型产品包含矿产、石油橡胶等；其他低技术产品包含陶器、简单零件、家具玩具等；中技术制造业产品包含合成纤维、化学品、铁、管道等；中技术工程业产品包含发电机、工业机械、手表等；其他高技术产品包含制药、航空航天、测量仪器、照相机等。

根据2017年UN Comtrade数据，中国从主要的30个贸易伙伴国和地区进口了大量货物，其中发达经济体为2143亿美元，发展中经济体为4714亿美元。表1显示，我国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产品中，初级产品和资源型产品约占进口额的68%左右，这类产品技术含量较低，对企业创新影响极小；同时，我国也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了一定比例的高技术制成品。按照十类细分产品来看，其中主要是电子和电气产品(2007年和2017年分别占从发展中国家进口高技术产品的98%及93%)，而蕴含更高技术水平的其他高技术产品项则进口比例极低，仅占总进口额的0.41%和1.35%。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从发达经济体进口的初级产品和资源型制成品占比在25%左右，而中、高技术制成品占比在61%～69%之间，这类产品通常包含比较复杂的技术，生产过程中需要较高的研发投入、先进的技术运用和较长的学习周期。这类产品的进口，为我国企业带来了模仿学习的机会，有助于技术创新。

事实上，Coe和Helpman(1995)(26)D. Coe, and E. Helpman, “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9.5 (1995): 859-887.曾探讨从工业化国家进口对发展中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证实了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和意义。此外，通过使用各行业R&D资本存量来衡量技术水平，喻美辞(2010)也证明了从发达国家进口对我国R&D存在溢出效应。

(二) 我国高、低技能劳动力工资差距拉大

为衡量我国近年来技能工资差距现状，本文采取两种计算方法进行比较分析。图1参考喻美辞(2010)的方法，用工业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中的劳务费来表示高技能劳动力的报酬，并计算其占工业行业工资总额的比重。图2参考盛斌(2002)(27)盛斌：《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的分类，选取2006～2016年工业部门中的初级产品、劳动和资源密集以及低技术制造部门的从业人员代表低技能劳动力，选取高技术制造部门的劳动力代表高技能劳动力，分别计算年平均报酬，绘制两者差值及线性趋势线。从图中可以看出，近年来高技能劳动力报酬占比不断上升，虽然高、低技能劳动力工资都处于上升趋势，但两者的差值呈上升趋势，并仍可能继续扩大，可见技能溢价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引发社会关注。

(三) 不同进口来源地对技能工资差距影响的两个假设

我们拟从替代效应和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效应的角度，分析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进口影响我国高、中低技能劳动力的路径，其机制如图3所示。

1. 进口的就业替代效应

从企业层面考虑，通过购买服务或产品来替代自主生产，可以达到节约成本的效果(Abraham 和Taylor,1996(28)K. Abraham, and S. Taylor, “Firms’ Use of Outside Contractors: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4.3 (1996): 394-424.)。进口会对国内同类产品产生替代效应，进而引致生产所需劳动力的就业变化。关于进口的这种替代效应，在大量的文献中都得到了证明，其中，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开放，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对低技能劳动力产生了替代效应(Wood，1991；Sachs和Shatz，1998(29)J. Sachs, and H. Shatz,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Wag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ome New Results,” ed. S. Collins, Imports, Exports, and the American Worker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8) 215-56.；Baidwin 和 Cain，2000(30)R. Baidwin, and G. Cain, “Shifts in Relative US wages: the Role of Trade, Technology, and Factor Endowment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2.4 (2000): 580-595.)。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进口对本国劳动力也产生了替代。夏先良(2002)发现，我国的进口增长和就业增长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31)夏先良：《追求最大限度充分就业——中国进口贸易宏观分析与政策选择》，《国际贸易》2002年第3期。。盛斌和马涛(2008)(32)盛斌、马涛：《中间产品贸易对中国劳动力需求变化的影响》，《世界经济》2008年第3期。、罗军和陈建国(2014)(33)罗军、陈建国：《中间产品贸易、技术进步与制造业劳动力就业》，《亚太经济》2014年第6期。认为，进口中间产品减少了整体劳动力需求。类似地，薛飞和王奎倩(2017)也指出高质量中间产品的进口造成我国熟练劳动力需求下降。

在此基础上，结合表1所示的我国从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主要进口品的技术水平差异，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从发达经济体进口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对我国高技能劳动力产生替代效应，从发展中经济体进口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则对我国低技能劳动力产生替代效应

2. 进口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效应

大量研究表明，贸易开放使得发展中国家通过FDI流入和进口产品接触和学习到相对多的与熟练劳动力相匹配的技术知识。由于技术密集型产品主要来自发达经济体，因此，这种技术的获取、模仿和学习是有偏的，会导致技术进步具有技能偏向性的特点。新技术的融入趋向于吸纳高技术劳动力，从而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扩大行业工资差距(Harrison和Hanson，1999；Acemoglu，2003；Zhu和Trefler，2005(34)S. Zhu, and D. Trefler, “Trade and Inequa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5.1 (2005): 21-48.；潘士远，2007(35)潘士远：《贸易自由化：有偏的学习效应与发展中国家的工资差异》，《经济研究》2007年第6期。；赵春明，2014；喻美辞，2016)。基于这些文献研究，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二：从发达经济体进口高技术含量产品将引起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导致高技能劳动力需求增加，从而引发技能溢价现象

三、 进口来源地类型对我国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一个实证检验

(一) 模型建立、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明瑟(Mincer，1974)(36)J. Mincer, Schooling, Experience, and Earnings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74).依据人力资本理论推导出工资决定方程，该方程将人力资本和收入水平联系起来，成为基于微观视角研究工资决定的基础。现实中影响劳动者工资的变量不限于个人特质，其所在地区层面的宏观水平同样有重要影响，在模型中不可缺少。鉴于此，本文对明瑟工资方程进行了修正，主要包括：第一，引入省市层面的宏观变量，考察宏观因素对劳动力工资的影响；第二，引入源自发达经济体进口与技术水平的交叉变量，考察从发达经济体进口引起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工资差距的影响。本文构建的计量模型如下：

lnWageij=α+β1lnHIij+β2lnLIij+β3lnHI×Techij

+θlnProvj+φZij+μij

上式中下标i代表劳动力个体，下标j代表劳动力所在的省市。lnWageij表示省市j中个体i在2014年的工资收入的对数，HIij、LIij反映劳动力i所在省市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口额。同时我们还引入了从发达经济体进口与技术水平的交叉变量，Provj衡量劳动力所在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Zij则是反映劳动力个人特征的变量集，其中包含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民族等。

HI、LI和HI×Tech是本文核心解释变量，HI和LI分别为源自发达经济体以及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口，根据上文的分类，我们选择来自13个发达经济体以及17个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口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各省市海关和统计年鉴。为克服异方差，这两个变量的数据都作了人均处理，并取对数。Tech衡量技术水平，以当年高技术产业R&D经费内部支出占该省市GDP的比重来表示，这部分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从发达经济体进口会通过模仿和学习促进技术溢出，驱动技术创新，引发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但这种技术外溢和驱动创新过程会受多种影响因素制约。经济学家大多认为，进口国本身的技术基础和消化吸收能力是所有影响因素中最重要的，只有当东道国本身的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才有能力学习和模仿从发达国家带来的先进技术，从而实现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因此本文引入源自发达经济体进口与技术水平的交叉变量HI×Tech以考量上述效应，并以此将从发达经济体进口的替代效应与技术进步效应分离开来。这样，回归模型中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意义在于：β1、β2表示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口替代效应；β3表示从发达经济体进口导致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效应。

Provj是各省市的宏观控制变量集，包含测度各省市技术或科研水平的省市研发人员数量及经济发展水平的省市消费水平，分别以该省市当年工业企业中研发人员总数和城镇居民消费水平表示，这部分数据来自2015年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社会统计年鉴》。本文选取了中国对外进口总额中排名前十的省市(37)我国进口额排名前十的省市为：广东、上海、江苏、山东、北京、浙江、天津、辽宁、福建、河北。作为样本。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5》，这10个省市合计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85.39%，具有代表性。

控制个人微观特征的变量集包含了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婚姻状况、民族、政治面貌以及受教育年限。在模型中引入年龄的平方，是因为对年龄与工资的关系做了倒U形假设。微观变量集的引入，控制了个人特质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将宏观和微观数据相结合，考察不同来源地进口对高、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影响，不再忽视劳动力个体差异所起的作用，能够更全面、客观地刻画国际贸易与技能工资间的关系。

包含工资变量在内的微观个体劳动力相关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年度数据(CGSS2015)。排除缺失和异常值后，从中筛选出了上述10个省市1823例从事非农工作的个体样本。其中根据CGSS问卷中“最高教育程度”项，引入变量Edui表示个人受教育水平；根据国际通用的“是否取得高等教育文凭”标准划分了高、低技能劳动力，获得694个高技能劳动力样本、1129个低技能劳动力样本，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受教育年限(9年以下、9～12年以及12年以上)进一步划分为低、中、高技能组。上述改进更接近现实，并有利于比较组间差异。

2011-2015年，台湾对大陆农耕产品贸易总值中所占份额较大的产品主要有谷类及其制品、水果、坚果及其制品、砂糖及其制品、茶叶及其制品、酒类、植物油和其他农耕产品；大部分农耕产品的出口值逐年增加，尤其是谷类及其制品、水果、坚果及其制品和其他农耕产品(见图1)。

(二) 实证分析：基于高、低技能的分组

为了检验从不同类别国家和地区进口带来的劳动要素替代效应和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效应，以及劳动者微观特质对工资差距的影响，本文将分别对包含和不包含微观变量的实证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表2中模型(1)和(3)为不包含微观变量的回归，模型(2)和(4)为包含微观变量的回归。

1. 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替代效应

表2中模型(1)和(2)的回归结果显示，对于高技能组，在引入微观控制变量集后，HI的估计系数虽保留了预期的负号但变得不显著，表明从发达经济体进口并未对我国高技能劳动力产生显著的替代效应，这意味着即使我国从发达经济体进口的产品中近30%为高技术制成品，市场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仍然不受显著影响。对比模型(3)和(4)，引入微观控制变量集后HI的估计系数变得负向显著，说明从发达经济体进口对低技能劳动力存在非常显著的替代效应，可能原因在于：我国也从发达经济体进口了大量中、低技术含量的产品。更重要的是，高技术产品生产过程中也需要大量(中)低技能劳动力的投入。因此，从发达经济体进口额的增加，明显降低了对(中)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表2 高、低技能分组回归

此外，从模型(2)和(4)可见，LI的估计系数表现出了组间差异：低技能组中LI的估计系数负向不显著，而高技能组则在不高于5%的水平下正向显著。估计数据显示，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额每增加1%，高技能劳动力的平均工资便增加0.1345%。究其原因，如前所述，我国从发展中国家也进口了一定量的高技术产品，然而根据细分的十类产品，其中大多为电子、电气产品，结合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廉价的现实情况，很多都是委托加工的产品，因此带来的技术进步有限。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产品，虽然不会直接引发技术进步效应，但是将资本从产业链的低端释放，并投入到产业链的高端环节,资本需要与高技能劳动力相结合，因此也会促进劳动力市场上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另一条路径导致技能溢价。这一发现与周茂等(2016)(38)周茂、陆毅、符大海：《贸易自由化与中国产业升级：事实与机制》，《世界经济》2016年第10期。的研究一致。他们认为，贸易自由化通过进口竞争会促使城市内部产业间资源配置优化。在本文中这种优化的结果表现为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并形成技能溢价。

2. 从发达经济体进口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效应

由于HI和交叉项HI×Tech对工资的作用方向相反，所以从发达经济体进口对技能工资总效应是正是负，还要取决于替代效应和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效应的相对大小。对于高技能组，负向替代效应不显著，所以只存在正向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效应。也就是说，从发达经济体进口将提升高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对于低技能组而言，因为两种反向效应均显著，我们根据估计参数估算出HI开始产生正效应(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效应开始大于替代效应)的技术水平临界值为0.06498(=0.4379/6.7393)。也就是说，只有当技术水平高于0.06498，从发达经济体进口产生的对低技能组工资的正向促进效应才开始超过负向替代效应。不过，这一临界值大于Tech样本的最大值0.0107。因此，总体来说，从发达经济体进口趋向于降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

3. 宏观、微观因素对工资水平的影响

首先，关于省市层面的宏观因素对工资水平的影响。表2的结果显示，省市研发人员数量的估计系数在两个组别中都不显著。对此，合理的解释是：城市的发展具有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两者相互制约，因此城市发展对于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作用方向具有不确定性。但是省市消费水平的提高，则明显提升了劳动力整体的工资水平。

其次，不管是哪一组的回归，在引入个人微观变量集后，模型的拟合优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其中，性别在高、低技能组中都表现出高度显著，证实了男女工资差异的存在。对于年龄的倒U形假设也得到了证实。两组回归中，年龄前的系数都显著为正，年龄的平方系数都显著为负，证明随着年龄的递增，工资水平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此外，不论对于何种劳动力，教育的作用都显著为正，对于工资水平有很大的促进能力，体现了教育水平对于工资的重要性。

(三) 进一步分组回归：基于高、中、低技能分组

为进一步考察从不同类型国家和地区进口具体是对何种技能的劳动力的工资发挥了促进或抑制作用，本文进一步将所有样本按受教育年限分为高、中、低三种技能的劳动力，对694个高技能劳动力、929个中技能劳动力和200个低技能劳动力再次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报告的回归结果更清晰地反映和证实了本文的假设，并可以解释表2中一些看似矛盾的结论。比如，从发展中经济体进口确实对低技能劳动力产生了替代效应，如表3中的模型(7)所示，LI的估计系数为负且高度显著，在表2的模型(4)中由于中、低技能劳动力混合为一组而表现得极不显著，掩盖了这一事实；从发达经济体进口也会产生替代效应，不过主要是替代中等技能的劳动力，如表3中模型(6)所示，HI的系数显著为负(在模型(5)也为负但不显著)，而并非模型(4)所揭示的替代“低”技能劳动力。如前所述，在那里中等技能劳动力和最低等劳动力都被视为“低技能”劳动力。本文的这些结论与蒋庚华和郭沛(2015)、薛飞和王奎倩(2017)的发现比较类似。蒋庚华和郭沛(2015)通过世界投入产出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来自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中间品进口对我国中、高技术劳动相对需求的影响均为负，来自欠发达经济体的中间品进口对我国中、高技术劳动相对需求的影响均为正(39)蒋庚华、郭沛：《进口中间投入对中国就业结构的影响》，《经济问题探索》2015年第3期。。薛飞和王奎倩(2017)利用2004年的工业企业调查数据，证明高技术含量的中间品进口对高技能劳动力具有替代效应。本文不仅证明源自发达经济体的进口对中技能劳动力会产生负向的替代，而且表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也会对低技能劳动力造成负向替代，同时还揭示：简单地将劳动力区分为高、低技能组进行研究，可能会掩盖一些事实或产生矛盾。

表3 高、中、低技能分组回归

同样地，表3也证实从发达经济体进口将产生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效应，这与阿西莫格鲁(Acemoglu，2003)、喻美辞和喻春娇(2016)的研究结果吻合，但这种技能偏向现象仅发生于高技能和中等技能劳动力人群中，不会作用于最低技能劳动力。交叉项HI×Tech的估计系数在模型(5)和(6)中均保持正向显著，且存在组间差距，而在模型(7)中极不显著。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模型(4)中交叉项正向显著，似乎在低技能组中也会产生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效应的矛盾现象，其原因同样是由于中低技能劳动力混合所致。

最后，通过表3可以进一步分析进口贸易对不同组别技能工资的影响。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产生的替代效应趋向于降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 并通过资源配置优化效应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从发达经济体进口产生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效应趋向于提高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类似于表2中的模型(4)，中等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则同时受到从发达经济体进口产生的负向替代效应和正向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但由于使得HI的正向效应开始大于负向效应的Tech变量的临界值0.0821(=0.2573/3.1335)远大于其观察值的最大值，所以HI对中等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总效应为负。综合上述三种情形，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进口贸易趋向于扩大高技能劳动力与中低技能劳动力间的工资差距，这为图2所描述的现象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解释。

四、 结论及政策含义

根据S-S定理，贸易开放后，发展中国家的高、低技能劳动力间的工资差距将趋于缩小，但观察到的事实和诸多研究结果却与该定理的预言大相径庭，由此成为经济学中的一个谜，并激发了国内外学者对这一话题的持续研究兴趣。本文通过区分进口产品的来源地，并基于替代效应和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效应的视角，系统分析了贸易开放，特别是进口贸易对我国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尝试对上述“工资差距之谜”进行新的诠释。

我们首先剖析了我国从发达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所进口产品的技术特征，然后从替代效应和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效应的角度提出了进口影响高、低技能劳动力工资差距的机制和假说，接着在此基础上，应用修正的明瑟工资方程，结合CGSS2015的微观个体调查数据和样本所在省市的宏观数据，对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获得了一些有意义的发现：

第一，从发展中经济体进口对我国低技能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在9年以下)产生了非常显著的替代效应，而从发达经济体进口也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显著替代效应，不过主要是替代中等技能的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在9～12年)，对高技能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在12年以上)没有显著影响。所以，假设一只是部分地被证实。同时还发现，从发展中经济体进口通过资源配置效应能够显著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

第二，从发达经济体进口会产生显著的正向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效应，但这种技能偏向性现象不会作用于最低技能劳动力，仅发生于中、高技能劳动力人群中，并且随着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的提高而增强。假设二被完全证实，且这一机制也同样适用于中等技能劳动力。

第三，进口贸易对我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结构和技能工资溢价的影响，取决于替代效应和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效应的相对大小。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由于单纯的、源自发展中经济体进口产生的替代效应的影响而趋于下降；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由于单纯的、源自发达经济体进口产生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而趋于上升；中等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同时受到从发达经济体进口产生的负向替代效应和正向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但从总体样本来看，正向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效应大于负向的替代效应，中等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也趋于下降。因此，总体而言，进口贸易趋向于扩大高技能劳动力与中低技能劳动力间的工资差距，加剧技能溢价现象。

第四，通过比较分析还显示，与将劳动力按受教育年限分为高、中、低三个组别相比，简单地只区分高、低技能组进行研究可能会掩盖一些事实或产生矛盾。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进口贸易及其引致的替代效应和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效应是我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结构变迁和技能工资差距扩大的重要驱动力。这一结论有着丰富的政策含义。

一方面，类似于FDI，进口商品，尤其是从发达经济体进口商品，也是国外先进技术外溢、后发国家学习和模仿进而促进技术创新的主要渠道之一。因此，我国积极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扩大进口，优化进口商品结构，有助于充分利用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外溢，对于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随着贸易的深化，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技能结构缺口势必会扩大，即高技能劳动力相对短缺，而中、低技能劳动力供给过剩。为解决这一问题，既需要培育和完善与对外贸易发展相适应的教育培训体系，增加技能投资，如各级政府的公共教育投资和企业部门的岗位培训等，以增加技能储备，改善劳动者队伍的技能结构；又需要全国一盘棋，各地区根据自身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来构筑与此相适应的产业结构，不盲目追求产业“高大上”。比如，知识和资本密集的东部沿海地区，可以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而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密集的中西部地区，则可重点承接东部地区相对低端的、加工贸易类产业的转移，并优先发展中低端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促进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配置。从而，实现我国劳动力市场各种技能型人才的供求平衡和产业的梯度转移与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