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战伟 刘蒙之

【内容摘要】本文以新华社高级编辑徐勇去世之后，新华社同事、前同事，其他媒体人和社会大众对其的纪念文章为分析文本展开话语分析，认为纪念话语表现出了集体回忆，必须对有品质、有品位的新闻进行边界区隔，坚守专业媒体和职业新闻人的底线，保护传统职业新闻的边界，重塑新闻理想主义，建构专业媒体和职业新闻人的文化权威。

【关键词】集体记忆;诠释社群;边界工作;文化权威;职业偶像

一、研究緣起

重要媒体人的逝世往往会成为新闻业的“关键事件”，为新闻从业者提供一个集体言说的象征机会，以便重申或调整新闻职业的理念、规范与角色定位。①网络时代新闻职业权威受到的挑战使诸多学者开始思考新闻业的边界问题。②面对边界的失守，学者们采用文化分析的路径，选择那些具有“关键事件”（critical incidents）或“热点时刻”（hot moments）意义的案例，运用“集体记忆”与“诠释社群”的方式进行话语分析。“对重要媒体人的纪念往往成为新闻界重申其角色认同、职业理想与新闻权威的象征机会。”③国外已经有诸多相关的研究，然而国内学界的研究相对匮乏。

本文所要分析研究的是2019年11月20日，新华社国际部专特稿中心主任、高级编辑徐勇去世之后，新华社同事许杨、党琦、凌朔、刘锴，新华社前同事周轶君，《潇湘晨报》信息技术支持部原主任黄素云，《京华时报》原副总编苏宁等职业媒体人的纪念文章。④一个媒体人的离世，不仅仅是同事、朋友之间的怀念与致敬，还引发了整个媒体圈的怀念，甚至是那些不知道、不认识他的人对徐勇这样一个媒体人的致敬。这一关键事件或热点时刻发生之后，新闻人在共同体内部所发生的讨论和阐释极为丰富，为探讨话语实践提供了机会。⑤

二、关键概念与文献回顾

（一）边界工作与集体记忆的言说

对新闻从业者的纪念话语涉及新闻媒体与集体记忆，一般分为两种不同的路径。一个是研究新闻报道在建构整个社会集体记忆中的角色、功能与意义。李红涛和黄顺铭从“维基百科作为全球记忆空间”的视角出发，对“南京大屠杀”这一中文条目进行系统分析，揭示在线记忆社群如何通过协作与争夺来建构关于一起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⑥同时，运用内容分析方法，研究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日报》如何报道南京大屠杀、呈现相关的当代事件。⑦另一个路径是探讨新闻从业者如何塑造自身职业的“集体记忆”。媒体自身话语的集体记忆主要集中在“阐释社群”，集中在对职业新闻人自身角色、规范、责任的共识凝结上。作为“标杆”的“关键人物”逝世，往往成为新闻从业者通过集体记忆与话语言说塑造文化权威的特殊契机。

对优秀新闻从业者逝世的纪念，是新闻职业共同体塑造集体记忆和职业认同的重要路径。通过纪念优秀媒体人，媒体记忆向后来者召唤了那些暂时被忘却的职业理性与社会理想，⑧表达对逝世者的卓越成就及其遗产的肯定和继承，⑨重申新闻职业的理念、价值与意义，维系新闻业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为自身的文化权威加冕。⑩比如陈楚洁通过分析中国媒体人如何纪念央视原台长杨伟光，探讨媒体记忆汇总的边界区分与职业怀旧。通过对职业新闻人逝世的怀念，重塑新闻专业边界与文化权威。

由于新闻工作的自主性和权威面临着来自业内外的挑战，新闻业如何建构自身的边界业已成为西方新闻学界关心的话题。“边界工作”概念被学者们引入新闻学研究，成为分析此类现象的理论资源。“边界工作”这一概念始于社会学家托马斯·基尔因（Thomas Gieryn）的研究，指的是科学界为维护科学的专业自主性、争取科学研究投入的资源，以及维护解释自然现象的认知权威，而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进行区分（demarcation）的一套话语修辞。在法律规定和行业准入限制之外，边界工作的完成常常要借助于一系列话语策略。边界工作通常具有三种目标及相应表现：扩张（expansion）、驱逐/排斥（expulsion）、保护自主性（protection of autonomy）。即防止外部势力挑战和利用科学权威，保护与科学权威相联系的资源和特殊利益。通过怀念“好记者”“好编辑”或者“好领导”来维护职业新闻的正当性、合法性与文化权威。

由于社会化媒体出现，传统新闻边界的“城墙”被推倒，出现了坍塌空白的地方，这对传统新闻边界提出了重大的挑战。陈楚洁以“微博曝料者”纪许光在雷政富不雅视频事件中的争议表现为例，重申了“好记者”的职业边界与文化权威。”刘双庆以边界工作与场域理论为核心理论资源，探讨新闻场域中既有行动者——传统新闻社群如何通过对“今日头条”的界定与讨论，并辅以法律等手段开展边界实践，实现对后者新闻实践正当性的界定。曹林以兽爷、咪蒙、呦呦鹿鸣几起争议事件所形成的“热点时刻”为例，借助“边界工作”理论和“阐释社群”理念，分析传统精英如何以扩张、驱逐、保卫自主性的方式强化文化权威。研究发现传统新闻专业主义价值观虽然受到冲击，文化虽然受到商业资本的挑战，但仍然掌握着边界上的阐释主导权，在商业主义的统合压力下，专业主义没有退场，仍主导着既有的新闻秩序。白红义选择2013年报人将艺平退休事件作为分析对象，从集体记忆角度讨论新闻权威的塑造问题。目前，新闻生产社会学文化路径的研究主要聚焦关键时刻的重要事件、人物、媒体、平台展开边界工作的探究，而鲜有对于职业新闻人逝世的研究。

（二）阐释社群与文化权威的维护

新闻业的边界工作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诠释性的话语实践，新闻从业者是诠释边界的积极行动者，他们通过对新闻价值的追求、新闻工作文化的形成、专业伦理的树立等策略形成诠释性社区，定义其领地边界。“诠释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y）在新闻生产社会学“文化—社会”分析路径中的使用，归功于芭比·泽利泽（Barbie Zelizer）《作为诠释社群的新闻记者》一文。为了克服传统新闻学研究中职业社会学的缺陷，她提出了“诠释社群”这一概念，将整个记者职业共同体看作一个意义社群，强调共同体内部话语意义与建构的价值。

共同体的话语诠释主要集中于新闻传播工作中的“热点时刻”和“关键事件”，尤其重视作为职业共同体的新闻从业者的集体记忆，包含记者手记、纪念文章、媒体札记等。从新闻生产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芭比·泽利泽提出“诠释社群”这一概念，开辟了新闻生产社会学“文化—社会”的新的研究路径，赋予了新闻学研究新的想象力。

诠释社群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职业共同体通过诠释话语进行意义的建构与传播，追求共同体内部的职业认同与身份认同。以芭比·泽利泽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将这一理论用于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聚焦“水门事件”“肯尼迪遇刺事件”等一系列与新闻界息息相关的“关键事件”和“热点时刻”，产出了诸多丰硕的研究成果。不过，这种研究方法过于关注所谓的“关键事件”，常常忽略了新闻从业者的日常实践与生活话语，限制了“诠释社群”的适用范围与研究价值。

借用“诠释社群”这一理论资源，中国学者围绕“诠释话语”“阐释共同体”“阐释社群”“诠释社群”“话语建构”“范式修补”等相关主题，就“杨伟光逝世”“范长江”“阮玲玉”“刘煜生案”与“红蓝女记者”“纪许光微博反腐”等“热点时刻”和“关键时间”展开研究，建构专业新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重塑职业记者的文化权威。

综上所述，本文所要研究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围绕新闻“关键人物”徐勇逝世的“热点时刻”，新闻从业者通过回忆与徐勇共事的经历塑造着什么样的职业偶像？在回忆、懷念、言说的过程中，新闻从业者如何通过纪念徐勇来重塑职业新闻人的文化权威？职业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塑造了什么样的职业边界？

三、研究方法与设计

本文采取质化偏向的研究方法和文本分析、话语分析的方式。主要分析资料来自2019年11月20日新华社国际部专特稿中心主任、高级编辑徐勇去世之后，新华社同事许杨、党琦、凌朔、刘锴，新华社前同事周轶君，《潇湘晨报》信息技术支持部原主任黄素云，《京华时报》原副总编苏宁等职业媒体人的纪念文章。内容来源于专业媒体文本、微信文本、微博文本、知乎文本、媒体人朋友圈文本、网民留言等。研究者通过与事件相关的关键词，在微信、微博、知乎、百度搜索引擎等信息路径或平台展开信息搜索。

四、“无名英雄”：集体记忆、职业偶像与文化权威的建构

（一）集体回忆：人心是最好的墓碑

在此之前很多人未曾听说过徐勇其人，但是一篇篇刷屏的纪念文章让众多媒体人认识了他。人们不禁好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大众不认识、没听说过的“无名英雄”，却能够让这么多的媒体人和社会大众集体怀念和颂扬他，一篇篇悼念徐勇的文章在整个传媒圈刷屏。如同一位网友的评论所言：“并不认识徐勇，我和新华社唯一的交集是有时会路过它的南门，但这些文章写得让人感觉仿佛也见过徐勇一样。一群特别会写的人写一个特别值得写的人，力透纸背，余音绕梁。”“口碑是最好的墓碑。你的墓碑在朋友圈里越盖越高，高耸入云。缅怀你的文字，一篇，又一篇。一篇，又一篇。每一篇都刷屏，人们一起泪目。这些文章，行文都是‘你。”

1.年轻人：怀念你，就是“回忆自己的成长”

传统的新闻业界有“师傅带徒弟”的传统，很多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都是在老记者、老编辑的带领下开展新闻采访与编辑工作的学习。前辈记者、编辑用他们几十年积累的经验、教训，滋养着一批批新入行的小记者、小编辑。新闻业就是在这样一代又一代的教授者、学习者的教与学中，将职业新闻的专业能力、职业理念与百姓情怀一代代传承下来。徐勇去世之后，年轻的记者怀念他们之间的交集，进而回忆自己作为记者的成长经历，追溯自己的来路。

“你是严父，是慈母，是恩师，但这些形容你都不准确，你更像一只老母鸡，每天‘咯咯咯叨个没完，把我们都护在你翅膀底下。”（新华社党琦）

在年轻人心中，徐勇是一个长辈的形象，是一位恩师的榜样。在专业层面，他是年轻人学习的榜样，在生活层面，他是年轻人的保姆。他在工作上培养年轻人，生活上照顾年轻人。青年人以集体回忆的叙说，回溯自己的成长经历，回忆职业生涯中的导师。职业新闻的文化权威来自一篇篇专业的新闻报道，专业能力与职业精神的传递就是文化权威的传承。

2.老同志：回忆你，就是“回忆我们的过去”

对于老同志，这样的徐勇就是他们当年希望自己活成的样子，只是坚守的人也需要有可以实现坚守的环境，他们通过自己的回忆文章，叙说着一代代老新闻人的过往时代，叙说着和徐勇一样仍然抱有新闻人最初情怀的人。在一篇篇同事们的回忆文章中，大家感受到了徐勇的存在，他虽然人不在了，但是永远活在同事们的心中、生命里。

在技术浪潮的冲击之下，传统媒体遭遇多方面的冲击，“危机话语”成为职业新闻人挥之不去的“阴影”。一代代坚守“新闻理想主义”的传统新闻人，在技术、资本面前，何其弱小和无力。徐勇是老一代新闻人的一员，是“黄金时代”新闻理想主义的诠释。老一辈新闻人怀念着他们与徐勇之间共同工作的往事，回忆着自身的成长经历和新闻职业生涯，本质上是在回忆和诉说着新闻业的“黄金时代”。

（二）文化权威：面对“越轨者”应坚守自己的品位

由于新闻工作的自主性和权威面临着来自新闻业内外的严重“挑战”，新闻业如何建构自身的边界业已成为西方新闻学界关心的话题。“边界工作”概念被学者们引入新闻学研究，成为分析此类现象的理论资源。“边界工作”这一概念始于社会学家托马斯·基尔因（Thomas Gieryn）的研究，后来被引入新闻业。通过“关键事件”与“热点时刻”，维护专业媒体和职业记者的文化权威。

1.区隔：做有品质、有品位的新闻

2019年年初《甘柴劣火》一文引发传媒学界和业界的巨大争议与广泛讨论。专业媒体质疑“呦呦鹿鸣”在写作过程中存在“洗稿”嫌疑，而“呦呦鹿鸣”则为自己展开辩解。回到文本层面上，呦呦鹿鸣的文章确实采纳了大量专业媒体采访报道的新闻事实，这里面就包括新华社的报道。

大量专业媒体人，从职业规范的角度声讨呦呦鹿鸣《甘柴劣火》一文，将其定义为规则的“破坏者”和“越轨者”。与之相反，新华社作为国家通讯社，能够赢得新闻行业和社会大众的认可与信任，建立起专业、严谨和职业的文化权威，根源于该社记者和编辑们创作出来的一篇篇经得住历史和人民考验的原创新闻报道。

“有人说，今天的内容生产已经是什么样了，还要新华社这样的稿子干嘛，甚至一度把新华体当作是负面典型。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凡是拿新华体当负面的，都是文字无能者。”（《京华时报》原副总编苏宁）

现在自媒体的声音、流量都日益增大，也出现过很多具有影响力的文章，只是他们生产文章更加依赖专业媒体的新闻报道，有时会出现“洗稿”、以观点替代事实、用情绪主导文本等问题，降低了新闻内容的品质与品位。

很多人认为职业新闻人依靠传统新闻专业主义那一套规范来界定自媒体的失范，显然已经不适合今天的传播生态。职业新闻人开始反思，逐渐感受到深层次的危机，不管是在市场面前，还是在受众面前，过去的那一套标准似乎已经失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的问题。

事实上恰恰相反，越是行业处于乱象丛生的时候，我们越需要回首这个职业的历史，反思职业本身存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违背新闻专业或者内容生产的基本规范，注定是不可持续的，总会有翻船的一天。而以徐勇为代表的专业媒体人，用自己的行动坚守着职业新闻人的专业边界，维护着专业記者的文化权威。

2.保护：坚守专业媒体和职业新闻人的格调

近一段时间大量具备信源优势、信息整合能力和社会化媒体写作能力的社会化媒体，通过自身的社会化媒体平台，基于大量网络公开信息撰写的网络深度文章，在舆论场引发重大震荡。传统媒体时代单纯由大众媒体进行的议程设置，在社会化媒体时代逐渐转向一般社会化媒体和机构媒体。这些社会化媒体利用自己的各种比较优势，在舆论场进行事实整合、意见表达和议程设置。

社会化媒体的强势崛起，使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和舆论把控能力受到冲击。受限于政治束缚和所谓的专业主义，传统媒体在很多报道中难以迎合当前的阅读场景。社会化媒体天然受限制较少，可以触碰敏感议题，在文章撰写方面可以加入情绪化内容，突出迎合后真相时代公众的阅读需求。在有些相对敏感的议题方面，常常有一些社会化媒体抢先设置了议题、引发了社会关注，有时候甚至“倒逼”专业媒体的跟踪报道。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根本在于传统媒体和职业新闻人的心中忘记了新闻的意义是什么，新闻为了谁，答案就在读者、用户和百姓。

“徐勇是新华社专特稿的主任，策划、执行、编辑、撰写、审签之外，格外花心力培养采写的品位。他是一个有创见、重实际的产品经理。”（《京华时报》原副总编苏宁）

专业媒体的合法性与职业记者的文化权威主要来自于传统的政治权力和专业主义。而大众话语主导的流量主义，开始挑战专业媒体的合法性，挑战职业记者的文化权威，受众话语与专业话语产生矛盾。为什么出现矛盾与冲突，核心症结在于传统媒体和专业记者丧失了“用户本位”的基本意识。做新闻，是做给老百姓看，老百姓是新闻的用户。而很多社会化媒体却有极强的用户意识，生产受众喜欢的内容产品，甚至无底线地迎合用户。

作为专业媒体中职业新闻人的徐勇，不仅仅强调用户意识，要求大家要像一个“产品经理”一样为用户提供他们喜欢的新闻产品，而且坚守自己的品位，不是一味地迎合用户，不仅仅为用户提供他们所喜欢的新闻，还要为用户提供优质的、有价值的、有品位的新闻作品。尊重用户，提供真正对用户有价值的高质量作品，这是一个专业媒体和职业新闻人的底线，也是基本职业素养。

（三）职业偶像：理想主义与专业主义的“守夜人”

“国社风骨，新华大士。”“什么是国社？就是这样的人的集合。”“致敬！新华社。致敬！徐勇。”“纯粹的新闻人，虽当严冬，犹如夏花。”“一个令人尊敬的新闻人走啦，致敬，一路走好。”徐勇代表着新华社编辑的新闻理想主义与新闻专业主义能力，很多不认识徐勇的人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与褒奖。

1.理想主义：在默默中坚守

不同于传统媒体作为党的喉舌，主要关注主旋律和宏大命题，社会化媒体主要关注社会问题。诸多新闻事件，开始由某个社会化媒体进行议程设置，引发舆论场和社会关注，然后传统媒体、门户网站和一般社会化媒体跟进报道，“倒逼”相关部门出面治理，从而推动事件的解决。

诸如呦呦鹿鸣这样的自媒体是“搅局者”，也是“重塑者”。一方面，他们打破了传统媒体“一枝独秀”的局面，官媒不发声、慢发声的时候，会有他们及时补位。他们的呼吁形成舆论压力，“倒逼”官媒跟进。面对社会化媒体的冲击，传统媒体危机重重，作为职业新闻人的徐勇没有退缩，没有逃跑，而是选择了“坚守”。

“‘种下一团火，散作满天星，我们再次刊发回忆徐勇的文字，怀念一枚点亮新闻理想的火种……”大量的记者职业共同体的“集体记忆”“记者手记”“离职感言”将新闻理想主义浪漫化。事实上新闻理想主义不是一面虚无缥缈的旗帜，而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实践。国家通讯社从业者的新闻理想体现在记者新闻报道中的一个个细微末节之中，体现在像徐勇这样的编辑修改的每一个字符之中。

作为专业媒体的职业记者，新华社的记者与编辑们坚守最朴素的理念。什么是新闻理想主义？那就是普通百姓与社会大众的公共利益。“想着读者是真正意义上的‘劳苦大众，花几毛钱买报纸想看新闻，我只能认真。”徐勇用他的所言与所行诠释着“国社人的新闻理想主义是什么”和“什么是国社人的新闻理想主义”。

2.专业素质：专业的策划与编辑能力

社会化媒体和自媒体的兴起，对专业媒体一直坚守的新闻专业规范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极大地消解了专业媒体的文化权威。今天的新闻业到处充斥着各种所谓的“危机话语”（Crisis discourse），职业新闻人纷纷逃离传统媒体，乃至转而嘲笑那些还在坚守“专业规范”的“守夜人”。作为专业媒体人的徐勇依然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用行动诠释“什么是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专业主义是什么”。

“徐勇这样的新闻人令人敬佩！也可见国社藏龙卧虎，高手云集，正是有徐勇这样的人在，相信有他的影响，也还有很多后来人！”传统新闻的核心价值在于新闻生产的模式，新华社拥有专业、严谨、职业的编辑部，大量的一线优秀记者为编辑部源源不断地提供优质的新闻作品，具备职业记者能力的专业编辑进行统筹与加工，而徐勇就是国家通讯社专业媒体人的代表。他们用自己的一篇篇专业的新闻报道维护着专业媒体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建构着职业新闻人的文化权威。

五、结语与讨论

专业媒体的合法性来自哪里？职业记者的文化权威由谁界定？在当前的传媒生态中，专业媒体的合法性与职业记者的文化权威除了来自于传统的政治权力和专业主义之外，一个重要的力量就是大众话语主导的流量主义，开始挑战专业媒体的合法性，挑战职业记者的文化权威。在当下文化权威的话语争夺中，权力话语、市场话语和大众话语三个主体之间展开激烈的博弈与争夺。作为职业新闻人，通过集体记忆与纪念话语，不断诉说着专业媒体的新闻专业规范和职业记者的新闻理想主义，维护专业媒体与职业记者的正当性、合法性与文化权威。围绕徐勇的纪念话语首先表现出集体回忆：人心是最好的墓碑，年轻人怀念他，也是“回忆自己的成长”，老同志回忆他，也是“回忆自己的过去”;其次，职业新闻人应坚持做有品质、有品位的新闻，坚守专业媒体和职业新闻人应的底线，保护传统职业新闻的边界;最后，面对社会化媒体消解专业媒体正当性的“危机”，将徐勇塑造为专业主义的“守夜人”，有助于重塑新闻理想主义，回忆其专业的策划、编辑业务能力，有助于重新审视新闻专业主义，建构专业媒体和职业新闻人的文化权威。

注释：

①⑨Carlson，M.（2007） . Making memories matter： Journalistic authority and the memorializing discourse around Mary McGrory and David Brinkley. journalism， 8（2），165-183.

②郑忠明、江作苏：《作为知识的新闻：知识特性和建构空间——重思新闻业的边界问题》，《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4期。

③陈楚洁：《媒体记忆中的边界区分，职业怀旧与文化权威——以央视原台长杨伟光逝世的纪念话语为例》，《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12期。

④《虽当严冬，犹如夏花——献给新华社编辑徐勇》，《中国记者》微信公众号京原路8号， 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080679，2019年11月28日。

⑤Zelizer， B. （1993）. Journal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0（3）， 219-237.

⑥黄顺铭、李红涛：《在线集体记忆的协作性书写——中文维基百科“南京大屠杀”条目（2004-2014）的个案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期。

⑦李红涛、黄顺铭：《“耻化”叙事与文化创伤的建构：〈人民日报〉南京大屠杀纪念文章（1949-2012）的内容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1期。

⑧kitch， C. （2005）. Pages from the Past： History and Memory in American Magazines.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⑩Meltzer， K. （2010）. TV news anchors and journalistic tradition： How journalists adapt to technology. New York： Peter Lang.

白红义：《新闻业的边界工作：概念、类型及不足》，《新闻记者》2015年第7期。

Gieryn T. Boundary-work and the Demarcation of Science from Non-science： Strains and Interests in Professional Ideologies of Scientis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3， 48（6）： 781-795.

Fournier V. Boundary Work and the （un）making of the Professions. In Nigel Malin （Ed.）， Professionalism， Boundaries，and the Workplace （pp.67-86）. London： Routledge， 2000.

Gieryn T. Cultural Boundaries of Science： Credibility on the Lin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陈楚洁、袁梦倩：《社交媒体，职业“他者”与“记者”的文化权威之争——以纪许光微博反腐引发的争议为例》，《新闻大学》2015年第5期。

刘双庆：《从排斥到分化：基于今日头条的新闻边界工作研究》，《新闻记者》2019年第7期。

曹林：《扩张、驱逐与维权：媒体转型冲突中的三种博弈策略——以兽爷、咪蒙、呦呦鹿鸣争议事件为例》，《新闻大学》2019年第6期。

白红义：《新闻權威、职业偶像与集体记忆的建构：报人江艺平退休的纪念话语研究》，《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6期。

Lewis S. The Tens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Control and Open Participa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2，15（6）： 836-866.

杨舒怡：《“大编”徐勇——新华社同事忆徐勇生前点滴》，新华社，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51495949120620453&wfr=spider&for=pc，2019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