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芳，周 炜

(深圳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1)

一、委婉语概说

(一)委婉语的产生

委婉语由原始禁忌发展而来，是禁忌在语言上的体现，它源于早期人类对自然界的惧怕恐惧心理与避免受到伤害的自我保护愿望。人们对凶祸不吉事物与污秽不洁事物的委婉表达从其产生上来说是说话人为规避灾祸而自我约束的结果，并非他人逼迫。但实际上，在小孩成长过程中，倘若触及禁忌，长辈听到后会及时纠正，因此，从传播以及传承的角度而言，委婉语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自发行为，只有最开始一批人意识到应当避免直呼某种事物的名称以免对自身造成不良影响时，委婉语才是自发自觉的。早期人们将语言符号等同于符号所指代的事物本身，认为在谈论某一禁忌物时触及到语言符号便等同于冒犯了禁忌事物本身。而由于汉语声韵调组合有限，同音字较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语言禁忌的泛滥，生活中的一些事物名称可能与凶祸灾难等不吉事件同音，相同或相近的语音建立了二者之间的联系。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具有任意性，因此即便某一语言符号原本与禁忌事物毫无关联，人们也会因为语音的相似性进而产生一系列的联想，连同禁忌语的同音或谐音字也要进行回避。因此为了避免直呼事物名称，人们选择对语言符号进行一定的改动，在符号与所指之间设置一定的障碍，淡化二者之间的联系，以免在思维过程中将禁忌事物与话语所指事物直接联系起来以至触犯禁忌。

(二)委婉语的特点

1.时代性

委婉语所指称的事物具有时代性，特定时代对特定的事物有所避讳，随着时代发展，政治、经济等因素的改变，某一事物消亡或已无需避讳这一事物，用来指称这一事物的委婉语也随之消失，如作为中国封建时期等级特权产物的君王避讳。同时，一些委婉语也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产生，如生理缺陷类委婉语是现代文明礼仪社会人民素质化的产物。此外，委婉语自身也具有时代性，由于委婉语由社会约定俗成，随着委婉语使用频率的增加，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距离逐渐缩小，规约化程度增大，委婉语与指称事物之间的联系逐渐清晰，委婉语变得不再模糊隐曲，甚至会进一步演变成禁忌语，这时往往需要新的委婉语来指称这一需要禁忌的事物。因此，委婉语是不断演变发展的，不同时期对同一事物的委婉语是不同的。

2.地域性

即使处于同一个民族背景，不同地区由于地理环境、风俗习惯、语言的语音结构及人物心理等方面的差异，拥有或多或少区别于其他地区的具有地域特色的委婉语。例如粤方言区“吉屋出租”，意为空屋出租，但由于“空”与“凶”同音，“凶屋”不吉利，因此选用其反义，构成吉祥语以取吉利，而其他地区则没有这一禁忌。四川地区的委婉语也同当地风俗与语言特点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汉民族惧“虎”，对其多有避讳，但由于四川多地不区分[f]与[x]，因此连同读为[fu]的一些事物也不直呼其名，例如“斧头”，成都等地称其为“毛铁”，绵阳等地称其为“开山儿”，乐至等地称其为“猫儿头”[1]210，可见，不同地区对同一禁忌事物采取的避讳方式也不尽相同。

3.民族性

不同民族的发展历史、宗教习俗及人民的价值观念与心理特征导致不同民族对不同事物的态度及禁忌原因、程度不同。《说文》中曾提及益州人忌讳以“肥”形容他人，以“”代替“肥”的说法，益州即今天的四川成都。而回族禁食猪肉，连同用来形容猪的“肥”也要避讳，不能用其形容其他动物，其避讳原因显然有别于《说文》中记载的成都人对“肥”的禁忌。

二、四川方言中委婉语的类型

从人类心理与委婉语的发展演变的关系看，由于生产力以及认知能力的限制，原始时期禁忌对象大多是自然界的自然现象、猛兽等一系列令他们惧怕的事物。由此生成的委婉语大多出于原始人民趋吉避凶的心理。而随着历史的演进，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人类认知水平与文明程度渐趋提升，出于对他人的礼貌与尊重以及自身的廉耻心，产生了避俗求雅的需求，因此禁忌的内容也逐渐扩大到人类生理器官、生理现象、生理缺陷等方面。

本文根据人的心理与目的，参考黄尚军《四川方言与民俗》、缪树晟《四川方言词语汇释》、曹小云《跻春台词语研究》中整理的四川方言委婉语语料，结合自己调查得来的材料，将四川方言委婉语分为趋吉避凶类和避俗求雅两大类，并细分为如下几类：

(一)趋吉避凶类

1.死亡与殡葬

死亡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惧怕的事物，人们认为谈及与死亡及与之相关的事物便会拉近自己与死亡的距离，避之不及，因此为了避免直言死亡，历代人民创造出一系列的死亡委婉语，如人们认为人死后去地府，将地府称为“黄粱”，因此将死婉称为“赴黄粱”、“丧黄粱”、“入黄粱”[2]96、或婉称为“过命”[2]88、“倒头”；将病人病逝婉称为“杀角”、“煞角”[1]116；将小孩夭折称为“丢”。

人死后的丧葬过程也有一系列的禁忌以及随之产生的委婉语。如称人死后穿的衣服为“寿衣”、“老衣”；将报丧称为“下报单”、“报信”；将最次等的劣质薄板棺材称为“火匣子”[3]108；将钱纸称为“袱子”[3]76；给刚死的人烧纸钱称为“倒头纸”；将祭品称为“刀头”[2]44；将墓穴称为“金井”，并衍生出“打金井”、“贺金井”、“守金井”、“烧金井”[1]81等丧葬习俗委婉语。

2.凶难与灾祸

灾祸也是人们极力避免的，认为一旦谈及便会给自己带来厄运，不得不提及时，往往换以委婉的说法来表达。如将失火称为“扯红旗”[2]25；忌“霉”，同音的“媒”也避讳，将媒婆称为“红叶”[2]95，做媒称为“做红”，将鬼称为“二五子”[2]62。

一些特定的行业由于行业性质较为危险，易发生意外，因此在语言上往往有诸多忌讳。如船家忌“翻”，将其称为“张面”[1]213，称帆布为“抹布”[1]213、帆为“布篷”、“布条”[1]177，称饭为“粉子”，吃饭为“炒粉子”[1]213；忌“误”，将雾称为“罩子”[1]213；忌“晚”，称碗为“莲花子”[1]213，有些词语会渐渐被大众接受，由行业内部的委婉语发展为方言的常用词，如出于对“沉”的忌讳而将称盛饭称为“添饭”[1]213，“添饭”一词的使用已不局限于船家这一特定的职业，而早已深入每一个普通家庭。

对猛兽的畏惧促进了一系列委婉语的产生，“巴蜀地区的人们与蛇朝夕共处，对蛇由畏到敬，由敬而求亲，以致产生蛇图腾或蛇崇拜。”[1]208，四川多地将蛇称为“梭老二”[1]208，甚至避免直接称呼与“蛇”同音的“佘”这一姓氏，而换以“梭”或“老梭”来称呼佘氏。将豺狼称为“财狗”[1]212，在将令人惧怕的狼改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狗的同时，结合四川方言不区分舌尖前音[tsh]与舌尖后音[t?h]，“豺”与“财”同音，出于趋利避害的心理将“豺”换为“财”，取其吉祥富贵义。在人们印象中，狐狸为妖媚之物，往往和女性联系在一起，一旦谈及便会被妖媚女人破坏婚姻，为了婚姻生活的幸福美满，人们对此避之不谈，称狐狸为“毛狗”[3]144，但仍然保留了贬损、厌恶的感情色彩。夹江等地将豹子称为“铜钱花”[1]212，连同与“豹”同音的字也被列入了禁忌语的范围，于是将木工刨木头时使用的刨子称为“推子”[1]212，用做工时的动作来代指完成这一动作所需使用的工具。惧怕龙，连同与之同音的“笼”也要避讳，将灯笼称为“亮壳”、“泡皮”[1]207。

对老虎的恐惧心理衍生出了四川方言中一系列的委婉语，遇到“虎”便将“虎”改为与其同一科的较为弱小温顺的“猫”，如成都等地将其称为“猫猫”。也有择取老虎的一些外形特征用以指称的，如崇州在“猫”前冠以老虎的毛色，称其为“黄猫”，巴中等地称其为“大猫”，以体型特征区别于平常的猫。而由于四川多地方言不区分唇齿轻擦音[f]与舌面后清擦音[x]，因此读为[fu]的音也要避讳。例如“斧”、“腐”、“府”等。绵阳等地人们根据其用途将斧头称为“开山儿”、金堂、乐至等地沿用遇“虎”变“猫”，称斧头为“猫儿头”、彭山称为“猫儿刀”、双流称为“猫耳”、南充依据其构成元素称其为“铁脑壳”。将豆腐称为“灰毛儿”，将腐烂称为“朽了”、“水了”，将府称为“县”[1]210。

(二)避俗求雅

1.分泌与排泄

2.身体器官

性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一直被视为猥亵之物，人们一般不主动提及，往往用“锤子”、“老二”、“下半截”、“鸭儿”等婉称男阴，来进行一定程度的遮掩。同时，由于日常生活中一些常见的事物其名称可能包含与性相关的语素，因此在提及这些事物时往往换以较为含蓄委婉的说法。“日”在四川话中有粗鄙义，为了避免联想到“性”这一义项，故而将“向日葵”改称为“向耳葵”、“望红儿”、“太阳花”。因鹅卵石中含有“卵”这一语素，于是将鹅卵石称为“鹅老石”、“广耳石”、“鹅抱石”。[1]212

这一类的需要禁忌的词语通常作为委婉语的对立面——冒犯语，在争吵过程中用以羞辱贬损对方，“将人贬为男女性器官，性器关联物，贬低性能力，性侵犯威胁和侮辱”。[4]149

3.生理缺陷

出于礼貌原则，顾及听话人的感受，不伤其自尊，对其生理缺陷不直言，而采取委婉的方表达。如将只有一只眼镜或一只眼失明的人称为“边花儿”，[3]14将脸上的疮疤称为“面花”，将斜视眼的人称为“萝卜花”，均是运用美好的事物对人的掩饰缺陷短处的同时进行了美化，从语义表现类型来看，是进行了语义的扬升。[5]83

三、委婉语的生成手段

委婉语的生成手段指采取语音、词汇、语法、语用等语言手段形成的代替直陈语的、具有委婉功能的表达方式。根据对现有语料的整理归类，我们将四川方言委婉语的主要生成手段总结为以下几类：

(一)语音手段

1.谐音

采用Diener等人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 SWLS)测量情绪幸福感，该量表包含5个条目，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分数越高代表生活满意度越高(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1999)，本研究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9。

谐音是指用相同或相似的语素代替原词中寓意不好的语素。语音手段大多是采取谐音的手段，以取吉利。例如因“屎”与“始”同音，而恰好有“周而复始”一词，于是在取谐音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省略与转换，将大便、屎称为“周二”或“周而”。再如船家忌讳谈及“沉”，于是连同与之同音的姓氏“陈”也要进行避讳，而“陈”所具有的不新鲜这一义项在四川方言中读为[nian55]，与“蔫”同音且都具有不新鲜之义，因此将陈氏唤作“老蔫”。

2.异化

异化是指直接将需要避讳的词直接改读另一音。如“屄”[phi55]一词意为女阴，因此读为[phi55]的词，如“披”、“批”、“坯”等都改读为[phei55]。

3.合音

合音是指在交际中加快语速，导致部分元音或辅音脱落，不同的音节合为一个音节。如乌鸦自古被视为凶鸟，四川将乌鸦称为“老哇”，由于“乌”[u55]由一个单元音构成，“鸦”[iA55]以元音[i]开头，二者均完全有元音构成，没有辅音的介入，因此音节间的界限也不十分明显，而[i]在汉语中常常充当介音，在语流中易脱落，二字连读便成为[uA55]。

(二)词汇手段

四川方言中采用词汇手段构词的委婉语大多采用的是反义手段。由于事物本身需要禁忌或名称中含有不吉利的因素，于是取直陈语或直陈语中某一语素的反义，构成与之意义相反的全新词语，用与原词意义相反的吉祥语来指称禁忌的对象。如与死亡殡葬相关的用以盛放已逝之人尸体的棺木，用含有“长寿”义的“寿”构成新词“寿材”来进行婉指，在避免直说棺木的基础上，传达长寿的期望，同理将墓称为“寿藏”。由于“舌”与折本的“折”同音，人们认为触及这个音就会导致这一语音所指称的事件，因此四川多地将猪牛的舌头称为“脷子”、“利子”，取折本的反义盈利之义。乐至、大邑等地将其称为“赚头”、“赚子”，也是取折本的反义赚钱之义。乐山等地将猪舌称为“招财儿”，也是取反义构成吉祥语。由于语音上的联系，四川人民对特定的日期也有所避讳，如因为“十四”与“失事”同音，于是将每个月的十四日称为“太平日”[1]214以求平安顺遂。对于一些与禁忌事物同音的姓氏，人们也取其反义构成委婉表达。如忌倒霉的“霉”，于是唤梅氏人为“老喜”，取其反义以求吉利；船家忌“沉”，因此唤陈氏人作“老浮”，这显然不同于封建社会的君王姓名避讳，前者通过心理产生作用，而后者则作用于生理[6]2。

此外也存在不取反义，直接以其他词语代替触讳直陈语的情况，这种词汇手段的使用对象大多是与性相关的禁忌语。如以“那个”、“办公”指代月经，模糊禁忌事物的表达，以此达到婉转文雅的表达效果。

(三)语用手段

1.概念隐喻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通过概念隐喻生成的委婉语不同于修辞上的隐喻，修辞格属于语言表达层面，而概念隐喻并非简单的语言表达层面的问题，应当归于更深层次的思维层面。概念隐喻在人类已有知识和日常生活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两个不同域之间的系统映射，生成隐喻意义的基本条件是两个不同域的事物之间具有相似性。隐喻产生的条件必须是跨域的单向映射，同一个语义域内的映射不能称之为隐喻，如为避“猴”将猕猴桃称为“毛梨儿”，因为二者属于同一语义域——水果。而正是由于源域与目标域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表层意义与深层的需要避讳的意义之间的距离得以被拉开，委婉语与所指代事物之间的关系被模糊，达到婉转隐曲的表达效果。下面以“吃挂面”与“上吊自杀”为例，阐述概念隐喻在委婉语中的认知机制。

挂面与绳子分属不同的语义域——事物与工具，但二者在形状上极度相似，均为长条状物，且质地柔软易弯曲。而吃挂面时使用的工具——筷子属于工具，而人的脖颈属于器官，二者同样分属不同的语义域，但在形状上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均近似于圆柱体，长度大于直径，均为细长状。吃挂面这一动作行为与上吊自杀之间也存在相似性，吃挂面时用筷子夹起挂面，被挑起的一根根挂面由于筷子的支撑形成一个U型，而筷子在挂面的中间。上吊时挂在天花板上的绳子也弯曲成U型，人的脖子在绳子中间。挂面、筷子两个事物与吃挂面这一事件作为源域，形状上的近似为源域向目标域的投射提供了条件，它们被成功投射至目标域：绳子、人的脖颈、上吊自杀，由此构成概念隐喻，以吃挂面这一日常生活中平常的事件来指称上吊自杀这一与死亡相关的需要避讳的行为。

又如四川多地都将蛇称为“钱串子”、“金串子”，二者语义域不同，外形相似，均为细长状，且可弯曲成S型，基于形状上的相似，源域蛇成功投射至目标域，构成概念隐喻，同时突出“钱”、“金”，在避免直呼猛兽的同时寄寓了人民收获滚滚财富的希望。此外，四川将失火称为“扯红旗”，则是利用二者色彩上的相似性构成概念隐喻以达到隐曲的效果。

再如将大粪称为“黄金酱”，二者一方属于排泄物一方属于食物，二者分属不同的语义域，其外观上的相似性提供了由源域“黄金酱”向目标域“大粪”进行投射的条件。Lakoff认为概念隐喻兼具突显和隐藏两种功能，具体突显的是源域的部分优质特点，同时掩盖目标域其他方面的作用。在这里，源域大便中好的象征义部分：黄金、财富被突出，与此同时目标域大粪臭、恶心等不洁不雅的特点被掩盖。在概念隐喻的认知基础上，选用吉祥语来代替直露的直陈语，人们希望黄金如同大粪一样常见，传达出财源滚滚的美好希冀。

2.概念转喻

同隐喻一样，概念转喻也不同于语言表达层面的修辞格，概念转喻不同于概念隐喻之处在于概念转喻是同一个认知域内两个实体的映射，用一个语义域内的一个事物代替另一个事物，且事物之间概念关系的本质是两个实体在某些方面的邻近性而非相似性。在概念转喻中，人类的推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推理，得出词句中一个认知域内两个邻近事物之间隐含的关系。在已有的方言委婉语材料中，我们发现，相较于隐喻大多是由不同认知域事物之间形状相似建立起的投射，转喻有更加丰富的生成方式。如一系列关于动物的表达，成都将“老鼠”称为“尖嘴巴”[1]211，宜宾将“鸡”称为“长冠子”，渠县称“兔子”为“长耳朵”[1]212，均以动物的某一身体部位代动物本体，且鸡的鸡冠、兔耳都是它们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大特征，而转喻使得它们的区别特征得到突出强调，而在此之外的其他部分则被模糊淡化，以此达到间接委婉的效果。此外，还有用事物外形特征转喻事物本体，如南江等地将狗熊称为“黑娃子”[1]212，用动物的肤色代动物本身，避讳的同时突出了动物的外形特点。为了求雅将大便婉称为“臭”，大便气味臭，故用事物的气味转喻发出气味的事物本身以达到转移焦点的效果。也可用动作方式转喻事物，如投河自尽时需要纵身跃入水中，因此将投河自尽婉称为“跳水”。死者出殡亲朋需要到山上去将其安葬，因此用“上山”这一事件中涉及到的动作代出殡安葬事件本身。四川将在地上乱爬乱窜、爬、溜的动作行为称为“梭”，蛇爬行的动作也称为“梭”，因此将蛇称为“梭老二”、“梭梭”，是用蛇爬行的动作指代蛇本身。此外还可用事件发生的地点或人与动物的居住地转喻事件本身，如双流、金堂等地将猴子称为“山娃儿”[1]211便是以猴子的居住地代猴子本身。还可用事物的构成原料或用途转喻与其性质邻近的事物本身，如由于忌“虎”，于是将斧头称为“开山”、“毛铁”，人们可以通过原料或用途推理出用原料生产出产品本身或某种事物的用途。还可用地点代指事物，如将厕所称为“东城”[2]56。

在构成委婉语时，也可将隐喻与转喻相结合，构成隐转喻(metaphtonymy)。如夹江等地将豹子称为“铜钱花”，由金色圆形的铜钱映射到豹子身上的相似形状的花纹，这属于隐喻，二者属于不同的语义域。同时，以豹子身上的花纹代豹子本身，属于事物的外形特征或事物的部分转喻事物本体。

四、结语

委婉语源于人们的原始信仰与自我保护意图，人们为达到避凶或求雅的目的，因而自觉约束自己的言行，事实上这是传统观念与现代文明的交织融合。在对禁忌事物进行避讳时，四川方言更多采用的是词汇手段，或取触讳语素的反义对直陈语进行改造，或以吉祥语来进行指称，亦或直接以其他事物名称代指禁忌事物。概念隐喻与概念转喻是委婉语生成的认知基础。概念隐喻通过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间隔疏离禁忌事物与委婉表达之间的距离，弱化目标域中深层的避讳义；而概念转喻则通过同一语义域中事物的邻近性生成委婉语，如以整体代指部分、动作转喻事物、工具转指事件等，在凸显某一事物的同时弱化需要避讳的部分。语音层面上，谐音通常是导致避讳产生的根源，但随着普通话的普及，四川方言受普通话语音影响愈发深厚，年轻一辈往往难以理解四川话谐音的内涵，这种情况使得方言谐音的使用范围逐渐萎缩。同时，随着委婉语与指称事物之间的联系逐渐清晰，一些委婉语转化为禁忌语，但由于短期内缺乏新的委婉语对原委婉义进行指称，导致这一委婉义逐渐退出语言交际舞台，委婉语的生命力正经受严峻的考验。但总体上，委婉语仍旧体现着某一地区的历史、风俗、信仰，是民族民系文化的载体，具有一定的社交功能。委婉语为交际营造良好舒适的氛围，无论是在语言的演变还是实际交际中的功能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