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是这么短，遗忘是这么长读聂鲁达诗集

2020-12-10

厦门航空 2020年10期

1971年，在获得多次提名后，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终于等来了他该有的殊荣。诺贝尔奖委员会将该年度的文学奖，颁给了这位在拉美（乃至整个世界）文坛赫赫有名的老诗人。

就像世界上所有诗人一样，聂鲁达有他自己的理想。他相信会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理想国度，相信所有人都会自由、安闲地生活。只是，现实从来不遂人愿，理想越是丰满，生活越是骨感。久而久之，也就有了分裂。一方面，他是心怀世界的诗人，对平淡的人生抱有极大的热忱；另一方面，他有政治上的诉求，既看尽了生存的苦难，更同情备受压抑的普通人。

这种分裂不仅体现在身份上，也表现在作品中。诺贝尔文学奖盛赞聂鲁达的诗歌“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与梦想”，的确不是虚言。回顾聂鲁达一生的诗作，我们很容易看到两个不同的他：前期的浪漫唯美，后期的忧心世事；时而婉约，时而豪放；时而耽于情欲，时而忧虑民生。如果抛开他后期那些“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句子，只专注前期的柔情似水，或许更能触碰到聂鲁达那颗炽烈而又温柔的心。

《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出版于1924年。彼时，聂鲁达刚刚20 岁，还来不及真正触及拉美社会的阴暗面，更别提要立下大志，复苏整个南美的“命运与梦想”。他是一个孩子，半是懵懂、半是天真地面对眼前的世界，将爱情当成年轻生命中唯一的正经事。他满怀着青春期的荷尔蒙，任由自己一头扎进爱的洋流中，忘我地歌颂女人的身体，想念初恋的情人，满纸皆是“早晨充满”“所以你会听见”“我记得你往日的样子”一类深情的呼唤，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焰。

说到底，这不是一部厚重的作品，但并不妨碍它的美好与纯粹。就像标题所说，《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也是分裂的：一边是极尽欢愉的情诗，另一边是忧伤到底的悲歌，持续不断地拉扯着聂鲁达敏感的神经。集子里的第一首诗，名为《女人的身体》。诗人深情地写道，“你像一个世界，弃降般地躺着”。而他自己，则像“隧道般孤单”。可是，“像一个世界”般静静等待着青年聂鲁达的，哪里只是情人的身体，爱情何尝不是一片更为广博、更难驯服的大陆？

聂鲁达曾说，“最好的诗人就是给我们日常面包的诗人。”我们相信，他就是这样一位“最好的诗人”。无数次，他描摹寻常生活中那些易于被忽略、被遗忘的物事：书本、木头、番茄、短袜、字典、集邮册、脚踏车、地上的栗子、乡间的戏院、市场上的鲔鱼、海鸥，以及夏天。是的，夏天。用“夏天”来形容《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大约是恰当的。彼时，血气方刚的聂鲁达离开家乡，来到圣地亚哥，就像一脚迈入了人生的盛夏。

他无需理会寻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因为书本、木头、短袜、栗子、鲔鱼，一旦被爱围绕，就变得越发细腻、美好。那么爱情呢？爱情就是他的自然、他的日常、他的面包，始终源源不断地供给他成为诗人的能量。《光笼罩你》里，聂鲁达用“这遭毁烬的白昼最纯粹的继承者”来形容深陷在情欲中的女子。这是他写给初恋情人玛丽索尔的句子。他深信她就是他的整个世界，“如同所有的事物充满了我的灵魂，你从所有的事物中浮现，充满了我的灵魂”。甚至，他不惜写下誓言，昭告世界：美丽的姑娘啊，“我要像春天对待樱桃树那样地对待你”。只是，爱情再美好，也无法治愈他内心的孤寂。这个初到大城市的年轻人敏感而又忧伤，时时饱受思乡的折磨。偏偏，爱的煎熬不请自来，在他心头重重地扎上了一刀。显然，对于诗人来说，应对爱情并不像写诗那么自如，“这个残酷的游戏将归咎于你”。情人的忽冷忽热、忽远忽近，常常让他手足无措。此时的他就像一只不安的钟摆，总是在凌晨的冷寂与午后的狂热之间来回摆荡，痛并快乐着。

《沉思、缠绕的阴影》里有一个忧伤的句子：“你的出现是异国的，如同一件事物一般陌生。我沉思，在你的面前我探索我生命的广阔。任何人面前的生命，我难熬的生命。”同样，《今夜我可以写》在一片郁郁寡欢中开了场，很快就陷入了“我爱她，她不爱我”的挣扎。紧接着，伤心欲绝的聂鲁达发出痛苦的低吟，“今夜我可以写下最哀伤的诗句。去想我并不拥有她，感觉我已失去她”。最后，爱情终于还是离他远去，只留下一声叹息，“爱情太短，而遗忘太长”。

这是聂鲁达的爱之初体验，完美地阐释了那句名言，“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不是天各一方，而是我站在你的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即便如此，读者并不需要知道究竟谁才是聂鲁达的缪斯（创作女神），更不必费心去厘清诗人复杂的情感纠葛——即使多年以后，只要打开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我们仍然会被他喷涌而出的激情所感染，心甘情愿地放下所有无聊的念头，被它裹挟着，拉扯着，一直走入聂鲁达的内心深处，和他一起体会爱的欢喜与忧伤、激越或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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