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忠， 叶 遄， 王 昊

(福建农林大学 管理学院(旅游学院)，福州 350002)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结构优化、扩大内需、稳定就业、高质量发展成为了新的发展主题，创新创业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基石。而近年来兴起甚至遍布于我国大部分省域的众创空间在诞生之初就集创新、创业理念为一体，成为我国创新战略从构建走向现实的标杆之一，众创空间在运营观念、制度设计以及生产管理方式等维度对传统行业产生了巨大冲击，并且高质量的众创空间在有效提高创新效率、缩短创新路径，稳定、扩大地区就业，推动新旧动能变革以及区域产业转型等方面也起到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各地政府对众创空间寄予厚望的同时纷纷对认证众创空间发放财政补贴以示支持，也希望这一行为能够四两拨千斤，助力众创空间行业渡过生命周期发展阶段，具有更强的孵化能力与服务能力。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关于财政补贴是否能够促进新兴行业发展以及提升企业运营绩效一直都存在争议，因而我们通过调研与问卷调查试图找出财政补贴与众创空间运营绩效的相关关系，为政府实施精准财政补贴与财政补贴资金的管理与优化以及众创空间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供借鉴与参考。

1 文献回顾

众创空间是我国近年来继孵化器、创客空间之后在两者基础上兴起的又一新型创业实践平台。但是此类实践平台在国外早有先例，理论界关于此类平台研究也有相关文献可查阅，Jeremy Hunsinger[1]通过实地调研发现众创空间是一种基于互联网影响下形成的线下实体共享社区。之后，国内学者也对众创空间概念进行系统化梳理，例如刘志迎等[2]是中国最早对众创空间进行概念化学者之一，他认为众创空间是一种创客们可以进行共同创意、研发以及交流等活动的线下实体或线上虚拟社区。

众创空间与孵化器、创客空间相似，但又存在巨大差别，邵永新等[3]、解学芳[4]通过要素对比分析发现三者在市场化程度、团队入驻门槛、服务对象与创新性、服务内容等存在差异。刘志迎[5]通过溯源法来对众创空间形成动因进行分析，陈敏灵等[6]在对我国众创空间发展特点、趋势、规模进行描述的基础上，以创业者九大需求为核心，将我国现有众创空间进行类别划分；在服务能力层面，陈奇等[7]构建了众创空间成熟度服务能力评价模型；在运营管理层面，梅强等[8]首先等以运营管理为研究视角，通过对本土9家连锁孵化器的跨案例研究证明了运营管理与孵化器竞争力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而张丹宁等[9]则通过构建众创空间运营效率指数深刻剖析了特色众创空间产业集群现象的形成路径。此外许亚楠等[10]基于DEA-Malmquist模型，并通过聚类分析、投影分析对众创空间运营效率影响因素进行挖掘。然而更多学者对于众创空间运营管理的关注集中于运营效率的评价：劳敏等[11]运用DEA方法系统评价了浙江省2017年459家众创空间的运营效率，张锦等[12]、徐莉等[13]则分别基于生态价值观和区域创新能力视角对不同地区的众创空间运营效率进行了投入与产出的效率评价。

关于财政补贴对包括孵化器在内新兴产业绩效的推动作用，长期以来，学术界形成泾渭分明的两派：施勇峰[14]在政府激励理论研究中，得出政府支持与政策优惠等财政补贴行为对孵化器绩效起到推动作用，台德艺等[15]通过构建财政补贴与孵化器演化博弈模型，得出财政补贴有利于促进孵化器服务绩效等运营绩效层面提升；而张洪刚[16]通过对沪深证券市场经验数据实证分析发现财政补贴力度与企业运营绩效之间并没有显著关系，并且企业为寻求更大力度财政补贴，反而会将自身重心从提高企业运营效率转移至寻租，此外在基于目前中国大力反腐背景下,曲红宝[17]从政治关联视角出发，发现民营企业为获得财政补贴会寻求与政府部门更紧密的政治关联。

众创空间行业在我国尚处起步阶段，相对于创新型孵化器绩效研究领域的各具特色，国内对于众创空间运营绩效的相关研究较少；其次，大多数行业的财政补贴有效性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在众创空间行业，财政补贴是否能够促进众创空间良性发展，孵化创新型企业，稳定并且扩大就业群体，从而真正落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口号。因此，进行财政补贴与众创空间运营绩效研究势在必行，一方面能为众创空间行业发展提供有益参考，另一方面为政府相关部门优化财政补贴政策、实现精准补贴提供力所能及的建议。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次模型构建样本数据由两部分构成，分别为2019年课题组对于福建省各地区众创空间随机走访调研资料积累与2020年疫情期间通过线上问卷进行数据获取。共发放问卷633份，实际回收633份，剔除无效样本后选取389份样本数据作为本次实证基础。

2.2 评价指标

基于张建清等[18]、代碧波等[19]对孵化器构建DEA模型评价体系基础上，选取孵化绩效(3个指标)、投融资绩效(3个指标)服务绩效(5个指标)、场地运营绩效(3个指标)、社会贡献(3个指标)并借助成本结构(3个指标)与财政补贴(3个指标)构建财政补贴与众创空间运营绩效结构方程模型。

3 研究假设与概念模型

3.1 研究假设

孵化绩效：宋清等[20]认为从实质上来说，是一种面向孵化器内部孵化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由于在整个资源配置过程中，配置手段与配置方法多样性会造成整个孵化器内部孵化资源配置体系逐渐趋于复杂以及多元，孵化绩效也因此受到不同因素影响。而其中度量孵化绩效的重要指标主要为知识产权数以及在敷企业人数等。

假设H1：财政补贴对众创空间孵化绩效有显著影响。

投融资绩效：罗敏[21]认为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存在企业价值最大化与自身收益最大化的固有代理者矛盾，此外，信息不对称鸿沟导致投资者难以轻易识别出优质企业，因此为规避风险，投资者普遍根据市场均价来支付对价。另一方面，企业为获取更大数额投资将会不断提高融资成本比例。而在众创空间这个特殊企业中，这种投融资活动所形成的绩效主要体现在众创空间所有者是否有能力为入孵企业寻找到天使投资以及是否有种子基金等方面。

假设H2：财政补贴对众创空间投融资绩效有显著影响。

服务绩效：李燕萍等[22]认为各众创空间培训、交流、技术等各项服务内容的展开不仅满足了众创空间内创客以及入孵团队对于资源的需求，也实现了我国建设众创空间孵化以及培育创新能力的初衷，此外这些服务内容也能够成为很好衡量众创空间发展质量的重要参考指标。因为优质众创空间的形成与它自身良好的服务能力紧密相关，例如创业导师数量、举办活动场次、专职运营人员人数等。

假设H3：财政补贴对众创空间服务绩效有显著影响。

场地运营绩效：杜朝晖[23]在研究大型体育馆场地运营绩效时，将场地运营绩效体现方式做了以下几点归纳：场地功能多样性、场地器材完善性、利用效率高低、经营模式以及经营手段先进性等。并认为场地运营效率低下会导致资源浪费并给体育馆本身以及政府带来巨大压力，因而必须要充分挖掘并且利用现有资源，达到场馆功能和效益最大化。而若将其引入众创空间，则这种场地运营效率则体现在众创空间工位以及面积已使用率。

假设H4：财政补贴对众创空间场地运营绩效有显著影响。

社会贡献：胡振华等[24]基于利益相关者角度认为企业通过充分利用自身在产品以及技术、服务等方面优势，通过提高社会活动参与性以及与社会公众交流，来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推动社会公众核心利益的保障以及根据自身经营状况，合法经营获得企业收入，依法纳税，吸纳社会闲置劳动力，促进社会稳定。因而在众创空间中体现为纳税额、吸纳应届毕业生以及社会劳动力人数等。

假设H5：财政补贴对众创空间社会贡献有显著影响。

成本结构：鲍新中等[25]认为企业在激烈市场竞争中为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会提供独具特色产品和服务，例如产品、服务、技术以及管理人员的形象，从而形成自身竞争优势并选择不同竞争战略。而对于不同企业选择不同竞争战略，最直观体现为成本结构的差异性，例如选择优化企业内部结构来降低成本的企业会注重降低内部管理费用。因而提出以下假设：

H6：成本结构对众创空间孵化绩效有显著影响。

H7：成本结构对众创空间投融资绩效有显著影响。

H8：成本结构对众创空间服务绩效有显著影响。

H9：成本结构对众创空间场地运营绩效有显著影响。

H10：成本结构对众创空间社会贡献有显著影响。

H11：财政补贴对成本结构有显著影响。

3.2 概念模型

结合H1—H11研究假设，构建结构方程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

η=Bη+Γξ1+ξ

(1)

Y=ΛYη+∈

(2)

X=ΛXξ1+δ

(3)

其中，方程(1)为结构模型，方程(2)、(3)则为测量模型。在方程(1)结构模型中，其中η为潜在内潜变量包括财政补贴以及成本结构。ξ1为外潜变量，包括孵化绩效、投融资绩效、服务绩效以及社会贡献和场地运营绩效在内的七个变量。B为内潜变量的系数矩阵，而Γ则为外潜变量的系数矩阵，ξ则为各残差项。在方程(2)和(3)中，Y和X分别为内潜变量和外潜变量的可观测变量。ΛY和ΛX为各自回归系数矩阵，最后的∈和δ则为二者的测量误差。

最后结合结构模型和测量模型构建财政补贴与成本结构对众创空间运营绩效关系结构方程模型框架图，如图1所示。

图1 财政补贴与众创空间运营绩效结构方程路径图

如图所示，椭圆形为潜变量，本文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中共涉及包括财政补贴、成本结构、孵化绩效、投融资绩效、服务绩效、社会贡献以及场地运营绩效在内的7个潜变量。此外，长方形为可观测变量，共7个潜变量维度下23个可观测变量，其中各观测变量的指标选取如表1所示。

4 模型检验与数据分析

4.1 信度与效度检验

为验证所选潜变量合理性，运用SPSS软件对各潜变量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并以Cronbach’s Alpha来验证各潜变量信度，以KMO值来验证各潜变量的效度，具体如表2所示。从表2我们可以看出各潜变量Cronbach’s Alpha都大于0.7，其总体系数达到0.942，均大于信度检验所要求的0.6。说明本文数据具有较高可信度。而在效度层面，各潜变量KMO值均大于0.6，并且大部分大于0.8，同时P-Value值也都一致为0.000，说明了本文所选数据具有较高相关性。因而，数据通过信度与效度检验，适用结构方程模型数据分析。

4.2 结构方程分析

4.2.1 模型拟合指数

通过Amos软件，运用极大似然估计法，选取模型卡方自由度比(CMIN/DF)、拟合优度指数(GFI)、残差均方根(RMR)以及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四个绝对拟合指数和包括规范拟合指数(NFI)、非规范拟合指数(TLI)、比较拟合指数(CFI)在内的三个相对拟合指数进行模型的拟合指数分析，如表3所示。从表3中我们将模型拟合实际测量值与评价标准进行对比后发现，所有指数均在判别标准以上，模型适配度较高，不用进行修正。

表1 变量定义表

表2 财政补贴、成本结构与众创空间运营绩效信度与效度检验表

表3 财政补贴、成本结构与众创空间运营绩效模型拟合指数检验表

4.2.2 模型系数分析

通过路径分析，得到财政补贴、成本结构与众创空间运营绩效相关系数估计表，如表4所示。

综合上述系数判断是否通过显著性检验，列出假设检验结果验证表5。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1)财政补贴与投融资绩效呈显著相关且呈正向影响关系。财政补贴有利于众创空间建立自有基金或者扩大自身种子基金规模，降低入孵团队及创客融资难度。

表4 财政补贴、成本结构与众创空间运营绩效系数估计表

表5 假设检验结果验证表

2)财政补贴与社会贡献不呈显著相关。一般而言，企业经营规模与吸纳社会闲置劳动力、纳税额呈正比。然而本次问卷调查对象大多为中小型众创空间，规模效应不明显，营收能力有待提升，因此众创空间带动就业与反哺纳税能力有限，社会贡献较低。

3)财政补贴与孵化绩效、服务绩效、场地运营绩效呈弱显著相关。直接或间接财政补贴赋予众创空间现金流的同时，有利于众创空间进行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外部吸引力，减少工位空置率。此外也有利于众创空间内部建立完善的人员培训体系与科学薪酬制度，提升专职运营人员素质与员工满意度。但由于中小众创空间往往缺乏资金后续运营管理经验，未注重投入与产出转化比，导致资源配置效率较低。

4)成本结构与众创空间运营绩效不呈显著相关关系，财政补贴介入使众创空间获得了额外增量成本，增加了众创空间选择不同竞争战略的可能性，然而，成本层面综合投入提高却并未带来众创空间运营绩效层面同步提升，很可能是众创空间通过财务舞弊来虚增成本，事实上却用于进行例如谋求政治关联，寻租等其他行为。

5.2 建议

根据以上结论，为了发挥财政补贴效用，以及提升众创空间运营绩效，促进众创空间更好实现创新创业，针对政府相关部门以及众创空间运营管理者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5.2.1 对政府相关部门的建议

第一，政府相关部门在认识到财政补贴对众创空间投融资绩效的重要促进作用基础上，一方面应及时发放财政补贴，降低众创空间内部入孵企业融资难度，另一方面应界定范围、划定红线，把控补贴的深度与广度，同时厘清政府与众创空间行业二者关系，明确政府自身宏观调控者身份，防止越界，并积极推动众创空间行业竞争体系建设，深化众创空间管理体制改革，激发各众创空间竞争意识，存优劣汰，减轻财政压力，为财政补贴最终退坡做好充分准备。

第二，政府相关部门应致力于以创业带动就业，大多数企业成长以及规模的扩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既然中小众创空间短期内无法进行规模扩张，那么可以积极引导更多社会闲置资本与劳动力投身于众创空间创业活动，以量变促成质变，扩大就业群体，同时此举还能进一步刺激众创空间市场活力。

第三，政府相关部门一方面积极组织中小众创空间管理层运营管理培训，强化众创空间内部治理体系，另一方面使用积极引导众创空间合理使用财政补贴，将财政补贴用于事关众创空间核心竞争力的孵化能力、服务能力，必要时还应作出明文规定，以此实现众创空间行业的精准补贴。

第四，政府相关部门一方面应及时推动或深入财政补贴端口转变，将政府对于众创空间的财政补贴从事前补贴移至事后补贴；另一方面则在政府对于众创空间财政补贴资金事中监测以及事后监察的基础上建立众创空间专项财政补贴审计制度，定期对已获财政补贴众创空间进行专项资金审计，从而最大限度挤压众创空间运营管理者对财政补贴的操作空间，降低由于利益驱动导致的众创空间运营管理者扭曲使用财政补贴以及财务舞弊可能性，防止寻租与骗补。

5.2.2 对众创空间运营管理者的建议

第一，众创空间应致力于以创新带动就业。众创空间即为创新创业天然载体，创新能力与创业能力密不可分，因此众创空间应致力于增加创新投入，提升创新能力，异质化自身核心竞争力，促成众创空间业务领域的二次分配，从而增加众创空间存活率，进而起到稳定就业的作用。

第二，众创空间在运营绩效提升过程中应基于资源使用效率最大化原则，注重资源转化环节，提升投入与产出转化比。同时，区分主次，将钱用在刀刃上，例如众创空间孵化能力与服务能力的提升。