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 贞 胡 婷 沈红波

(浙江财经大学 中国金融研究院，杭州 310018) (复旦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一、 问题的提出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时期，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等红利因素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持续，迫切需要向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进行转型。中国政府明确强调通过科技创新提升企业竞争力，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从近期中美贸易摩擦中不难看出，美国在高端制造业和新兴产业上对“中国制造2025”采取打压措施。面对外在环境的压力，我国在某些领域的创新与科技成果还较为薄弱，仍受制于他国的科技封锁，国家需要大力加强科技创新，鼓励高端制造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地方政府财政补贴，作为产业政策的重要抓手，肩负着推动产业升级和企业发展的双重使命，激励企业积极投入研发，进行科技创新。微观方面，企业作为研发主体，面对创新的“溢出”效应、高风险以及投入产出不确定性等特征，创新动力普遍不足，导致全社会的研发投入低于最优水平(1)余明桂、范蕊、钟慧洁：《中国产业政策与企业技术创新》，《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12期。。为解决创新投入的市场失灵问题，各国政府对企业的研发活动都进行了积极的财政补贴(2)K. N. Kang, and H. Park, Influence of Government R&D Support and Inter-Firm Collaborations on Innovation in Korean Biotechnology SMEs, Technovation 32 (2012): 68-78.。

设立政府财政补贴的初衷是通过“看得见的手”对错误的资源配置进行干预，保护和促进先进产业的成长，引导企业转型升级。然而，这一制度需要考虑“公平和效率”这个难题。首先，国有企业是政府财政补贴的主要对象，资源过度流向国企加剧了企业竞争环境的不公平状况(3)X. Liang, X. Lu, and L. Wang, “Out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China： The Effect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Compared to Home Market Rivals,”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47 (2012): 134-144.；其次，很多政府财政补贴流向产能过剩的行业，这些企业习惯伸手拿钱，其创新能力反而下降，不仅不利于其成长，而且造成大量财政资金的低效使用和浪费。此外，很多地方政府将上市公司数量作为自身政绩的金字招牌，乐于向上市公司提供财政补贴。对连续亏损面临退市风险的上市公司，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保住其上市资格而给予财政补贴，不仅导致社会资源的错误配置，还干预了资本市场的正常运作。

然而，在转型经济背景下，政府财政补贴与企业自身研发投入之间是互补还是替代关系的研究并无定论(4)白俊红、李婧：《政府R&D 资助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效率视角的实证分析》，《金融研究》2011年第6期。李永、孟祥月、王艳萍：《政府R&D 资助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多维行业异质性的经验分析》，《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4年第1期。。目前国内相关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研究政府财政补贴对经营绩效的影响。政府财政补贴的正面影响表现为：提升企业短期绩效，尤其是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绩效。然而，政府财政补贴也会出现负面效应：高强度的政府财政补贴导致管理层产生粉饰报表的动机，弱化企业进行研发创新的动力，损害了企业的价值(5)毛其淋、许家云：《政府补贴对企业新产品创新的影响——基于补贴强度“适度区间”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6期。。研究发现，政府财政补贴获得后第一年的绩效为正，之后却是负面影响。整体而言，虽然政府财政补贴在维护社会目标方面具有较大的作用，但实质上并没有增强企业的经济效益。第二类是研究政府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政府财政补贴与研发支出正相关，能够促进企业研发的投入和产出，然而政府财政补贴对研发的影响存在边际递减效应，企业的研发活动依赖于政府补贴。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补贴国有企业、政府效率较低地区的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反而损害了企业的价值(6)马红旗、黄桂田、王韧、申广军：《我国钢铁企业产能过剩的成因及所有制差异分析》，《经济研究》2018年第3期。伦晓波、刘颜、沈坤荣：《政府角色与中小微企业发展——基于江苏省13个地级市4574家企业调研数据》，《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7年第4期。。地方政府财政补贴还会导致企业的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的“僵而不死”(7)饶静、万良勇：《政府补助、异质性与“僵尸企业”形成——基于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会计研究》2018年第3期。。

不难看出，上述研究虽然关注了政府财政补贴对企业研发以及对绩效的影响，但未能从所有制差异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实际上，国有企业接受补贴的动机、补贴的作用机制和补贴绩效均不同于民营企业。并且，获得补贴的动因不同会导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获取补贴后产生差异化绩效，而现有的文献均未厘清这些问题。本文认为，政府财政补贴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意味着不同的资源获取效应和信号传递效应，这会导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后续绩效上的差异。此外，政府财政补贴的金额是否适当、业绩的时间效应如何等等，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从政策性负担和创新激励两个角度研究不同所有制企业获得补贴的动因，而已有文献多将政府补贴视为外生变量；其次，对财政补贴的适度性进行了研究。恰当的补贴对企业绩效具有积极的影响，过多的补贴或补贴依赖对企业的绩效却是负面影响；最后，从政府补贴的制度环境和产权差异出发，发现过度的政府补贴对国有企业的负面影响更甚于民营企业。

二、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一) 地方政府补贴动因研究：政策性负担还是激励创新？

地方政府为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许多公司提供财政补贴，补贴的原因包括支持企业投资和转型升级、鼓励企业实现社会目标、以企业发展带动当地就业等。我国曾推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战略，而国企当时并不具备进入资金密集行业的比较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处于落后地位，从而出现了战略性亏损。此外，国企作为地方政府维持社会稳定的助手，帮助解决当地就业、养老和其他社会问题，造成国企有较重的政策性负担，因此地方政府不得不对其进行补贴。同时，国企还存在代理问题、资源浪费、特权主义以及高额工资等现象(8)H. R. Greve, “A Behavioral Theory of R&D Expenditures and Innovations: Evidence from Shipbuild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6 (2003): 685-702.，资源冗余会进一步削弱国企创新的意愿，使得他们更加倾向于通过风险规避来保持已有的优势地位。这削弱了国有企业将创新资源转换为创新产出的能力。近年来，亏损国企的数量虽然有所下降，但总亏损金额在2009年后不断上升(见图1)；在负债率高企的情况下，亏损国企的雇员人数并没有明显的下降(见图2)。这些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印证国企获得补贴的主要动因是弥补政策性负担所带来的亏损，而非投入创新活动。

相比之下，民营企业是高度市场化的微观主体，普遍面临资源不足、资金成本高企等现实难题，渴望通过创新赢得生存空间和增强竞争力。而创新活动不确定性高、研发周期长、投入成本大，企业往往缺乏创新动力和实力。我国民营企业虽然数量众多，但在规模和资本充裕度方面通常弱于国企。资本实力强的公司才能进行高额研发投入、忍受较长的研发周期，而许多中小型民企缺乏资金支持，难以持续高额地投入研发，从而阻碍了创新活动，这对企业发展和价值创造极为不利。地方政府给予的财政补贴可以降低民企的研发成本，缓解内部资本约束，帮助优质民企获得研发资金，实现技术突破，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获得领先优势。因此，政府对民营企业进行补贴以鼓励其进行研发创新，而民企自身也有不断投入研发的需求和意愿。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 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获得的补贴更多源于对创新活动的激励

(二) 地方政府补贴与经营绩效

地方政府的补贴包括政策性补贴、创新补贴等多种形式。其中，创新补贴较少，其他补贴过多，资金主要用于补贴亏损企业，维持其上市地位，并没有发放到真正有竞争活力和创新需求的企业手中。尤其是国有企业在面临经营性亏损时，政府会进行补贴，从而导致其预算软约束, 最终损害企业的绩效。然而，即使是激励创新的政府补贴，对单个企业的产出绩效作用也有限，因为外溢效应的产出弹性系数大于政府创新补贴的产出弹性系数。张杰等(2015)也发现，地方政府针对企业的创新补贴并未使民营企业私人研发投入产生显著的互补效应。无论是出于弥补亏损还是超额的政府补贴都会造成企业研发投入能力不足且意愿不强，无法积极影响其研发的持续投入和业绩的有效增长。

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看，政府补贴容易导致管理层的不思进取与寻租行为(9)邹彩芬、许家林、王雅鹏：《政府财税补贴政策对农业上市公司绩效影响实证分析》，《产业经济研究》2006年第3期。。公司管理者倾向于投资期限短、见效快的项目，而不是付出巨大努力去投入见效周期长、短期现金流压力大的研发项目。政府补贴往往属于一次性收益，企业获得补贴后，是否投入研发以促进业绩的增长，取决于公司对长期与短期绩效的权衡、对成本与收益的考量。非经常性的超额补贴并不能保证公司持续不断地投入研发、更新技术与产品线，使研发投入有效转化为产出，为公司带来长期、持久的现金流和利润。此外，过度的政府补贴会导致管理层产生粉饰报表的动机，企业将政府补贴当作超额利润计入会计报表，弱化研发创新的动力，降低经营效率，不利于企业价值的长期增长。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恰当的政府补贴能够提升企业绩效，但过度的政府补贴对企业绩效具有负面影响。因此，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恰当的补贴能提升企业绩效，过度补贴对企业绩效具有负面的影响

(三) 产权差异、政府补贴与经营绩效

政府补贴对产权不同的企业存在差异性影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存在制度上的天然差异，二者在资源获取、信号传递及融资难度上有较大差别。政府补贴存在直接的资源获取效应和间接的信号传递效应，而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这两种效应上表现不同。

首先，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存在资源禀赋差异。当国企面临亏损时，政府会进行资助。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无法区分亏损是由于管理层投资失败、决策出错还是外在因素导致，从而无法实现“精准补贴”。国有企业还可以借助与政府的天然联系获取更多资源。当国有企业和政府关系更密切，且承担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责任时，地方政府总是优先将资源配置给当地国企，甚至是超额补贴。获得补贴后的国企形成资源冗余，加剧了代理问题。再者，国企管理层均为行政任命，缺乏专业性和管理水平(10)A. Cuervo, and B. Villalonga, “Explaining the Variance in the Performance Effects of Privatiz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5 (2000): 581-590.，资金利用效率低。从获取和利用资源禀赋的效果来看，国有企业利用补贴提升绩效的意愿不足；而民营企业存在资源与资金约束、内部资金流紧张的问题，作为高度市场化的主体，民企愿意投入资金到最能创造价值的领域，但又面临资源匮乏、融资难、外部支持较少的尴尬局面。政府补贴使得他们可以有效利用更多的资金来创造价值。此外，与国有企业不同，民营企业组织和管理能力强，能高效利用资金，历史包袱小，运营灵活高效，可以将资金使用效率最大化，获取较高的投资回报。因此，民营企业利用补贴提升绩效的意愿强于国有企业。

其次，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存在信号传递差异。国有企业的优势在于：一方面，国企可以低利率获取政府贷款；另一方面，其背后有国家的政策意图，企业走向和国家政策紧密联系，无需依赖政府补贴的信号传递效应。因此，政府补贴对国企的信号传递作用较小。而民营企业由市场主导，政府补贴向市场传递了政府对民企的认可和支持，从而有利于民企获取其他资源，提升企业绩效。同时，这也意味着民营企业与政府建立了某种联系，能在企业运营、投资和资源获取中维持更大的优势。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3：国有企业利用补贴提升企业绩效的效果弱于民营企业

三、 数据及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2008年至2016年上市且仍存续的公司为研究样本，执行以下筛选标准：(1)剔除金融类及房地产上市公司；(2)剔除数据缺失的公司。最后获得16343个观察值构成的面板数据。政府补贴和专利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其余财务指标来自Wind数据库。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的1%尾部数据进行Winsorize检验。本文发现，政府对上市公司的补贴力度呈逐年加大的趋势，上市公司获得大量政府补贴，且补贴明显偏向国有企业。

(二) 变量定义

1. 补贴动因指标构造

为研究补贴动因，本文需要分析政府对企业的补贴究竟来自政策性补贴还是创新补贴。参考已有文献(廖冠民和沈红波，2014；陈林和唐杨柳，2014)对政策性负担的指标构造，本文以超额雇员代表企业承受的政策性负担，具体政策性负担指标(excess)构造如下：

其中，staffi和salesi分别表示企业i的雇员数和营业收入，indstaffi和indsalesi表示公司i所在行业的平均雇员数和平均营业收入。

较多学者把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作为企业创新的产出指标(11)江轩宇：《政府放权与国有企业创新——基于地方国企金字塔结构视角的研究》，《管理世界》2016年第9期。。企业专利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发明专利是公司技术实力的核心度量指标，对新知识和新技术的需求最大，具有较高的创新程度。研发投入需要转化成研发成果，才是有价值的研发产出。因此，本文以企业已拥有的发明专利数量(inventt-1)研究企业的研发创新实力，用ln(1+获得补贴前一年已有发明专利数)衡量。政府根据企业以往的研发成果判断其未来的创新实力，从而给予创新补贴。

2. 补贴依赖指标的构造

不同规模的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存在差异。为剔除不同企业规模对政府补贴的影响，本文将企业当年获得的政府补贴额除以总股本，即单位股本对应的政府补贴额作为政府补贴(subsidy)的计量。此外，本文还采用政府补贴额/净利润来进一步衡量企业是否获得较高补贴以支撑现有的盈利水平。然而获得较高补贴的企业存在两种可能：一是企业利润为负但仍获得了补贴，此时补贴有较强的业绩调节作用；二是企业利润为正但其中补贴占比高，说明企业盈利的质量不够高，政府补贴对企业的盈利水平存在较大影响。本文认为，这两种情况下的企业都存在较强的补贴依赖。因此，本文进一步设置是否存在补贴依赖的虚拟变量(sub)，以此度量政府补贴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补贴依赖的选取标准为：当政府补贴/净利润为负或者政府补贴占净利润比重超过10%时，认为企业有补贴依赖，此时sub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3. 绩效指标

政府补贴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直接体现为对投资者回报和盈利能力的影响。净资产收益率(ROEt)衡量企业单位净资产的盈利能力。考虑到补贴对绩效的影响在短期和中长期可能存在差异，本文用企业获得补贴当年的绩效指标(ROE0)代表短期绩效，用企业获得补贴后第1～2年的绩效指标(ROE1、ROE2)衡量企业中长期绩效。

4.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公司所有制(SOE)、资产负债率(levt-1)、经营性净现金流(netcfot-1)、企业年龄(aget-1)、企业规模(lnsizet-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t-1)和高新技术企业资质(hightech)等(12)企业所有制变量SOE采用虚拟变量计量，国有企业为1，民企为0；资产负债率采用获得补贴前一年的总负债除以总资产计量；企业年龄采用成立之日至获得补贴前一年年底的时间差计量；企业规模采用获得补贴前一年的资产规模的自然对数计量；高新技术企业采用虚拟变量，当上市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时为1，否则为0；经营性净现金流采用获得补贴前一年的经营性净现金流/营业收入计量。。考虑到本文使用的是面板数据，不同年度、不同行业的公司具有异质性，在回归中控制了年度(year)和行业(industry)的固定效应，剔除样本随年份、行业不同而出现差异的影响。

(三) 模型设定

假说1认为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主要来自政策性负担，本文以超额雇员率(excesst-1)代表政策性负担，以企业在获得补贴前一年底的发明专利累计数(inventt-1)代表创新激励，构造补贴动因模型(1)。由于因变量为虚拟变量，此处采用Logit回归估计模型的相关系数。

subt=β0+β1excesst-1+β2inventt-1+β3hightech

+β4levt-1+β5aget-1+β6firstt-1+β7Insizet-1

(1)

+β8netcfot-1+β9yeart+β10industryt+ε

为构造政府补贴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的模型，本文用净资产收益率(ROEt)衡量企业绩效，解释变量为单位股本对应的补贴额(subsidy)以及补贴依赖度指标(sub)。根据假说2，本文构造如下基准模型：

ROEt=β0+β1subt+β2levt-1+β3aget-1+β4firstt-1

+β5lnsizet-1+β6netcfot-1+β7yeart+β8industryt+ε

(2)

+β4aget-1+β5firstt-1+β6lnsizei-1+β7netcfot-1

(3)

+β8yeart+β9industryt+ε

其中，t=0，1，2。当解释变量为虚拟变量sub时，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参数估计；解释变量为连续变量subsidy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参数估计；二次项subsidy2用来体现补贴金额的适度性。

根据假说3，国企因为承担了更多的政策性负担，同时存在资源冗余问题，利用补贴提升绩效的动力不足，往往难以实现补贴的高效利用。而民营企业由于缺乏资源和资金，迫切需要获得政府补贴的支持，也有更强的提升绩效的动机；并且，民营企业利用政府补贴获取资源，这向外界释放了积极的信号。因此，两类企业获得补贴的路径和效果应该存在差异。为验证假说3，分别加入产权性质和补贴依赖/强度的交叉项，构造如下模型：

ROEt=β0+β1subt+β2SOE×subt+β3levt-1+

β4aget-1+β5firstt-1+β6lnsizet-1+β7netcfo(t-1)+

β8yeart+β9industryt+ε

(4)

ROEt=β0+β1susidyt+β2SOE×subsidyt+

β3levt-1+β4aget-1+β5firstt-1+

(5)

β6lnsizet-1+β7netcfot-1+β8yeart+β9industryt+ε

其中，t=0，1，2。由于模型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即究竟是政府补贴激励了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还是研发实力强的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补贴？为避免样本自选择问题，本文采用变量替换和倾向匹配评分法进行后续稳健性检验。

四、 政府补贴动因与经济后果的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全样本及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变量基本统计特征表明，在获得政府补贴的当年，ROE均值为6.851%；平均补贴强度为0.047%，A股上市公司补贴均值为4924万元。但是，民营企业的ROE均值大于国有企业，具有更强的盈利能力。在政府补贴的获取水平上，国有企业获得的补贴金额平均来看高于民营企业，达到8238万元，民营企业平均仅获得补贴2021万元；从补贴强度来看，国有企业补贴强度的平均数0.054%高于民营企业补贴强度的平均数0.042%，这与政府补贴向国有企业倾斜的观点相一致(13)V. Z. Chen, J. Li, D.M. Shapiro, and X. Zhang,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Innovation: An Emerging Market Perspectiv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31 (2012): 1-24.。

(二) 政府补贴动因研究

从表1可以看出，上市公司获得补贴的动因主要来自政策性负担。从全样本来看，政策性负担(excesst-1)的系数为0.064，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企业承受的政策性负担越多，政府给予的补贴越多。从分样本数据来看，对民企而言，政策性负担(excesst-1)和创新激励(inventt-1)的系数分别是0.090和0.046，显著为正(分别在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上)，表明民营企业既有政策性补贴又有创新性补贴。由此可见，对有较多研发创新活动的民营企业，政府给予补贴以支持其研发投入；而由于政策性负担导致民企的超额冗员和负面业绩影响，政府会给予政策性补贴。与之不同的是，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补贴主要因其承担了较多的社会责任，为保证国企维持社会就业、实现社会责任和国家战略目标而补贴，与其自身的创新能力并无显著关系。因此，从补贴动因的差异来看，民营企业除了因为承担社会责任而获得政策性补贴之外，还依靠其创新能力获取政府补贴；而国有企业获得补贴主要源于政策性负担而非对创新活动的激励。上述发现与本文的假说1相一致。

表1 企业补贴动因的实证结果

(三) 政府补贴与企业经营绩效

虽然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获得了政府补贴，但是利用效果不尽如人意。整体而言，企业在获得依赖性补贴后并没有提升自身绩效。随机效应模型显示，企业获得补贴的当年及之后的1-2年，依赖性补贴(sub)对绩效的影响在1%水平上均显著为负(14)政府补贴和企业绩效ROE的结果表明，依赖性补贴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负面的。具体而言，sub每提升1%，ROE0减少8.676%，ROE1减少4.490%，ROE2减少1.949%。。从而表明：不恰当的政府补贴对企业的长期与短期绩效的影响均为负，这显然与产业政策促进企业绩效增长的初衷背道而驰，即政府希望利用补贴扶持企业发展，但并不希望企业失去创造价值的能力。本文对政府补贴的这种负面效应进行了二次函数的模型分析，实证检验发现补贴的平方项(subsidy2)对应的系数显著为负，这同样说明恰当的政府补贴能在短期内促进企业绩效的增长，而过多的补贴会形成负面影响(15)对政府补贴、补贴的平方变量与企业绩效的固定效应模型显示，subsidy系数为14.024，在获得补贴当年显著为正(P<0.01)，但其平方项(subsidy2)系数显著为负(系数=-4.443，P<0.01)。。假说2也得到了验证。

(四) 国企与民企的差异性研究

不同所有制企业在获得补贴后绩效差异的实证结果需要进行分样本检验。随机效应模型显示，交叉项SOEsub系数显著为负(P<0.01)，说明国企并未在依赖性补贴的激励下改善公司绩效，反而对绩效的负面影响更甚于民营企业(16)具体而言，在获得补贴当年及之后的1-2年，SOEsub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系数分别为-2.601、-1.980和-1.214)。。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显示，在获得补贴后一年，SOEsubsidy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对国企补贴的使用效率弱于民企。实证结果基本验证了假说3，即国有企业利用政府补贴提升企业绩效的效果弱于民营企业。

(五)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调整补贴依赖值标准，依次构造sub2、sub3。其中，sub2的选取标准为：当政府补贴/净利润为负或者政府补贴占净利润比重超过15%时，认为企业有补贴依赖，此时sub2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sub3的选取标准为：当政府补贴/净利润为负或者政府补贴占净利润比重超过12%时，认为企业有补贴依赖，此时sub3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我们发现，调整补贴依赖值标准后，假说1的实证结果仍然稳健。

此外，本文使用公司总资产收益率(ROA)替代前文的企业经营绩效指标(ROE)。政府补贴对企业绩效(ROA)影响的实证检验发现，依赖性补贴对补贴当年及之后两年的ROA影响均为负，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在获得补贴当年及后1年，SOEsub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国企的补贴效果显著弱于民企。假说2的实证结果稳健，结论依然成立。

为避免样本自选择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匹配评分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处理内生性问题。PSM方法可用来比较企业在获得政府补贴前后公司绩效的差异。首先，需要找到影响企业获得补贴的协变量，当政府补贴/净利润为负或者政府补贴占净利润比重超过10%时，认为企业有补贴依赖，赋值为1，表示公司获得较高补贴；0表示公司获得的补贴较低。采用logit模型估计样本得分，逻辑回归的协变量包括企业属性(SOE)、高新技术资质(hightech)、资产负债率(lev)、企业年龄(age)、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和企业规模(lnsize)。其次，根据倾向得分，进行均衡性检验。本文发现处理组和对照组匹配后是均衡的。最后，要计算处理组和对照组匹配后的结果变量的均值，并得出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简称ATT)。由于处理组和对照组实现了协变量的控制，两组样本如出现结果变量的显著差异，则视为由处理变量的不同所带来的，即是否获得高补贴这个处理变量影响了公司的未来绩效。本文考虑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绩效ROA和ROE的平均处理效应，实证检验发现，在考虑样本自选择问题后，具有补贴依赖的上市公司，其经营绩效反而更差。高补贴并不能带来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这与前文实证分析吻合，确保了研究的可信度。

五、 研究结论和建议

作为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政策工具，政府补贴在我国长期执行且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补贴政策的引导效应是否有效，现有政府补贴政策是否需要调整，这些疑问还需要深入检验。本文以2008～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上市公司的补贴动因及补贴与经营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府补贴的动因和“激励”效应与企业的产权性质密切相关，虽然从总体上看政府补贴的动因来自政策性负担，但民企还因为研发创新而获得政府补贴；此外，需要考虑补贴金额是否适度的问题，过多的补贴会适得其反，导致企业陷入“补贴依赖症”，只有适当的政府补贴才能提升企业绩效；最后，本文发现国企的补贴总体效率低于民营企业。这些结论对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在微观企业创新活动中的作用具有重要价值。针对本文的研究结论，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政府补贴的关键在于提高补贴的效率。在当前我国现有的产业政策中，政府补贴力度和规模都已较大，后续对产业政策的调整应重在改善补贴的结构，提升补贴经费的使用效率。政府补贴能够为企业提供资金，成为企业提升短期绩效的重要渠道，但部分缺乏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企业利用补贴进行寻租，政府补贴反而造成其无法实现未来高质量绩效，这一新矛盾构成对政府补贴的最主要挑战。粗糙而不加管理的财政补贴会带来较多问题，如对光伏行业的补贴导致产能过剩、不少公司存在骗取补贴的行径、公司依赖财政补贴扭亏等。提高政府补贴的使用效率才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而提高效率的前提是正确判断补贴企业的原因，杜绝依赖性补贴，做到“精准补贴”。未来，政府需要加大创新补贴的力度，提升创新补贴所占比重，减少对某些行业的无效补贴。此外，政府需要加强对补贴资格和使用过程的监管，规范创新补贴的发放形式，避免出现错误补贴和“骗补”的问题。另外，企业发展存在生命周期，政府补贴应适时、适度，补贴应主要为发展初期的企业提供技术创新激励，对已发展壮大的企业进行补贴则容易陷入产能过剩的困境。

第二，剥离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还原国有企业的真实绩效。部分有竞争力的国企因政策性负担而产生亏损，但国有企业的亏损不一定来自“历史包袱”，政府对企业承受政策性负担而补贴容易产生寻租现象，造成国企经营效率低下的问题。后续财政补贴政策制定需对症下药，国家需要减轻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硬化预算约束指标，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不断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

第三，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的财政补贴应该以研发效率为导向，对研发效率高的企业进行精准补贴。民营企业在金融市场受到差别对待，融资成本和融资难度较国有企业更大，但他们直面市场竞争，有更敏锐的商业嗅觉和较强的发展壮大企业的意愿。如果政府补贴能适时帮助企业，降低研发投入的费用和门槛，将有效提升市场主体的活力。具体来看，未来的财政补贴政策需要向研发动力强、研发资金需求大的民营企业适当倾斜，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通过科技创新实现经济转型的目标。

第四，加大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力度。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某些国有企业处于“僵尸”状态，即经营效率低下、过度依赖政府补贴。对于这种存在补贴依赖的国企，越补贴其业绩越差，我国急需对这些国企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国企业绩亏损不一定是由政策性负担产生，其本身的经营效率和专业度有待提升。引入战略投资者，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发挥战略投资者的“鲶鱼效应”，引入专业团队，进行专业管理，激发国有企业活力，盘活国有资产，提升国企经营效率，实现国有资本和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

第五，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补贴力度。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恰当的补贴能提高企业绩效。政府补贴是产业政策的重要抓手，可以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动力。当前中国经济进入发展新周期，为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创新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决定了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的高度和综合国力，而在这一充满风险与机会的产业领域进行创新补贴，是助推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科研需求大、投资门槛高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补贴如同“雪中送炭”，可发挥对产业创新的引领效应；补贴所带来的研发投入、创新产出是公司绩效的长久保障，也是国家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的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