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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江中游楚雄地区史前考古发现与反思

2020-12-11李培聪贾溪涛

攀枝花学院学报 2020年6期
关键词:新石器楚雄遗存

李培聪,贾溪涛

(1.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2.昆明市博物馆,云南 昆明 650041)

楚雄彝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中部偏北,地跨2413′~2630′N,10043′~10232′E之间。云贵高原中部偏西的滇中高原的主体部位。金沙江在州境内干流全长约151千米,有渔泡江、万马河、蜻蛉河、龙川江和猛果河等5条主要南北向支流,流域面积17060.8平方千米,涉及除双柏县外的9个县市,流域面积约占全州国土面积的60%。金沙江楚雄地区的史前考古工作在云南省起步算是比较早的,到目前为止,经过几代文物工作者辛勤努力和付出,从中新世晚期的“禄丰古猿”到其后的旧石器、中石器、新石器、青铜时代考古均取得了较为可喜的成果,对其史前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和反思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厘清当地古代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面貌。

一、禄丰古猿的发现开创了金沙江中游楚雄地区史前考古的序幕

关于宇宙的起源、人类家园地球的起源、地球上生命的起源和人类自身的起源,长期以来一直是科学界的重大研究课题,尤其是人类从何种猿类进化演变而来和现代人的直接祖先是哪种古人类,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1]1。随着古猿化石及其地层伴出的相关动植物群化石等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丰富了研究人类起源的理论支撑。自禄丰古猿和元谋古猿化石的发现,中国人类起源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它们以丰富的材料充分表明,金沙江中游楚雄地区应该是人类发源地之一[2]46-49。

迄今为止,楚雄州共有2个县市,5个地点发现了古猿化石。他们分别为禄丰县石灰坝、元谋县小河、竹棚、雷老和房背梁子。这些地点发现的古猿,生存年代为中新世,他们具有相近的特征和性质,应该是同一个演化系统的古猿,与世界其他地区发现的中新世古猿差异明显。学术界将其定名为禄丰古猿[1]3。禄丰古猿的发现开创了金沙江中游楚雄地区史前考古的序幕。

(一)禄丰古猿化石

1975年,禄丰县文化馆在该县石灰坝村小煤窑发现一枚似人的牙齿化石,经云南省博物馆初步鉴定为古猿牙齿,随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再次到该地点调查,发现了一具完整的古猿下颌骨。这个发现使中国古人类学界十分振奋,于是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在此展开。短短几年间进行了10次发掘,共发掘出土了3个古猿头骨、近百件上下颌骨、肩胛骨、肢骨及近2000枚古猿牙齿化石,使该地点成为世界古猿化石最为丰富的地点。1987年,吴汝康院士把禄丰的古猿修订为“禄丰古猿属”。正式把禄丰古猿化分成一个单独类型,从而和其他古猿区分开来。根据与禄丰古猿共生的动物的生存时代判断。禄丰哺乳动物群有83个属100个种,时代为距今700万年至800万年[3]46-49。

(二)元谋古猿化石

1986年10月,首次在元谋县物茂乡竹棚村豹子洞箐发现。1986年11月~1987年3月间,云南省地质科学研究所在该地共采集到古猿牙齿化石53枚,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一件上颌骨标本,上面带有5枚牙齿化石。1987年3月~1990年3月,先后又进行了长达3年的4次正式发掘。特别是1988年进行的第二次发掘,在蝴蝶梁子发掘出1具人猿超科头骨化石,填补了我国上新世地层中无此类头骨化石的空白,在我国古猿古人类研究中具有重大科学意义。

1998年~2003年,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攀登”计划列入了《早期人类起源及环境背景的研究》课题,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承担的子课题《云南古猿、古人类化石及环境背景的调查、发掘、研究》进行了一系列的田野考古和科研工作。获得了大量珍贵的古猿化石资料。其中,在雷老发现的一件下颌骨被评为2000年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十大新闻。在元谋古猿发现至今30多年时间内,我国科学界对元谋古猿的种属认定、年代判断经过了许多探索与研究,并不断出现新认识。元谋古猿正式名称为“蝴蝶禄丰古猿”。生存年代定在距今900万年~1700万年间[3]46-49。

二、元谋人的发现,揭开了中国古人类史上新的一页

旧石器时代早期是人类历史的开端,也是人类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金沙江中游楚雄地区发现的元谋人牙齿化石是迄今我国科学发掘的最早的人类化石,他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以致云南被公认为探索地球生命起源、人类起源和进化的“神圣之域”,是开展探求地球奥秘和文化寻根的“宝地”[4]17-20。1965年发现的这两颗牙齿化石,后经专家研究鉴定,认为基本形态可以与北京人同类牙齿相比较,定为直立人种中的一个亚种,以发现这一化石产地的元谋县命名,定名为直立人元谋种,简称“元谋直立人”。这是我国首次在早更新世地层中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其年代距今约170万年左右。同时在地层内伴出有6件石器。随后在小横山、四家村、新村、下棋柳、火车站、老鸦塘、年肩包、石龙箐、大那乌、老城、下棋柳、哨房梁子、老鸦塘、那猛渴等地点也发现了同一时代的石器。1984年,我国科学家又在上那蚌郭家包发现很可能代表少年女性个体的胫骨化石一段[5]27-29。

与元谋人化石伴出的遗物除了石器外,还有带有人工痕迹的动物骨片,大量的哺乳动物骨骼化石以及可能为人工用火的炭屑和烧骨等。元谋人的发现,关系到人类起源的重大课题,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它的发现,将中国史前文化的开端时间向前推进了100万年,以上考古学证据表明,云南应该是人类起源地之一。金沙江中游楚雄地区也应该是人类起源中心地之一[1]21。

三、元谋盆地中石器时代遗址群——云南存在中石器时代的有力考古学证据

大约距今1.2万年左右,更新世结束,全新世开始,旧石器时代开始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有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称为“中石器时代”,有的文献称之为“冰后期”或“后旧石器时代”。随着我国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和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学术界对“中石器时代”的存在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越来越多。根据目前云南发现的昆明大板桥遗址、野猫洞遗址、小石坝遗址、元谋大那乌及保山塘子沟遗址出土器物分析,云南应该存在中石器时代文化[1]94。金沙江中游楚雄地区目前发现的中石器遗存有分布在云南元谋盆地的牛肩包地点、石龙箐地点、大那乌地点、老城地点、下棋柳地点、哨房梁子地点、老鸦塘地点、那猛渴地点等八个遗址,其中以大那乌遗址为代表。这些遗址制作石器的石料有脉石英、各种颜色的石英岩及少量质地致密的硅质岩,如燧石、玛瑙等,原料主要是砾石。石器分细小石器和石片石器,同时发现有石砧、石锤、较多破碎小石块、石片及石屑等。细小石器包括多面石核、锥状石核、柱状石核、扇形石核刮器、石片、尖状器、雕刻器、刮削器、圆盘状刮器、圆头刮器、辐刀等。这些石器,采用砸击法和间接剥片法加工,多单面加工,有的有修理台面。小石片的制取剥离面圆隆而没有明显的半椎体,宽的石片多带有两极石片的特点[1]92。

四、东亚大陆“X”形文化传播带的交汇区的元谋大墩子类型新时代晚期文化

大约在一万年前,我国已进入新石器时代,但是云南史前文化是“超前滞后”的。目前云南尚未发现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遗址或墓葬,云南何时进入新石器时代尚待新的考古发现和进一步的研究。目前金沙江中游楚雄地区也尚未发现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遗址,发现的遗址均为云南新石器时代晚期八大类型之一的“元谋大墩子类型”。目前已知的遗址和墓地有元谋县龙街、张二村、下马应登、马大海、下棋柳、磨盘山、物茂、波亨那舅山、屯子山小山、磨盘山,永仁县菜园子、永定、维的、杨家山、楼梯田,武定县田心,禄劝县阿巧,南华县孙家屯,禄丰县十八犁田、火车站,姚安县方家屯、蔡家坟等[1]116。

其中以元谋大墩子和永仁菜园子遗址为代表。该类型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有房址、灶坑、祭祀坑、灰坑、窖穴、沟、沟槽、活动面和墓葬等遗迹。房址分为两类,一类半地穴式;另一类为地面起建的沟槽加柱洞式或柱洞式,数量上以后者居多,第二类平面形状多呈长方形或方形,圆形较少。部分窖穴里发现有灰白色的禾草类叶子和谷壳粉末。有的灰坑发现的部分陶罐内,发现大量的稻谷炭化物。在部分遗址的地层中也采集到少量的炭化稻谷。元谋大墩子发现的建筑居址在地层上有早晚之分,晚期房屋有的建筑在早期房屋废墟上。

金沙江中游楚雄地区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晚期的墓葬类型在云贵高原地区是最为丰富的,有石构墓、竖穴土坑墓和瓮棺墓三种类型,其中以石构墓最具特色。该区域的陶器多为夹砂陶,其中夹砂灰褐陶最多,约占80%,其余为夹砂橙黄陶、夹砂红陶。均为手制,火候不均。器形以为研究增加金沙江中游楚雄地区史前文化增加了资料[6]105-108。

另外,在永仁县境内的金沙江支流白马河中游的永兴发现了1处新石器时代的岩画。该处岩画点为目前金沙江中游楚雄地区首次发现,由于后期侵蚀,岩画脱落比较严重。目前只能依稀辨认出有手掌印、勾画简单的人物图像、不完整的牛的图像及小部分不连续的带状线条,同时在岩点附近发现了新石器。该处岩画点填补了金沙江中游楚雄地区史前岩画的空白,

五、以铜鼓和羊角编钟为代表的滇中地区古国青铜文化

金沙江中游楚雄地区是云南青铜文化的重要分布区,由于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它既是滇池地区与滇西地区的中间地带,也是文献所记载的汉武帝所置的益州和越嶲郡两郡以及西南夷中“昆明人”和“滇人”的交界地带。又是东亚大陆“X”形文化传播带的交汇区,是各种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从已有的材料看,该区域的青铜文化遗存分布在金沙江各支流及其周围地区,目前发现的较为典型的遗存有楚雄市万家坝、张家屯、大海波;牟定县琅井;禄丰县甸尾;姚安县营盘山、新街等墓地[1]335。由于目前遗址的缺乏,该区域的青铜文化更多通过墓葬来表现,其中以万家坝墓地最为典型,该墓地目前已知的79座墓竖穴土坑墓,可以大致分为两种类型,可以分为4个等级。一类31座墓不仅墓葬面积较小,没有木棺,而且随葬品器类非常简单、数量也很少。青铜器主要为剑、矛、镦和少量的戈、臂甲。二类墓34座墓中有M1、M23等大型墓13座。均位于所发掘区的中部,小墓分布在大墓的两侧。面积在十几平方米左右。多数有棺,分有盖复合棺、有盖独木棺和无盖棺。棺下有垫木,两侧有边桩,墓室一端有头箱。与小型墓差别较大。特别是M1除出土很多随葬品外,还出土1面铜鼓和6件编钟。6件编钟形制相同,大小不同。M23也出土很多随葬品,还出土4面铜鼓,两两相对。这些大墓出土的青铜器数量占墓地所出土的青铜器总数的一半以上。墓地所出土铜鼓、羊角编钟一类的大型铜器不仅是乐器,它还具有礼器和祭器的功能,是社会上层人物通过控制祭祀权来控制普通民众的工具。M1、M23等有铜鼓、编钟的随葬的墓主则显示他拥有祭祀大权,表明墓主应该是古国的首领。万家坝墓地所代表的社会已经进入了古国时代的范畴。

另外近年来为了配合金沙江中游水电站建设项目,云南省文物部门对楚雄州境内的武定县江西坟、白马口、新村、以鸡嘎、长田,元谋县腊甸和丙弄丙洪等7处遗址[7]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这些遗址不仅发现了大量的建筑居址,还发现了数以百计的墓葬,墓葬类型包括石构墓和竖穴土坑墓。有的遗址从新石器晚期一直延续到青铜时代。这些新资料不仅填补了该区域青铜文化遗存中聚落遗址缺失的空白,为复原当时的社会面貌和生业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六、金沙江中游楚雄地区史前考古的几点思考

在上文中,笔者轮廓式的梳理了金沙江中游楚雄地区史前考古遗存的发现历程,可以看出伴随着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金沙江中游楚雄地区的考古事业取得了飞速发展,特别是武定江西坟、白马口、新村、以鸡嘎、长田,元谋腊甸和丙弄丙洪等遗址的发现,填补了金沙江中游楚雄段青铜文化遗存中聚落遗址缺失的空白,为我们初步构建起该区域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的考古学序列提供了可能。但是具体到考古学研究上,笔者觉得目前还有一些问题要引起注意。

(一)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考古遗存缺失的现状将长期存在,这将严重制约我们对金沙江中游楚雄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整体认识

云南高原史前考古文化是“超前滞后”的。目前云南高原尚未发现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遗址或墓葬,云南何时进入新石器时代尚待新的考古发现和进一步的研究。这对于正确认识金沙江中游楚雄地区新石器考古学文化起源及文化间变迁模式产生很大的阻碍。虽然,产生这种情况的客观原因很多,但是需要我们对该区域进行系统的考古工作,特别是开展系统的流域考古工作。近年来的配合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的基建考古工作,已经开展环境考古、动植物考古、体质人类学、DNA考古等多学科合作研究,为我们日后在金沙江中游地区开展考古工作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从目前已知的考古资料,不论是新石器时代还是青铜时代金沙江中游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周邻地区。囿于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多为调查资料,经过科学考古发掘的较少,而且发掘有限,虽然近年来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发掘的考古遗存目前资料尚未在整理之中。所以我们对其的认识多处于模糊状态。

(二)从事该区域考古研究时应当考虑到这一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埋藏特点

本区域是横断山区向云贵高原过渡的地带,由一系列的峡谷、湖盆和山岭相间组成,延绵几十千米或者上百千米。由西向东,地势起伏越来越小,大小山间盆地镶嵌于山谷间,大小支流随山势由南或由北流入金沙江。海拔变化较大,海拔在900~4000米之间。地貌以陡坡山地和山间盆地为主。陡坡山地,由于坡度大,缺乏大块的平整土地,人们的活动范围非常狭窄,表现在考古学上为较为常见的墓葬遗存的“窝点状”分布,没有发现大型聚落遗址和中心墓地。山间盆地因为高山环抱,地貌破碎封闭,虽然有一定深度的文化堆积,但目前发现的都是小型遗址,不具备典型性。

由于其独特的地貌特征,形成了其独特的气候,垂直立体气候随海拔的升高而气温逐渐减低。表现出河谷坝区温热,半山区温凉,山区寒冷的特点。干湿季分明,降雨主要集中在夏秋两季。年温差小,日温差大。由于都处于季风气候带上,加之降水充足。深林覆盖率高,动、植物种类繁多。所以史前时期在该区域发现大量半地穴式房址就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反思,在没有环境考古证据的支持下,我们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时尤其要审慎细心,否则会遗漏某些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使工作本身不完善。同时我们也得更加关注墓葬与遗址之间的关系,目前该区域的考古遗存以墓葬为主,遗址较少。梳理早期考古资料我们不难发现,墓地与遗址的关系是早期二者同处一地,随着时代发展,二者逐渐剥离,但是相互之间的距离不会太远。要想构建金沙江中游的考古学文化系列就要求我们在以后的考古工作中发现更多的遗址,进而建立可靠准确的年代框架和年代序列

(三)研究过程中应考虑到遗存已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使得这一地区的考古遗存多已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这种破坏既有来自自然力作用的,也有来自人为作用的,而由自然力作用产生的破坏尤其严重。山高坡陡,干湿分明,土壤的强酸性,强峡谷风、强日照、会使会使考古遗存裸露在地表,遭受自然侵蚀。同时晚期堆积内也混入大量早期遗物,不同时期的遗存混杂在一起。这种由自然力作用产生的遗物混杂非常不利于考古学研究的开展。随着近年来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的基建考古的发现来看,早期我们将绝大多数在该区域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构墓,应该归入青铜时代早期,我们不能简单的以未发现青铜器,而墓葬中出土的器物以陶器和石器为主,就将其界定为新石器时代,要以更加科学谨慎的态度来对待。

总之我们在以后要更加仔细和认真的做好考古发掘和基础研究,提升考古发掘工作质量。要把我们对该区域的研究置于金沙江文化甚至西南考古的大的框架之内,建立可靠准确的年代框架和年代序列。我们应该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基本方法构建该区域史前文化发展谱的同时,更宽广、更深入、更系统地拓展金沙江文化的研究领域。目前我们对这一区域的研究仍然处于初始阶段,如果日后我们以更加开放的眼光和更加包容的心态,对其进行综合、系统、长期深入的研究,一定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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